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毛毛更可爱的是毛毛的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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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耀眼的光芒

2014/05/20 – 4:59 下午

让我继续梳理和回顾最近做的一些栏目和文章。

《忆张江》的第二期,在微博上发布以后,被人称赞为“经典”系列。记得4月初收到建新的稿子,他的开头就特别吸引我,一下子把人带到了另一个画面。

标题原来是“张江之夜”。我因为太喜欢那描写实验室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比喻中国研制的新药必将有一天在国际绽放光彩)的句子,将标题改成,“那一晚,耀眼的光芒”。同事读后说不通,主语要前置,变成“光芒特别耀眼”,送审后,总编将“那一晚”改成“那晚”。

看来每个人的语感和节奏是不同的。

建新的老友礼来的Tony在邮件里表示撰写这一栏目的压力非常之大,要细细琢磨,我用下一个撰稿人介绍这期的作者,就好像两个主持人接龙发问,这也是编辑手法上的一种创新吧。

建新后来说再读一遍觉得比较"随笔",结构上松散了一些。我觉得还好,建新为了这篇文章,查找了很多资料,走访很多当时参加“张江之夜”的人,包括一些当地华人媒体早年的老报纸,再现当年的场景,把湾区大幕拉到读者眼前。

巧的是,建新是我们报社社长陶剑虹的大学同学,陶所说起他,称建新在大学时候就非常出色的一个人,“但是那个年代,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啊!”陶所读完这篇文章很有感触。

关于“张江之夜”,与张江有很深渊源的金克文博士后来告诉了我更多细节:

在旧金山年会后,时任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付总于宁尼、William Keller和克文在第二年又组织在费城与芝加哥的张江美国路演,拜访了众多美国大药厂研发高层与留学生社团,帮张江招募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用克文的话来说,“我们把北京彻底打败”。

2005年,上海市政府为克文颁发了“白玉兰奖”。

对于此殊荣,克文在邮件里只是“呵呵”结尾,感觉他骄傲又谦虚。

我则很高兴,一个小栏目,引发这么多人的讨论和回忆。

《那晚,光芒特别耀眼》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5/05/content_208524.htm

大数据文章也是上个月的一篇实地采访文章,这个数据园区我在一年前去过。这次又去,为了这个话题,请教了不少专家,让樱子列了满满大堆提纲(问题见下),只能抛砖引玉,引出临床试验大数据这个概念。

这篇文章的开头是我和同事的经历,我们从广州飞上海,再从虹桥坐火车到嘉兴。

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回想起来,上海虹桥火车站很是气派,我们看到远远驶进站台的火车,兴奋不已。尽管大喇叭里不断说:“火车进站时,请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请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我们还是拉着箱子小跑了一阵。一边跑,一边跟着大喇叭喊:“请广州来的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请广州来的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

出差的乐趣就在于,在采访忙碌之余,旅途过程中有很多美好的小细节值得回味。

后来就把自己坐火车的经历用到了文章开头GSK郑博的头上了。

《争夺临床试验大数据蓝海》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5/07/content_2085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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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占地18亩的嘉兴数据园区留影。

第三个小栏目是和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合办的CDE评述。第一篇是约请药理毒理部部长王庆利写的文章《创新药审评的逻辑结构要点》。

这个栏目已经在中心内部得到传播,我一次见到生物统计部的黄钦部长,正打算跟他详细介绍,他说,我知道,就是那个“部长论坛”。部长论坛!这个好名字我怎么没有想到?

栏目也得到了中心主任许嘉齐的大力支持。“相信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会把药审工作开展的更好。”这是他在上任不久后道出的心声。许主任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一尺不如干一寸,这句话也常常让我思考自己的工作本质。同时他还勉励我们,要多给业界奉献更高品质的精神食粮。

《创新药审评的逻辑结构要点》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5/07/content_208588.htm

《大数据问题提纲》

问题主要围绕数据管理或大数据在建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技术、人力资源、资金、战略以及法律上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要进行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或建立临床试验大数据,优点和缺点,及外部环境的机会和挑战。

1.您如何定义临床试验大数据?什么临床试验大数据?结合新药开发产业链条,临床试验大数据需要关联的数据包括哪些部分?大数据对原始数据有哪些要求?

2.临床试验大数据和传统的数据整理收集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知道受试者的数据是因人而异的,数据的呈现方式乍一看可能杂乱无章,数据管理怎么让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的?(以上问题请被采访者打个比方简述)新的方式具有哪些以前没有的优势?

3. 大数据会优化临床试验过程吗?临床试验的管理程序上需要作出哪些调整才能适应大数据的要求?会不会和现有的临床试验标准产生冲突?

4.您认为大数据会节约临床试验成本和加快新药研发速度吗?为什么?在大数据环境下进行的临床试验是否会指导新药上市后在临床上的使用更有针对性?为什么?

5.出现意外情况时,大数据会不会把意外事件的影响放大,大数据会使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更加灵活还是更加困难?它是怎么帮助做好临床试验风险管控的?

6.数据的共享上是依赖社会群体的自觉行为,还是需要相关部门进行相应的立法?

7.在人才上企业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是等待学校的培养,还是由企业进行人才的培养塑造?

8. 临床试验大数据的建设需要CRO和制药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吗?在实施大数据战略是在公司部门结构和管理上要有那些相应调整?

9.中国2013年******《规范药物临床数据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规范着手规范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目前我国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处于一个什么水平阶段?目前大环境中不同的医药部门比如临床试验的相关单位,包括医院、制药企业和CRO公司,他们的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普遍发展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10.近期,临床试验有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那么对比于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在临床试验数据外包这方面存在怎样的优势和劣势?未来还需要怎么做才能更有吸引力?

重回长文章阅读

2014/04/21 – 3:43 下午

成成帮我老爸弄了一个微信,老人家也加入新媒体通讯的行列。

他的同学转发他一个链接,还附上一段语音,“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转发给您看看,有时间再聊。”

老爸收到后,很认真的对着微信说“发来的文章收到了,我找时间一定会细细读”。

这一来一回让我觉得很温馨,即便是发微信,让老人家们演绎的十分经典和真情。

这个动作让我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到人家家做客,主人家会给你倒茶,削苹果,再拿出自己家人的相册,给你分享。

报社前段时间也在讨论微信时代传统报纸的挑战,在碎片化的阅读时代里,重回大策划,长文章阅读和手插画,也蛮有意思。

《肿瘤免疫疗法:三十年磨一剑》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4/18/content_207700.htm

医院门槛不再难跨

2013/12/04 – 11:41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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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照的,这篇文章的开头也是在那儿写的。就这么三行。

当时的采访只开了一个头,就想着随手记录一些最直接的想法,以免以后忘了。

写下来的东西也很口语化,比如,“要问思默是干嘛的,”这句,当时就这么写的,本来想在上版的时候改成更书面一些,不过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口语就口语一些吧。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3-12/04/content_202272.htm

新加坡临床试验:规范,上道

2013/11/04 – 3:53 下午

喜欢“规范,上道”这个题目,这是我在吉隆坡机场获得的灵感,当时正准备返广州,结束第一次的东南亚采访。

我记得两件事。去白云国际机场时,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河南师傅,他问我坐飞机的感觉是怎样的,他拉了许多的客人去机场,自己从来没坐过飞机,他看上去上了年纪。

从吉隆坡的酒店到机场的路上,开出租车的马来西亚司机告诉我他已经去了英国3次,他看上去跟我一般大。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微信,自觉写的很押韵,也放在这里。还没去之前,我就在办公室给很多同事唱过这首粤语歌。

“哪里会是个天堂/新加坡/哪里会有愉快面庞/让我看见世上美好新境界/我要说声/新加坡。”

90年代新加坡旅游局在香港电台的广告曲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哼哼唱唱,好像真的是这样。

——冬蕾的微信

规范,上道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药物临床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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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上一蓝一黄的大脚印,指引您去各个科室和大楼;咖啡厅、面包店、自选药房、儿童活动区和购物商场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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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凳上刻着著名雕塑大师陈瑞献的作品——I carry your heart to the river of songs,石凳供人们休息;

这里并不严肃,不像是打针吃药的地方,洁白的墙壁上用英语写着:我们的病人,我们的专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骄傲;

华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白人讲着四种语言在走廊和病房之间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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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NUH)。受该院之邀,我们来到其下属的 “旗舰部门”——临床研究部(IMU)。IMU在临床研究方面有着骄人的成绩,它主导了100多项在国立大学医院内部实施的临床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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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副主任黄文银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就临床研究而言,新加坡规范,上道;社会发展环境也对此作了重要的影响和贡献。”

问:借助优越的地理环境,跨国制药企业在新加坡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多中心试验。请您介绍您的部门在临床研究方面的情况?

黄文银:2010年,国立大学医院主持了28项由主要研究者(PI)发起的临床试验和25项由药厂资助的新药临床试验,大约有4744名患者参与了这些试验。IMU是一个重要的部门,该部门的设立是为了整合国立大学医院的临床研究项目,促进实验性药物和医学研究发明转化成让患者受益的治疗手段。

IMU着眼于开展符合新加坡GCP要求的临床研究工作,专注于早期研究,包括针对新颖药物和诊断工具的概念验证(PoC)试验,Ⅰ期和Ⅱa期试验。此外,IMU还组织各种研究,如针对生物标记物和疾病机制的研究,以及生物成像分析。

问:你们的研究经费来源是怎样的?

黄文银:过去4年来,我们获得了可观的研究经费,其中包括卓越研究中心在2008年向癌症科学研究所提供的资助,7年内资助的金额达1.72亿美元;从2008年开始的5年内的3项临床转化研究资助,用于对胃癌、代谢医学和眼科疾病的研究,每项资助金额达到2500万美元。

2010财年,我们从新加坡国家医学研究委员会(NMRC)、新加坡生物医学研究理事会(BMRC)等大型机构获得总计6080万美元的资金。

问:如何鼓励临床医生、基础科学和临床研究人员紧密合作?

黄文银:我们的研究人员针对新加坡和亚洲一些常见疾病展开研究工作,通过早期诊断和延缓疾病的策略,提高预防的有效性。

科研人员专注于自身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世界领先水平的研究项目。加强与本地和国际的合作关系,研究项目还会与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联系在一起。IMU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多学科研究的协同效应,支持个体研究的创新力。

问:新加坡在亚太乃至世界临床研究领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黄文银:所有新加坡公立医院都设立了各自专门的临床试验部门,以配合在院内开展高品质的临床试验。

我们致力于掌握亚洲人的表型特点,加快生物标记物和药物开发,建立概念验证(PoC)和疗效证据。这一点至关重要,让新的基础研究与患者密切相联。这将使我们具有开发个性化药物的能力,并与西方的研究互为补充,从而有利于亚洲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性医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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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新加坡人口少,病人资源少,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黄文银:的确,新加坡人口少,因而在患者资源方面有所限制。然而,由于人口是多种族的,我们很容易招募中国、印度、马来族、欧亚裔/混血等不同人种的受试者,这有利于某些类型试验的开展。虽然我们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但因国家小,通讯网络发达,我们随访病人非常容易。此外,我们的物流、交通十分便利,加上国家对临床试验受试者的教育培训到位,大家都非常懂临床试验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癌症病人,他们都有强烈的意愿参与临床试验。

为了增加病患资源,新加坡政府在2003年推出了一项医疗计划,吸引邻国的病人到新加坡享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并鼓励患者参加在新加坡开展的新分子实体药物的临床试验。

问:对于临床科学家的培养,你们有什么计划?

黄文银:我们聚焦5个疾病领域:癌症、代谢紊乱、感染性疾病、神经科学和眼科疾病。选择这些疾病领域的原因在于它们与新加坡面临的医疗挑战息息相关;新加坡鼓励临床医学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一起,通过设计和开展临床试验找出疾病原因并改善治疗手段。新加坡还设立临床科学家奖和新加坡转化医学研究奖。

(感谢Lin Yuchen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

观察<<<

深刻而有洞见的政策制定
拥有400多万人口,25%以上是外国公民的“花园之国”新加坡,其完善的医疗体系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新加坡医疗保健系统通常被认为是全球最先进、最成熟的医疗系统之一。

由于较少的人口和有限的自然资源,深刻而有洞见的政策制定和战略发展规划成为新加坡崛起的关键。

在20世纪下半叶,新加坡主攻电子和化学制造领域。从21世纪开始,随着低成本的经济优势慢慢流失到邻近的发展中国家,新加坡致力于转型成一个知识型经济国家,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

生物医学遂成为新加坡的第四支柱产业,与电子、工程和化学制造齐头并进。在短短十年,新加坡在生物医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包括临床研究。该国已成为跨国药企在全球开展临床试验活动的亚太枢纽。

我们在樟宜综合医院的临床试验中心看到,I期病房面积占地835平方米,可容纳20名受试者住宿过夜。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临床研究部副主任黄文银告诉我们,对于患者的广泛教育令临床试验在新加坡的开展变得容易。

为提高临床试验的竞争力,新加坡政府还给予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为跨国制药企业和CRO公司提供便利。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全东南亚最低的地区之一,并持续降低,目前为17%。

丰富的专业人才,理想的商业氛围,健全的监管体制,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作为亚太经合组织GCP协调中心秘书处这一近水楼台的独特优势,都使新加坡成为亚太开展临床试验的理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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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宜综合医院。

新药审批的唯一注脚

2013/04/11 – 5:40 下午

报社同时在做两个策划,一个关于普药,一个关于新药。

主任催稿的时候问我,新药的策划啥时候弄好?坐在前面一个记者说,我的普药都没写好。“普药都搞不了,新药更别提了。”我让主任别着急。

我和海洋同时采访同时写稿,但具体文章的落脚点我们之前没有怎么交流,直到两人稿子写出来一看,观点非常相似。

她采访的前FDA官员李宁博士说,从CDE角度来看,你不是保险公司,不是发改委,是技术审评机构,有没有临床需求是第一条要牢牢把握的。在FDA的新药审评中,从来不问这个药的价格,而是它能不能给你所想要给的病人临床获益。这一点是要牢牢掌握的。

我跟培培主任短短的电话交流里,也特别提到什么是临床价值。我跟海洋抱抱说,如果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是专注你自己,知道你是谁。她也认为,跟心理学层面的反求诸己一样。

 

 

 

有效性和安全性为基础的效益风险比,是上市的唯一标准。其他任何因素,不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都不是CDE在决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

 

新药审批的唯一注脚

 

帕拉米韦注射液在H7N9禽流感疫情流行之时通过了生产现场检查获批上市,引发行业热议:国家的药品审批机制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和药物创新环境,进而影响到整个医药产业发展的效率与走向。

事实上,该药的技术审评已于去年12月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完成。4月7日,CDE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帕拉米韦注射液”审评概述。长约1700字的论述透露出一个信号:每一个新药的审评结论,都是对这个机构评审能力的一次挑战。在批准一个新药上市前,CDE必须清晰地告知公众,该机构是基于什么数据和实证作出“批”与“不批”的决策的。

临床急需紧扣安全风险

当今,全球药物创新的首要领域就是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在药物创新进程中须经历的“临床准入”和“市场准入”两个节点上,CDE发挥着鼓励创新和控制风险并重的作用。而加快新药审批、建立创新药临床研究IND审评机制,正成为企业最大的心声。

我国自建国以后建立了药品标准管理制度、药品检验制度,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了上市药品的审评制度。随着我国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医药经济的进步,这一制度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以药监体系内部的力量所倡导的审评机制改革已经开展了十多年,以CDE的资源和能力所开展的内部调整和改革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已进行了4次。

年初《关于深化药品审评审批改革进一步鼓励药物创新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指出,完善审评审批机制,加快创新药物审评。为此,《征求意见稿》提出三条措施:一是鼓励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创新;二是调整创新药物审评技术要求和规范;三是优化审评流程,提高审评工作效率。创新药物研发和审评应当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在关注物质基础的新颖性和原创性的同时,更加重视临床价值的评判。

然而,什么样的药物是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什么样的药品有可能满足未能满足的医学需求?对此,CDE负责人坦言,通过快速审评通道鼓励创新的新药能否降低药价,这是公众的热切期待;另一方面,企业的创新药批出来以后如果不能进入医保,遭殃的还是企业。CDE对于临床需求的评估体系,决不能抛离于现实环境自我定义一个“临床急需”,审评的决策一定是基于有效性和安全性为基础的效益风险比,这是决定一种药物能否上市的唯一标注。其他任何因素,不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都不是审评员在决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

据介绍,CDE正在加紧与中华医学会就药物流行病学、临床急需用药方面进行一系列合作,旨在将用药需求的信息从临床终端反馈至新药研发上游,审评机构、工业界和临床界将系统评估新药“临床价值”的内涵,为审评什么样的药品、不审评什么样的药品找到依据。

CDE负责人认为,相较于欧美,药品市场价格机制比较健全,药价因素是由市场、医疗保险来进行调控的。而这些工作,发达国家均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行政审批与技术审评权重

年初发布的另一份“重磅”文件——《2012年中国药品审评报告》除了展现大量行业为之关切的重点审批品种和数据以外,作为中国药审制度建立以来第一份“白皮书”,并由CDE发布,其背后的政治意义重大。

“长期以来,将药品技术审评等同于行政审批的管理思维制约了我国药审事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 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开发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认为,中国的药品审评人员人数和审评收费不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与国际上中等国家的水平相差甚远,审评人员严重短缺,极低的收费导致大批低水平药品申报占据了大量的审评资源, 必须要认真研究探索药品技术审评工作的本质与规律,要将技术审评管理与行政管理区别开来。

宋瑞霖的观点在《报告》中得到印证,《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审评堵塞的核心矛盾在化学药,而化学药的核心矛盾依然在仿制药。我国仿制药申请量高、仿制药重复申请严重、工业化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副委员长在去年的 “国家创新药物发展政策专家座谈会”建议,可以采用国际通行做法,通过提高审评收费的方式,进一步规范药品申报,使那些创新性强、临床急需的药品能够尽快得到审评。审批收费标准太低,致使一部分企业随意申报,挤占了许多审评资源。但有学者随即指出,将技术审评管理与行政管理区别开来,收费工作也是一样,不能将技术审评收费与行政管理收费混为一谈。不能用收费高低来谈企业负担,低收费基础上的低效率,排队一排3 年,这对企业发展而言实际上是最大的负担。

中国药品注册审批制度的船头正在渐次调整。所有有关创新扶持政策能否到位,也令CDE倍感挑战。如何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何跟其它角色互补互动交流?如何把引领创新的思考更加准确、清晰、全面地传递给国内外企业机构及其它部委?上述种种问题和挑战丢给的不仅仅是CDE。

跨国药企的今天就是民族企业的明天

2012/11/26 – 5:16 下午

 

上一次到上海,在虹桥机场买了一本封面是白岩松的《人物》杂志。里面问:如果有机会,会做一档音乐类节目。对这个节目,你大概怎么设想?

白岩松说:回到最本质的东西。比如,我要介绍的是崔健,那我的重点不是介绍他的歌,而是不同的人曾经在不同的状态下听到他的歌后,拥有不同的感动和触动,在他的成长中留下的痕迹,我觉得这才是音乐的本质。

记得当时看完这段话,我就跟自己说,我也要写一篇这样的文章,面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主体,不同的感动和触动,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不想到这一想法这么快就实现了。这次到上海,面对的是一个庞大浩淼的调查问卷,于是,我找来不同的人,记录他们的触动。

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启发。特别感谢报社研究室主任小董在大会前与我就这份问卷进行详细讨论,给予我清晰的思路。

 

 

跨国药企的今天就是民族企业的明天

发自上海

 

石勇是四川一家民营制药企业的研究员,他每天的工作是从FDA、EMA、日本厚生省批准的新药以及各种数据库披露的在研药物中,搜索出他认为能被公司老总看得上的品种,进行国内市场分析,撰写各种研发立项报告呈交高层。

 

“我们公司的立项准则为重磅炸弹的追随者,以市场为导向,寻找效益好的品种,不太强调产品线完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领导给我的任务就是翻译文献和不停地写报告,但是,被他们看中的少之又少。”石勇说。

 

来自一线信息员略带抱怨色彩的描述似乎成了当下国内众多中小企业研发立项机制模式的缩影。

 

企业定位:市场追随还是临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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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很清新的天花板,下雨,就看着雨水顺着透明的天花板流下来。我已经连续三届参会。

 

11月22-23日,在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药物创新论坛——发展的机遇与模式”上,发布了一份全面反映国内生物医药研发现状的调研报告。

 

在药品审评中心两个月内收集到的880份问卷中,参与调研的主体来自跨国企业、民营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国有企业、CRO的研发人员。问卷就研发资金来源、研发团队结构分析、决策模式、立项机制、退出机制、研发治疗领域的竞争等问题设置选项。

 

“我们要跳出技术审评的语境,摸清国内新药研发主体的生存态势,作为审评机构下一步战略制定的重要参考。”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张培培在大会致辞上表示。

 

因此,在决策机制差异一栏,“您的公司研发决策是由谁负责”,石勇毫不犹豫地在“领导决策”上打勾。而据大会发布的结果,跨国企业与民营企业两大群体中,由首席科学家主要负责决策的跨国企业占13.6%,民营企业为8.9%,而由公司总裁负责的两类企业的数据分别为25%和36.7%。

 

“事实上,首席科学家的职位设置在民营企业中少之又少,这是基于生命科学一票的决策机制。”先声药业首席科学官王鹏说。在海外工作20多年后,他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加入了先声药业。王鹏参与了此次的问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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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部此前就跟我说,这是一次药审中心“乱谈”的头脑风暴。我说你们“乱谈”,我也“乱写”。越是调侃,越是用心。几个新加盟的审评员,风趣幽默(黑色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CDE轻松开放的氛围。

 

杭州曼哈顿资本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王进面对这份问卷,他的结论是新药研发依然是以资本说话。调查问卷显示,从研发投入看,跨国药企有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现金在手,有强大的现金流作支撑,研发投入是可以按销售额10-15%的比例投入。对于国内民营医药企业来说,做原创一类新药,风险巨大,投资回报也极为不确定。“如何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用于风险相对小的研发项目对本土企业而言极具挑战性。”王进说。

 

里程碑设置:跨学科论证

 

阿斯利康亚洲及新兴市场研发总裁杨青在本届药物创新论坛召开的前一天,有点纠结是否需要改变行程。最终,他决定按照原来的出差计划,前往莫斯科,他要寻求一项与俄罗斯的研发合作项目。即便没有参会,杨青对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十分关注。

 

杨青最感兴趣的调查问题是,不同企业研发战略及相应研发流程的里程碑设置。“你不能十年以后才告诉你的投资者,嘿,老兄,你投的钱全赔了。”杨青说,外资与本土企业在里程碑设置上也反映出研发绩效考评的模式差异。

 

据杨青介绍,跨国药企的研发决策机制较为严谨,在主要的研发投入决策点包括临床候选物确认和临床概念验证阶段设有特定的程序和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专家来自公司疾病领域生物学、化学、毒理学、药代动力学、药物发展,转换医学和临床试验等各相关部门等,同时也会考虑来自市场新产品开发部门的意见。这些决定都要经过严格论证、激烈的辩论和专门委员会最终的批准,才能确定Go或Not Go。

 

问卷中,民营企业的里程碑设置集中在临床前以药效和药代动力学,更有14.4%的比例显示企业没有设置里程碑。

 

“在国内药厂里程碑设置依然以仿制为主要思路,决策机制更多需要外部专家来参与论证,早期项目很难给研发人员足够的自由度。”王进说。

 

部门设置:医学安全VS.生产销售 

 

如果说研发立项决策话语权在中外企业中是绝对值的差异,那么,研发团队中医学部设置的缺失对比,再次暴露出本土企业在临床开发、上市后再评价与外企之间的巨大鸿沟。

 

与那些拥有动辄上千人的医学、安全团队的跨国制药公司相比,民营企业安全部、临床开发部门的设置依然处于悬置的局面。这与长期以来国内制药行业重生产轻研发的思维模式不无关系。

 

调研报告显示,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依然是公司两大模块,而跨国企业的研发人力大量聚集在医学部和临床用药安全信号收集管控团队。据与会嘉宾辉瑞全球研发副总裁谭凌实介绍,始建于2006年的辉瑞中国研发团队目前安全部门已达上百人,约占整个研发中心人数的1/6强。

 

江苏恒瑞制药董事长孙飘扬坦陈,恒瑞也曾走过一段对于自身产品的临床定位和开发计划不清晰、没有自己的医学部和缺乏医学人员的初始阶段。

“早期我们没有摆脱仿制药的思路。”孙飘扬说,恒瑞研发团队的构建分为发展部(2000年前含医学部前身)、早期医学部(2000年)、医学部壮大(2005年)三个阶段。“2005年我们开始做创新药,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我们的研究方案、总结报告都是依赖研究医生,但临床医生并不具备新药开发的全部知识和技能。”

最终恒瑞的医学部通过专门临床试验职能的划分,突破了公司发展的瓶颈。恒瑞为大力加强1.1类新药的研发,特意将1.1类新药进一步划分成新的部门,成立了两个医学部门,其中的医学一部主要从事1.1类新药的临床试验,医学二部主要从事仿制药和中成药的临床试验。“我们逐渐从市场大小的产品定位向临床价值定位转变,增加了医学人员的比例和话语权。”孙飘扬说。

退出机制:无奈的?果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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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毅部长三问"你做药吗?"如果你做药,那么你就必须坚持最高的科学标准、坚持最高的伦理标准,还有最高的道德标准。

 

当听到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助理冯毅就问卷中退出机制这一环节表达出审评机构的无奈时,坐在台下的杭州泰格医药副总裁曹晓春也感到很无奈。调查结果显示,管理层决议占民营企业退出机制绝大部分,但仍有相当大比例的民营企业无退出机制。

 

 “新药成功率从1万个到1个,那9999个都去哪里了?都被FDA、EMA或者我们的药监局不批准了么?”冯毅发问后自答:那是因为我们的企业没有退出机制,我们的文化不允许终止和失败。

 

“作为CRO,我们有时候像药品审评中心遇到的企业一样,明知不可能的项目,客户因种种非科学理由,也要我们做下去。”曹晓春认为,在创新型国家战略转变的当下,中国的新药创制迎来了种种机遇,而最基本的,应该尊重新药研发的科学规律。

 

大会主讲人孙飘扬毫不保留地在报告里和与会嘉宾分享了恒瑞两个失败案例。他的报告题目是《新药创新科学管理之初探》。“我们终止的第一个化合物是西帕替尼,当时在临床前的时候感到这个化合物生物利用率比较弱,药效与拉帕替尼相当。上临床后负责临床试验的人员提出来这个药要停掉,事实上这个药恒瑞早在去年11月就获得了SFDA的临床批件。从商业角度来考虑,如果再往前走不会有好的结果。”孙飘扬说。

 

第二个案例是VEGFR抑制剂海那替尼,“也许在I期试验阶段受试者没有暴露出问题,但到II期试验问题全都出来了,这个药就不能研究下去。一旦上市大量人群使用,那得天天打医疗官司,企业吃不消。”孙飘扬说,这个失败案例的教训对于恒瑞来说,在于在开发同类机理临床候选化合物时,一定要寻求差异化,更安全和有效。“临床前一定要很严格,哪怕发现一丝不理想就要放弃,把这时间和金钱腾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科学和理性的做药态度。”孙飘扬在总结时说。

 

做市场的追随者还是基于生命科学的探索者?做仿制还是创新?做小分子、多肽及重组蛋白、单抗、疫苗还是生物仿制药?这些问题无时不萦绕在企业决策者的头脑里。

 

 “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实力悬殊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在不断交汇融合。也许,跨国药企的今天就是民族企业的明天。新药审评部门必须在这种国际化交集中找寻自己的坐标。”张培培说。企业在探索,药品审评部门在思考。这探讨和思考背后的国家利益又在那里?这是顶层设计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转化医学“转变”研发现实

2012/08/02 – 4:43 下午

人说要经常检视自己,我觉得有时间倒是要常常捡捡家里的衣柜、鞋柜、书柜、药柜。

收拾东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思考的过程,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东西没放好,有些需要清理丢弃,有些需要归类整理。

更重要的是,你会发觉很多东西其实并不需要。每当收拾好以后,我就会想起小学学的那个成语,“焕然一新”,整个人也觉得清爽多了。

近日与同事小黄合作了一篇转化医学的文章。这是最近写的一篇技术含量很高的稿子,小黄的医学背景对于文章拿捏Frank专业学术观点十分有帮助。

然而,这又是一篇老少咸宜的“科普”文章。

你不要笑,“科普”就是我们极力追求的效果——媒体就是要将看似高深的道理用最直白的话讲清楚,这种能力很重要,并时时将读者放在第一位,降低他们的阅读难度。

整个电话会议采访过程就好像Frank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同时共5人参加,历时1个多小时。

而此后邮件反复讨论文章的修改,从内文到标题,Frank和小黄的敬业精神让人钦佩。

其中,Frank几个英文翻译得十分到位和生动,如:

研发扎堆(me-too)同类最佳(best-in-class)首创(first-in-class)。

在这里我把几次的修订文档上传,一篇稿子就是这样炼成的。

TM_FrankJiang

《江宁军:转化医学“转变”研发现实》

期间不乏许多有趣的细节,被我们加以夸张放大,增添了整个写稿过程的乐趣。

有几点值得关注:

1.转化医学时下在国内很热,江宁军无疑是外企里这一话题最具有发言权的人物(至少他已在这个领域处于制高点)。

2.非常专业和看似沉闷的话题,万万不得写综述稿件,一问一答是最好的形式。

3.问题设计和回答行文尽量口语化,上下衔接紧凑,增强现场感和互动感。

早期本土化新药中国首批

2012/07/03 – 4:05 下午

这是Reako为我们报纸写的第二篇稿件,相对于记者写稿,业内的人写文章更带有个人实操经验的色彩,因而“水分”也更少。

有时候谈到CRO,会觉得他们很商业,不过在我看来,Reako至少是一个很愿意分享的人,文章中很多观点已涉及到一家公司的咨询业务了,愿意公开分享出来的人也许不多。

早前药审中心小康老师的一篇早期临床和国际多中心策略,谈到了中国审评机构对创新药早期审评的思考,而这篇来自CRO服务机构文章则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分析,部分代表了产业界的声音。两篇文章上下联动起来,相得益彰,不可谓项目带动了市场,市场联动了产业,产业推动了政策——还是更快一点,由政策引导产业理性发展?

 

提炼:台湾太景生物科技的新抗生素品种奈诺沙星最早源于美国,也在中国大陆进行了全过程开发,目前有望很快上市,其中国大陆的临床研究数据也将被台湾药政部门接受和认可,用于支持奈诺沙星在台湾上市。这件事得到了马英九的大力支持,作为两岸交流的重点项目推出,在业内引起了轰动。

 

早期本土化策略实现中国首批

任科(reako.ren@ppdi.com

 

中国药政鼓励本土原创新药,并且对跨国制药企业在中国进行新药早期开发的态度日趋明朗。除了进口药注册临床试验和国际多中心试验(MRCT)作为进入中国市场最常见的策略以外,近年来,以早期进入中国市场为目的的研发策略更受瞩目——新药研发的早期本土化。外企以一类新药的形式在中国申报,进行同步开发,尤其当产品尚在国外处于IND或Ⅰ期~Ⅱa期阶段的时候,应用这种策略其优势更为明显。

早期合作增加频繁

跨国巨头们如辉瑞、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拜耳、诺华、罗氏、礼来、赛诺菲、默沙东、日本大冢等纷纷在中国建立了功能齐全的研发中心,其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中国本土化和早期化研发的优势。

此外,一批优秀的创新型生物科技公司在中国进行创新药本土开发,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如浙江贝达、和记黄埔医药、艾利斯、盟科、台湾的太景生物科技等等,都有一类创新药在中国从头开展研究,进入临床试验甚至获批上市。这些公司及其品种大多源于美国,核心团队以留美“海归”或国际华人为主。

以浙江贝达的埃克替尼研发成功为例,该品种最早由几位杰出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合成,此后将项目转到中国进行全程开发。埃克替尼在中国的开发历时9年、耗资约1亿元人民币,并在2011年获得了全球首批。目前浙江贝达在积极准备美国、亚太地区的临床试验,进行全球开发和申报。

港资背景的和记黄埔医药有多个品种已完成国内国际多个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2011年12月21日,该公司的沃利替尼被阿斯利康以超过1.2亿美元“收购”。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沃利替尼在中国的开发将继续由和记黄埔医药负责,而阿斯利康将负责该药在全球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并承担所有研发费用。

日本大冢的某新品种则是在中国和欧美进行同步开发,在中国完成了化学、生产和质量控制(CMC),按照国产一类新药进行申报,其首个低钠适应症在中国的批准仅比美国批准晚了1年多;其第二个肝腹水的适应症甚至可能在中国实现首批,并且该产品的中国临床试验数据很有可能被日本药监部门认可,支持该适应症在日本的批准。

台湾太景生物科技的新抗生素品种奈诺沙星最早源于美国,在中国大陆进行了全过程开发,目前有望很快上市,其中国大陆的临床研究数据将被台湾药政部门接受和认可,用于支持奈诺沙星在台湾上市。这件事得到了马英九的大力支持,作为两岸交流的重点项目推出,在业内引起了轰动。

上述案例无一不说明了早期研发中国本土化策略是高效可行之路,或将改变全球新药开发以欧美为主流阵地的研发格局,是值得我们探索的新思路。

国产药”策略实操

在中国要完成上述前期准备工作,如果组织得当,大约需要经过2年时间,即可提交药品审评中心进行IND申报。提交后经过约9个月的审批,即可进入Ⅰ期临床。在1年内可完成Ⅰ期试验,然后再递交Ⅱ期、Ⅲ期临床试验的申报。如果品种的安全性较好,则在Ⅰ期临床后可一次性获得Ⅱ期和Ⅲ期的批件;如果安全性有疑问或者品种剂型为注射剂,则有可能Ⅱ期和Ⅲ期临床分开审批。

完成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大约还需要3~4年。上述经过共计约8年时间,就可以在中国实现新药上市,和国外同步甚至全球首批。中国作为一类新药全球首批国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新药在中国获批,对于支持国际审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大陆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数据在如今积极主张东亚数据互认的大环境下,极有可能被日韩和台湾地区药监部门认可。

而在成本方面,中国的低研发成本对于跨国药企而言非常有吸引力。在中国进行高质量研发,CMC和毒理的补充工作大约需要花费1000万~2000万元人民币,临床试验则需要花费大约4000万~6000万元,共计6000万~1亿元即可完成一个新药开发的全过程,但却可以实现在中国提前约4~5年甚至全球首发上市,比起传统进口药注册试验而言,提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上市,这5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远远不止1个亿。此外,由于是本土原创药,所享受的是国产药的政策扶持待遇。

除了能在中国早日上市外,在中国完成较大病例数的Ⅰ、Ⅱ期试验,总花费不到5000万元,即可获得产品的大致前景(安全性和初步疗效),或完成概念验证试验(Proof Of Concept)开发新适应症。作为一类新药,在中国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开发新适应症。如果Ⅱ期试验结果较好,每个新适应症为药品增加的价值即可达上亿美元。

反之,如果Ⅱ期试验结果不好,则果断放弃或对品种再做改进,可减少浪费在此项目上的资金,节省上亿美元的成本。当然,概念验证性试验不一定只在中国开展,印度、韩国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澳大利亚都是开展试验的地区,尤其是对本区域和人种相关性较高的疾病如肝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某些肿瘤等。

早期本土化策略对于国内药厂也非常适用,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带来有价值的真正的创新品种也是一条捷径。如华药、石药、哈药、齐鲁、复星、扬子江等国内制药巨头,可以引进国外处于Ⅲ期临床阶段的品种,以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形式在中国尽快获得进口药上市的批准,可以形成近期的产品线(5年内获批);也可以介入国际生物制药的早期项目,在中国按照一类新药进行本土化开发,则可以形成长期产品线(10年内获批),从而取得丰富的新产品组合,形成自己的竞争力。

创新药和仿制药审评的基本考虑及策略调整

2012/06/06 – 8:51 上午

这两篇文章能约回来实属不易。

在药审中心高层领导的指挥下,多位在DIA年会上主讲的审评员老师——陈震、康彩练、王庆利博士在会后不到48小时内,把自己的演讲报告整理成文,效率之高令人佩服。

整理录音,通常这应该是编辑的活儿,然而考虑到政策法规和技术性,如此专业的稿件只能出自专家之手。文章出来后,你会发现,跟他们的报告发言一样严谨扎实,可谓速度和质量并重。

我做一编者按借题发挥。

再次感谢。

 

编者按:药品审评是以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为基本原则,采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思路,基于药品研发单位提交的研究数据,结合深入的文献调研分析,把握着品种的特点和关键技术点,在此基础上评价具体研究项目的科学性、研究工作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对品种提出科学合理的技术意见。

负责全国药品注册管理的技术审评机构——药品审评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CDE)为药品注册提供技术支持,是保证13亿国人用药安全有效的核心部门。有人形象地比喻,药审中心相当于SFDA的“医学部”,掌握着新药审批的核心命脉。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的深入,该中心核心功能的技术性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和接受。

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药物信息协会(DIA)中国年会上,一批来自中国药审中心的高级审评员就中外研发机构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本报特约各审评员将其报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创新药和仿制药审评的基本考虑及策略调整

 

■SFDA药品审评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 陈震

  

创新药和仿制药具有不同的研发思路和特点。创新药的研发是从未知开始,通过系统、规范、有针对性的临床前研究以及临床研究逐步获取安全性、有效性信息,并在研发过程中不断积累化学、生产和质量控制(CMC)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最终依据所获得的安全性、有效性信息评估药物在特定用法用量下对特定人群的利益/风险比,同时基于研发过程中积累的CMC信息建立上市药品的质量控制体系。

仿制药是在安全性、有效性已经得到确认的已上市原研药品基础上开发的替代产品,可以说是原研药品的化学“克隆”;仿制药的研发首先要对原研产品的质量特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以原研产品的质量特性为目标进行处方工艺的开发,通过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BE试验)证明研制产品和原研产品生物等效后,最终确定处方工艺并建立质量控制体系。

 

仿创药审评策略有别

 

创新药和仿制药的研发特点不同,审评机制和策略亦应不同。药品审评中心在2011年的组织机构调整中,首次设置了两个药学审评部门,分别负责新药和仿制药的药学审评。此后,又调整了审评任务管理通道,在国内引入了IND申请(新药临床试验)、NDA申请(新药生产上市)、ANDA申请(仿制药)等国际通用的概念。其目的是在遵从现行法规注册分类管理要求的前提下,探索构建基于各类药品研发规律的审评任务管理分类,为调整审评策略、建立科学的创新药和仿制药审评机制奠定基础。

在我国构建完善的创新药IND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阶段,药审中心调整创新药审评策略、推动构建科学的IND机制的重点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临床研究过程中及上市后的风险控制,积极推动构建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风险管控机制;其二是对处于不同临床研究阶段的创新药,制定各专业的审评策略,并通过审评模板形式予以固化,以保证审评要求和研发阶段相适应。目前,创新药药学审评策略的调整已有了一些进展。

 

化学药IND申请

 

创新药药学研发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阶段性,即生产规模随研发进程逐渐放大,质控体系也随研发进程逐渐完善;二是不确定性,即在创新药开发过程中,剂型、规格、处方工艺、分析方法、原材料及辅料供应商等均可能发生变化。

基于上述特点,药审中心对创新药药学审评采取了如下举措:(1)明确了创新药药学研究的阶段性技术要求,制定了“化学药品IND申请药学审评模版”。在创新药IND申请阶段,对于申报信息的要求必须综合考虑药物所处临床研究的阶段、受试者数量和研究周期、药物结构和作用机制的新颖性、剂型和给药途径、已暴露的和潜在的风险等因素,既要保证有充分的研发数据用于风险评估,又不能跨越研发阶段提出过高的技术要求。(2)******了配套的CMC年度报告制度,以解决创新药药学研发数据随研发进程滚动提交的问题。有望通过对创新药研发过程中变更的科学分类,通过风险评估,对于一些风险较小的变更通过年度报告提交,而无需提交补充申请,当然这以一目标的实现还要取决于注册法规的进一步完善。(3)设置了沟通交流机制,针对创新药研发过程中关键决策点的关键问题加强审评机构与申请人的沟通交流。对于药学而言,在Ⅰ期临床申请阶段,主要就药学开发整体计划、和安全性相关的质量问题等进行讨论;在Ⅱ期临床结束之后、Ⅲ期临床开始之前,主要就关键的Ⅲ期临床研究期间的药学研究计划和需要获得的生产及质量数据等进行讨论。

 

仿制药研发“金标准”

 

仿制药研发的核心目标是要达到和原研药的一致性,其中对于固体口服制剂等,BE试验是检验一致性的“金标准”。根据《药品注册管理法》,仿制药进行BE试验也需要事先获得SFDA的批准,同时在等效性研究开展之前实施生产现场检查,这和国际通行的做法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在没有获得仿制药和原研药人体生物等效的证据之前,仿制药的处方工艺并没有最终确定,质控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如果仿制药和原研药在人体上不等效,还需要重新进行处方工艺的开发,仿制药的生产现场检查放在等效性研究开展之前实施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另外,由于有原研产品的安全性信息作为支持,在较为充分的体外质量对比研究前提下,开展仿制药人体试验的安全性风险实际上很小,申请人、伦理委员会以及等效性试验的实施者等完全有责任、有能力控制这种风险,审评机构“把关”的必要性不大,而且仿制药BE试验的审批制度也割裂了仿制药的研发进程,使研发周期拉长,造成研发、审评资源的浪费。

基于上述考虑,药审中心提出了仿制药审评策略调整的主要设想并开展了一些探索性工作。例如,在注册法规没有取消BE试验审批制度之前,通过调整审评重心,弱化BE研究开展之前的药学审评,而在BE完成后再对药学、人体生物等效性等研究数据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以和仿制药的研发规律相适应;探索建立审评和生产现场检查相结合的审评模式,把生产现场检查融入到BE试验完成后的药学审评过程中,强化对申请人实际生产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的考察;借助外部实验室开展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性数据;积极推动药学研发数据的CTD格式申报等。

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及早期研究的中国姿态

2012/06/06 – 8:44 上午

全球疾病谱日益趋同的今天,某些重大疾病的新药研发靠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对于MRCT,机会比时间更重要,全球合作比注册的时间快慢更重要。

 

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及早期研究的中国姿态

 

■SFDA药品审评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高级审评员 康彩练

 

对于跨国制药企业而言,在目前的形势下,药品注册可以分为两大策略。一是中国同步参与全球新药临床研发,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MRCT),待试验结束后,在全球同步上市,这属于MRCT途径;另一种是等到产品在国外上市销售和使用后,在中国按照进口药的注册审批路径,申报独立的进口注册临床试验,获得SFDA的临床批件后开展临床试验,试验结束后申报进口,这属于进口注册途径。

 

两种策略的利弊取舍

 

比较这两个策略,哪一个更优?我们不难发现,两种策略各有利弊。

MRCT策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1)注册过程更加快捷和高效,与进口注册途径相比,由于全球临床研究的同步性,一个新药在中国上市可以提前至少3~4年;(2)MRCT是全球统一的治疗方案,采取相同的临床试验设计方案,以及相同的质量管理和终点判断标准,为同步比较中国患者的试验数据和全球数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全球同步实施的MRCT,才有可能获得药品在东西方人种中关于安全性、有效性比较的直接数据。

MRCT的不足之处在于:(1)在MRCT中,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和受试者入组时间的延搁,获得中国患者临床研究的数据往往很有限,很难显示出明确的统计学意义。药审中心在有限的中国人群临床研究数据的情况下,要评判一种新药是否能在中国广大病人群体中使用,很多时候需要依赖全球临床研究结果,由此引发对安全性的担心;(2)比较中国亚组和全球临床研究数据结果的一致性,目前还缺乏权威、公认的统计学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审评机构只能凭借经验,通过对数据的理解程度和风险把控措施来评判新药;(3)药审中心和其他国家的新药评价机构几乎在同一时间点上面临同样批准与否的决策,但我们的数据量远不如欧美国家那么丰富,这时存在决策上的风险。

与MRCT策略比较,进口注册途径的最大优势在于,新药在中国进行上市申请时,在国外已有广泛人群上市后使用的安全性数据,已度过了药品刚上市起初几年的高风险期。但该策略的缺点在于,上市时间延迟。对于一些紧急治疗、临床需求迫切的药品,上市迟滞成为最大的诟病。由于进口注册临床试验多采用替代终点而开展“桥接试验”(Bridge Study),对于某些治疗领域,很难找到学术价值高和理想的替代终点,而对于替代终点的评价,审评机构和研发单位往往很难达成共识。在多数情况下,即使有可接受的替代终点,也不可能获得临床终点同步比较数据。

 

临床研究资源倾斜的天平

 

由于两种策略的优势和缺点表现不一,审评机构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对于

MRCT两大突出的优势——速度快和全球同步开发,要予以充分重视。对于没有有效治疗手段、急需治疗的疾病,病人需要第一时间的治疗机会和药品,药审中心理应加快这种品种引入中国的时间;对于需要全球同步研发,共同合作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我们要积极参与,把握共同开发的机会。全球疾病谱日益趋同的今天,某些重大疾病的新药研发靠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对于MRCT,机会比时间更重要,全球合作比注册的时间快慢更重要。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临床研究资源?根据以上阐述,不难理解,国家要让中国的临床研究资源更多地流向迫切需要治疗机会的适应症领域,以及只有依赖全球合作才可能完成的大规模终点临床试验。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只有在境外进入Ⅱ期临床试验阶段的药品才允许在国内开展MRCT。因此,早期临床研究成为当下全球同步开发的热点话题。

众所周知,药品研发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放大,不断探索和确认(learn and

confirm)的过程。在原研的欧美国家,开展大规模的关键临床试验前,会有一系列Ⅰ期、Ⅱ期临床试验,以探索药品在高加索人群中初步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耐受性和安全性、剂量反应关系。在这些试验基础上,跨国药厂才能设计出需要巨大投资和风险较高的大规模人群Ⅲ期临床试验方案。

而当这个试验方案来到中国,要求同步在中国患者中实施时,药审中心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化合物。我们既不了解它在中国人群中的药代动力学行为,也不知道试验方案中的剂量是否同样适合中国病人,这个时候,审评机构要作出是否可同步参加全球临床试验的决策,由于缺乏牢固的科学基础,就变得特别艰难。

 

积极推进早期临床研究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积极推进中国人群早期临床试验的开展,包括首剂中国人的安全性和药代试验以及概念验证研究(Proof

of Concept)。跨国药厂只要选择风险控制能力强的研究单位和项目,有计划地在中国开展早期临床试验是完全可行的。当然,有以下的要求必须遵守:(1)研究者的资质和经验。研究者需要具有相关的经验和科学探索精神,对于试验基地管理和临床方案的风险控制能力强;(2)伦理委员会的审查需要真正起到保护受试者安全和权益的目的,而非简单的形式审查和行政审查;(3)药厂要有对严重不良事件负责任的处理能力;(4)临床试验方案向社会公开,实施注册和登记制度,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5)临床试验方案中有明确的风险控制计划和措施,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执行性;(6)数据管理和监查有明确的手段和方法。

有了早期临床试验的结果,我们就可以使MRCT在中国的运作更加科学化。目前的做法是,欧美主要国家把临床试验方案设计好以后,把现成的方案拿到中国来入选一定数量的病人。这样一来,在方案设计的初期阶段,较少考虑到中国病人的药代、安全信息和临床实践情况。如果我们有了早期的临床研究结果,把这些结果融入到全球的开发当中去,后期试验方案设计的科学性必将增强,中国病人对于方案的适用性也会大幅度提高。

药审中心积极鼓励以上两类药品在中国进行MRCT,引导中国的临床研究资源向治疗需求迫切和有赖于全球合作的大规模终点的临床试验倾斜,同时鼓励在中国同步开展早期临床试验,促进新药在中国和全球同步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