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3日，一场以“平坦世界的视角看药物研发：创新、法规和全球化”为主题的国际论坛，暨美国药物信息协会（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DIA）第一届中国年会，点燃了来自中国、欧洲、美国和日本监管机构、制药企业和科研院所500多名专业人士的热情。

由中国医药国际交流中心与美国DIA联合主办的首届年会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意义重大。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情绪，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在西方变得炙手可热。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的GDP已经接近日本，排名全球第二。在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下，中国越来越被视作世界最重要的力量和经济增长的源头。

在药物研发领域，中国的地位也发生了转移。世界从仅仅把中国作为新药临床研究的参与国和试验基地，转而将其视为潜在的药物创新主导国和巨大的医药市场，并且共同迎接由此带来的来自法规和技术层面的机遇与挑战。

该会议筹备过程历时半年，集结了众多精英，演讲者达70位。而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在这样顶尖级的国际药物研发会议上，500名参会代表里无一国内制药企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Drug Development in A Flat World：Innovation，Regulation and Globalization。此创意出自昆泰大中华区临床运营总经理陈莱丽，她是DIA中国区顾问委员会（pACC）的成员之一。这个顾问委员会有28个热心人士组成，都是志愿者，他们大多是位居高官的外企里的VP们，也有政府官员。

三天的论坛，日程设置的紧凑合理。注册会费人均需要800美元。

第一天下午有几个青年论坛，话题围绕药物临床试验新兴市场中的新兴职业选择，有临床试验协调员的角色定位，药物警戒的稽查，风险管理等。主讲人都是在临床研究资历深厚的人，有现在去了盘古生物制药的蔡学钧，中国第一代临床监查员（CRA）葛兰素史克的朱立红，赛诺菲-安万特的全球研发副总裁江宁军，科文斯的徐宁，还有来自临床研究机构的老师，像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副所长姚晨和李海燕主任等。他们都在第三天有主题演讲。

随后两天的会议议程为，第一天大会开幕式和主题报告，由中国SFDA，美国FDA，欧洲EMEA和日本PMDA的官员就各国在鼓励药物创新在政策法规层面上的新思维和新做法作介绍。第二天有三个平行论坛，主题分别是法规，全球化和创新，均由业内知研发企业人员主讲互动。

DIA的会议活动在全球很知名，为了保持会议的中立性，DIA的会议不接受任何企业和组织的赞助，所有演讲者都不收取演讲费，甚至用自己所在职的公司的时间和差旅费来参加这种会议，而在西方，公司则把有雇员能获DIA邀请作为讲者视作一种荣耀，这在中国学术界实在少见。

我们的新闻见面会被改在了大会正式开始的第二天。这是有点可惜的。按照一般做法，这种大型会议的媒体吹风会至少可以在一周前甚至更早就告知天下。1号下午我被苏岭博士叫去和会务组的人见见面，帮着想想新闻发布会的议程和新闻通稿怎么弄。苏岭（图左）是常年活跃在DIA舞台的人，早在1997年，他就组织了DIA在中国的第一次工作研讨会，以后每年DIA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会议都能见到他乐此不疲的身影。他目前是惠氏亚太地区药品临床开发部的副总裁。这次大会我猜想耗费了他浑身上下的精力，据他称他自己一个人就负责了五个环节的演讲人的邀请。

图中这个五官精致得如古典油画的金发小伙子叫Steven，他有一个中文名叫白乐云，能说标准的北京腔，会用微软全拼输入汉字，打短信，Steven在北大读了一年的中文，他在和我对稿子的时候，把我写的“DIA与中国的渊源”中的“渊源”用英文“the entry to…”表达，原因是“中文可以用虚一点的词，英文就要用实词”。我注意到他穿的皮鞋，至少得有43码，他的个头有1米99。

Steven是科伦公司的执行总经理。DIA中国（DIA China)目前将协会管理、会展和培训等业务的运作执行委托给了专业的第三方公司，也就是科伦。换句话说，28名DIA中国区顾问委员会成员只是针对DIA在中国地区开展的业务与服务，为董事会提供战略建议，至于在中国地区的具体操作，如会员的维系和扩展则交给了steven和他手下6名同事。

也许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这么大型的会议，也许因为年轻欠缺经验，也许是对本地水土不服，steven尽管乖巧，却总让苏岭觉得不能尽善尽美，比如新闻发布会没有按时举行，没有准备好新闻资料，张伟司长的幻灯出现了问题没有人第一时间去调整，冯毅部长的电脑按不动…许许多多会务上的细节让大家的神经紧绷着。而给我的结论是，办会对一个人的摧残程度不亚于写稿。

会场外不时有工作人员走过，这次年会放置了不少海报。

11月2号8点30的开幕式，我和小盘早早来到会场，先熟悉了一番，尽量寻找有利于拍照，录音的位置。

DIA的标志随处可见。蓝色是整场大会的主色调。宽广的讲台，大约有20米长，身后的背景板也与国内会议很不一样，采取宽荧幕的投影，分三个镜头，最左边可以放中文幻灯片，中间是主讲人的镜头，右边是英文幻灯片，顾及了整个会场的看客，构思得相当精细。

大会开始前，DIA的投影全场闪耀。会前以及茶歇的时候，会场反复播放着Janet Jackson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首歌，That’s the way love goes。不过是经过电子浑音的Remix版本，让人有慵懒和放松的感觉。

参会者陆陆续续就座。来者绝大多数是跨国企业总部和中国区做临床研究和注册的人，级别一般都达到总监。

会场外全球CRO巨头昆泰的展台，该公司去年全球的销售收入创历史地达到了30亿美元。不少CRO的人跟我说，DIA的展台费用还是蛮高的，这次大约3万元人民币一个。

非一般有实力的跨国CRO不轻易布展。转了一圈，主要还是做临床外包的参展商居多，临床前的在这次会议上似乎不是一个系统。

明年5月DIA将在中国继续和中国医药交流中心举办第二届年会，这次会上已经把明年的会议预告打出来了。

最重头的与会嘉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图右）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副局长MurrayM.Lumpkin博士。他们各自做了长达20多分钟的报告发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邵明立。面前的卡片因相机闪光灯原因没有显露出嘉宾名字，并非会务组的疏忽。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司长张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徐幼军女士和中国医药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瑞霖。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审评管理与协调部部长冯毅坐在人群中。都是些腕儿。

“高高在上”严阵以待的投影仪工作人员。一场盛宴即将开始。

起舞。

泼墨。

信息。知识与交流。

全球化。合作与双赢。DIA的药物开发无国界梦想，未来世界的药物研发，中国欢迎DIA。

DIA主席Jeffery Sherman博士致欢迎词。他简要介绍了大会背景，DIA的发展历程，使命以及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对于中国制药业尚显陌生的DIA，于1964年成立于美国马里兰州，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家由会员推动的非营利性科研型协会，DIA的前身由学术界及制药业三十名专业人员创建，到2005年已经发展成为一家拥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230000名会员的跨学科组织，涉及药物发现、药物开发、药事法规、监管及药品或相关药物产品市场开拓等领域的专业协会。协会总部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在瑞士，日本，印度和中国均设有办事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医药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薛斌和苏岭博士担任大会主持。在前一天下午，两人在认真细致地对发言稿。DIA与中国医药国际交流中心有着悠久和广泛的合作，许多工作会议和活动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开展。

5年前的2004年，DIA与中国医药交流中心曾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药物多中心临床试验工作研讨会。参加过的人都清晰记得，当时对于中国感兴趣的话题停留在某些具体技术和操作层面上，诸如临床试验实施中的环节和步骤在中国如何进行等等。而今天，DIA首次中国年会来到中国，共同探讨在平坦的药物研发世界里，如何实现科学无国界、药物开发无国界、患者及时获得最新最好的药物无国界的共同理想。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邵明立在为本次大会的致词中指出，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公众的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医药和传统中医药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药的研究开发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近期，中国政府又提出重点支持药物研究和构建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平台。鼓励创新、引导创新，共同引导和构建促进新药研究开发的合理方向和支持创新的良好氛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始终坚持鼓励药物的创新，以保障人民的用药安全有效。

DIA每年在全世界各地举办药品等于卫生保健相关的科技信息研讨会，就药品研发领域进行信息交流，为整个药品行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成为各国药品监管机构，制药界监管机构交流最新信息的良好平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次参加DIA的年会，介绍中国药品监管的法律法规。

“这次首届中国年会的举办，将会吸引更多的中国制药界的参与，加深在药物研发国际舞台上的显著地位及其对中国影响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国外同行更多了解中国药物研发政策，法律和发展的动态的良机。”邵明立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作了题为“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和创新药研究”的报告。报告指出，尽管自去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但是我国的医药工业始终保持平稳的增长，但是增幅有所放缓，2008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的增幅接近26%，2009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9%。现在，我国整体的经济情况回暖，可以预期到今年年终，医药工业的增长可能有非常好的预期，特别化学制剂、中成药跟生物药都有明显的增长，增幅达到24%，20%和21%。此外，我国制药工业的集中度正逐年提高，百强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已经达到40.6%，说明工业企业销售分布已经加大，竞争能力在增强。

必须面对未来，来考虑创新药物的R&D。 第一，需要更多投入，来加强药物的创新研究；第二，要做更多的基础和转化研究；第三，产业界、学术界，政府、医疗工作者、管理部门、法律制订者要共同努力，还有病人和志愿者都要在新药的创新中，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第四，必须加强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要想办法提高新药研发的工作效率，减少研发的时间和成本；加强研发的管理，改善科研人员管理的绩效机制；我们也要关注社会和政策因素对新药研发的重要性，要更新创新药物研发的理念。

所以，“我们现在对中国的药物创新的预期，第一是能够形成一个国家的药物创新系统，提高我们的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使之能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逐步地进入新药研发的强国行列；第二是通过努力使中国的制药产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能够逐步实现以仿制为主向创新为主的跨越发展；最后当然是保障人民健康，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茶歇时段，Lumpkin博士与Sherman博士交谈。

注册司司长张伟（图右）和默沙东的医学总监李自力博士。后者在2000年作为临床评审员正式加入FDA，因工作出色，在美国FDA工作期间8次获奖，特别是因安全评价方面的贡献，获得了2003年度FDA最高科学成就奖。2005年加入默沙东，2006年被派驻北京，从事药品审评政策方面的研究。

为加强药品注册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药品注册审评法规和指南制定的科学性，早在2006年12月，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主办的“良好审评管理规范（GRMP）和良好指南制定规范（GGP）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宗旨是了解美国FDA关于审评管理规范方面的最新动态，借鉴国外的药品注册管理经验。李自力博士是那场会议的主讲者之一。而我国药监部门GRP的制订在这次DIA中国年会上被广泛探讨。

这是盘古生物医药的蔡学钧博士。他早年曾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以及纽约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之后在辉瑞、默沙东以及阿斯利康等数个大型跨国制药企业担任一系列的关键职务，包括医学总监、公共事务总监、艾滋病药物营销负责以及阿斯利康的研发副总裁。

在阿斯利康工作期间，蔡学钧主持了阿斯利康中国研发战略及实施工作，并推动了阿斯利康在华投资数亿美元的各种研发项目，而且以投资1亿美金建立“转化医学中心”的方式使阿斯利康成为最早在中国从事早期研究和国外同步进行临床研究的大型跨国制药企业之一。

熟悉蔡学钧的人都会亲切地喊他老蔡，此人最擅长以一副异常严肃的表情和语气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让人一下子没有了距离。

与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甘荣兴合影。今年５月曾走访过他们那儿一次，后写了一篇报道。这是我近距离采访的一篇报道，现场感的展现还是比较强烈的。

与药审中心的冯毅部长以及温宝书部长合影。有人说过，企业与政府打交道，企业总是处于下风，而政府与媒体打交道，政府也会处于下风。

美国FDA副局长Lumpkin博士的报告题目是：GLOBALISATION -Drug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Supermarket。他从科学监管的层面给大家介绍了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国作为一个全球药品的超级市场，FDA面临着来自全球各国药品进入美国为药监工作带来的种种责任与挑战。“it’s a GLOBAL SUPERMARKET –and people are shopping everywhere”。其中，在药物开发领域，美国FDA与各国审评人员一样，面临着如何使用非本国研究数据的难题。这包括对试验基地的检查合作，人员培训，IND和NDA法规侧重点的一致性。从他的幻灯中得出，FDA/CDER近两年对于亚洲的GCP稽查力度加大。最后他呼吁各国监管部门应该开展更紧密地合作和对话。

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执行总监Thomas Lonngren作报告。这次大会不少照片构图可以，人物却跑焦了。如同这张。抱歉我没有仔细听他的报告，也没有做笔录。

张伟在报告中介绍了医药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药品监管发展。其中特别谈到中日韩开展药物临床试验合作的情况。三国卫生部长近期签署协议，承诺在禽流感、危机处理、传统药等多方面进行合作。而在药物临床试验领域，中韩日同意在各自的法律框架下加强种族差异性科学研究的合作，以促进全球药品开发和临床试验数据的共享，并成立了由政府，工业界和专家组成的共同研究工作组，分析各方临床研究监管规制差异，加强临床试验方面信息的交流和互换。

此外，在药品质量管理规范体系建设上，SFDA正在考虑制定的质量管理规范有，GUP 《药品使用管理规范》和GRP《药品注册质量管理规范》。

中国药监部门“监督”的色彩逐渐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管理”。在张司长报告中，探究了药品生命周期管理中GXP的规范管理和管理水平，同时也在积极制定检验自身管理能力的标尺。

“面对全球同步研发的大势，中国应当勇于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在审评资源配置方面进一步优化，在审评能力以及审评质量和效率方面进一步提升。” 他特别介绍了中国抗甲型H1N1流感病毒疫苗的情况。根据疫情情况，中国按照公开透明和早期介入的原则，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技术要点，指导研发。此次疫苗临床试验的总例数为1.8万例，验证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国批准的疫苗剂型、剂量和生产工艺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审评审批的结果基本一致。在审评审批方面，部署“联防联控机制”统一指挥，政府，研发机构，企业发挥联动，加快了研发和审评审批进程。

在医药全球化趋势下，中国SFDA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监管工作及国际合作活动，对推动医药全球化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改进和完善法规制度，促进药品监管技术要求与国际标准及规范协调一致，是SFDA在这场各国药品监管部门前所未有的合作交融中的必修课题。

听冯部长的报告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冯毅首先回顾了近十年来影响中国药物创新的里程碑事件和我国药品注册近些年的新变化。2005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四次修订正式把药物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作为条款写进该管理办法。从那时候起，新化学实体的临床研究成规模成批量进入中国，对我国药物创新研发特别是临床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跨国药企在中国的研发战略也无时不影响着中国的药物创新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法规科学与国际化接轨的步伐。

冯毅特别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的药物创新能力薄弱，特别在前2/3药物的探索发现阶段，无论是企业的研发水平还是法规科学技术审评的能力仍十分欠缺，“就连药物研发失败的教训也积累的不够。”

要完善中国药物创新的能力，一个关键是，需要在法规科学监管层面上找到切入点，同时技术审评人员要不断适应全球同步研发带来的冲击。以科学为基础的评价是中国药审政策和工作遵循的核心。2009年实施的特殊审评中构建的创新药临床研究审评程序、IND机制则先于法规层面进行了探索。有了这个渠道和出口，中国药物创新向科学性回归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该程序将重新构建CTA（临床研究申请）的逻辑，让一种“以试验方案为基础的申请和审评”逻辑更符合药物创新进程的规律。第二，建立IND进程的责任链条，让IND研究进程中所有的角色都负起相应责任。第三，加强研究过程中申请人与审评机构的沟通与交流。“这种交流是负责的。”

对IND责任链条的阐述，冯毅已不止一次在学术场合发声，他多次呼吁，申请人不能再简单地获得SFDA的临床批件后，就获得了做研究的无限权力，而把更加无限的责任丢给审评机构。

在他构想并着力推行的蓝图中，像欧美的做法，一个新药在启动一项新药大型临床试验之前，所有关键信息应该向社会、业界、试验机构、公众、资本市场披露。一个新药物分子是由谁发起，谁作为研究主导，研究进程如何，在哪些试验机构进行临床研究，受试者招募的情况如何等，都要知会与临床研究进程相关的投资人、股东和申办者，并明晰各自的责权利。“外企常常会说中国IND的审评时间过长，分析原因一部分归结于中国的审评资源不够，而我个人认为，审评时间过长是由于我国临床试验责任链条的缺失，致使批临床试验的所在的部门药审中心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希望与同道们携手把这个责任链条理顺，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依此设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因某新药临床试验的阶段性研究结果而导致股票大起大跌的报道会出现在国内报端。

而在技术标准上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新药研发能力，体现在，第一，与药物创新进程相关的技术指南不足，第二，治疗领域相关的临床技术指南不足，规范申报资料要求的技术指南不足。为尽早建立技术指导原则体系，药审中心开始以借鉴、翻译和转化的方式来加快技术指导指南的建立。目前SFDA正式发布的治疗领域的指导原则已有56个，但这些指导原则无论从所涵盖的领域，和深度都远远满足不了药物创新特别是IND进程中的需要。

此外，药审中心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公开透明，“我们走过了程序的公开，标准的公开，报告的公开，最终要把我们做审评决策的依据都能公开。因为法规科学对药物创新的活力和水平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负责对药品注册申请进行技术审评职责的药品审评中心，在未来药品自主创新的产业发展主旋律中，将挑起大梁,有如航行中的舵手,寻找药物研发的最佳坐标。冯毅对IND机制下责任链条的构建不该是对理想状态的描述，它应该成为中国药物研发现实的一部分。

李自力博士第二天报告的开场白很符合他的身份。他说他现场统计了一下，当前一个ICH演讲者用英文发言时，现场只有一个人戴上同声翻译的耳塞（我承认我明目张胆地戴了），当药审中心的陈震老师用中文发言时，现场有30个人戴上耳塞听同传。

所以，1：30，他的决策是他用英文来讲他的报告。别忘了，他原来是美国FDA药物安全方面的专家，个体群体之间差别，风险大小，百分比，是他在讲课时常常强调的概念。药物安全评价，药审政策法规等都是他专攻的强项。在默沙东担任医学总监负责具体项目后，相信他对于在中国操作药物临床试验会有更直接的感受。最近一年里，他的报告基本是围绕良好审评管理规范如何在中国药监体系建立健全献言献策。

现场同传。她们说中翻译英难度更大一些，而且事先没有各讲者的幻灯熟悉，不过她们长期从事医药领域的翻译，专业术语也能应付自如，就是怕碰到语速快的，而且是不一般的快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