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和丹妮与亚宁博士进行了访谈，我们针对FDA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心主任Peter Marks不顾三个审评小组和两名高级副手的反对，独自扩大了Sarepta Therapeutics公司针对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的基因疗法Elevidys的批准范围这一事件进行了讨论。

此次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反对声音，不仅FDA内部，绝大部分外部专家及媒体都纷纷对Peter Marks的独断专行表示强烈不满。他批准了一个疗效和安全性证据并不充分的药物上市，而这款药物在去年一项大规模3期试验中并未达到主要终点。这一行为引发了公众对FDA权威性和科学标准的严重担忧。

在采访之前，我收到了FDA前审评员肖申博士的叮嘱，他希望我们在进行采访和报道时，要基于证据、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不是仅仅听取某些人的个人观点。

亚宁博士对Peter Marks的审评决定表示了支持。尽管FDA内部的统计学家和临床专家认为，尤其是在去年一项3期试验未能达到主要终点后，将该药物从有条件批准转为完全批准的证据不足，但亚宁博士认为Peter Marks的决策并非毫无依据。Peter Marks的备忘录显示，他认为4至5岁年龄段内Elevidys微肌营养不良蛋白的表达结果与NSAA的结果之间存在关联，这表明Elevidys微肌营养不良蛋白的表达很可能预测4至5岁年龄段内适合接受该治疗患者的临床结果。

https://www.fda.gov/media/169707/download?attachment

在这份一份备忘录中，他指出，该药对次要终点的影响（例如患者从地面站起或行走 10 米所需的时间），这些因素以前曾用于支持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的批准。他还指出，在严重疾病中缺乏替代治疗方案。他写道，“我发现，除了符合质量和安全标准外，现有数据也令人信服，包括次要终点中显示的积极获益和临床试验的探索性证据。”

此外，仍有6名外部临床专家和现场患者对此表示支持。王亚宁说：“只有这些深谙该领域的专家和亲身经历的患者，才能理解Peter Marks的用心和试验数据的真正意义。”

其次，由于基因疗法是一种新探索领域，这款药物确实在降低引起疾病的某种致病蛋白上发挥了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亚宁认为，我们应鼓励科学界继续深入探索这一新型的治疗手段，为患者带来更多选择。

第三，DMD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患者们焦急地等待着有效的治疗方法。当我问及亚宁博士，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有条件批准改为完全批准是否过于仓促时，他表示：“你或许认为这太仓促了，但患者们一天都不能再等待。他们愿意自己承担风险，迫切地希望能有哪怕只是比安慰剂稍微好一点的药物。他们并不要求临床试验的统计结果P值达到0.005，只要看到治疗效果的迹象就足够了。在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过程中，聆听他们的声音至关重要。此时，一些统计上的细节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

“那这样做会不会导致FDA的标准和门槛降低，从而鼓励制药公司不再追求更具疗效的药物研发？对未来药物的研发，我们该如何保障其质量？”我按照肖申博士的叮嘱，继续问到，尽管我内心已被亚宁博士的观点所感动并认可了。

“我承认，在当前无药可用的情况下，门槛确实有所降低。这就像是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降低分数线，让仅有的学生和选手通过。然而，一旦未来有了更多的药物选择，FDA一定会更加严格地筛选，只有比现有药物更优的药物才会被批准。到那时，我相信患者也会更加理性，不会无端地施加压力。”王亚宁坚定的回答。

我仍不放弃追问，我问道：“难道这次试验没有任何瑕疵吗？Peter Marks是否过于感性，甚至感情用事地做出了这个决定？”王亚宁回答说：“当然，试验确实存在不足之处，比如样本量不够大，基线患者设计得不够理想。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罕见病药物的审评，FDA未来会更多地运用替代终点指标来评估新药的效果。至于Peter Marks，他是一个充满大爱和担当的人，他的格局和视野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当我将我们与亚宁博士的讨论结果转述给肖申博士时，他说：“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批准新药是为了鼓励更好的药物诞生，而非故意为难药企和病人。FDA的职责并非直接作为临床医生来为患者提供治疗，而需要对整个药物的风险与获益进行全面评估。不能仅仅针对个别病人的需求来做出决策，而应当从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和患者群体利益出发。FDA不能频繁地过于感性地做出决策，因为这可能会鼓励平庸的药物研发，甚至颠覆我们一直以来为患者服务的科学论证和审批标准。

我对肖博士说：“无论是批准还是拒绝，FDA的决策都是基于对患者和研发更好药物的考虑，这正是FDA的伟大之处。他们肩负着保障药物安全有效、保护公众健康的重任，同时也努力促进医药的进步和创新。”

由于访谈的内容我只能简要记录，具体学术证据、图表描述等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丹妮在研发客上的报道。我对这篇文章充满期待，并非常感谢肖博士、亚宁博士等所有专家对我的指引及我的同事们给予的帮助。正是这些新药研发领域中的跌宕起伏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让我更坚定了对这一领域的热爱，并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动力。

时间过的真快，为期两天的DJSeedin大会圆满落幕。

这两天，我了解了美国Biosecure法案未来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影响，及跨境出海在BD的关键考量。同时，我也见证了众多前沿生物技术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进展。

在讨论中美贸易摩擦的环节中，药促会的宋会长等国内专家与来自美国的投资人和银行家们都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和克制，他们更多地是从两国自身寻找原因，思考如何改善这一现状，并一致认为，政治因素不应成为障碍，因为对于病人来说，科学没有国界。

研发客和柏思荟的团队非常高效地报道了大会的精彩内容。我深感，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都应该坚守信念和理想，将药物研发的初心坚持到底。在会上，索元生物的首席财务官陈纪正老师分享了他们的创始人罗文博士七年如一日地寻找BIOMARKER的坚持，最终成功将应DB104用于难治性抑郁症的2B期临床试验，用药组量表打分相比安慰剂组要低4.4分（p值0.0056）。

“这是一种信念和信仰！”这位讲者的话让我深受触动，并向所有致力于药物研发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尽管资本市场面临寒冬，融资和上市门槛日益提高，但优秀的项目依然受到青睐。

满载着两天的收获，我与业内好友倪东耀博士、肖申博士一同前往苏州。东耀驾驶着他刚入手一年、配备无人驾驶功能的未来汽车，我们一路上畅谈行业发展，分享中美两国的见闻和心得，欢声笑语中，我们共同朝着心中的理想迈进。

现在，我满怀期待地迎接中国DIA年会的到来！

7月13日的晚上特别高兴，新冠疫情后见到了润东医药的总裁姜海（我叫他小姜总，海总）。我约他到广州的芭提酒吧街小聚，那里正面对珠江，邻近星海音乐厅、图书馆、艺术馆等高雅之所，与二沙岛，CBD中心一桥之隔，灯火相望。

在上海被封控了三个月的小姜总，出现在我的面前时，看上去气色不错，还是那样高高大大，乐观阳光，谦虚有礼。

他曾在日本留学10多年，后在加拿大工作，2014年回国，现全面负责润东医药。润东医药由小姜总的父亲姜世新先生一手创立。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CRO萌芽时代，润东医药作为一家老牌CRO，与泰格医药等共同推动了我国CRO和新药临床研究行业的发展，同时润东也是国内最早专注日本市场和数据统计业务的CRO公司之一。在当时竞争对手不太多的情况下，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并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这些年来，我不时地跟他有一些交流，看着他默默努力，逐渐成长和取得一点一滴的成绩，越发成熟稳健。

我们将近3个小时的对话里，几乎完全围绕行业讨论。他每次见到我都会很热切的问，你对CRO发展趋势怎么看？有哪些新晋的CRO企业吗？他们的竞争力如何？

其实，CRO跟整体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紧密结合，一荣俱荣。他回国至今，正好经历了药政改革。CRO受鼓励创新的政策利好，但同时也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例如，722是中国临床试验行业的分水岭，经历了国家药监局史上最严的核查之后，临床试验质量从过往良莠不齐到现在稳步提升当时，一批质量不过关的CRO也被淘汰出局。而润东医药，和许多注重试验质量的CRO一样，存活了下来，并形成了第一梯队的CRO服务商。

随后，行业发展进入了我们现在说的内卷时代。以AI大数据为概念的CRO不断涌现，行业高流动率，同时医院内自建CRC和院内研究助理团队的模式快速崛起，SMO除了面临同行的竞争还需要跟医院的团队比拼……

不过，面对这些挑战，我安慰他说，虽然卷，但总体提升了行业要求，比起创新药公司而言，卷的程度还太高。高质量、高规格、具有良好服务意识和能力的CRO仍处于紧俏，这可以由CDE发布的《2021年中国新药临床试验报告》中得出3000项临床试验数据可以推断出，国内急需CRO和医院去共同承接如此多的临床试验项目，共同面对疾病。CRO和SMO未来在统筹多中心临床试验时所发挥的作用是单中心医院不可比拟的。

“关键在于，CRO对自我的要求要不断提高和学习进步。”小姜总看着窗外宁静的珠江和来回往来的船只，专注的说，只有给申办方提出最优的解决方案，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过，他也希望国内的同行多尊重CRO，把他们视作合作伙伴，而不是只是乙方。申办方不要看只看重质量和SOP，唯时间和价格是举。他的观点也代表了众多国内CRO的渴望。在国外，申办方看重与CRO作为共同合作方一同把临床试验携手完成好，给予CRO很高的尊敬。小姜总也希望与申办方携手同行，朝着最高目标共同开展好一项临床试验进军。

最后，他告诉我润东医药未来聚焦三大领域。第一，AI数字化临床试验拓展，虽然技术上我不了解，不过感觉这是一个大方向，润东医药即将牵手百度，利用百度在互联网上的优势赋能（大家经常用赋能，具体是做什么呢？）临床试验，用新的智能化手段，令临床试验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这一点我觉得他看的很准）；第二大业务自然是CRO临床试验医学服务。这一块是润东最大利润增长点，包括临床和药物警戒。虽然受疫情和行业下滑有所影响，但具体影响幅度，还有待后续显现和逐一评估。润东医药当前专注肿瘤领域，扩张领域并不多，“跟Biotech专注细分领域一样，CRO也需专注自己，开展的业务不宜过多，过杂。”他说。润东主要围绕肺癌、肝癌、淋巴瘤、血液肿瘤开展临床服务，这主要得益于他们长期以来与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PI吴一龙教授、马军教授建立了很深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年轻的姜海在回国短短几年间跟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大PI 保持长期合作和互动，我不得不佩服他的用心经营与国内顶级专家的关系。还记得，2017年，润东医药在大阪组织中日医药监管论坛，会议邀请了吴一龙教授去大阪讲课。吴教授从广州搭乘飞机飞大阪，而姜海则专门从上海飞到广州，再陪吴教授一起坐飞机回到大阪，回来时也是飞到广州安顿好了吴一龙教授，自己再乘坐飞机回上海，这一举动令我十分折服。如今，这些专家也非常喜欢和认可姜海，而他也会定期去拜访专家，看望专家。

第三大业务是润东最早发起的日本业务。他父亲在十多年前就在日本开展了临床研究数据统计业务，同时还组织了中日药监部门论坛，打下了良好的中日合作基础。眼下，正值中日医药迎来大发展的时机，润东抓紧这一机遇。写到这里，我特别感谢他在《医药研发达人》创立之时第一时间作为国内第一家CRO支持和赞助这个专栏。这对我们编辑部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不过，他坦承，润东医药虽然在早年开展CRO业务以及日本业务，但这些年步履蹒跚，错失了一些机遇，如今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他的观点无不触动曾止步不前的我自己，需再接再厉，永不放弃。

最后，我问他，怎么看待在父亲姜世新先生的光环下的自己？怎么定义成功的人生？姜海看了看窗外的珠江面，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一艘油轮闪烁着霓虹灯，在我们面前缓缓驶过，似乎预示着我们这场对话就要结束，让人依依不舍。他说没有刻意去要超越自己的父亲，他对父亲报以强烈的感恩之心，感谢他抚养他长大，培养他，教育他，提携他在新药研发领域发展，至今，姜世新先生还会在幕后给予他很多建议。

他认为，做企业和作为个体的成就感并不一样。做企业，他希望润东医药能对标泰格医药及其他跨国大型CRO，成为全国甚至全球有影响力的CRO，服务患者，并对此满怀信心；作为个人，他希望每一天跟自己比，今天能超越昨天的自己，不负父亲的重托，以及员工和客户的期望足以。

他的答案也疗愈了我，每一天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点，去期待明天不一样的自己。祝愿润东的发展也蒸蒸日上，鹏程万里。

Omicron株感染病例已取代Delta株成为主要流行株。我国多地爆发新增病例。我问冯毅老师，怎么办啊？

老冯说，被弹窗过、被黄码过、被隔离过…，就说明你参加过影响人类命运的抗疫。

日语版的文章再一次延后，我问植村老师，我们那么慢，标题也不够吸引人，怎么办啊？

植村老师说，不需要用标题吸引人，我们以内容取胜，不需要出版那么快，以质量取胜。

以患者和受试者家庭为服务对象的临床试验科普专栏，并不像采访科学家，企业家，审评人员，大PI，那么光彩照人，我的内心极不平静，怎么办啊？

洪明晃教授说，就像追星和关心百姓平常，一种是锦上添花，另一种是雪中送炭，但后者意义更大，如果科普文章受到百姓欢迎，给他们有帮助有益处，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穷者，为瑞不宜多”，洪明晃教授用了一首唐代诗人罗隐创作的《雪》，告诉我要对广大贫苦人民报以同情，同时也比喻临床试验从业者需要对参加试验的受试者报以最深的同理心，我们做新闻科普工作的人，也同样时刻需要铭记这一点。

我常常问，是否需要最快最新写出一篇热点新闻？

佳凌说，思考两点，是否有足够的积累和能力，能在第一时间写出来跟别人不一样的文章；第二是对读者是否带来最有用的价值和洞见，这也是高野老师常常同我强调的。

非常感恩，身边常常有那么优秀的人为我指点迷津，鞭策和鼓励我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