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毛毛更可爱的是毛毛的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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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盘莉: 屌丝中的一位飘过,在上海打拼,必须要有梦想的支撑
  • donglei: 上次见到两个新审评员,一个来自保诺科技,一个来自恒瑞。来自研发单位的也许会多起来。谢谢回复。
  • kevinhh: 深有感触,CDE审评员的药品评审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平心而论CDE审评员当中具备企业研发经历的并不多,就跟GMP检查员很少从生产企业出来是一样的。我国应该建立一支审评员和检查员专职队伍,并且应放开渠道从生产企业招人,这才是技术监管的方向。 当然,现在的体制下,编制办给不了那么多的位置...
  • donglei: Brian,今天才看到你的评论呢,谢谢你的关注。
  • 盘莉: 哈哈,圣诞老人给清月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 红魔: 那天在天桥上碰到清月,长大了喔,妈咪接放学还买好嘢食,哈哈,祝大家都happy啦!!!
  • brian: 毛毛,非常喜欢你从会上发的报道。特别是那篇讲述几名行业人士以及他们的感触,影响特深,过目不忘。将继续关注你的未来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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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2014/03/17 – 9:00 上午

gatesfoundation2013-11-4

去年11月尝试跟盖茨基金会联系, 在曼哈顿咨询公司的王进老师的引荐下,认识了盖茨基金会在北京的新闻部的同事。

写这份采访提纲,看了大概5万字的资料,从采访比尔盖茨到叶雷的文章都不放过 ,写完这份提纲,才发现自己像在讲一个故事,文章和采访也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这是医药界的报纸第一次采访盖茨基金会,从问题设置一开始,就力求从一个与大众媒体不同的角度切入,亮亮相也很不错。

想说的是,这是第一次在采访提纲中较为“高调”地附上自己的照片,加上了单位的抬头,小成成帮我排的版,并转成PDF格式,很正式的样子发走了。

四个月后,得到了叶雷博士和新闻部同事的答复。盖茨基金会也首次走入医药界的视野。

《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3/14/node_4181.htm

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本报记者 毛冬蕾
2013年的中国疫苗,不得不提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称中生集团)旗下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这一事件,让其背后的资助团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走入医药界视野。
从2006年盖茨基金会投资中生集团成都所,到目前取得阶段性成功,这些年在硬件改造、资金投入、提升管理水平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合作上,盖茨基金会与中生集团经历了哪些磨合?
2014年2月,我们得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叶雷博士的答复,他对这一案例及基金会未来在华的疫苗合作进行了解读。
“改变制度、改变环境、改变政策这些更加根本和长远性的事,其实更需要有人做。尤其是资源充沛的政府要改变观念,盖茨基金会将借鉴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一定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极大改变。”
帮助适应国际标准
记者:现在回想这一合作案例,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雷:7年前,盖茨基金会投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生集团,进行新疫苗研发。在获得投资后,中生集团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进研发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建设。盖茨基金会在做的,是帮助中生集团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
3年前,中生集团成功研发出新型乙脑疫苗。这种疫苗在印度等高流行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大的需求量。现在,疫苗研发成功,中生集团也具备符合世界标准的疫苗研发水平和条件,必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去年10月,该疫苗正式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首次获得大量供给全球市场的资格,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
记者:这一事件引发了疫苗行业更多思考。中国是疫苗生产和使用大国,但并非疫苗研制、生产和销售强国。盖茨基金会在选择与中国疫苗企业合作时,遵循什么样的评估体系?
叶雷:中国在为本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药物和疫苗上拥有巨大潜力,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并要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这与任何企业寻求进入全球市场一样,需要巨大的前期成本。
我们选择了解中国并善于把握国际机会的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开拓全球市场。
一半的钱投在疫苗
记者: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提及,盖茨基金会逐渐从“受款者”向“承包商”转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比如疫苗系统研发,基金会可能召集最好的人才自己组建新的机构来做。基金会未来在中国疫苗领域还有哪些资助计划?
叶雷:比尔·盖茨先生坚信疫苗的力量。他曾撰文说:“疫苗是成本低廉、简单易行的工具,每年能够挽救约140万儿童的生命,并防止数以千计的儿童免于传染病所致的瘫痪或残疾。疫苗是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和盖茨一样,我们也对疫苗研发满怀信心。这个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开始在中国涌现。
可以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而其中一半的钱都投在疫苗。之所以选择疫苗,是因为在南亚、非洲和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而疫苗是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之一。在非洲,约45%的孩子死于腹泻和肺炎。在欧美,有非常好的疫苗可以实现这两种疾病的免疫。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非洲普及,将有望把因这两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降低至少1/4,这是非常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疫苗价格太贵了。肺炎疫苗一针约100美元,一个孩子出生后要打三针,合人民币约2000元。这个价格,一般中国农村老百姓是不可承担的,非洲更甚。
盖茨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投资两三家公司,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之改善生产条件和研发能力,开发新的肺炎疫苗。新疫苗研发成功后,刨去高昂的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可以用极低的合约价格出售。如果我们能使肺炎疫苗价格降低到3美元,盖茨基金会就无需再出资,贫困国家政府使用联合国或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就可承受疫苗费用,进而在国内扩大免疫范围,降低死亡率。
中国战略逐步转型
记者:中生集团的成功案例给了中国制药行业很大信心。盖茨基金会锁定的三大领域,以艾滋病、疟疾、结核等致命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新药研发为主,但对于临床急需的创新药物,对于中国新药研发创新的国际化投资战略,基金会有否这方面的考虑?
叶雷:我们办公室在2007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支持中国的项目,包括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等。大部分的境外非赢利或慈善机构,也都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一些重大的健康和发展问题。这个使命在我们基金会至今还有,但在中国的工作却逐步转型——越来越多地探索怎样靠中国自己的实力,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您提及的任何新的研发合作机会,我们都严格按照基金会的标准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资助计划的制订是基于具体的战略框架,主要用于研究关键性解决方案和研制目标产品,其最终目标是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人们的生活。凡不符合标准的项目,盖茨基金会都不会考虑提供资助。
商业“投资”为穷人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提及,慈善作为一种非赢利的产业,也要讲究产出,应该用一种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要测量需求,设定目标,制定策略,检测结果,收集反馈,然后调整策略。与其他基金会相比,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有何独特之处?
叶雷:最大的特点在于运作模式,很像是商业“投资”——为穷人投资。
没错,盖茨基金会是个慈善组织,但也可以看做一个投资机构。不过,和直接将资金捐赠到受助对象手中的直接性投资模式不同,我们采用的是间接性投资方式。而目标人群也是很大的,即全世界的贫困人群。
在市场经济里,很少机构会为这些人投资,因为投资回报无法保障。因此,盖茨基金会是代表这些贫困人群做投资。我们把资金投入到有发展潜力和改善穷人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产业上。
我们投资的产出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如疫苗、新药、诊断工具等。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到达穷人,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操作上看,我们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区别不大,但不会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的穷人可以受益。在这个模式下,受益人并不知道是因盖茨基金会远在上游的投资项目而受益,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改善。
战略导向型管理
记者:您在北京办事处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和一线员工一起同坐在一间大房间里,您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后面——并且很高。您能分享一下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
叶雷:我的管理风格是战略导向型。战略计划是衡量工作是否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唯一标准。只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计划,才能制定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正确的评估标准,进而取得有据可循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了解所做的是否真正带来了改变。它允许我们根据所收到的反馈,随时修正工作。制定了正确路线,才能帮助员工和合作伙伴确定途径以实现目标。
记者:在《上海日报》对盖茨基金会的报道上看到这样一段关于您的描写:Ray Yip(叶雷)
is a man constantly on the move.His work is
non-stop, described in a self-deprecating way as
“busy, but always challenging and fun.”
这些年,您在中国奔波“做慈善”,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叶雷:我希望帮助中国发挥自身的潜力——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已大大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进步大潮中的一份子。
我期待中国生产的药物比任何现有进口的、国际市场上领先制药公司生产的药物更好;并且希望中国生产的健康产品在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方面占主导地位。

2013年的中国疫苗,不得不提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称中生集团)旗下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这一事件,让其背后的资助团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走入医药界视野。

2006年盖茨基金会投资中生集团成都所,到目前取得阶段性成功,这些年在硬件改造、资金投入、提升管理水平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合作上,盖茨基金会与中生集团经历了哪些磨合?

20142月,我们得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叶雷博士的答复,他对这一案例及基金会未来在华的疫苗合作进行了解读。

改变制度、改变环境、改变政策这些更加根本和长远性的事,其实更需要有人做。尤其是资源充沛的政府要改变观念,盖茨基金会将借鉴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一定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极大改变。

帮助适应国际标准

记者:现在回想这一合作案例,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雷:7年前,盖茨基金会投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生集团,进行新疫苗研发。在获得投资后,中生集团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进研发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建设。盖茨基金会在做的,是帮助中生集团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

3年前,中生集团成功研发出新型乙脑疫苗。这种疫苗在印度等高流行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大的需求量。现在,疫苗研发成功,中生集团也具备符合世界标准的疫苗研发水平和条件,必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去年10月,该疫苗正式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首次获得大量供给全球市场的资格,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

记者:这一事件引发了疫苗行业更多思考。中国是疫苗生产和使用大国,但并非疫苗研制、生产和销售强国。盖茨基金会在选择与中国疫苗企业合作时,遵循什么样的评估体系?

叶雷:中国在为本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药物和疫苗上拥有巨大潜力,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并要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这与任何企业寻求进入全球市场一样,需要巨大的前期成本。

我们选择了解中国并善于把握国际机会的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开拓全球市场。

一半的钱投在疫苗

记者: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提及,盖茨基金会逐渐从受款者承包商转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比如疫苗系统研发,基金会可能召集最好的人才自己组建新的机构来做。基金会未来在中国疫苗领域还有哪些资助计划?

叶雷:比尔·盖茨先生坚信疫苗的力量。他曾撰文说:疫苗是成本低廉、简单易行的工具,每年能够挽救约140万儿童的生命,并防止数以千计的儿童免于传染病所致的瘫痪或残疾。疫苗是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和盖茨一样,我们也对疫苗研发满怀信心。这个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开始在中国涌现。

可以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而其中一半的钱都投在疫苗。之所以选择疫苗,是因为在南亚、非洲和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而疫苗是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之一。在非洲,约45%的孩子死于腹泻和肺炎。在欧美,有非常好的疫苗可以实现这两种疾病的免疫。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非洲普及,将有望把因这两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降低至少1/4,这是非常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疫苗价格太贵了。肺炎疫苗一针约100美元,一个孩子出生后要打三针,合人民币约2000元。这个价格,一般中国农村老百姓是不可承担的,非洲更甚。

盖茨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投资两三家公司,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之改善生产条件和研发能力,开发新的肺炎疫苗。新疫苗研发成功后,刨去高昂的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可以用极低的合约价格出售。如果我们能使肺炎疫苗价格降低到3美元,盖茨基金会就无需再出资,贫困国家政府使用联合国或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就可承受疫苗费用,进而在国内扩大免疫范围,降低死亡率。

中国战略逐步转型

记者:中生集团的成功案例给了中国制药行业很大信心。盖茨基金会锁定的三大领域,以艾滋病、疟疾、结核等致命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新药研发为主,但对于临床急需的创新药物,对于中国新药研发创新的国际化投资战略,基金会有否这方面的考虑?

叶雷:我们办公室在2007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支持中国的项目,包括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等。大部分的境外非赢利或慈善机构,也都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一些重大的健康和发展问题。这个使命在我们基金会至今还有,但在中国的工作却逐步转型——越来越多地探索怎样靠中国自己的实力,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您提及的任何新的研发合作机会,我们都严格按照基金会的标准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资助计划的制订是基于具体的战略框架,主要用于研究关键性解决方案和研制目标产品,其最终目标是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人们的生活。凡不符合标准的项目,盖茨基金会都不会考虑提供资助。

商业投资为穷人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提及,慈善作为一种非赢利的产业,也要讲究产出,应该用一种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要测量需求,设定目标,制定策略,检测结果,收集反馈,然后调整策略。与其他基金会相比,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有何独特之处?

叶雷:最大的特点在于运作模式,很像是商业投资”——为穷人投资。

没错,盖茨基金会是个慈善组织,但也可以看做一个投资机构。不过,和直接将资金捐赠到受助对象手中的直接性投资模式不同,我们采用的是间接性投资方式。而目标人群也是很大的,即全世界的贫困人群。

在市场经济里,很少机构会为这些人投资,因为投资回报无法保障。因此,盖茨基金会是代表这些贫困人群做投资。我们把资金投入到有发展潜力和改善穷人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产业上。

我们投资的产出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如疫苗、新药、诊断工具等。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到达穷人,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操作上看,我们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区别不大,但不会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的穷人可以受益。在这个模式下,受益人并不知道是因盖茨基金会远在上游的投资项目而受益,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改善。

战略导向型管理

记者:您在北京办事处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和一线员工一起同坐在一间大房间里,您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后面——并且很高。您能分享一下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

叶雷:我的管理风格是战略导向型。战略计划是衡量工作是否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唯一标准。只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计划,才能制定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正确的评估标准,进而取得有据可循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了解所做的是否真正带来了改变。它允许我们根据所收到的反馈,随时修正工作。制定了正确路线,才能帮助员工和合作伙伴确定途径以实现目标。


记者:在《上海日报》对盖茨基金会的报道上看到这样一段关于您的描写:Ray Yip(叶雷)is a man constantly on the move.His work is non-stop, described in a self-deprecating way as “busy, but always challenging and fun.”这些年,您在中国奔波做慈善,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叶雷:我希望帮助中国发挥自身的潜力——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已大大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进步大潮中的一份子。

我期待中国生产的药物比任何现有进口的、国际市场上领先制药公司生产的药物更好;并且希望中国生产的健康产品在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方面占主导地位。

二年四班课间

2013/07/15 – 4:21 下午

上个星期,我到月月的学校帮他们拍一张集体照,班上有一个同学下学期要转学,她的妈妈想拍照留作纪念,加上二年级的课程也快结束了。

DSC00683

DSC00807

黑板报,月月也参与创作。

DSC00806

玻璃窗上的小装饰。

人的故事

2013/06/13 – 3:56 下午

相信您已读过不久前发表在我们报上的文章《苏岭:换个镜头看人生》。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3-05/20/node_4186.htm

也是在去年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何大一教授的专访,之后,便打算若有机缘,多写一些人物报道。

现在看来,最能打动读者的,莫过于“人”的故事。这篇文章虽然还有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但这种写法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尝试。

其中,有一些值得拿出来讲讲的地方。

6

因版面原因,原本设计排放苏岭博士拍摄的照片未能刊登,放在这儿共分享。图说也是苏博士写的:2009年路过纽约市中央公园时所见(扫街)。平凡之处可以发现美。

  1. 时间

《南方人物周刊》新年第一期的封面报道专访了宗萨仁波切,那位记者整整等了2年才约到不丹上师的专访。

遇到一个有代表性的素材,一次谈话往往是不够的。

苏岭博士是我在这个领域最早认识的专家,早在2006年的罗氏。这篇文章里很多情节是通过这些年的共事,我们的许多场对话写出来的。

采访,观察,思考无处不在。

2.结构

五个场景的设置,其中说说第三个场景,上版前跟该版编辑有一场“交锋”。

请您先读一下两个版本不同的感受。

编辑修改后的版本

在谈起这位导师和老上司时,苏岭讲了一个关于感恩的故事。当时,他在美国默沙东进行流行病学研究,经常回中国组织会议和讲课,看到了新药研发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共事3年多后,苏岭告诉哈瑞•盖斯:“我想回中国,而且已经有一个在默沙东中国当医学总监的机会。”

他刚开始很吃惊,因为当时在默沙东流行病学部门做疫苗方面的流行病学项目只有两个人,苏岭走了,意味着他就剩一个人。当时,苏岭还同时负责两个长期试验,一是人体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一是甲肝疫苗。

但哈瑞停顿了一下说:“这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然后把苏岭一个人丢在了办公室。哈瑞的家在北卡罗莱纳州,每周五都要赶回去。苏岭站在原地想:“这是什么意思?是放我走还是怎么样?”隔了一会儿,哈瑞在去机场的路上用车载电话打来了40多分钟的电话,上世纪90年代有车载电话的并不多。

他在电话里说:“这个机会对你来说非常好,不仅对于你个人,对整个公司都有很大意义。以你的背景,回到祖国,更能为国家做一些事。你是我的学生,我非常喜欢你。我可以安排你走后留下的工作,你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更让苏岭感动的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告知,回到中国要注意什么,“你要到默沙东中国去领导医学部门,要独挡一面,不像在这边,我可以不时照顾你。”

5

大块文章。来自李白的“大块假我以文章”。

原稿

记者:说说您的导师、老板哈瑞吧。

苏岭:我对我的博士导师和在默沙东流行病学部时的上司、已故的哈瑞·盖斯博士心怀毕生的感激。他是对我这一生影响最深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我想讲一个关于感恩的故事。

我在美国默沙东做流行病学研究的时候,经常回中国组织会议和讲课,我看到新药研发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共事了3年多之后,我告诉他我想回中国,而且已经有一个在默沙东中国当医学总监的机会。

他刚开始也很吃惊,因为我们当时在默沙东流行病学部门做疫苗方面的流行病学项目的只有两个人,我走了,意味着他就剩一个人。当时我同时负责两个长期试验,一是人体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一是甲肝疫苗。

但哈瑞停顿了一下跟我说:“这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然后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办公室了。哈瑞的家在北卡罗莱纳州,每周五要赶回去。

当时我站在原地想:“这是什么意思?是放我走还是怎么样?”没想到,隔了一会儿,他在去机场的路上用车载电话给我打了40多分钟的电话,(上世纪)90年代有车载电话的并不多。

他在电话里说,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好,不仅对我个人,对整个公司都有很大意义。以我的背景,回到祖国更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我是他的学生,他非常喜欢我。他说他可以安排我走后留下的工作,我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更令我感动的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告诉我回到中国要注意什么。我要到默沙东中国去领导医学部门,要独当一面,就不像在这边他可以不时照顾我。

“把苏岭的对话改成转述,就文字上,这段改的非常好。”我对同事范晓艳编辑说。在这次的写稿过程中,她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鼓励。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也不是读者想要的。”

比如这段,我拿着那张排好的大样——苏岭站在原地想:“这是什么意思?是放我走还是怎么样?”更让苏岭感动的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告知,回到中国要注意什么。

“如果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读者,他会问,写文章的人是怎么知道苏岭在想什么,是怎么知道让苏岭感动了?”我问晓艳。

3

2002年在徽州拍的。细节上的精致造就整体的美。


最终,保留了原稿问答对话的版本。让你的采访者在文章中发声,行动,这是直接引语的力量。

3.风格

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说,你的叙述风格要符合事件自身的特点,写作要像讲故事一样。

如果文章也能写成电影的画面感,镜头感,超越时空,无限地展示,这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4.同情心

文章中对苏岭身高的描写,被他删去了。

这让我想到那些对于细节追求到达痴迷的记者。例如,某某受访者说,记者为了展现他掌握的素材,在受访者前面加上一个得来不易的定语“身为单亲妈妈的某某受访者说”,报道出来后,那位受访者问:“我是否单亲与你该死的读者有什么关系?”

因此,我坦然接受苏岭博士在稿件中对他身高的删除——他的身高跟我们亲爱的读者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些幕后趣事,与您分享,引以为鉴。

我要感动全中国

2013/01/30 – 9:43 上午

2012年的初夏,接到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许俊才打来的电话。

我是在2007年北京的药物临床试验论坛上第一次听他的演讲,换了名片,多年来,在这个领域,一直有联系。

电话里,俊才想让我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

我偶尔写写报纸的人物文章,但对于帮别人写书从来没有想过,我认为他在这个领域远远没有出名到可以写传记,而且他还这么年轻。

20

2009年,俊才请我在上海国际金融大厦97层喝了一杯咖啡,60元。在自传中他写道,为了从云南到上海喝一杯辛巴克的咖啡,他花的时间比十八年还要长。

所以,我拒绝了他的请求。我说,等你再出名点,或者等你退休了吧。

挂了电话后,觉得这个情景似曾在哪里见过。

原来我套用了《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第一次拒绝乔布斯邀请他写传记的场景。

大半年后的2013年1月,收到了俊才撰写的自传——《Hold住梦想,创业上海滩》。

21

咖啡厅里,有一个需要投币才能使用的望远镜。

在自序里,他写道,凡有资格立传者,必是干过一点大事,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也许有人会骂你,你一个小人物,不到终老的年龄,急于写什么传记?

拿着这本书,在新年得的第一场带状疱疹治疗期间,几天里,我一边输液,一边读完了俊才兄的自传。

这是一本献给他父母的书,原来才知道,俊才十多岁就成了孤儿。知道他考不上研究生,知道他支过边,知道他在印度呆过,知道他被公司炒过鱿鱼,知道他创业被骗,知道他在临床研究领域至始至终秉承质量和科学的工作原则。

特别喜欢他在结尾回老家看漫天烟火的那段。

24

我的一些自称屌丝的朋友怀揣梦想在上海打拼着。很多时候,我们在采访时,总想总结被访者一些人生的成功经验,其实,生命本没有标准答案。(摄于2009年5月,上海)

后来,他还是说,略微在博客里替他的书宣传一下。“我想感动全中国”。他说。

如果你认识许俊才,读读关于他的一些事也不坏。他感动了我。

David Ho: Remains Unchanged After 20 Years

2012/12/10 – 4:23 下午

感谢阿斯利康的黄彬组织翻译,感谢姚立新老师提供的帮助。

 

我常常为了展示明天,而忽略了今天——何大一。

 

David Ho, as a professor at Rockefeller University and the founder of the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in the USA, has started a new journey of AIDS vaccine after the disputed cocktail therapy has left him away gradually.

Staff Reporter          Mao Dong-lei          Photoreportage

 

David Ho, professor at Rockefeller University and the founder of the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in the USA, was invited to be one of the honored guest speakers and gave a speech at the 4th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of 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DIA) a few months ago. I contacted the conference organization trying to make a special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o. As a result, I met the world-famous Chinese scientist David Ho who invented AIDS cocktail therapy at the first time in the VIP room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Cocktail therapy: it is only a won battle

On preparation for this interview, I searched all of his report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uch as RTHK’s TV series “Success Stories“, Time magazine cover story in 1996, CCTV celebrity interview, as well as Phoenix Satellite TV Century Forum, etc.

Ho was regarded as a real hero in retrieving the hopeless situation when human fighting against AIDS by the media in these reports. In addition to the cocktail therapy and AIDS, how can our news report present the readers another aspect of Ho?

When sitting front of me, Ho was sagacious, elegant, and clean, always kept a smile during the whole interview process, as same as seen in the documentary film.  Only his temples are a little more grizzled than a few years ago, as Ho is a nearly 60-year-old, and is still working more than 10 hours each day.

When he saw two accompanying translation experts in the VIP room, Ho said to me: “It’s no problem for me to understand Chinese, you can just ask me questions in Chinese.”

So I asked him the first question: “Professor Ho, how do you think the media reported about you and your achievements, do you think they are the truth?”

Cocktail therapy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used 16 years ago. Ho is one of the scientists in the world who first recognized AIDS is caused by virus, and the AIDS diversity is caused by the replication of the AIDS virus. Based on thes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Ho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devoting to develop a combination anti-viral therapy, i.e. cocktail therapy. Ho has been going on the forefront of AIDS research for the past 26 years. The AIDS mortality rate has been decreased by 60 perc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ocktail therap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taken measures to provide this therapy for the millions of AIDS patient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o was selected as “Person of the Year” in 1996 by the U.S. “Time” magazine, and followed by a variety of honors. Being pushed to the public forefront by these honors, Ho was also placed in a barochamber.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AIDS is overcome with the invention of cocktail therapy, “but in fact, we just win a battle.” Ho said.

By facing the obtained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and himself under the media photoflash lamp, Ho said: “Some reports are true, some are from reasonable guess. This is the media, either dwell too much or trying to play down, isn’t it?” He asked me in his reply.

“Although my work has been well-known to the professional field, the praises from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other mainstay media had pushed me to another platform, resulting more public attaining the knowledge of 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 am grateful for this recognition and th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me.”

AIDS vaccine: a breakthrough may be achieved tomorrow or many years later

Several years after obtained the achievements, Ho and his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suffered many frustrations, fallen into the scientific ebb and lack of research direction,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when obtained the scientific glory due to cocktail therapy. These challenges made some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Whether this center and its golden leader was already closed to a new major breakthrough, or remained stagnant in this protracted warfare in the fighting against AIDS?

To completely overcome AIDS, Ho has to develop an AIDS vaccine, which is exactly his focus of work in the period. Ho said: “Extremely arduous wor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IDS vaccine gave us a great challenge we have never met. We have to wait for a scientific breakthrough, which may be occurred at tomorrow, or many years later.”

Ho’s research team has developed two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vacc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IDS recently. Phase I clinical trials in human of the two vaccines were sta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it will take at least five years before the vaccines introduced into the market. Ho said that his research center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such as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Human trials of AIDS vaccines may be carried out in China in the future.

Ho has travel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ny times since the last 20 years. As a scientist, Ho’s activity space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laboratories, but also expanded his AIDS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 treatment works to all over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China.

Ho said that many scientists introduced the cocktail therapy to the serious AIDS epidemic regions like Africa,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after the invention of the cocktail therapy. “My background naturally leads me to China.” David Ho was born in November 1952, Taichung City, Taiwan Province, then h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is family when he was 12-year-old. In his view, to come out from China, then return back to China, it is a very meaningful cycle.

When talking about vaccines, Ho talked off the reel. I was excited when Ho told me that he would introduce the latest progressions for AIDS vaccine research of his team to all the audiences in the conferences. He has started a new journey of human fighting against AIDS after the disputed cocktail therapy has left him away gradually.

“In the next 20 years, you will be 80 years old. Will you still work in the area?” I asked.

“It should be, I am optimistic by nature, otherwise I cannot to do the research work in the AIDS field.” Ho said.

 

Dialogue

Q: How is the status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your AIDS vaccine project?

Ho: We have a new HIV prevention project, which is a passive immunization method by using antibodies to block HIV infection. A lot of research works should be developed, in which one study is to promote a proof-of-concept test, aiming to show that this antibody will have better effect 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okinetic in its anti-HIV activity.

We have conducted phase I clinical trials in the U.S., and we’ll conduct Phase IIa clinical trials in the U.S. We plan to conduct a pivotal study, a Phase IIb clinical trial, in China in the next two year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o carry out these studies in China, for example, China has a large number of high-risk population; many scientist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interes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i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inistry of Health are eager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novative researches now. Due to it is a very new path, the process is not easy which will probably cost about two years.

Q: Which procedures should be modified after Phase IIb clinical trials enrolled Chinese subjects?

Ho: I hope that China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the next Phase IIb clinical trial. However,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carry out if there are many operation standards for the study.

I do not think that Western standards are golden standards. However, we shoul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and establish a mode, which is not only suitable for the Western scientists and Wester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f the Chinese scientists want to participate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world, we should recognize what is the path as a whole.

It is like a time-consuming malathione to carry out Phase IIb trial in China which required the long-term efforts. We will discuss with many relevant official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DS Fund,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Both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have agreed to give us support. In addition, we need to contact with the SFDA, which is the last unit.

Q:  Do you have the shortage of research funds ?

Ho: Yes, very often. Sometimes I feel like running on a treadmill without stop, if I relax in a while, the rotation of the roller will slow down. Due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kes the Government cuts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funds, whereas it is better in China. As a foreign scientist, I can’t make a direct application for funding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the Ministry of Health in China. Howe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search institute in School of Medicine, Tsinghua University could be a base for funding application. As this study is a multinational trial, we will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s system to carry out this cooperative research.

Q: There are nearly 1/3 of the researchers from Asia, especially from China, in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However, more and more Chinese scholars have returned to China to do research,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overall domestic academic environment?

Ho: The scientists went out from our research center have brought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the 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o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I am very pleased to see that the responsible scientist of the AIDS research organizations like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other institutes, are my students.

There are a lot of very good talents in China.  If you visit the laboratorie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you will find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working there. Many Chinese professionals take the new techniques and new thinking back to China, so the gap between Western scientists and Chinese scientists is narrowing constant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s growing, which really attracts scientists to come back to China for working, o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operative research. Chinese government leadership is also very far-sighted, and they hope that China will become a powerful countr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 that more investments will be made. Certainly, it will need to take sufficient time to change the deep-rooted culture in China.

Q: As a team leader, how do you treat the failures and success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o: If you never fail, you will not be successful; if you do not want to fail, you will be only a mediocrity. This is the promin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alue syste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riental culture. Failed and then make correction, the scientific progress is a self-correcting process in a great extent.

谭凌实的实

2012/08/27 – 3:18 下午

采访有如自助游,这句话没错。

尽管你会在出门前做一些攻略,知道大致的方向,但到了现场,还是会有许多计划之外的情况发生。 

比如这次哈尔滨出差的苏岭博士人物专访,最终与被访者决定取消传统的面访,转而使用现代化的邮件。

我却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在这次DIA中国顾问委员会8月工作会议期间,有机会与另一位学者进行了详谈。 

两年前,北京大学药物信息与工程研究中心的郑强博士出差到广州,问我有没有采访过辉瑞的全球研发副总裁谭凌实博士。

郑博士有时候会问我对业内某个人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人怎样。

当知道我从未采访过谭博士,郑博士说,你有机会要跟他聊聊,他在辉瑞做了很多事。

然后说起谭凌实的名字,郑强说,凌,即为凌空的想法,实,即为脚踏实地的做。“这是一个非常有禅意的名字”。

郑强的话让我对谭博士有了初步的印象,也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然而,两年里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谭博士,给我感觉他非常严肃,不轻易在会上发言和发表评论。因此,也没有刻意去向他讨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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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日报》记者兼主编弗雷德.L.齐默尔曼提出了以下建议:

1.不要在采访一开始就一下子提出尖锐的问题。相反,解释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2.开始阶段的问题通常应该是开放式问题,从消息来源最熟悉的话题开始。让采访对象畅所欲言,营造一种交谈的气氛。

3.仔细观察并倾听。

在中央大街的马蒂尔咖啡厅,我与谭博士有大概二十几分钟的交流。提及辉瑞,总让人想到lipitor专利到期,贿赂案,关闭研发中心,种种在研新药临床试验中止。

但是,我们的谈话还是从眼前的事说起。我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希望听听谭博士对这个行业的看法,报道的落脚点有哪些。而我也关注他的工作职责,从他的团队问起。

谭博士向我分别介绍了辉瑞北京、上海、武汉的研发团队,共计600人的队伍,每个人几乎都从全球每个顶尖级的公司、学术机构招聘过来,组织的架构,部门的设置,尤其让我吃惊的是光是安全药物警戒部门的人员就达到100人。

当然最大部分莫过于临床这一块,纵向,横向,数理统计人才是谭博士最得意的部门。而所有的工作始于04年,一路摸爬滚打,在总部和各种质疑与挑战声中,辉瑞在中国一项一项功能组建起来,足以证明所有新药开发的工作放在中国而不是邻国的印度,可以实现全球同步。

我问他,辉瑞的中国研发中心还需向亚太或其他区域汇报吗?谭博士说,“不需要,我在全球管理层里。”

从辉瑞进而推及至国内的新药研发现状,谭博士还是强调后期开发的重要性,面对媒体,他说,你不要以为搞新药就是在实验室弄药丸,临床研究才是新药的重头戏,其所涉及的领域、法规、人才、实践,方方面面的管理和协调在中国都需要慢慢来。他的话也由此让我坚定了自己的报道、文章的选题,应该更多基于这一断层。

而他也深深意识到,这些年,除了埋头“实”干,还要发声。“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主持明年的DIA年会”,除了忙于日常事务,我们需要讲出来,形成影响力,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明年的年会主题,第二天在工作会议上,谭博士告知大家是“药物安全与病人利益”(To focus on safety and patients but not perceived as specific theme)。

与去年胡江滨博士干练的主持风格不同,谭博士在会上更加从容,充分让每个人发表意见。特别让医学质量保证部的李庆红老师介绍辉瑞的质量部,什么是药物安全,药物安全的范围和定义是什么。

谈到这次工作会,还有一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也算是这次出差总结吧。

DIA中国顾问委员会自2008年成立,已吸引了一大批业内的有志之士加入,蔡学钧博士是最早一批志愿者,到今年9月,他已满两届即将离任。就在会议快结束之时,老蔡突然站起身来,走到主席台前,发表了一席四年来DIA志愿者的工作感言,将此次哈尔滨的工作会议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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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年,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与老朋友的感情更深了。”蔡博士(图中)说。

转化医学“转变”研发现实

2012/08/02 – 4:43 下午

人说要经常检视自己,我觉得有时间倒是要常常捡捡家里的衣柜、鞋柜、书柜、药柜。

收拾东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思考的过程,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东西没放好,有些需要清理丢弃,有些需要归类整理。

更重要的是,你会发觉很多东西其实并不需要。每当收拾好以后,我就会想起小学学的那个成语,“焕然一新”,整个人也觉得清爽多了。

近日与同事小黄合作了一篇转化医学的文章。这是最近写的一篇技术含量很高的稿子,小黄的医学背景对于文章拿捏Frank专业学术观点十分有帮助。

然而,这又是一篇老少咸宜的“科普”文章。

你不要笑,“科普”就是我们极力追求的效果——媒体就是要将看似高深的道理用最直白的话讲清楚,这种能力很重要,并时时将读者放在第一位,降低他们的阅读难度。

整个电话会议采访过程就好像Frank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同时共5人参加,历时1个多小时。

而此后邮件反复讨论文章的修改,从内文到标题,Frank和小黄的敬业精神让人钦佩。

其中,Frank几个英文翻译得十分到位和生动,如:

研发扎堆(me-too)同类最佳(best-in-class)首创(first-in-class)。

在这里我把几次的修订文档上传,一篇稿子就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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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军:转化医学“转变”研发现实》

期间不乏许多有趣的细节,被我们加以夸张放大,增添了整个写稿过程的乐趣。

有几点值得关注:

1.转化医学时下在国内很热,江宁军无疑是外企里这一话题最具有发言权的人物(至少他已在这个领域处于制高点)。

2.非常专业和看似沉闷的话题,万万不得写综述稿件,一问一答是最好的形式。

3.问题设计和回答行文尽量口语化,上下衔接紧凑,增强现场感和互动感。

徐宁:CRO里的协和医学气质

2012/02/01 – 5:31 下午

感谢姚立新老师为我提供《协和医事》,这真是一本好书,该书启发我立下贯穿于全文的“医学”与“制药”的主线,徐宁医学气质的主题由此而生。除此之外,我还读了梁文道的《访问:15个有想法的人》,并重新翻了一下《水知道答案》。 感谢我的同事费工夫去把录音转成文字。

徐宁:CRO里的协和医学气质

认识徐宁的人,都认同他身上散发出的亲切感和信任感。一位曾与他共事过的下属说,徐宁这人,让人见到他就有一种想倾诉的感觉,一种宁静的感觉,那是一种医生特有的气质。

“这是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生涯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新年伊始,徐宁履新全球最大CRO科文斯医药公司中国区副总裁,他的新职责是制订科文斯在中国的临床研究外包业务战略规划,并保障运营。同时身兼药物信息协会(DIA)中国区顾问委员会主席,徐宁利用他在制药研发领域广阔的人脉,推动DIA这一具有30年历史的非盈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

从一名主治医生到临床监查员,从CRO到制药,谈话之间,徐宁聊的最多的,莫过于“医学”与“制药”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国家鼓励创新的大环境下,具有医学背景的人才在新药创制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医学教育  拒绝平庸  

近二十年来,一批以研发为导向的跨国药企和CRO落户中国,建立了具有核心开发功能的研发中心。他们带来的关于创新药物的理念、市场推广、学术宣传等新模式,吸引了一大批临床医学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人主要活跃在新药临床研究、安全监测、注册报批和产品学术推广等领域,他们把医疗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带到了制药企业中,对制药工业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肩负着家族里出位医生的期望,外加一些对医学有着模糊不清的了解和期待,徐宁报考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他的高考分数不错,他天真,有一点理想主义,有一点清高和独行。

由洛克菲勒基金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诞生于20世纪初叶。从任何角度看,协和在中国医学、医学教育乃至卫生事业发展中,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讴歌在《协和医事》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说的就是协和。曾经巨大的投入,在实施淘汰制之后,只有极少数的产出。而这每年平均16位毕业生的极少数产出,后来却成了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医学世界。”

8年医学教育和6年主治医生的工作经历,令徐宁拒绝平庸,拒绝二流,拒绝偷懒。“我是在协和式的气氛中熏着成长的,内心的热忱被激发,体悟着怎样成为一位好医生。”

多年后,徐宁说,尽管没有按照填报志愿时的理想最终成为一名医生,但一次一次的职业拐点无不受益于8年严谨、严格、科学和极具启发式的协和医学教育。

穿州过省 临床监查

赴美后,徐宁进入行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跨国CRO做一名高级临床监查员。上世纪90年代正是北美制药企业新药研发的黄金期,跨国巨头之间的大型并购此起彼伏,一个个“重磅炸弹”药物强势推向市场。作为新药开发的主阵地美国,全球80%的临床研究集中在北美洲,CRO产业十分成熟。CRO因其提供外包服务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已成为制药巨头的一个外延,在职位的设置上,CRO与药企研发部出现极大重合性,如两者都可能有医学总监或临床监查员等。

有着国内一流医学院医学博士的学历,外加上极强的沟通能力,徐宁分管的18个临床研究基地的每一位研究大夫,对这位来自中国的临床监查员刮目相看。穿州过省,出差监查成了徐宁美国生活的常态,读病历、写报告,徐宁的专业医学背景无不让国外的研究者称道。

谈及第一段行业工作经历,徐宁感悟最深的是,欧美医生对于新药研发的参与热情极高。“对于制药行业来说,新药在进入临床研究之前,如果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可以用于人体,这需要有对人体非常了解的专家参与,而这个角色最好由医生来扮演。”徐宁说。

医学参与 制药工业

与国内仿制药厂通常只设有生产、销售两大部门不同,在跨国药厂和CRO的医学部中,有许多医学背景的人,独立从事医学和安全性监查、监督,以保证受试者的权益和试验的质量。他们多具有药物开发、药政法规和临床试验知识,包括临床试验I-IV期,PK/PD试验,从方案设计、试验规划、稽查、监查到试验执行。这些人,从医学角度给予整个试验支持和指导,包括临床试验的评估。

目睹了西方创新药研究开发的先进与规范,徐宁回国后在担任葛兰素史克、西安杨森医学部负责人的期间,招聘了大量具有医学背景的人才。其中不少是他在协和的老同学和老同事,有的人甚至达到副教授级别。

徐宁说,医学部在与各个专科临床大夫的沟通上,经常会碰到权威专家对已经核准的新药试验方案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试验中出现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策略和解决方法。如果是在平日的医疗活动中,完全可以由医生自己决定,但在新药开发时,除了治疗疾病,还要兼顾同时进行的试验,不能因为治疗而影响了试验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也不能影响受试者的治疗和安全性。

这时候,无论是药厂还是CRO,医学人员能否从专业角度与医生沟通交流十分重要。

“可以说,为确保创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制药行业需要临床医生的加入。”徐宁说。

美国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描述过医生这个行业,“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普世一致性的行业就是医疗,无论走到哪里,医疗所遵循的规矩相同,所怀抱的志向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相同。这种普世一致的同构性正是医疗最大的特色,它是律法所没有的。”

对于徐宁而言,具有协和医学气质的他,今日身处临床研究外包服务业。让中国更多临床大夫了解新药开发,并协助他们积极参与更多规范的国际性研究,是他一大夙愿。

 

对话:

 

问:越来越多跨国CRO加大对中国投入,无论在组建团队、招聘人才还是实施并购。如最近爱康并购凯维斯,昆泰在中国建分公司。科文斯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徐宁:没错,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的新药研发环境在改善。对于投资者来说,中国变得很热。但是,一个国际多中心研究项目究竟要不要将中国纳入,涉及到法规、知识产权等问题,如何说服总部投入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科文斯主要工作就是组建团队,跟“人”打交道,让总部对中国有信心,相信中国、相信中国的团队。我多次让他们来中国亲自看看这支团队,与药监部门的政府官员沟通交流,到中国的临床研究机构和科研院所去考察,更直观的感受中国,感受创新在中国的方方面面。目前科文斯的临床研究团队从我刚加入时的30人已扩展到200人,除了国际同步开发,科文斯也会关注国内本土企业的临床研究市场。

问:您秉承怎样的工作原则?如何激励您的团队?

徐宁:江本胜的《水知道答案》是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那本书告诉我,对于人,永远要怀有善意,对待事物要持肯定态度,敬天爱人。

2009年刚进西安杨森当医学总监时压力很大。整个部门经理带着一帮人离开了公司,人士气低落,人心惶惶。为了调动士气,我在招人的时候特意招了几个很活跃的人,看重他们为人热情、有文艺特长,在组建团队时,这些人员可以活跃团队的气氛。

另外,我的行政助理是一个善良、尽心和正直的女孩。我特别给了她一个任务,就是做我与下属之间的桥梁,通过她我可以感受团队,以及工作以外的一些细节。气氛搞好了,团队凝聚力也增强了。在我看来,新药开发其实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行业。我的工作原则是,招聘最好的人,并让他们开心工作。

 

问:如果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问您,找工作是到CRO还是制药公司,您的建议是什么?

徐宁:国内CRO势头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毕业生更愿意到药厂做研发,这是药厂的优越感和归属感使然。与人的文化、理念有关。中国CRO发展,必须经历一个过程。目前中国临床研究占有的全球市场份额不到5%,如果政策环境改善了,可做大量的临床试验。现在很多国外企业进入中国设置研发中心,对中国的CRO是一个机遇。此外,本土创新药试验也发展的很快。

问:作为药物信息协会(DIA)中国顾问委员会新任主席,您对于DIA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即将召开的DIA上海第四届年会,有何期待?

徐宁:在药物研发方面,中国与全球还有一定的差距。DIA作为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是一个良好的平台,通过学术交流,培训等方式,使中国能够更好的学习世界先进的药物研发技术,同时,也使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加强在中国的新药研发。DIA在中国的发展目标就是要让更多的行业人士参与进来,共同学习,共同分享,从而带动整个中国制药行业的创新能力的发展。今年在上海即将举办的第四届DIA年会,将有更多的新的学术内容。预计参与人数会比以往三届更多。我们真诚地期待广大行业人士,特别是国内制药企业,医院和学术单位的参与。我相信,本届大会将会取得圆满成功。

生命书写疑问

2011/06/17 – 4:21 下午

上周媒体会,发给记者的资料袋上印着一句标识:生命书写疑问,罗氏追寻答案。

大气磅礴。

写一个完全没接触过的领域,其实不难。得益于外企公关部强大的资料提供。所有速记、背景资料全部经医学部确认,连图片共8个文档,发给参会记者。剩下的,就是将具有故事性的片段用自己的语言组织起来,做到天衣无缝。自助餐超级好吃,有螃蟹,虾,扇贝各种海鲜和雪糕甜点。

感谢小石头的英文解读。

 

“病理学家应该是整合性结果的交付人和以患者为中心报告的提供者。”

车库里发现的自动化组织切片检测

“我首先是一个病理学家,第二才是Ventana集团的创始人。”回想起近30年前创建Ventana医疗集团,Thomas Grogan博士谈得更多的还是作为一名医学病理专家,如何发现、开发以组织切片为基础的癌症检测以改善全球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使命。

6月14日,一项测定乳腺肿瘤组织中HER2基因拷贝数的检测获FDA批准。若Inform Dual ISH检测呈阳性,患者就适合选用曲妥珠单抗治疗,该药是直接针对HER2 的重组单克隆抗体,市售商品名为赫赛汀,用于治疗HER2过表达的乳腺癌。该检测试剂盒正是由Ventana集团生产。

FDA一名评审专家称,这项检测结合其他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能够使医务人员在制定乳腺癌治疗决策时有更深入的认识。有了这项检测,人们就有可能在同一张载玻片上看到并计数17号染色体及HER2基因的拷贝数。传统的HER2扩增检测只能在荧光显微镜下进行,而这项新检测使得实验室工作人员能够直接在显微镜下看到HER2和17号染色体的信号,并且能够维持较长的时间。

 通过这项检测,HER2阴性样本中有92.3%排除了HER2基因过表达的可能。据FDA称,在被诊断为乳腺癌的女性中大约有20%呈HER2阳性。

促成组织诊断学发生变革性影响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Thomas Grogan博士。

Thomas MGrogan

日前,罗氏诊断旗下Ventana 医疗集团的创始人的病理学家Thomas Grogan博士来华访问,与中国同行探讨如何改善患者的癌症管理。

从手工到自动化组织切片检测

早在1967年,Grogan博士在弗吉尼亚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生物学文学学士学位。在参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菲律宾宿务岛的一项麻风病研究项目后,他对病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年轻的时候,我用手工做病理诊断,做得不错。我一般花三天时间给一个患者做检查。”据Grogan博士介绍,那个时候,把患者的样本取下来之后放在一个玻璃片上,通过玻璃片上的标签来指挥这个仪器应该为患者做什么样的检查。把患者样本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把它包起来并染色,进而得出疾病类型。这一步骤在以前是这样操作。

“有一天,一名临床医生问我,这样精准的结果能不能在所有患者身上实现?我说不能,因为病理诊断过程尽管有一些标准流程,但还是比较复杂,用手工要花三天时间,每一个患者要想得到精准的结果,耗费的时间就更多了。”这件事促使了Grogan博士思考,病理检测的一些过程是不是可以用标准化、自动化的过程替代。他甚至设想有一天,一份诊断报告就可以包含患者疾病的各方面信息。

20世纪80年代中期,Grogan博士与技术娴熟的医生、科学家及工程师组成了一个小型团队,一起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践,开创了自动化和标准化的人体组织切片检测方法,从而可以为患者更快地提供检测结果。

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自家车库发明的一系列全自动免疫组化检测平台为组织诊断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这个检测平台减少了80%的手工操作时间,不仅大幅提高检测结果的一致性与准确度,而且降低主观性。用常规显微镜就能读片,敏感性更高,切片可长期保存,便于其他医生对疑难病例进行会诊。实现当天阅片当天报告检测结果,减少了患者的等待时间,使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

了解到组织内包含有诊断相关的重要信息,他们拓展研究范围,开始研究癌症组织切片的化学特征。基于人体组织切片的检测有助于医生为癌症患者制定个体化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典型的HER2检测个体化诊断 

创建Ventana后,Grogan博士充分利用与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的强大合作关系,为全球的实验室和医院开展组织诊断学的创新,为它们带来了一系列多样化、丰富的解决方案菜单。随着基于人体组织切片的组织诊断学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

2008年,Ventana成为罗氏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加速了下一代预测、预后和诊断检测的发展。

如今,Ventana先进的组织诊断技术已在乳腺癌、胃癌等常见肿瘤领域普遍推广,对临床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乳腺癌为例,大约20%-30%的乳腺癌患者为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乳腺癌,如果只接受常规综合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时间仅为HER2阴性患者的一半。通过对这类患者进行组织诊断筛查,对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使用靶向药物治疗,可大幅提高患者生存率并改善生活质量。HER2阳性乳腺癌靶向药物治疗与HER2检测已成为个体化诊断的典型案例之一。

“第一是实现了自动化和标准化的过程。通过自动化的平台,除了让患者得知疾病类型,还让患者知道疾病的关键驱动基因以及应得到怎样的最合适的个体化医疗。第二是实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数字化病理。可以基于网络化把医生手头的信息传到网上,让患者以及他的家人都可以看到和得到这些信息,便于所有的患者信息的交流和管理。”对于组织诊断最重要的革命性发展,Grogan如是总结,“对于医生,第一诊断要正确,第二不能错过可以有机会治疗的每一个病人。”

六个“超越”展望病理学

此外, Grogan 博士还分享了他对未来病理学的展望。他从该学科的6个主要方面对正在经历快速细分且会因此带来新前景的解剖生理学进行预测。他用“不仅仅”一词(beyond)定义了目前每一个方面在未来的进展态势。

第一,不仅仅是从诊断到治疗。Grogan指出,新实验测试技术为病理学家对正在研究的疾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理解。接下来,额外的知识让病理学家确定治疗方案对患者而言是否为最佳的治疗方案变成了可能。

第二,不仅仅是从单-分析物诊断到多信号诊断的广泛应用。这样的运用是适宜的,因为临床医生和患者都希望在组织检测、疾病诊断以及最优的治疗方案中采用最尖端的技术以及最前沿的知识。

第三,不仅仅是从蛋白分析到基因+蛋白分析。Grogan 认为,现在的要求远远超过仅仅做蛋白分析的要求了。为了给患者提供关于对疾病最前沿的介绍与知识,病理学家将同时采用蛋白和基因分析对标本进行评估。

第四,不仅仅是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 这是一种从定性的“是或否”分析到支持实验室定量测试将提供关于被诊断癌症更多细化信息的平稳替换。这样一来将为临床医生建立起更丰富的数据用于确定治疗的有效性、对患者的监控、以及疾病复发情况预测。

第五,不仅仅是从信息学到细胞信息学这关系到对细胞的详细认知,包括对个体的和群体的,以及他们在组织中的功能以及空间结构关系。他还强调了细胞信息学相关的形态环境学的重要性。

第六,不仅仅是从手写病历到以患者为中心的电子病历的改进 关于这一点,Grogan强调需要病理学家提供更多的咨询意见以便促成包含医生和患者所有相关临床数据的整合性报告的完成。

“病理学家应该是整合性结果的交付人和以患者为中心报告的提供者。” Grogan博士告诉记者,这让病理学家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智慧,使医师和患者受益。

 

周老师的评语

2011/03/08 – 10:20 上午

月月周末的美术课结束了,因生员不足,上了两个学期后决定到别的楼盘开课。教画画的周老师,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大男孩,每次跟月月玩起来疯疯癫癫,喜欢穿一件红色运动衣。

月月把他的手机号码抄下来贴在玻璃窗上,上星期几乎每天傍晚就拨他的电话号码,聊上个几分钟,那时候的小周老师总是在地铁上,因此月月讲电话的时候会问:“咦,怎么有怪声啊?”拿着电话不肯放,周老师也从不挂她的电话。

小家伙总是都盼望着他能回来再教她画画,顺便“要一脚踢飞周老师”。

为了这件事,我还伤感了一小会,生怕月月有失落感,到处张罗一些家长报名参加。不过小家伙一点事也没有,到了这个星期连提都不提他了。

我把两个学期周SIR的评语记录下来,他的概括能力非常强:

月月学习态度认真,有耐性,想象力丰富,并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对美术有很好的触觉,图形与色彩的把握能力较强,每次作品完成度相当高,老师因此感到很高兴,希望继续保持对美术学习的热情!

2010.7.2

月月每次的作品都能给我带来一份惊喜,这学期的学习中,你的作品在完成老师所要求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己想象的一些元素,这一点老师十分喜欢,这就是创意的表现。在以后的日子,希望能保持对美术的热爱,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

2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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