比毛毛更可爱的是毛毛的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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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

2021/06/02 – 3:09 下午

知音 (上集)

根据古典故事伯牙绝弦新编

毛道鹏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位母亲发现她的儿子极有音乐天赋,就把他送到当地享有盛名的一位音乐老师家学琴。学习不到一年,老师不愿教了,原因是那该子不仅学懂了所讲的乐理知识,也学会了老师全部弹琴技巧,甚至还超过了老师。

这孩子名叫俞伯牙。俞伯牙回到家天天鼓琴谱曲,听者甚多。可是时过不久来听琴的人越来越少,门庭可雀,因为他弹的曲子太深奥,没人能听懂他弹的啥。

明明他的琴声如天籁,他对他创作的每一首曲子都非常沉醉,但没人能听懂。他很苦恼,莫非这天底下没有知音乎?他不相信。

于是他背起他的古琴,终日爬山涉水,穿街走巷,尽力展示他的琴艺,然而,人们除施舍谷米外,没人驻足细听。他仍不气馁。

一天,他乘坐小舟沿着长江岸划行。是日,烟雨濛濛,岸边芳草萋萋,白鹭成群,风光旖旎无比。清风入艙,他心有触动,灵感涌上指间,一首应景抒情曲即兴而就。琴声悠扬,溶入滚滚波涛,琴声委婉,飘进丛林芦荡。

此刻,他忘却了孤寂和痛苦,越弹越激昂。太阳从云缝里出来,照着他那沧桑的脸上。忽然,他听见林子里传出一声喝彩:“好听,好听!”他从未有听到过这样的赞扬声,莫非他的耳朵产生了幻觉?他抬起头,望见树林不远处站着一樵夫正在聚精会神听他弹琴。但见那樵夫头戴竹笠,身披蓑衣,肩扛冲担,手持板斧,是足的打柴人模样。兴奋一过,他的疑虑就来了,他不相信一个砍柴人能听懂他那天籁之音。俞伯牙想测试一下。

俞伯牙弹起一首表现崇山峻岭的曲子,没等弹完,樵夫低声说:“真好,如同高耸入云的泰山,巍峨而雄伟!”俞伯牙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又弹奏一首表现流水的柔情和澎湃的曲子。樵夫忍不住拍手称道:“好听极了!前半部像涓涓细流在山间流淌,后半部广阔浩瀚,像奔腾不息的长江!”(注,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高山流水古筝曲)。

俞伯牙兴奋极了,一个箭步跳下舷艙,冲进丛林,紧紧拥抱住樵夫激动地说:“知音呀知音,你就是我苦苦寻觅多年的知音!”然而樵夫表情很平静,只是对着伯牙深情地微笑。

这个樵夫名叫钟子期。他俩席地而坐,弹琴论道,倾吐心曲,成了知音朋友。并约定每年的中秋夜  在此地相会。

一年过去,俞伯牙如期赴约。但林子里不见钟子期的踪影。一种不祥之兆向他袭来。他向乡民打听,得知一年前也就是他俩相见后的一天病逝。伯牙找到了子期的坟墓,墓碑上端端正正刻着“钟子期之墓”几个字。他悲痛欲绝,深知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了知音。他哭着在坟前弹奏一首恨别曲给他的知音听。琴声悲天呛地,哭声撕心裂肺。一曲终了,他抹干泪水,扯断琴弦,将他心爱的七弦古瑶琴在墓碑上摔成两截,并发誓永不复琴。是的,知音已去,此琴何用!

俞伯牙回家种田伺豚,娶妻生子,孝敬父母,日子过的自得其乐,对他曾经发生的事如同隔世,后百岁而终。

从此,中国汉语词典里就多了个“知音”这个词。知音与知心知己同义,但更典雅更神韵。

我旅游去过武汉汉阳月湖边上的古琴台风景区。那坐落在湖边的俞伯牙钟子期的两尊塑像形象古朴,栩栩如生。牌坊上“古琴臺”三个大字雄挥苍劲。虽经历千百年风吹雨打和无数次战乱洗礼,这座古建连同那历朝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在那个艺术长廊里留下的大量墨宝至今完好无损。这个事实说明上至统治者下至贫民对这个故事是认同和褒扬的。且看后人的一幅对联:

钟子听琴荒径入林山寂寂;

谪仙捉月洪涛接岸水悠悠。

(未完)

儿童节CDE推出儿童用药网站

2021/06/01 – 11:44 上午

今天是儿童节,早上还给了月月一些零花钱,希望她能好好读书。做一个有用的人。

为进一步鼓励研发儿童用药,药审中心网站在今天也在热点栏目开通“儿童用药专栏”,将儿童用药相关政策法规、指导原则、培训资料等予以集中公开。 儿童用药专栏地址:https://etyy.cde.org.cn。

网站也换上了可爱的粉色,看到许多CDE的评审员都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这一条消息。我们真是一点一点在进步啊。

欢迎各界积极关注“儿童用药专栏”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早上我也跟几位儿科的老师问候了一下,想起以前浙江省儿童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倪老师告诉我的,我国儿童用药现状并不乐观,专用药品短缺,近90%的药品无儿童专用剂型,大多数儿童用药时采用成人制剂,用药安全存在隐患。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ADR)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儿童ADR发生率为12.9%,新生儿高达24.4%,而成人只有6.9%。儿童用药安全问题受到关注,开发儿童专用药品、开展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对儿童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大多数儿童用药时只能简单地以成人用药的减量来解决,存在大量的不科学和不规范的现象,使得用药安全隐患巨大。根据2014国家药品不良反应(ADR)监测年度报告显示,我国儿童ADR的发生率为12.9%,新生儿高达24.4%,而成人只有6.9%。

由于缺乏儿童专用药品,许多药品都需要用剪刀或手掰把成人用的药片分成1/2、1/4,甚至1/8,“不仅不卫生,而且很难做到剂量准确”。如果是胶囊制剂更麻烦,“家长只能买一些空胶囊,把粉剂分装进去,误差更大。”

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发现,2012年4月~2013年3月期间,门诊总药品超说明书用药发生率达65%。

超量用药,代谢困难危害极大。近年来,儿童用药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多次造成儿童发生严重不良反应。2012年,原卫生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显示,中国每天有数百人死于用药不良反应,其中儿童占32%。

研究显示,我国儿童用药正面临严峻挑战。15家三级医院使用的儿科用药中,说明书标注用法用量的仅占47.3%;某大型儿童专科医院超说明书用药的医嘱占比达到53%。用药不当的背后,隐藏着儿科用药临床试验研究薄弱这一棘手难题。

现在很多药品的说明书只有成人的用药剂量,缺少儿童用药指导,儿童人群普遍存在“无药可用”、“用药不当”的严重现象。成人药品即使按年龄或体重折算后减量使用也可能会对儿童的身体造成无法预料的伤害。数据已经表明,儿童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成人高很多!要如何改善这样的局面呢?儿童药物临床研究就是个有效的途径!

可爱的倪主任常常说,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对成人有效的药物也许并不适用于儿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身体都在不断变化。甚至年龄和身体状况不同的儿童之间用药效果也存在差别。

临床研究仅仅做成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进行儿童人群研究,那就相当于儿童每次用药都在做没有观察和保护的试验,风险会很大。看来,我们还是要大力鼓励和支持以及科普儿童用药的临床研究,让更多的患儿和家长参与!!

中国的创新怎样了

2021/02/21 – 11:51 下午

上午学习了谭那边E药经理人举办的在线活动。整场会议精彩纷呈,主题集中。听了波士顿咨询公司老师的介绍,数据翔实,观点很鲜明。她谈到了现在是政策最好的鼓励创新的时代,国家加快一系列药物研发和注册报批和临床研究的法规监管,这是之前前所未有的。因此,中国新药研发整体提速,例如,根据波士顿公司的数据,2011年,IND需要33个月,而到了2019年仅仅需要11个月;NDA在2011年需要35个月,而在2019年只需要11个月,新药在中国已经做到全球同步上市,有些药物还比美国和欧洲审批的更快,审批的障碍完全扫除。

但她认为,加快的背后是临床价值的体现、医学问题的有力回答和解决才是新药研发的初心,而不是为了快而快。效率、临床价值是最关键的。谈到靶点扎堆,在批判之前首先还是要感谢一下。之前连仿制药都做不好的我们,现在连创新都“扎堆”了,这充分说明了经过十数年的积累,中国新药创新实力大增,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激情不减,全行业勤奋拼搏,不扎堆都不行了。想想又好笑又感动。

第二点是人才,老师讲,一个团队的创始人一定有一个灵魂人物,这在以前缺少海龟、缺少创新的时代,一个一个鲁先平、李革、陈力、杜莹、俞德超、王印祥等等(排序不分前后,只是这样想起来)的英雄式的人物毅然回国,创建了一个一个至今光芒万丈的中国生物制药公司,开创了先河,这些人物和人才非常重要,但是,未来一定不是看单个人才,而是整个团队、梯队的人才构建,组织架构,有没有从实验室到转化医学到临床研究到上市注册再到药物安全和药物警戒的人才,以及稳健的人才队伍和优良的企业文化,是远远比投资一个人、一个个体在未来更需要投资人注意的。此外,整个中国生物制药公司都处于一种人才短缺的状态,每次我出去见到做药人,问的都是您能帮我们找到人么?不仅中高端人才,更是一线人才也奇缺。

第三是资金,毫无疑问,这一轮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创立成长举世著名,共有1700家生物技术公司,300多家获得融资,已经实现了很早之前田源博士说的投资人其实也是做药人的观点。而且,我们还不够,因为,对比美国去年200亿美元投到生物医药公司,中国仅仅为3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远远不够,以及上市数量不够,公司销售规模不够,商业回报反哺研发不够,这些都是制约企业做大做强的原因。加之中国目前的资本还仍然偏向后期,而在美国,50%的资金都投到了早期,带着脚镣跳舞、崇尚创新和变革的冒险精神在中国仍需要培育。当然,由于靶点的扎堆,也导致了投资的扎堆。如何差异化、差异化、差异化,我觉得就是投你自己喜欢投的吧,而且投了就要坚持,不要忽左忽右,跟着创始人一起创业走下去。要么就是最新最好最快最早的,比如AI、比喻跟遗传学有关的,要么就是投有盈利能力的,如改良型、生物类似药,或者CDMO,CRO能赚钱的。

最后谈到医保,目前医保部门和制药界要认真对话和聆听对方,未来45-50%的医保基金将用于支持创新,加之商业保险的发展,创新药仍然在中国会得到应有的位置和尊重。虽然出海,海外市场也是另一块蛋糕,但是不要忘了中国市场呀,子不嫌母丑啊!!!

以上是边听边记,没有跟讲者大会确认过的。供自己留作纪念。

 

我的会就是地摊经济

2020/10/20 – 10:56 下午

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在广州举办的第三届前途汇药品持有人交易博览会。去的时候已相当晚了,但主办方前途汇的老总王华总非常的热情带我在整个会场走了一圈。

当来到他们的展厅,我被现场热闹的氛围所震撼了,只见展厅满满布置了两排展商,人头攒动。在新冠疫情下这已经算是很难得了。

主办方王总之前做过药品注册和CRO外包工作,后来开设了这个平台专门帮企业快速寻找可以转让持有人的优质生产批件、CRO在研新药、505B2等高难度技术、热门适应症通道的稀缺产品,具有创新性和临床价值的海外新药和医疗器械产品等资源。对接技术、品种转让和投融资以及人才招聘。

我万万没有想到原来有这么多的服务商需要对接项目。这说明在新的政策特别是MAH制度下释放了许多具有研发热情和实力的中小型公司,他们有的是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临床前靶点的筛选到动物实验,再到临床试验。有的专门做临床试验样品小试、中试、放大以及到产品的商业化生产服务——“一站式的CRO服务商,同时也是MAH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而广州的创新药比起上海和江浙一代发展较慢,即便有创新药,这里的CMO和CDMO也供应不足。因此,来自浙江地区的CMO和CDMO公司来到这里当然有大发展。

列举几家我印象深刻的,我来到药明康德的展位,他们商务部的负责人跟我介绍了许多知识,包括怎么去查国际热门靶点的临床研究数据,发现疗效,再通过改结构,避开专利,筛选化合物交付给客户,讲的出神入化,听的我也十分着迷。

而阳光诺和是一家新秀,他们从药物发现到化学药物多肽药物研发,再到临床资源的整合以及生物样本检测团队的构建,都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成功打造了全过程的CRO服务。

除了像药明康德、阳光诺和那样大型一站式的平台,当中有几家公司还蛮有特色和专业的公司。一是专门做泡沫制剂改良型的技术服务公司。他们针对皮肤科用药研发了气雾剂及泡沫剂液体制剂、同时还有药物合成、口服固体制剂等多个创新技术平台。例如,据负责商务的人介绍,临床上,一些头部皮肤用药可以将其从膏状改良成泡沫制剂,可以令患者的依从性提高。在越来越追求生物质量和生命质量的当下,药物越做越细,患者的用药体验越来越好,自然也会广受欢迎。

有一家是做同位素标记的联合实验室,他们原来是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素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成立的公司,现在是国内唯一可同时开展同位素标记合成药物的放射性的甲级实验室,能够提供完整的同位素标记化合物合成以及药代动力学和药理学研究的一站式服务。

一家意大利的企业代表告诉我,他们的创始人原来是EMA的官员,后来创立提供欧盟、美国FDA法规政策咨询的CRO公司,现在很多公司都愿意去美国和欧洲市场,毕竟现在国内市场在医保控费政策下越来越难了

还有一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家来自成都的海通药业。据他们的同事介绍,公司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家老的药厂——成都制药三厂。这么多年靠仿制药起步发展,到了2018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在创新转型,也因为4+7带量采购使得他们壮士断腕,“再继续生产和销售也是倒挂亏本的,只是决定转型更擅长的生产,于是改造成一家CDMO生产服务商。

虽然有些感慨,但这也是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转型,而且不同品种的生产,能够提升自我同时也能够成就客户。虽然在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痛苦,他们也遇到一些跨省的委托然后对质量的一些怀疑,但最终尽心尽力满足了客户的要求。

还有一家是专门做制药企业的环保,为医药化工行业的环保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们成功的案例包括广西桂林,华信药业福州福斯特药业乳源东阳光药业,业务范围包括原料药物污水,化学合成类药物,真的非常有意思。

一家成都的健科数据公司,真的像哆啦A梦一样,要什么能查到什么,我和沪亚的向南一会说:“帮我查查PD-1靶点有多少公司,”一会说:“查查KRAS”,一会说:“查查CD47”,一会说:FLT3,一会说SHP2,在研的各个阶段的,仿制药的,审批的,试验数据的,结果都是应有尽有。还有上个世界80年代发明的老药都能查到。创始人也是深耕行业多年,但一直很低调,他们干的都是枯燥无味的苦力活,最近跟做数据的同事聊的比较多,心里特别佩服他们。

不过最好玩的还是主办方王总,他说他们的会就是地摊经济,每次都可以促成8亿元的品种转让,技术合作等,虽然闹哄哄的,讲者也不那么的高大上,但是有用,接地气,还能碰到很多好朋友。

而我则再次感受到生物医药行业的蓬勃发展,这样的业态也促使了很多很有特色的中小型服务公司他们的诞生,CRO行业一方面继续细分,另一方面也加大聚拢。不过,唯一不变的是多快好省的微客户提供价值,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点,不下点功夫去钻研新技术是不行的,你必须比客户更专业,比他们更领先,否则怎么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我们真的太幸运太幸运了,能在这个时代,跟一些伟大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一同在这个行业里见证那么多新发明、新发现、新变革的激动时刻。

(以上文字没有经过相关企业确认,还需进一步打磨和优化)

大会致辞

2020/09/06 – 11:27 下午

难忘大会每一个瞬间。以下是我自己写的大会发言稿,留作纪念。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感谢大家在疫情下,在百忙之中来到上海,来到研发客第四届创新药高峰论坛。

2020年是一个连彼此相见都变得如此珍贵的年份。在新冠期间,我们要特别向参与抗疫的新药研发者致敬(例如昨天颁发的年度最佳合作奖礼来和君实生物的中和新冠抗体合作奖),希望有效的药物和疫苗能从研发人员的手中诞生,让人类早日摆脱疫情带来的苦难。

2020年也是中国药品审批审评改革继续深化的一年,自从今年3月以来,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新版GCP及近50个技术指导原则的频频出台,一方面彰显了药品监管审评人员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勤勉务实的工作姿态,同时也进一步显示出监管加大鼓励创新、接轨国际、加强保护临床试验受试者和提高药物安全和风险管理的意识和理念。(早上常建青老师的小组讨论也细细分享了法规下临床申报的变化,非常实用)中国新药创制和资本市场在系列利好的政策下,将迎来下一个10年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大会主席百济神州的高级研发总裁汪来博士稍后将为各位同道带来《下一个10年,制药创新属于中国》的讲演。

我们这一届大会的名字改成创新药高峰论坛,众所周知,现在是做创新药最好的时代,不久前生物医药大牛市,及那些纷纷赴港交所和科创板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法规的变革,资本的注入,更有研发人研发客们那种孜孜不倦追求创新,和解决患者治病吃药需求的热情,这个产业得以生生不息,成为真正永恒的朝阳行业,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科学家、企业家前赴后继的加入这个行业。同时,在解决有药吃的难题以后,制药人则朝着提高人民健康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目标不断进发,那就是做好药,做安全性、有效性和依从性最好的创新药,同时能让患者可及。

我最近想最多的事是,第一是如何提高效率,也就是说,时间是最重要和最宝贵的。在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后,有千千万万医疗队伍、新药研发人员夜以继日抢时间挽救生命,跟病毒赛跑。

我们看一组数据,君石生物的新冠中和抗体仅用了4个月就把抗体筛选出来,并完成了小试、中试、放大进入了临床试验。全球新冠疫苗研发,从今年1月到现在,在8个月的时间,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初步解决,把以往疫苗研发需要5年的时间压缩到18个月完成。在重大灾难和疾病面前,新药研发的速度和质量就是一切。

我们还可以看一组数据,根据CDE的年报,中国CDE在2019年共批准了10个1类新药,58个进口原研药,有253件药品注册申请被纳入优先审评程序,82个品种加速获批上市。截至2020年8月7日,共计有2475项临床试验申请通过“默示许可”,而光是《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后,7月一个月就受理了43个新药,其中一类化药共计21个品种。这也充分反映出创新药研发的速度和效率之高,都是中国制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满足质量,又快又好的做好药、审评好药的背后,是团队平日功力的积累,是能力的体现、也是鼓励创新的机制体制的支撑。

那么,当整个药监审评都在提速,如何又快又好的开发新药呢?相信通过这两天的会议,您能得到答案,正如汪来博士对我说,百济神州的远景、人才、团队、资金、好产品和养兵千日的沉淀,促成他们真正做出好药走向国际。

说到速度和效率,研发客的报道也想把最新最有深度的话题带给大家。因为你看新药研发有了快速通道,研发手段也有了AI新技术的帮助,而我们怎么样提高自己报道的质量和速度呢?如果在场的老师有好的想法不妨跟我们的同事交流。

我第二件事情想的比较多的是,如何抓住工作的重点,如何安排优先排序,挑出在某一定阶段里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对于新药研发,从小分子、大分子再到肿瘤免疫、细胞治疗、基因治疗,从best-in-class到first-in-class,从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新分类的1.1类到5.1类,面对这么多的赛道,什么才是研发的重点?什么是立项之本?哪一款新药是公司的重点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做首创新药?为什么要做改良型新药?仿制药的空间又在哪里?我想这些都是创业家的脑海里思考的。

不同类型的公司在立项时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如小型biotech立项的目标可能是为了快速融资或IPO,而大型制药企业是为了产品上市并与公司其他管线产生协同效应。立项的重点有临床需求、靶点科学性、专利情况、竞争和市场分析等。

我最近跟不少的老师交流,他们都说,研发立项、项目推进永远都是他们的工作重点。跟我们研发客一样,有好的、有价值的内容和文章,永远是记者编辑头脑里的第一要务。

既然时间是如此的宝贵,我就不在这里再耽误大家了。我们感谢所有讲者的参与,感谢为我们精心准备课件ppt,您的光临使得本次活动更加精彩!衷心希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制药企业在世界的舞台上暂露头角,做出好药,为全球患者造福,为中国生物制药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一晚,耀眼的光芒

2014/05/20 – 4:59 下午

让我继续梳理和回顾最近做的一些栏目和文章。

《忆张江》的第二期,在微博上发布以后,被人称赞为“经典”系列。记得4月初收到建新的稿子,他的开头就特别吸引我,一下子把人带到了另一个画面。

标题原来是“张江之夜”。我因为太喜欢那描写实验室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比喻中国研制的新药必将有一天在国际绽放光彩)的句子,将标题改成,“那一晚,耀眼的光芒”。同事读后说不通,主语要前置,变成“光芒特别耀眼”,送审后,总编将“那一晚”改成“那晚”。

看来每个人的语感和节奏是不同的。

建新的老友礼来的Tony在邮件里表示撰写这一栏目的压力非常之大,要细细琢磨,我用下一个撰稿人介绍这期的作者,就好像两个主持人接龙发问,这也是编辑手法上的一种创新吧。

建新后来说再读一遍觉得比较"随笔",结构上松散了一些。我觉得还好,建新为了这篇文章,查找了很多资料,走访很多当时参加“张江之夜”的人,包括一些当地华人媒体早年的老报纸,再现当年的场景,把湾区大幕拉到读者眼前。

巧的是,建新是我们报社社长陶剑虹的大学同学,陶所说起他,称建新在大学时候就非常出色的一个人,“但是那个年代,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啊!”陶所读完这篇文章很有感触。

关于“张江之夜”,与张江有很深渊源的金克文博士后来告诉了我更多细节:

在旧金山年会后,时任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付总于宁尼、William Keller和克文在第二年又组织在费城与芝加哥的张江美国路演,拜访了众多美国大药厂研发高层与留学生社团,帮张江招募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用克文的话来说,“我们把北京彻底打败”。

2005年,上海市政府为克文颁发了“白玉兰奖”。

对于此殊荣,克文在邮件里只是“呵呵”结尾,感觉他骄傲又谦虚。

我则很高兴,一个小栏目,引发这么多人的讨论和回忆。

《那晚,光芒特别耀眼》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5/05/content_208524.htm

大数据文章也是上个月的一篇实地采访文章,这个数据园区我在一年前去过。这次又去,为了这个话题,请教了不少专家,让樱子列了满满大堆提纲(问题见下),只能抛砖引玉,引出临床试验大数据这个概念。

这篇文章的开头是我和同事的经历,我们从广州飞上海,再从虹桥坐火车到嘉兴。

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回想起来,上海虹桥火车站很是气派,我们看到远远驶进站台的火车,兴奋不已。尽管大喇叭里不断说:“火车进站时,请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请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我们还是拉着箱子小跑了一阵。一边跑,一边跟着大喇叭喊:“请广州来的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请广州来的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

出差的乐趣就在于,在采访忙碌之余,旅途过程中有很多美好的小细节值得回味。

后来就把自己坐火车的经历用到了文章开头GSK郑博的头上了。

《争夺临床试验大数据蓝海》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5/07/content_208588.htm

DSC03223

我在占地18亩的嘉兴数据园区留影。

第三个小栏目是和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合办的CDE评述。第一篇是约请药理毒理部部长王庆利写的文章《创新药审评的逻辑结构要点》。

这个栏目已经在中心内部得到传播,我一次见到生物统计部的黄钦部长,正打算跟他详细介绍,他说,我知道,就是那个“部长论坛”。部长论坛!这个好名字我怎么没有想到?

栏目也得到了中心主任许嘉齐的大力支持。“相信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会把药审工作开展的更好。”这是他在上任不久后道出的心声。许主任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一尺不如干一寸,这句话也常常让我思考自己的工作本质。同时他还勉励我们,要多给业界奉献更高品质的精神食粮。

《创新药审评的逻辑结构要点》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5/07/content_208588.htm

《大数据问题提纲》

问题主要围绕数据管理或大数据在建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技术、人力资源、资金、战略以及法律上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要进行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或建立临床试验大数据,优点和缺点,及外部环境的机会和挑战。

1.您如何定义临床试验大数据?什么临床试验大数据?结合新药开发产业链条,临床试验大数据需要关联的数据包括哪些部分?大数据对原始数据有哪些要求?

2.临床试验大数据和传统的数据整理收集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知道受试者的数据是因人而异的,数据的呈现方式乍一看可能杂乱无章,数据管理怎么让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的?(以上问题请被采访者打个比方简述)新的方式具有哪些以前没有的优势?

3. 大数据会优化临床试验过程吗?临床试验的管理程序上需要作出哪些调整才能适应大数据的要求?会不会和现有的临床试验标准产生冲突?

4.您认为大数据会节约临床试验成本和加快新药研发速度吗?为什么?在大数据环境下进行的临床试验是否会指导新药上市后在临床上的使用更有针对性?为什么?

5.出现意外情况时,大数据会不会把意外事件的影响放大,大数据会使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更加灵活还是更加困难?它是怎么帮助做好临床试验风险管控的?

6.数据的共享上是依赖社会群体的自觉行为,还是需要相关部门进行相应的立法?

7.在人才上企业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是等待学校的培养,还是由企业进行人才的培养塑造?

8. 临床试验大数据的建设需要CRO和制药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吗?在实施大数据战略是在公司部门结构和管理上要有那些相应调整?

9.中国2013年出台《规范药物临床数据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规范着手规范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目前我国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处于一个什么水平阶段?目前大环境中不同的医药部门比如临床试验的相关单位,包括医院、制药企业和CRO公司,他们的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普遍发展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10.近期,临床试验有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那么对比于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在临床试验数据外包这方面存在怎样的优势和劣势?未来还需要怎么做才能更有吸引力?

重回长文章阅读

2014/04/21 – 3:43 下午

成成帮我老爸弄了一个微信,老人家也加入新媒体通讯的行列。

他的同学转发他一个链接,还附上一段语音,“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转发给您看看,有时间再聊。”

老爸收到后,很认真的对着微信说“发来的文章收到了,我找时间一定会细细读”。

这一来一回让我觉得很温馨,即便是发微信,让老人家们演绎的十分经典和真情。

这个动作让我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到人家家做客,主人家会给你倒茶,削苹果,再拿出自己家人的相册,给你分享。

报社前段时间也在讨论微信时代传统报纸的挑战,在碎片化的阅读时代里,重回大策划,长文章阅读和手插画,也蛮有意思。

《肿瘤免疫疗法:三十年磨一剑》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4/18/content_207700.htm

医院门槛不再难跨

2013/12/04 – 11:41 上午

DSC02627

这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照的,这篇文章的开头也是在那儿写的。就这么三行。

当时的采访只开了一个头,就想着随手记录一些最直接的想法,以免以后忘了。

写下来的东西也很口语化,比如,“要问思默是干嘛的,”这句,当时就这么写的,本来想在上版的时候改成更书面一些,不过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口语就口语一些吧。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3-12/04/content_202272.htm

新加坡临床试验:规范,上道

2013/11/04 – 3:53 下午

喜欢“规范,上道”这个题目,这是我在吉隆坡机场获得的灵感,当时正准备返广州,结束第一次的东南亚采访。

我记得两件事。去白云国际机场时,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河南师傅,他问我坐飞机的感觉是怎样的,他拉了许多的客人去机场,自己从来没坐过飞机,他看上去上了年纪。

从吉隆坡的酒店到机场的路上,开出租车的马来西亚司机告诉我他已经去了英国3次,他看上去跟我一般大。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微信,自觉写的很押韵,也放在这里。还没去之前,我就在办公室给很多同事唱过这首粤语歌。

“哪里会是个天堂/新加坡/哪里会有愉快面庞/让我看见世上美好新境界/我要说声/新加坡。”

90年代新加坡旅游局在香港电台的广告曲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哼哼唱唱,好像真的是这样。

——冬蕾的微信

规范,上道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药物临床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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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上一蓝一黄的大脚印,指引您去各个科室和大楼;咖啡厅、面包店、自选药房、儿童活动区和购物商场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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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凳上刻着著名雕塑大师陈瑞献的作品——I carry your heart to the river of songs,石凳供人们休息;

这里并不严肃,不像是打针吃药的地方,洁白的墙壁上用英语写着:我们的病人,我们的专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骄傲;

华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白人讲着四种语言在走廊和病房之间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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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NUH)。受该院之邀,我们来到其下属的 “旗舰部门”——临床研究部(IMU)。IMU在临床研究方面有着骄人的成绩,它主导了100多项在国立大学医院内部实施的临床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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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副主任黄文银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就临床研究而言,新加坡规范,上道;社会发展环境也对此作了重要的影响和贡献。”

问:借助优越的地理环境,跨国制药企业在新加坡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多中心试验。请您介绍您的部门在临床研究方面的情况?

黄文银:2010年,国立大学医院主持了28项由主要研究者(PI)发起的临床试验和25项由药厂资助的新药临床试验,大约有4744名患者参与了这些试验。IMU是一个重要的部门,该部门的设立是为了整合国立大学医院的临床研究项目,促进实验性药物和医学研究发明转化成让患者受益的治疗手段。

IMU着眼于开展符合新加坡GCP要求的临床研究工作,专注于早期研究,包括针对新颖药物和诊断工具的概念验证(PoC)试验,Ⅰ期和Ⅱa期试验。此外,IMU还组织各种研究,如针对生物标记物和疾病机制的研究,以及生物成像分析。

问:你们的研究经费来源是怎样的?

黄文银:过去4年来,我们获得了可观的研究经费,其中包括卓越研究中心在2008年向癌症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资助,7年内资助的金额达1.72亿美元;从2008年开始的5年内的3项临床转化研究资助,用于对胃癌、代谢医学和眼科疾病的研究,每项资助金额达到2500万美元。

2010财年,我们从新加坡国家医学研究委员会(NMRC)、新加坡生物医学研究理事会(BMRC)等大型机构获得总计6080万美元的资金。

问:如何鼓励临床医生、基础科学和临床研究人员紧密合作?

黄文银:我们的研究人员针对新加坡和亚洲一些常见疾病展开研究工作,通过早期诊断和延缓疾病的策略,提高预防的有效性。

科研人员专注于自身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世界领先水平的研究项目。加强与本地和国际的合作关系,研究项目还会与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联系在一起。IMU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多学科研究的协同效应,支持个体研究的创新力。

问:新加坡在亚太乃至世界临床研究领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黄文银:所有新加坡公立医院都设立了各自专门的临床试验部门,以配合在院内开展高品质的临床试验。

我们致力于掌握亚洲人的表型特点,加快生物标记物和药物开发,建立概念验证(PoC)和疗效证据。这一点至关重要,让新的基础研究与患者密切相联。这将使我们具有开发个性化药物的能力,并与西方的研究互为补充,从而有利于亚洲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性医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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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新加坡人口少,病人资源少,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黄文银:的确,新加坡人口少,因而在患者资源方面有所限制。然而,由于人口是多种族的,我们很容易招募中国、印度、马来族、欧亚裔/混血等不同人种的受试者,这有利于某些类型试验的开展。虽然我们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但因国家小,通讯网络发达,我们随访病人非常容易。此外,我们的物流、交通十分便利,加上国家对临床试验受试者的教育培训到位,大家都非常懂临床试验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癌症病人,他们都有强烈的意愿参与临床试验。

为了增加病患资源,新加坡政府在2003年推出了一项医疗计划,吸引邻国的病人到新加坡享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并鼓励患者参加在新加坡开展的新分子实体药物的临床试验。

问:对于临床科学家的培养,你们有什么计划?

黄文银:我们聚焦5个疾病领域:癌症、代谢紊乱、感染性疾病、神经科学和眼科疾病。选择这些疾病领域的原因在于它们与新加坡面临的医疗挑战息息相关;新加坡鼓励临床医学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一起,通过设计和开展临床试验找出疾病原因并改善治疗手段。新加坡还设立临床科学家奖和新加坡转化医学研究奖。

(感谢Lin Yuchen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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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而有洞见的政策制定
拥有400多万人口,25%以上是外国公民的“花园之国”新加坡,其完善的医疗体系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新加坡医疗保健系统通常被认为是全球最先进、最成熟的医疗系统之一。

由于较少的人口和有限的自然资源,深刻而有洞见的政策制定和战略发展规划成为新加坡崛起的关键。

在20世纪下半叶,新加坡主攻电子和化学制造领域。从21世纪开始,随着低成本的经济优势慢慢流失到邻近的发展中国家,新加坡致力于转型成一个知识型经济国家,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

生物医学遂成为新加坡的第四支柱产业,与电子、工程和化学制造齐头并进。在短短十年,新加坡在生物医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临床研究。该国已成为跨国药企在全球开展临床试验活动的亚太枢纽。

我们在樟宜综合医院的临床试验中心看到,I期病房面积占地835平方米,可容纳20名受试者住宿过夜。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临床研究部副主任黄文银告诉我们,对于患者的广泛教育令临床试验在新加坡的开展变得容易。

为提高临床试验的竞争力,新加坡政府还给予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为跨国制药企业和CRO公司提供便利。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全东南亚最低的地区之一,并持续降低,目前为17%。

丰富的专业人才,理想的商业氛围,健全的监管体制,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作为亚太经合组织GCP协调中心秘书处这一近水楼台的独特优势,都使新加坡成为亚太开展临床试验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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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宜综合医院。

新药审批的唯一注脚

2013/04/11 – 5:40 下午

报社同时在做两个策划,一个关于普药,一个关于新药。

主任催稿的时候问我,新药的策划啥时候弄好?坐在前面一个记者说,我的普药都没写好。“普药都搞不了,新药更别提了。”我让主任别着急。

我和海洋同时采访同时写稿,但具体文章的落脚点我们之前没有怎么交流,直到两人稿子写出来一看,观点非常相似。

她采访的前FDA官员李宁博士说,从CDE角度来看,你不是保险公司,不是发改委,是技术审评机构,有没有临床需求是第一条要牢牢把握的。在FDA的新药审评中,从来不问这个药的价格,而是它能不能给你所想要给的病人临床获益。这一点是要牢牢掌握的。

我跟培培主任短短的电话交流里,也特别提到什么是临床价值。我跟海洋抱抱说,如果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是专注你自己,知道你是谁。她也认为,跟心理学层面的反求诸己一样。

 

 

 

有效性和安全性为基础的效益风险比,是上市的唯一标准。其他任何因素,不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都不是CDE在决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

 

新药审批的唯一注脚

 

帕拉米韦注射液在H7N9禽流感疫情流行之时通过了生产现场检查获批上市,引发行业热议:国家的药品审批机制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和药物创新环境,进而影响到整个医药产业发展的效率与走向。

事实上,该药的技术审评已于去年12月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完成。4月7日,CDE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帕拉米韦注射液”审评概述。长约1700字的论述透露出一个信号:每一个新药的审评结论,都是对这个机构评审能力的一次挑战。在批准一个新药上市前,CDE必须清晰地告知公众,该机构是基于什么数据和实证作出“批”与“不批”的决策的。

临床急需紧扣安全风险

当今,全球药物创新的首要领域就是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在药物创新进程中须经历的“临床准入”和“市场准入”两个节点上,CDE发挥着鼓励创新和控制风险并重的作用。而加快新药审批、建立创新药临床研究IND审评机制,正成为企业最大的心声。

我国自建国以后建立了药品标准管理制度、药品检验制度,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了上市药品的审评制度。随着我国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医药经济的进步,这一制度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以药监体系内部的力量所倡导的审评机制改革已经开展了十多年,以CDE的资源和能力所开展的内部调整和改革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已进行了4次。

年初《关于深化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进一步鼓励药物创新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指出,完善审评审批机制,加快创新药物审评。为此,《征求意见稿》提出三条措施:一是鼓励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创新;二是调整创新药物审评技术要求和规范;三是优化审评流程,提高审评工作效率。创新药物研发和审评应当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在关注物质基础的新颖性和原创性的同时,更加重视临床价值的评判。

然而,什么样的药物是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什么样的药品有可能满足未能满足的医学需求?对此,CDE负责人坦言,通过快速审评通道鼓励创新的新药能否降低药价,这是公众的热切期待;另一方面,企业的创新药批出来以后如果不能进入医保,遭殃的还是企业。CDE对于临床需求的评估体系,决不能抛离于现实环境自我定义一个“临床急需”,审评的决策一定是基于有效性和安全性为基础的效益风险比,这是决定一种药物能否上市的唯一标注。其他任何因素,不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都不是审评员在决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

据介绍,CDE正在加紧与中华医学会就药物流行病学、临床急需用药方面进行一系列合作,旨在将用药需求的信息从临床终端反馈至新药研发上游,审评机构、工业界和临床界将系统评估新药“临床价值”的内涵,为审评什么样的药品、不审评什么样的药品找到依据。

CDE负责人认为,相较于欧美,药品市场价格机制比较健全,药价因素是由市场、医疗保险来进行调控的。而这些工作,发达国家均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行政审批与技术审评权重

年初发布的另一份“重磅”文件——《2012年中国药品审评报告》除了展现大量行业为之关切的重点审批品种和数据以外,作为中国药审制度建立以来第一份“白皮书”,并由CDE发布,其背后的政治意义重大。

“长期以来,将药品技术审评等同于行政审批的管理思维制约了我国药审事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开发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认为,中国的药品审评人员人数和审评收费不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与国际上中等国家的水平相差甚远,审评人员严重短缺,极低的收费导致大批低水平药品申报占据了大量的审评资源, 必须要认真研究探索药品技术审评工作的本质与规律,要将技术审评管理与行政管理区别开来。

宋瑞霖的观点在《报告》中得到印证,《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审评堵塞的核心矛盾在化学药,而化学药的核心矛盾依然在仿制药。我国仿制药申请量高、仿制药重复申请严重、工业化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副委员长在去年的 “国家创新药物发展政策专家座谈会”建议,可以采用国际通行做法,通过提高审评收费的方式,进一步规范药品申报,使那些创新性强、临床急需的药品能够尽快得到审评。审批收费标准太低,致使一部分企业随意申报,挤占了许多审评资源。但有学者随即指出,将技术审评管理与行政管理区别开来,收费工作也是一样,不能将技术审评收费与行政管理收费混为一谈。不能用收费高低来谈企业负担,低收费基础上的低效率,排队一排3 年,这对企业发展而言实际上是最大的负担。

中国药品注册审批制度的船头正在渐次调整。所有有关创新扶持政策能否到位,也令CDE倍感挑战。如何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何跟其它角色互补互动交流?如何把引领创新的思考更加准确、清晰、全面地传递给国内外企业机构及其它部委?上述种种问题和挑战丢给的不仅仅是C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