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毛毛更可爱的是毛毛的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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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首度公开发布

2010/09/27 – 5:40 下午

SFDA将逐步建立和完善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制度

“从今年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逐步建立和完善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制度,积极推进药品注册审批信息公开和工作透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药品注册司司长张伟告诉记者。

9月26日SFDA发布了《2009年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下称“《报告》”),这也是SFDA首次公开发布注册审批年度报告。《报告》从完善药品注册法规体系、加强药品研究过程的监管、加大技术审评科学公开透明、完成应急防控药品审批四个角度,阐述了2009年药品注册工作的重要举措。

仿创结合新局面形成

报告显示,2009年的药品注册申请受理总量为6428件,药品注册申请全年受理总量已连续3年稳定在6000~7000件左右。2009年,化药新药占化药批准品种总数的比例为32%,中药新药占中药批准品种总数的比例为78%。

记者发现,2009年首次出现了批准新药比率升高、重复申请降低的现象,批准一类新药12个,其中化学药品10件,生物制品2件。而重点批准的10大领域已体现出目前我国药物研发领域仿创结合的趋势。

Frost & Sullivan公司医药行业高级咨询师黄东临认为,企业应根据国内流行病学特征及临床实践,通过规范的临床研究,因地制宜地优化自身产品的方案,最终彰显产品的竞争力。

“如果仅仅为了上市申报新药的需要而敷衍完成临床研究,即使是新药最终获批上市,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因其临床表现而最终被淘汰。”黄东临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张伟说,一类新药开发的创新性不仅仅体现在化学结构或制剂工艺,更需要体现在临床方案的制定以及最终药物治疗手段的优化之中,目前我国的新药审评也将逐步加大对临床价值的评估。

参与国际开发明显增加

在批准临床试验方面,报告显示我国参与全球新药研发同步研究的程度逐年加大。2009年批准的320件境外申请人的临床试验中,有132件为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申请,较2008年的40多件明显增加。

“这表明,随着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华建设临床后期开发中心,我国将迎来临床试验的发展机遇。”张伟说。

近年来,东亚各国都积极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已在这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韩国近年来在临床研究方面的表现也非常突出。9月16日在首尔举行的“2010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论坛”上,韩国药品监督管理局(KFDA)也公布该国去年参与了202件国际多中心试验,其中参与I期14件,Ⅲ期114件。

有分析认为,韩国药政当局在对新药临床研究(IND)和新药上市申请(NDA)实施分别管理后,2004~2009年在韩国进行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激增了241%。而在这些研究中,早期临床研究的比例在逐年增长。而受限于目前的法规,我国实施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绝大多数集中在Ⅲ期临床。

“必须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IND机制,但应当做全方位的准备,例如我们的GCP执行、受试者的保障权益、教育培训、SAE(严重不良事件)报告、第三方伦理委员会等建设都要系统考虑,才能全方面接纳。”张伟说。

此外,张伟进一步表示:“我们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未来3~5年内跨国企业每年有多少个创新药会进入中国,中国将有多少资金投入进行新药研发,每年将有多少个新药上市,这些都需要监管部门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作为审批审评战略布局的依据,为审评队伍的扩充、审评系统的建设、研发技术的平台建设、临床试验数据收集、统计、评价和管理等做好充分准备。”

审评公正的天平

随着《报告》的正式发布,加快建立和实施我国《药品注册审批和审评质量管理规范》(下称“GRP”)的课题浮出水面。在进一步加大技术审评公开透明力度、提高技术审评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方面,从药品注册司到药品审评中心都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必须加强药品注册审批机制和制度的研究和落实,尽快研究制定GRP。”张伟指出。

据长期从事国际药品注册管理法规研究的罗氏亚太区药政法规总监吕玉真介绍,药品注册司和药品审评中心在审评公开方面已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正如报告指出的,2009 年9月4日,在甲型H1N1流感疫苗审评中,首次采用了公开审评的方式,对10家企业的疫苗进行现场表决,同时将审评审批的考量及依据都挂网公示。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我国药品督管机构的自信,这样的公开审评无形中加强了公众对这个品种安全有效的信心。”吕玉真说。

“对于企业而言,最担心的并不是审批时限,而是审评审批机构对同类产品的尺度不一。希望审评机构能通过试点,逐步对社会公布它对某一品种各学科审查后所作的审评结论和审评报告,而不是简单地公开审评人员的名单,或发布‘批准’或‘不批准’的最后结论”。

与美国不同,我国整个药品注册审批过程是一种多机构多部门、地方和中央、分段交错的管理方式。吕玉真进一步表示,药品审评中心所承担的技术审评工作只是其中核心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工作都需要获得SFDA下属其他机构和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配合。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制定有中国特色的GRP有其特别意义。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保证部门之间的工作有效衔接和实现科学、透明的工作和沟通机制是实现“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药品注册工作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要积极推进药品审评审批体制改革。一方面加强体系运行协调和质量进度监督;另一方面根据药品申报和审评审批的实际情况,优化药品注册资源配置,依法合理划分审评审批事权,充分发挥省局作用,有效减轻药品审评中心的工作量,使其在未来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新药审评上。”张伟如是表示。

Avastin上市前夜

2010/09/27 – 5:25 下午

假药风波刚刚结束,Avastin的中国上市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9月25日,罗氏公司宣布,作为中国大陆首个引入的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Avastin(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批准用于治疗结直肠癌,商品名为“安维汀”,并于近期正式登陆中国各大医院。

而罗氏要等待一些时日才能开始正式销售安维汀,因为以Avastin为名销售的假药给罗氏带来了不少麻烦。目前,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涉嫌的瑞安诊所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立案调查。

就这一不良事件,罗氏方面也于25日作出书面回应,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温陈佩茜表示,罗氏强烈谴责这种置患者安危于不顾的药品造假行为,并将积极配合政府的打击假药工作。

9月26日,记者拨通了忙于危机公关的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发言人曹涌的电话。在电话里,曹涌告诉记者:“安维汀的上市手续已快走完,最晚也会在一个月之内上市中国。目前在商业渠道上,罗氏已完成铺货工作,很快就可以开始销售。”

假药暗流

据了解,Avastin治疗结直肠癌适应症的中国临床试验批件早在2005年获得,在完成I期、III期大规模临床试验后,于今年才获得SFDA的批准用于结直肠癌的治疗。由于在肿瘤和眼科领域的疗效显著,使得不少假冒药品流入市场,而这样的销售行为持续了数年之久。

由此可见,黑市销售并非并非新鲜事,而假药风波恰恰使这一存在已久的问题公之于众。记者从可靠渠道获得消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临床上将Avastin用于治疗眼部疾病已有两三年时间,当事人是一名香港医生,所有药物均由香港带过境。

事发后,经罗氏公司总部和上海市药品鉴定机构分别对查获的4瓶药品的包装材料、说明书和产品品质进行鉴定,确定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使用的、标示为罗氏公司生产、批号为B6001B01的Avastin药品为假药。

“该药成分根本没有蛋白质,说明书也是假的。”有知情人士透露。

此前,SFDA已于9月16日向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发出明电,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使用Avastin的监督管理,重点检查其购药渠道和药品的合法资质,密切配合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一经发现非法购入和非法使用Avastin的,要依法处理,并按照有关工作规定,追查药品来源。

事实上,假冒Avastin销售的现象并非是“香港医生带过来”这么简单。据了解,桂林信士达药业有限公司就一直在多个渠道出售Avastin,100mg/4ml规格的售价为2000元,400mg/16ml的为7500元。类似桂林信士达药业这样的销售商还不在少数。由此可见,假冒Avastin由来已久,并且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销售市场。

适应症之争

尽管由此事件产生的药物安全性质疑已经消解,但是长久以来针对Avastin能否用于眼科用药的口水官司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经过此次假药风波,由Avastin和Lucentis(兰尼单抗)引发的适应症之争也再次被热炒。

据记者了解,Avastin是已被罗氏兼并的基因泰克公司研发成功的一种重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而Lucentis是同为基因泰克开发的、专用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和视网膜静脉阻塞后黄斑水肿的治疗药物。虽然两种药品同为血管抑制剂,但是Lucentis的治疗费用比Avastin高得多,前者每针花费1593美元,后者则只需42美元。

据上海医工院研究员许关煜介绍,早在Lucentis获批之前,在美国已经对Avastin治疗眼病开展了大量由医生发起的临床试验。这自然影响了Lucentis的市场。基因泰克公司声称该药之所以昂贵,主要原因之一是在黄斑变性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研究中投入了巨资,所以宁可Avastin被非正规地超标签范围使用。

有眼科临床专家告诉记者,事实上,近年Avastin治疗某些眼病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治疗策略。

2006年10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眼科研究所拨出资金对Avastin和Lucentis治疗AMD进行比较研究(CATT),以评估相对安全性和效果。该试验将在2012年完成,届时,对于Avastin治疗眼病将会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明确的结论。

而在美国眼科学会施压下,基因泰克公司同意提供Avastin,由药剂师将它配制成眼用制剂进行临床试验。

“在国外,经常有由医院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这需要在FDA备案、经伦理委员会批准就可以进行。但目前国内没有这样的途径,没有一个公开的环境鼓励临床医生做创新性的新药开发研究。而事实上,很多新的治疗价值都是从临床实践中产生的。”有企业人士认为,如果我国设立相似的途径,可以合法保护患者和医生的权益。“这样,试验用药品就可以合法进口,有正规统一的采购渠道,管理医院的临床试验用药。”该人士说。

记者就此事联系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方称目前该局已启动一个由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试验用药的监管课题。

“我们不主张在眼科使用Avastin,至于CATT试验完成后罗氏是否迫于压力开发此适应症,目前还没有制定相关的战略。”罗氏内部人士表示。

(与驻京同事贾岩合作)

文迪雅:欧洲退市,美国严格限制

2010/09/25 – 2:31 下午

 

至此,境外有阶段性结果,国内各方还会有不同的声音。

 

欧洲药监局(EMA)和美国FDA9月23日不同寻常地采取协调行动宣布,备受争议的糖尿病治疗药物文迪雅将不再被广泛使用。

药物安全立场强硬

文迪雅在欧洲的销售将被全部终止,而美国患者只有在医生证明他们已测试了所有其它药品并得到切实的心脏风险警告之后,才能使用文迪雅。正在服用文迪雅的患者可能继续被要求这样做。
FDA的决定表明,即便面临科学方面的不确定性,奥巴马当局在药品安全方面正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在FDA宣布这项限制的同时,这家监管机构首次在其网站上张贴来自于高级职员在一些情况下提出完全矛盾建议的内部备忘录。FDA局长玛格丽特·汉堡博士表示,在文迪雅决策方面,这家监管机构内部热情高涨。
“作为FDA局长,如果我们有共识和充分的科学认识,事情无疑将变得更容易。”她表示。
来自克里夫兰诊所的心脏病学家史提芬·尼森的研究曾经使文迪雅的心脏病风险备受重视,尼森表示,这项决定令“我们有生之年最为恶劣的药品安全事件之一”寿终正寝,他补充道,“有必要全面调查监管程序中究竟出现哪些错误,以防止这类悲剧在将来危害患者。”
一项研究估计,从1999年到2009年,有多达47,000名没有必要服用文迪雅的患者发生心脏病、卒中或心力衰竭或死亡。

糖尿病治疗新时代

这项针对文迪雅的决定,标志着糖尿病治疗的一个新时代,糖尿病在很多工业化国家正达到流行比例。
由于文迪雅的原因,FDA于2008年宣布,这家监管机构将不会仅仅因为某些药品能控制糖尿病血糖水平批准这些药品上市。这项标准持续了80多年之久。取而代之的是,FDA现在坚持,制药商应开展至少持续两年的临床试验,以表明它们的药品不会对心脏造成损害,而且这些药品能提高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或延长患者寿命,大大增加了测试难度。
 由于文迪雅的风险仅仅在尼森博士对文迪雅制造商葛兰素史克临床试验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为世人所知,这些临床数据是在一项法律和解的不断要求之下才公布于葛兰素史克的网站,文迪雅的故事也开启了令制药公司感到不安的新时期。这种公开越来越规范,意味着制药商将不能轻易隐藏或控制其药品的科学信息。
FDA勒令限制文迪雅销售的决定也显示,在2007年一项法律中被赋予针对制药商和药品分销的新权力的FDA有意利用这些权力。这家机构已勒令数十种药品只能在特殊限制条件下销售。
在解释为何FDA反对只在文迪雅说明中增加更多警告的决定时,FDA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CDER)主任珍妮特·伍德科克博士表示:“我们知道药品说明经常不被阅读。”这是来自这家监管机构的资深人士不同寻常的承认,FDA数十年来几乎单纯依赖说明警告来控制药品使用。

销售额大幅跳水

可以确定无疑,随着全球药品监管当局势必跟进采取类似的限制,退市和限制将会使文迪雅销售额大幅跳水——文迪雅去年销售额为11.9亿美元,而2006年高达32亿美元。
文迪雅曾是全球最畅销的糖尿病治疗药品,但对心脏病发作风险的担忧已使销售额下降。目前在美国大约有60万患者服用文迪雅,汉堡博士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随着这些新规则的实施,我认为这个数字将会非常显著地下降。”
葛兰素史克回应这家公司“仍然相信文迪雅是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种重要的治疗药物”,这家公司正与FDA和欧洲监管机构合作“采取必要的行动”。这家公司承诺将在全球停止推销文迪雅。
这些限制将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到位。在咨询医生之前,服用文迪雅的患者应继续服用,FDA副局长乔舒亚·沙尔夫斯坦表示。但他表示,医生们现在应该考虑让患者改服其它药品。
在看到FDA药品官员进行的一项有关该药品的研究和尼森博士进行的另外一项研究结果之后,欧洲监管机构在FDA今年7月召开咨询会议之前,已自行重新评估文迪雅。
当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了解到对方即将采取的类似行动之后,这两家机构各自独立地形成它们的决定,汉堡博士强调,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决定协调它们的公告。
一些消费者团体表示,FDA应该像欧洲监管机构一样勒令文迪雅退市。
FDA宣布,已责令葛兰素史克终止一项对文迪雅和武田制药的爱妥糖进行比较的有争议研究。FDA还责令葛兰素史克对Record临床试验进行独立评价,Record临床试验是一项有关文迪雅心脏作用的标志性研究,一位FDA药品官员发现这项研究充满了他所称的严重偏向于这项临床试验结论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2007年,在尼森博士的一项研究发现文迪雅增加心脏病发作风险之后,一个咨询委员会对研究结果表示同意但投票决定文迪雅继续在市场上销售。
更多的研究使争论变得更为激烈,促使FDA于今年7月召开了另一次咨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专家,其中很多人在2007年支持文迪雅继续在市场上销售,决定文迪雅要么退市,要么对其销售进行严格限制。9月23日的公告表明,FDA和欧洲药监局正在采取专家小组的建议。

23亿美元赔偿金

参加今年7月会议的咨询小组成员克利福德·罗森博士,表示对FDA采纳专家小组意见感到高兴,他表示新的指南“将保护患者,与此同时,使那些从这种药物获益的少数患者继续使用这种药品。”
文迪雅在1999年获批,通过使糖尿病患者对自身胰岛素更加敏感来帮助控制血糖水平。文迪雅是这类药品中的3种药品之一,其中的第一种,瑞如林(曲格列酮),由于引起肝脏损伤,被要求退市。3种药品中最后幸存的爱妥糖,似乎是安全的,部分原因在于爱妥糖影响的基因似乎与瑞如林和文迪雅不同。
美国参议院调查人员发现,葛兰素史克在数年时间里向监管当局隐瞒了文迪雅增加心脏风险的确切缺陷。今年7月,葛兰素史克拨出23亿美元作为赔偿金,以解决有关文迪雅和另外一种药品帕罗西汀(Paxil)的法律官司。当时,投资者对这家公司设定与这种药物有关的最高赔偿限额表示欢迎。
但是,欧洲和美国监管机构的双重公告,连同美国参议院调查人员发现的该公司一连串令人担忧的调查结果,可能会增加这家公司的法律风险。
帮助率先对文迪雅进行调查的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表示感到满意。“FDA采取的强硬的新限制措施将帮助保护患者。”鲍卡斯表示。

(本文由姚立新老师编译)

中秋愉快

2010/09/20 – 7:43 下午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的小高秘书说我寄去的一盒双黄莲蓉基本上全中心的人都吃了。“怎么分的呢?”我问。一个切成8块,有的再切,塞进牙缝,乐也融融。

妈妈说那明年还是寄两盒吧。 

另外,我收到了一盒寄自DIA组织的,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收到长江以北那种硬得可以打死狗的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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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月昨晚做的中秋灯笼,除了线是小成成串的,其他色彩,折纸都是小丫头自己的创意。5岁用色已经相当大胆。 

接到张司长点评分析2009年药品注册审评报告的任务。祝大家中秋愉快。

枫桥夜泊之后续:中秋清月 

云淡风轻,

皓月如银。

三人对影,

细说乡情。

芳草萋萋,

树影憧憧。

篝火摇曳,

歌舞升平。

君莫笑醉卧异乡,

古来出塞几人回?

——毛冬青

复方中药大可不必害怕

2010/09/20 – 7:39 下午

数天前读到报纸的企业软文,里面的一些观点非常熟悉。孙鹤说的“害怕”是多少国内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未知的恐惧。

天士力副总裁孙鹤表示,天士力经验主要有以下3点:

首先,使中药企业不再害怕和FDA打交道。“以往国内企业对进入国际市场存在一些误解,其实对于植物药,FDA从来没有说过必须明确有效成分这句话。复方中药对此大可不必害怕。”

其次,天士力的经验说明,国内企业要想把产品带到国际主流市场,没有捷径可走,必须提高临床研究水平。对申报所在国的药事法规的熟悉程度,与评审机构的沟通能力也非常重要。再次,天士力通过与FDA打交道的经验,纠正了当前国内企业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例如,国内鲜有中药产品做溶解度实验,但这却是FDA所要求的必做的研究。

另外,中西药之间的不良反应研究国内企业也鲜有问津,而天士力却按照FDA的要求明确了复方丹参滴丸与其他一些治疗心绞痛的西药不会产生不良反应。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中药标准评价体系尚未建立,抢占中药世界标准竞争的制高点是国家中医药战略的一件大事。为了实现中药国际化,天士力用科学方法主动去与西方发达国家法规接轨,共同研究一套适应中医药研究和评审的标准,建立起有效方法学和标准化体系,是在探索一条中药国际化的路径,这种意义远远超过了一个产品的成败得失。通过复方丹参滴丸FDA临床试验过程,增进了与FDA的交流、了解与合作,从而为中医药走向国际化建立了一条通路,搭建了一个平台,使复方丹参滴丸FDA临床试验的有益积累转化成为重要资源。

这是一个爱弄鬼脸的季节

2010/09/17 – 4:10 下午

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嬉戏,不管出生在哪里,去到哪里。一餐普通的家族聚会,可以吃成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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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照,我偏偏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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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爱弄鬼脸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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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小猴子一样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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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个幼儿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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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抵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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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西的救赎:让公众逃离“药害”

2010/09/15 – 3:27 下午

凯尔西是为人类健康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伟人和标志性人物,是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文章简短有力,视作一个低调的纪念。

译自9月13日《纽约时报》(The Public’s Quiet Savior From Harmful Medicines) 

 

今年美国举行的所有50周年聚会上,她似乎不会被提及,但很多庆祝活动将为她而举行。

96周岁的凯尔西博士几乎失聪,手脚也几乎不灵便了,就像她在华盛顿郊区已经褪色的住房一样不引人注目。尽管她的故事几乎被淡忘,但她曾经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公务员,她将成千上万的新生儿从反应停(沙利度胺)的危害中拯救出来,她被视为现代药品监管制度的助产师。正因为这双重角色,她受到大家的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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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将授予弗朗西丝·奥尔海姆·凯尔西博士荣誉。

今年9月15日,FDA局长玛格丽特·汉堡授予凯尔西博士首个凯尔西奖。这项奖项在凯尔西博士作出杰出贡献半个世纪之际创立。今后该奖项将每年授予一位FDA员工。

50年前,当凯尔西博士还是一位新到任的FDA官员时,她首次着手考虑辛辛那提威廉·S·梅里尔公司销售一种名为酞胺哌啶酮的镇静药的申请,这种药品在欧洲被大量处方用于妊娠后的晨吐。事实证明,这种药品(通用名反应停,沙利度胺更广为人知)引起了欧洲数千名新生儿在出生时发生四肢缺失或海豹肢畸形。凭借她对梅里尔公司申请材料的探查分析和坚持科学严谨,凯尔西博士确保了这种药品在美国造成的不利影响远比其它受到这种药物有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有限。

沙利度胺导致的灾难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赋予美国FDA职权要求制药商证明它们的产品是安全有效的。此外,凯尔西博士协助撰写了对现在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临床试验进行管理的条例,并成为对这些条例进行监督的首位官员。

“她对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科学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信誉与权力》一书的作者丹尼尔·卡朋特表示,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这本著作被认为是FDA的权威历史。

凯尔西奖的设立也可能传达了汉堡博士在一系列内部机构斗争中采取的立场的信号。在过去20年里的很多时间,FDA在决策中强调效率多于强调确定性——这被认为是对业界友好的立场,这种立场降低了对安全性担忧的重要性,而有利于将潜在的治疗方式尽快推向市场。

但是,一系列对药品、医疗器械和视频安全性的争议,已使这家机构的一些药品官员强烈要求产品获得批准前应该提供更好的信息,并在内部游说一些有风险的产品应该退市,使得“以审批速度为导向”的保守势力处于守势。表彰被视为FDA内主张“安全第一”派别的守护神的凯尔西博士会使那些呼吁更加谨慎者感到鼓舞。

年轻时

如果不是她的名字听起来像一位男性的名字,凯尔西博士可能永远不会到FDA工作。

弗朗西丝·凯思琳·奥尔海姆1914年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她被送往一所私立男孩学校就读,因为他的父母期望她能像她哥哥一样接受教育。在没有面试的情况下,她被芝加哥大学著名的药理学教授尤金·盖林聘用,原因在于这位教授把她的名字误认做弗朗西斯。当她在1936年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她意识到芝加哥大学的盖林教授弄错了,并询问麦基尔大学的一位教授是否该接受这样一份工作。

“在那段时间,当一位女性得到一份工作时,会被认为是剥夺了一位男性养育妻子和孩子的能力,”凯尔西博士在其家中接受一次采访时表示。“但我的教授讲:‘别犯傻。接受这份工作,签上你的名字,再在后边的括号里写上‘小姐’的称谓。 ”

她很快投入工作,帮助盖林博士建立了磺胺酏剂的毒理,由于含有一种致命的工业溶剂,这种药品后来和一系列的死亡联系在一起。这一丑闻导致美国国会加强药品监管,使她在被视为FDA历史上的三个开创性事件中的两个事件中扮演了角色。

奥尔海姆小姐在芝加哥大学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很快令药理学系研究人员费里蒙特·埃利斯·凯尔西倾心。那个时候,她正尝试一种试验性的抗疟药,她变得非常胆怯。她被要求每24小时提供一次尿液,有一次的收集尿液时间刚好与凯尔西先生邀请她看戏的时间巧合。

“于是我带上一个有密封塞和纸袋的小罐,在剧间休息时,我去到卫生间,”凯茜博士笑着讲到, “然后,我感到恐慌。我能带着小罐回到座位吗?”

“当我步出卫生间的大门时,我未来的丈夫站在那里,他帮我接过袋子。我当时认为这是他可以做到的最为周到的事情。他知道我会担心。”

作为开始坚持清晰的有效性证据必须作为药品获批条件的科学家骨干的一部分,她在1960年到FDA工作,尽管当时美国国会还没赋予这家监管机构明确的权力来执行。那个时候,如果制药商在呈递申请给FDA后60天之内没有遇到反对,药品就能够销售;制药公司通常向医生提供新的药品并要求医生在患者中试验药物。这种测试是不可控的,已经成为轶事。

凯尔西博士要求对沙利度胺进行更好的测试。她也不信任梅里尔公司,这家公司曾经有同FDA对抗的历史。她很快发现酞胺哌啶酮在欧洲有与神经损伤有联系的报道——而梅里尔公司没有提供给她这些报道。

“我一整天都有那样的感觉,”在与这家公司高层举行的一次会议之后,她写道,“对于这种药品,他们从来都没有完全对我坦白,这种态度贯穿于我们之间的所有会议中。”

公司官员对支持凯尔西博士的上司抱怨。当酞胺哌啶酮引起可怕的出生缺陷变得确凿无疑时,这家公司悄悄撤回了申请。

凯尔西传奇

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一篇头版报道,凯尔西博士在这个传奇中的作用将一直鲜为人知,这篇报道导致立法赋予FDA更多针对制药业的权力。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授予凯尔西博士杰出公民服务勋章,一幅凯尔西博士领奖时身着黑色礼服、手持白色坤包、看上去端庄、有活力的照片,成为这家监管机构的标志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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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8月,肯尼迪总统授予凯尔西博士杰出公民服务勋章。

“这是在缅因州,那年夏天肯尼迪总统回家,”凯尔西博士回忆道:“他非常英俊、风趣。”

随着FDA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凯尔西博士着手与这家监管机构的同事撰写药物测试的规章,这些规章首创了人体试验必须经过3个完全分开的阶段,并加强了对人类的保护和利益冲突方面的规则。这些规章已被全世界采用。就像历史学家卡朋特博士所讲的那样:

“在确定现在的现代临床科学条款和次序方面,她和FDA发挥了巨大作用。” 

 

(本文由姚立新老师编译)

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

2010/09/07 – 4:36 下午

每次有采访任务,或者换一种轻松的说法,能有机会参与交流,我都会事先了解一下有可能结识的专家的背景。上周在珠江宾馆的“广东省推进生物医药产业自主创新研讨会”上,我听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药品注册工作的药品稽查专员杨威的报告。

林所长后来在审稿的时候特别强调他的职务级别,一定是“药品稽查专员”,而非会议通稿的注册司副司长。“稽查专员”相当于正司级别,跟张伟司长平级,直接向副局长吴浈汇报。林所长告诉我,他认为杨威是一个相当有水平的官员,对于鼓励创新,杨威思考的比较多。

给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除了一般性介绍我国药品注册管理的工作,杨威的发言有许多要点,条理相当清晰。报告结束后我在走廊与他交谈了大约10分钟。在谈到一些改革举措时他的回答铿锵有力。这种交流令人深受鼓舞,因为你是在和决策者谈话,而且他和你的视角是一样的。

除了宏观概述,他提及的一个片断让我印象深刻,结合一些朋友在网上的流言,我在这儿写写我的感想。

杨威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们国内企业真的要好好学习外企。当年SFDA在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时候,外商制药协会提交了厚厚一本修订意见,现在我们说要修订《药品管理法》,他们又主动投资参与我们的调研项目,参与中国药品管理办法的研究制定,又提供了两本修订意见。他们这么做目的是什么?那是要影响我国的法规制定走向。

这比一个产品批与不批,其影响力度是巨大的,带来的结果也是深远的,而国内号称八大制药协会、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提出的修改意见却寥寥无几。这个状况要改变,一定要积极地参与法规修订中来。”

这是不假的。冯毅部长曾给我一些国外药物审评良好规范等等指南,翻译的都是北核协会、罗氏、辉瑞、礼来大药厂。他们今天在中国做的事情为的是50年后在中国的发展。很多尖锐问题不外乎利益和立场,这是不可避免的。

前两天姚嘉编辑向我提供一个新闻线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基本情况调研表已发布,网站如下:

http://www.ccd.org.cn/ccd/main?fid=open&fun=show_news&from=view&nid=5248

然而几天来我打过数次电话,不是无人应答就是永远占线,网站的表格需要密码方能下载。问了一些业内的朋友也毫无办法。

我是直接找曹彩反映呢还是打电话给张司长?中国的公共服务仍处于初级水平。如果SFDA官员在培训课上水平平平无奇,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和渠道,稍作改善?

在此,我想引用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的观点:

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实践公共责任,不仅仅能增加一个制衡的维度,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加理性,而且是一个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过程。

民主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一个个个体的肩膀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如果说劣质的民主,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好的民主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有不同的回答。

清月学校马路的交通灯坏了好些天了,我至今还没有找到有关联的部门解决这件事。 

台风过后的天空

2010/09/06 – 5:24 下午

受到“狮子山”登陆环流影响,广州上周末发布红色暴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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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孩子们的出行决心(具体说来就是躺在地上打滚),于是全家又一次上路。台风季节最好做什么?如果不怕,游泳和泡温泉是不错的提议,广东人俗称“索水”。度假村里鬼影也没几个,正中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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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时的天空湛蓝纯净,无比清澈辽远。为什么报纸的头条非要是哪里水浸,哪里内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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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清月强健了许多,生活就是在路上。

实实在在生活,实实在在体会着默默承受的力量,实实在在地找乐。

注册审评将加强临研数据评估权重

2010/09/03 – 11:53 上午

今后,产品能否上市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临床研究质量,而产品能否获批则很大程度取决于临床研究数据。

药品注册技术审评将倚重临床研究数据评估,强化对临床研究质量的评价——这是记者92日从广东省推进生物医药产业自主创新研讨会上获悉的信息。

这意味着过去企业获得临床批件产品即可零风险上市的好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监管重点后移

基于我国长期以来以仿制药研发为主的历史原因,对于企业申请人而言,在“两报两批”的注册审批程序中,获得临床批件往往意味着产品上市不存在风险,这也促成了临床批件转让曾一度活跃的局面。
“过去,对新药‘两报两批’是严入宽出,关口在前,后面对临床研究质量和数据监管则较宽松。这个现象今后会转变。

从注册管理的科学性角度来看,监管重心要后移,更加注重临床数据的评价。产品能否上市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临床研究质量,而产品能否获得批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临床研究数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负责药品注册工作的药品稽查专员杨威告诉记者。
杨威指出,企业申请人必须建立风险理念,未来须把临床试验作为研发的重心考虑,而国家药品注册部门也将加强建立数据系统建立,对新药I期、Ⅱ期完成后会进行大致的数据分析,动态掌握临床试验的情况,以减少企业新药研发的失败率。
日前,SFDA启动了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调研课题,伴随着《伦理委员会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的******以及Ⅰ期临床试验指导原则的制定,一系列保障新药临床研究质量的管理体系正逐步建立。

如:SFDA对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包括Ⅰ期临床试验)实行特殊审批,鼓励参与国际化早期临床试验(含Ⅰ期临床试验),指导并监督Ⅰ期临床试验的实施,并对Ⅰ期临床试验研究室及包括Ⅰ期临床试验病房的资质认定提出了更高要求,以确保承担的临床试验安全顺利地进行。上述举动的目的,即是为了改变过去企业申请人将获得临床批件视为无限开展临床试验的权力的状况。
此外,加大药品注册现场核查也是国家为保证新药研究数据真实性的重头工作。从目前对临床试验现场核查等方面的情况来考虑, SFDA今后还将有意识地开展随机或有针对性的核查,把核查重点放在高风险品种上;其中,诚信度高的申请人可以阶段性免检。
“企业必须加大对临床试验的管理。往往因为对临床研究机构管理不够、培训不足,一些小的疏忽导致质量偏差,影响了临床试验结果的真实性和规范性,为审批最后一个环节造成损失。”药品审评中心审评一部部长胡军说。

特殊审批程序遇“尴尬”

为鼓励创新,SFDA在一年前启动了《新药注册特殊审批管理规定》这项快速审批程序,四种类别的新药均可申请快速审批,包括在治疗艾滋病(AIDS)、癌症或罕见疾病方面已表现出临床优势的药物,以及治疗那些尚无其他有效治疗药物的疾病的新药。
据杨威介绍,凡是符合药品注册特殊管理规定条件的,企业在注册申请的同时可提出特殊审评的要求,由药品审评中心直接纳入特殊审评管理通道运行,无需再通过注册部门的程序流转。
然而,对于审评人员来说,鼓励创新在实际操作上遭遇到了难题。
据了解,目前进入特殊审批程序的将近30个品种,实际上均属于第一、第二类的新化合物,即未在国内上市销售的从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及其制剂,新发现的药材及其制剂,以及未在国内外获准上市的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生物制品。
“化合物结构上的新并不一定就是新药,真正的创新应该是临床价值上的创新,即符合第三、第四类的新药。”药品审评中心管理与协调部部长冯毅认为,新药评审目前之所以不敢轻易在第三、第四类“下刀”,原因在于我国药品标准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记者了解到,关于如何考虑临床治疗需求的标准,如基础科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我国医疗需求等基础工作依然缺失。对于临床治疗优势的评价,药品审评中心目前在第三、第四类新药评审上尚缺少循证医学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
今年,国内有两家企业分别依据特殊程序拿到了临床批件,一家是北京良方药业(Lotus Pharmaceutical)的哮喘一类药右旋班布特罗片剂,今年4月按照特殊审批程序中的第二类新药申报,已于8月26日在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启动Ⅰ期临床研究;另一家是和黄医药的创新型抗癌药HMPL-012(索凡替尼,sulfatinib)获得了特殊审批资格,通过了SFDA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审批。
但由于存在对评审资源分配不足的担忧,依然有一些企业不愿意走特殊程序这一新渠道。“我们希望国家能在新药评审资源上能够更多地倾斜。”有国内企业代表表示。

“研发机构自身的质量保障体系要建立起来,才能给监管部门以信心。”药品审评中心审评三部部长邵颖对此表示。

(特别感谢姚嘉大编辑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