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毛毛更可爱的是毛毛的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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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特别像CRO和记者做labor活儿的)Happy Labor Holidays

2010/04/30 – 3:49 下午

昨晚CharlsRiver的金克文发短信说WUXI deal好像开始有一些负面评论,关于外资收购中国民族品牌,减少了中国的话语权,WUXI的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等。

短信显得有点战战兢兢。

我也注意到国内媒体对这一起事件的论调,金说的没错。中国要做由华人控制的国际品牌的CRO,希望越来越小,这十分可惜。

从一开始,药明康德就背负了过多“自主创新”的色彩。然而真正从药物研发细分链条来看,药明康德所具备的创新能力仅在最前端的化学合成。近期其积极开发生物标记物可谓一个新的飞跃。

如果收购成功,药明康德与CRL在业务上形成了衔接,涵盖了从最初的化学合成进入到首次人体试验,但这也只是新药研发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就目前而言,药明康德在新化合物合成筛选方面的实力已不容小觑,在药物作用靶点的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的实例,从而形成了一批以化学和化学家为主体的人才队伍。药物发现和筛选属于比较基础的工作,也是新药研发的瓶颈之一,而越是基础性的工作,成长的机会越多。

但在药物开发关键环节上,无论是国家IND机制法规建设还是国内企业自身能力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显得非常滞后。如果说非临床CRO出了一个龙头老大药明康德的民族企业,在临床开发环节的CRO更急待整合提升,但临床环节除了种种的政策壁垒,显然还有更多来自临床研究医疗机构复杂的现实。

中国的药物创新决不是一个药明康德可以承受的重。

当然,如果从财务角度,这起收购案确实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比如双方为什么同意这笔交易。

如一位证券分析人说,药明康德的股东和董事会已经是被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所控制,追求最大的投资回报是他们的第一考虑。华尔街的反应是出价过高了,但业界一致认为,CRL这回是短期吃亏,长期收益。

然而如果负面论调持续不减,对于收购通过商务部的反垄断法是不利的,正如商务部拒绝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

除非有人不想让收购顺利完成。

想到这里,我把张炯对此次事件的comments转发给金克文好让他宽慰一下。

张炯,就是那个原来在上海生科院现在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的杭州才子,浑身还长满刺。

“无锡”没了,其实从来都没有来过。

“CRL” 来了,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

“国际化”来了,以为自己没了;

美国人的孩子,又嫁回到美国人那里去罢了。

两个人互换了手头的股票,这没啥可奇怪的,鸡蛋从来不应该放到一个篮子里嘛!

药明康德从来都不是中国企业,愿合愿分,何必矫情?

至此对此事件的关注暂告一段落,祝大家(特别是像CRO和记者做labor活儿的)

 Happy Labor Holidays!

“希望日后有机会交流”

2010/04/29 – 6:18 下午

我想刚刚药明康德的电话,如果是大众媒体或者一个“执著”的记者,一定会追问许许多多关于事件的最新进展,毕竟是送上门来的新闻线索。

然而我等对方阐述完观点以及告知他有出入的地方将如何在网络版上完善后,只说声谢谢加一句“希望日后有机会交流”则挂上电话。同事说要趁热打铁,赶紧再做人物专访,深度报道。我说别着急,先倾听别人,尊重别人。就像CharlesRiver的金克文说不便采访日后交流(加一句别给我惹麻烦)一样,我从来不愿意push别人。

此前不曾接触过药明康德任何层面的人,在发稿前最后一刻,从victor那儿要来李革的电话,但文章已经付印,也就不再打对方的手机,只是邮件告知其写了这么一篇稿件以取得联系。我想,李革想表达的是对报道的感激,我这边回应不用客气足以。

一旦奢求更多,就会改变事物本来的面貌,忘记了最初的目的。

药明康德并没消失

2010/04/29 – 2:30 下午

刚刚药明康德的人打电话来,李革说药明康德的名字并没有消失,所有中国的运营还是以这家公司来操作,中国继续保留“药明康德”的名字,只是在美国的股票名字WUXI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CRL。我跟他说“无锡消失”做标题只是媒体一贯有的矫情。。。

好在这个极为煽情和充满悬念的导语以及标题,最后在与编辑反复斟酌后被改掉了。见报的版本为:

药明康德易帜

全球临床前实验最大供货商CRL入主,昔日合作伙伴关注其被收购后订单价格

药明康德被收购了。“WUXI”曾因药明康德的英文名称“WUXI AppTec”而被欧美生物科技界广为熟知,但今后将被“CRL”所取代。

根据公开消息显示,全球临床前实验最大的供货商——CRL(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 International Inc),同意以约1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9亿元)的收购价把中国最大的CRO公司药明康德收入囊中。

如此一来表达的比较准确。

李革的第二个观点是公司十分看好未来的发展,称改变了药物的研发格局,这跟陈力博士提出“联合研究组织”的观点(Collaborative Research Organization)如出一辙。

第三,文章里面把他们老总的名字给拼错了,CRL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ames C. Fosterz,“Fosterz”多了一个”z”.

第四,非常感谢及时的报道。

目前李革人在美国。

中国创新链条趋于成熟

2010/04/28 – 3:43 下午

首先说明一下,这篇对话稿是根据冯部长寄来的光碟收录三位演讲者不同的报告整理出一条主线,最后得到演讲者确认的。可见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记者要费尽多少艰辛。

这三家企业分别有着不同的特色。恒瑞是国内创新品种最多,利润最高但量并不大的民族企业。罗氏是最早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陈力博士也是首批的海龟之一。而和记黄埔目前正考虑是否要通过分拆上市而独立发展。最近还获得了SFDA的特殊审批资格,为创新型抗癌药HMPL-012 (索凡替尼,sulfatinib)临床前试验的开展开辟了绿色通道。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飘扬

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  陈力

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总裁    杜莹

所需条件逐步到位  

问:纵观欧美发达国家,新药研发都是医药行业创新发展的动力。而中国的制药行业起步较晚,且一直以仿制为主导。近年来,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特别是在华设立功能不同的研发中心,为中国的药物研发和新药注册审评也带来了新挑战。在中国向创新型国家战略转型过程中,您认为目前中国做新药研发的整体环境是否具备?国内制药企业做创新的时机是否到来了?

 

陈力:中国医药研发需要利用好市场导向和科研导向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两点。第一是基础用药的保障,用市场导向来引导国内企业对高质量、高水平的专利过期药进行后期研发,及时引入中国,把品种做强做大。第二是临床科研水平的提升,通过参与临床研究,形成大的国际多中心临床体系,实现中国与全球同步进行临床试验,进而缩短新药在中国的上市时间,把最好的产品及时引入中国,让老百姓受益。

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新药创新的机会已经到来。医药产业在作为我国重要支柱产业的同时,存在的问题和特点也被清楚地认识。从动态来看,受到众多拳头产品专利过期的影响,跨国制药企业正面临着研发领域的“寒冬”,行业内兼并重组是必然的过程。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些企业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运营模式来过这个冬天,其研发模式也会做出相应的变化。这对国内制药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企业要发展,就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政府长期引导和鼓励创新的政策支持也很关键。

 

杜莹:药物创新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企业首先要有决心搞创新,专业人才、资金投入和整体环境都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对于国内医药产业来说,不是一个企业就能承担的,需要有政府的政策导向、风险投资等方面形成合力。在目前阶段,我并不认为国内企业一定要像跨国公司动辄10亿美元的投入才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中国有很多可以利用的资源,在达到诸如辉瑞和葛兰素史克这些国际级企业的水平之前,国内企业可以走自己的特色道路。

 

目前一些外资企业在规模不断扩充的同时,其新药产出的效率并没有随之明显增加。这说明规模不是做新药研究的必要条件。相反,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外部分中小型创新企业的规模与投入比跨国企业小,但是其研究成果也不差,回报率是很高的。我个人认为,几百人的公司做研发是最有效率的。

 

另外,在投入上,国外药物研发投入主要用于人体安全性和疗效性试验,而国内企业则在临床前的投入较大,这表示如果有很好的前期项目,在中国做临床研究还是很有优势的。

总的来说,国内生物技术的进步、创投基金的发展、SFDA技术审评政策与国际接轨等因素,为国内药物创新提供了很多合作互动的平台。同时带动了以药明康德等企业为代表的研发外包产业快速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研发产业的生态链已经成熟了。

                                  

问:未来国内药企药物研发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是怎样的?

陈力:新药研发的发展方向取决于对疾病治疗需求的判断。随着过去生物医药和中医药的发展,中国用于基本疾病的治疗药品已经很多了,但是在新型疾病治疗和人口老年化过程中所需求的药品较为缺乏,这些领域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突破。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后企业可能会形成两大阵容:

一部分企业可能会放弃或减缓对原始创新的投入,加强生产、医疗器械等方面的支出,这就使得这些企业有很好的现金流,并且得以进一步发展。这种企业的运行模式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非常可行,而欧美一些大公司也已经在走这条路,并且他们的一些资源和技术也在向中国转移。

另外一种企业就是致力于创新药。可以看出,目前各大跨国公司研究的方向也都集中在慢性病治疗领域。比如,罗氏针对目前临床上存在的和没有解决的问题,继续去加强研发的投入,其每年约有80亿美金的研发投入。

原始新药研发的投入是非常高的,所以企业在选择过程中,要根据自身实力与研发风险再决定是做最好还是做第一。

孙飘扬:从国内的制药研发现状来看,我国医药产业集中度不高,企业每年投入于研发的资源仅占营业收入的1%~2%左右,与国外公司差距很大。同时我国人才缺口也比较大,同质化竞争和政策对价格的影响等压力比较大。因此,国内企业发展今后肯定是两手抓,一是抓仿制药,这是生存的需要;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还必须抓创新。需要调整好两者的关系。江苏恒瑞制药从1997年开始思考企业未来发展之路,最终还是决定创新之路,从与科研单位建立联合实验室,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发展开始企业的第一阶段。

                                  

如何面对风险  

问:一个新分子实体从发现到优化再到后期临床直至上市,高成本和高失败率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国内自身实力并不雄厚的药企而言,如何才能尽可能降低药物失败的风险,同时开发出产品后做大市场?

陈力:新药研发首先要考虑到疾病的治疗价值和市场价值,而不只是完成这个过程。过去两年中,FDA拒绝了多个大型药企的申请,原因是所申请的药品与市场现有药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另外,创新药物过程要加强对疾病的认识。对目前还难以完全进行控制的疾病要加强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科学研究和临床科学研究。

目前市场上有些药品,上市前预计市场空间不大,但是上市后发展成为十几个亿销售额的产品,原因就是上市前把科学研究和疾病研究结合起来,在该治疗领域形成主导,从而占领大份额市场。

孙飘扬:从创新的策略来讲,我们面临国内国外的竞争压力,要解决以后的发展问题,首先企业希望有好的药,但是企业自身的实力是有限的。中国药企都是依靠卖仿制药的钱来做药物创新,所以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集中财力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国内企业也不可能花十几年去研究药物,所以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靶标一定保证要没有问题,一定要是真正的新药,能为现有的治疗药物带来新的变化,否则将来在市场上也难以做大。第二是临床试验的周期选择要理性,选择周期短的药物,可以比较快地上市。

                                  

问:在药物开发失败的部分中,因为临床试验指标不达标而失败的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很多企业在失败之后就放弃该试验,这对于我国药企新药而言是难以承受的,怎样来解决?

陈力:药物研发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生产线,人们通常采取线性推算的方式,利用前期的数据去推测后面的可能结果。但是因为前后试验数据的不关联性,使得最终研究失败,最后产品就放弃了,而没有去追溯为什么失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前期和后期结合起来,要在研发、筛选、优化的过程中整合,而不是单纯的线性沿推。然后找出第二代、第三代产品,最终把药物研发出来。

基础研究和医学研究的分开,也是造成我们药品研发成功率比较低的原因,这使得我们在药物开发中缺乏对个体化差异的研究。

孙飘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目前我国一类新药临床的审批制度是许可制,今后希望朝着备案制的方向发展。新药的审批时间对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国外对于审评消耗的时间,通常是按照审批时间进行一比一补偿,总的补偿时间不能超过5~8年。但是我国是没有补偿期的。如果实行备案制后,在专利期内,企业花费的时间会大大减少,市场回报自然也会好很多。

第二,新药创新临床前尽管做了很多的动物实验,但药品是否有效必须需要靠临床实验来检验,因此如果临床试验能够尽快提前,即使发现药物存在问题,企业可以重新优化,再研究出第二代、第三代药物。国外目前的做法也是这样的。

第三,对国内企业在国外已经完成Ⅰ期临床的药物,建议允许在国内与国外同期进行Ⅱ期和Ⅲ期临床。目前国内企业在国外做临床费用非常高,如此可以为企业节约很大的成本开支。

另外,仿制药目前也逐步走向国际化,我国仿制药的审批体制与国外不同,在审批材料上企业需要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因此建议仿制药审批逐步与国际同步,使得企业一套资料在国内国外申请时都可以使用。

 

可灵活借用外力  

问:国内企业目前要发展到国际巨头的规模在短期内还难以实现,但是创新又是国内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与外力共同开发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注意些什么?

孙飘扬:与科研机构的灵活合作已经成为企业新药研发的重要途径。但新药研发完全依托科研院校是不合适的,他们对产品市场需求的迫切性和企业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企业的目标是做出产品,而科研机构则更关心学术理论。

恒瑞在2000年就在上海闵行区投资1.8亿元建立研究中心,主要负责药物的发现,而动物实验等开发工作则可以委托CRO等机构,后期的中试或者药剂实验再由恒瑞自己做。这样的机制更灵活,企业可以按需求选择。

杜莹:目前跨国企业已经从原先所有研发都在内部完成,转向自主研发与外部合作相结合的模式,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率。

目前的药品来源构成中,辉瑞以前基本上是70%来源于内部研发,30%来源于外部收购,现在已经发展到至少一半产品是从外部购买的,目前所有大型药企也都差不多。国内企业也可以学习这种发展模式,但是在自身研发实力不够的时候,也可以考虑收购或者是其它形式的合作。

陈力:有分析显示,由内部开发出来的产品占公司所有产品数量不超过一半,通过合作并购等方式得到的产品数量占很大部分。但企业要结合自身实力,在合作购买品种时要注意进行不同阶段的风险评估。

“无锡(WuXi AppTec)”消失

2010/04/27 – 11:05 下午

那个因药明康德(WUXI AppTec)而非一座中国城市被欧美生物科技界广为熟知的“无锡”消失了。

一家叫查士睿华(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 International Inc,CRL)的全球临床前实验最大的供货商日前同意以约16亿美元(约人民币109亿元)的收购价格把中国最大的CRO公司药明康德收入囊中。

向联合研究转变的信号

“此次收购将改变该行业的格局,促使中小型公司向特异******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同大公司一道形成更加完善的药物研发创新服务体系,使CRO有了新一层的含义,由合同研究组织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变成联合研究组织(Collaborative Research Organization)。”罗氏(上海)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官陈力对这起至今为止中国医药领域最大的收购案的反应是,与制药行业的兼并重组风潮一样,这个由药物研发衍生的服务行业也在整合。

根据双方联合声明,CRL对药明康德美国存托股票的报价为每股21.25美元,以股票和现金两种形式支付交易,现已确定为11.25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0美元的股票。

药明康德的官网显示,合并后的公司仍以CRL命名,并将为跨国制药、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公司,以及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提供外包服务及产品。

据资料,CRL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ames C. Foster将继续领导合并后的公司,药明康德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李革将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以及下属全球药物发现和中国服务公司总裁,后者将成为公司新独立核算部门。此外,李革和另外两位药明康德的董事将加入CRL公司董事会。

CRL吞吃药明康德的消息引起华尔街不小的震动。“如果说药明康德要被收购,CRL是最好的买家。”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生物研发总监吕向阳告诉记者。

“因为两家公司在外包业务上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未来的整合不会存在过多的障碍。”据吕向阳介绍,在诺华与药明康德、CRL同时展开的合作中,与药明康德的合同定单集中在化学合成和生物标记物,而与CRL的合作更多的放在动物毒理实验领域。

摩根斯丹利4月26日的快评认为,收购对药明康德的股东有利,原因在于该项交易能消除药明康德在毒理研究和产业化上的不确定性,目前这两块业务是药明康德的薄弱环节,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

化学合成和毒理研究能力互补

于2007年3月进入中国的CRL,目前在上海张江组建了一个5万平方米的临床前服务实验室,并于2008年至2009年中开始营运,提供包括GLP和非GLP毒理研究的各种药物研发服务。

“但它们缺少化学合成这一段。”吕向阳说。

而成立于2000年的药明康德向来擅长于新药探索期的化学服务,其崛起的故事也被业内津津乐道。

2006年,阿斯利康与药明康德订立1400万美元的合作协议,药明康德提早两个月完成超过10万个化合物的筛选,在节省了时程及用费的情形下,质量丝毫未受影响,因此阿斯利康主动将合约延长了3年。药明康德从此在业界建立起口碑。

根据药明康德4月23日公布的年报,公司2009年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达到270万美元,其中,位于国内的实验服务的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至1.85亿美元,美国实验服务同比增长2%至6410万美元。从营业额来看,药明康德是名副其实的国内“一哥”。

“如今,两家公司现有的和潜在的客户将首次可通过一家公司就能实现在化学和生物学两个领域里早期药物开发的需求。” James C. Fosterz表示。

李革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直言不讳地表示:“CRL将籍药明康德在化学服务方面的专长扩展在中国的业务,与此同时,药明康德将着力加速提升该公司的GLP毒理学能力。”

据SIG提供的分析,药明康德的化学合成业务在中国约占实验室业务总量的75%,而在全球占52%;其他早期发现业务如生物学、DMPK和小分子生产仅占总业务量的7.4%。

非临床CRO兼并风潮起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行动,而不像过去只看不买。合并后的CRL/药明康德和PPD是目前全球两家最大的从药物发现到早期开发的CRO公司。”陈力说。

去年11月,PPD在中国收购了BioDuro LLC公司,并将此作为其扩大在中国产能的计划的一部分。BioDuro也是一家药品发展承包商,该公司服务于生物技术产业,在北京拥有一间11万平方英尺的实验室。

从中国外包服务公司与国际频频接轨的事件可以察觉的趋势是,随着药厂与生物技术开发中心于中国成立研发中心、进行各项药物开发,预期未来亚洲地区会对模式动物和临床前服务产生巨大的需求。

中国台湾亚太产业分析专业协进会(APIAA)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的研究员秦庆瑶认为,中国内地非临床CRO于十年间奠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更上一层楼,非临床CRO在客户需求及市场趋势的带动下,纷纷藉联盟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整合,CRL借这一桩完善服务内容的并购,起到了保住其全球CRO领先地位的作用。

“除了潜力市场给予的机会,中国内地CRO公司于国际接轨上也有不容小覤的实力。他们掌握国际形势,了解国际大药厂的游戏规则及需求,可以说中国的海归派在非临床CRO的经营上有两把刷子。” 秦庆瑶说。

“这项交易的战略意义在于,CRL能够充分利用药明康德高质量和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以及国际品牌知名度,使 CRL的业务延伸拓展到新药早期发现的CRO业务,从而拉大其与国内CRO在资金、品牌及业务上的距离。”曼哈顿资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进如是认为。

“有利的一方面是,可使合作关系在管理上变得更加顺畅,两家公司在前临床研究领域的经验和效率可以得到更好的契合。但我们也担心,随着CRO行业兼并风潮的加剧,这个行业的集中度也变得越来越高。对于药厂来说,可以选择的供应商随之也在减少,收购后订单的价格仍然是我们关注的。”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药代动力学总监尹鹤群说。

 

(本文特别感谢姚立新,范大超,饶韧,Jialing Dai,赵戬,施晨阳提供的帮助。)

就读一本书

2010/04/25 – 4:55 下午

手头上正在阅读的书有5本。得益于感觉良好的记忆力,我的阅读习惯是同时开始看数本不同的书,一来想避免从头到尾读一本书的过程中的乏味,二来待到结束时可以同时收获很多,这种贪心的做法随着记忆力的衰退开始变得得不偿失。

清理完目前手头上的书本后决定改一改这种习惯,试一试。

好比这个小小的博客

2010/04/25 – 4:37 下午

一个星期没有跳绳,在院子里再跳跃起来发现身体沉重了许多。

每天的功课必须做完的,如果一天不去做,就可以有借口一个月以后才去完成。而生活规律也容易变得混乱不堪。

同样的,对于清月来说也是一样。周一至周五放学后在班主任家里搭食,周六的钢琴课,周日的美术班,下课后沿途的路线,探访她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姑妈表姐堂姨表哥。有规律的饮食,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适度的沉默是历练一个人心灵的力量源泉。

不论大人还是孩子,乐于找事情给自己做并乐在其中就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好比这个小小的博客。

施晨阳:我的梦想都已成真

2010/04/23 – 5:40 下午

我的稿件从来没有被确认采访的人改的那么花的。说明几个问题:

1.我对分子诊断检测等等过于专业领域的题材不熟悉,也没法做到通晓。

2.时间太赶的情况下连中文语法都不通了,victor 的中文看上去比我的好多了。

3.对一些兼并重组的话题接触不多,以后可以从整体公司层面而非一个研发部门了解更加宏观的企业战略。

photo

凯杰(QIAGEN)是一家跟辛普森案件、911袭击、莫扎特头骨、H1N1检测有关联的荷兰控股公司,公司亚太区总裁施晨阳博士则是一个跟互联网、生物制药与金融有着不解之缘的南京人。

从太平洋硅谷到上海

作为凯杰全球发展速度最快区域的总裁,施晨阳今年的出差计划已经排到了11月。即使不包括出席各种会议和学术活动,每年光是分公司和总部的固定工作访视,加起来的飞行次数就高达二十多次。

飞行对于工作电话总是不断的施晨阳来说,却是一个可以静下心来思考问题的时间。如何把亚洲区的业务做得更快更稳,如何招徕更优秀的人才并把他们留住,如何找到与凯杰业务相吻合而文化差异又不大的同行进行收购重组,如何在又一场座谈中给大学生们传授一些切实的人生经验。施晨阳的思维如同他跨领域的创业经历一般活跃而刺激。

1984年,一个叫Metin Colpan的德国人在莱茵河沿岸的杜塞尔多夫创建了凯杰。2年后的1986年,凯杰推出了全球第一款质粒试剂盒,使分子生物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与传统的“作坊式”方法相比,该技术将质粒制备的时间从2-3天缩短至2个小时。如今,“试剂盒”这一概念已成为实验室的标准。而出生于1967年的施晨阳这一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年仅19岁。

定位于全球样品制备和分析技术供应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凯杰在分子诊断领域已成长为一家全球销售规模逾1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2009年凯杰以9500万美元收购DxS Ltd (DxS)后,一跃成为全球领先的个性化医疗产品公司,制造与开发针对癌症病人个性化医疗的诊断产品。

然而在2005年以前,凯杰的全球扩张版图却还没有亚洲的旗帜,直至施晨阳的加入。

“尽管是作为全球的一个分部,给我的感觉一如从零开始的创业历程一般。”施晨阳坦言。

创业对于少年得志的施晨阳来说并不算是一件新鲜事。翻开他的个人经历,施晨阳曾经过学术界、商界的多次转型。

集科学家和企业家于一身

早在23岁那年,施晨阳就完成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肿瘤研究博士学位,曾在当时全球最大的制药厂默沙东公司从事抗肿瘤疫苗研究。后到国立新加坡大学医学院任研究教授和博士导师。

1996年施晨阳进入生命科学商业领域,任美国一家生物科技风险投资及管理咨询公司亚太区总经理,从事生命科技市场开发及投资业务,并为强生、普强(后被辉瑞收购)、昆泰等多家跨国制药及生命科学公司拓展亚太区市场提供战略咨询。

2000年起施晨阳在硅谷创业,历任生物芯片genospectra 公司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美国创新资源公司董事总经理,美国斯坦福研究院原创公司bridge pharmaceuticals高级副总裁,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建立与国际水平接轨的新药研发平台,专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及企业兼并业务。

对于自身的多次转型,在施晨阳看来,无疑都是对机遇的牢牢把握。“转行的勇气在于对最坏情况的预计无非是失败。”

2005年凯杰开始在亚洲拓展业务,施晨阳负责策划在亚洲的商业运作和战略发展,至今管理凯杰亚太区在中国、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10个分公司430位员工。目前亚洲的业务量约占凯杰全球销售额的13%。2006年,凯杰因公司在亚太分子检测市场中的战略举措而赢得了Frost & Sullivan颁发的竞争战略领导奖。

2010年初医药研发领域的新闻中,出现了两件中国CRO的消息,一件是药明康德与凯杰合作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开发。另一起新闻是美国的Pharmaron完成了对北京维通博际的收购。外电对凯杰与药明康德合作的评价认为,这是亚洲首家具备标准化整合平台及自动化设备的实验室,可以为个人化医疗提供药物及分子诊断的研发所需。凯杰与药明康德的合作,足见其深耕个性化医疗的用心。

拥有17年生物技术领域的商业发展、管理和投资经验,让施晨阳在凯杰的亚洲布局上发挥出旁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个多小时采访过程中,施晨阳显现出集科学家和企业家于一身的精英科技人才独具的特质。对于我最后一个保留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从小就天资过人的施晨阳的答案颇有“顽童骁将归去来”的风范——“我的梦想都已成真”。

谈战略:“根据亚洲不同的商业文化制订策略”


问:据了解,凯杰的客户分布在分子诊断实验室、学术研究机构、制药及生物技术公司和应用检测客户,产品用于临床诊断、法医样本鉴定、动物或食品检验以及制药过程控制。不同的业务模块目前各自的比重多大?

施晨阳:凯杰的四个目标市场为:生命科学(占总收入的28%),包括学术研究;医药(约20%),包括生物技术和医药研究;行业应用(约7%),包括法医鉴定、兽医诊断、生物防御和食品检测。最大的业务是分子诊断(约45%):包括传染性疾病检测,药物基因组学等。

在分子诊断领域,分三大块,一是疾病预防(prevention),主要有预防和疾病检测以及个性化的治疗解决方案。特别是在HPV检测领域,凯杰的digene HPV Test 是检测引起子宫颈癌的人乳头瘤病毒的金标准。 而妇女健康领域最大且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就是HPV检测,有着10亿多美元的市场潜力。

二是诊断(profiling),凯杰提供80多种分子诊断检测产品,其中40多种获得CE-marked认证,符合欧洲IVD标准,或在全球其他国家获得诊断应用的法律注册。

产品包括乙肝、丙肝、艾滋病、H1N1和甲流等检测技术;三是个性化医疗(personalised healthcare):我们可为某类疾病的患者制订出特定的治疗方案,这需要通过分子标记物,如肿瘤标记物的手段来实现个性化治疗。凯杰目前提供18种基于不同技术的诊断检测产品,可用于癌症治疗、检测常见AIDS治疗药物副作用引起的突变。这三个“P”就是凯杰核心技术的应用领域,也是我们未来最具备发展潜力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其特定的通量需求,因此凯杰提供专利的平台,可实现从样本到结果整个流程的自动化。凯杰在分子诊断领域销售额多于4.5亿美元,且增长快速。

问:凯杰赢得Frost & Sullivan这个竞争战略领导奖的当时,正值您在亚太市场“创业”之初,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个奖也是对您在亚太区域卓越的领导力的表彰,您能具体谈一下当时凯杰在亚太市场拓展的策略是怎样的?

施晨阳:2005年我开始亚洲布局凯杰,2006年1月成立亚洲分部。可以用几个数字说明亚洲区域的创业历程。第一个数字是5年的历史,第二个数字是10——我们5年内销售增长了近10倍,第三个数字是百,从最初的4、5个人,到现在将近500人,人员组织成长了一百倍。

获得那个奖时,凯杰亚洲正处于一个起步的快速发展阶段,我想这个奖有两重含义,一个对凯杰自身快速拓展的肯定,二是在业务扩张上,凯杰有针对性选择对区域内本土公司进行成功收购。

亚洲已成为凯杰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我们亚洲市场销售收入增长了40%以上。中国在亚洲是除日本以外最大的市场,且增长速度远超于亚洲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将战略发展计划在不同的国家布局,实施,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中国、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分部,都是从无到有,短短5年时间发展很快。

问:针对亚洲不同国家发展存在的差异,如商业规则、政策环境和市场成熟度的不同,需要如何制订不同的发展战略?


施晨阳:举例中国和新加坡,同样是华人的社会,但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从文化上来说,新加坡更多是西方文化;而从市场角度来说,中国对临床检测的法规管理条例与欧洲美国很不一样,而新加坡则采用欧美标准,因此我们再这两个市场上推出的产品有差异。另外新加坡是一个成熟市场,对于新产品新技术应用,渗透率较高;中国市场相对复杂得多,沿海地区等大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差别较大。可以说,在中国发展也需要不同的策略。

谈并购:“文化的磨合远比收购本身更重要”


问:亚洲现在是凯杰发展最快的区域,我们注意到,除了自身业务的快速增长,凯杰还不断通过战略收购行为扩充自己。

施晨阳:凯杰兼并重组的步伐从来没有停过。有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发展动力不足,要从一个领域跨越另一个领域。而凯杰是一个平衡的发展模式,不仅自身业务发展非常快,另一方面主动积极把最新的技术应用收购进来。

过去5年内,我们在全球收购了12个公司,不断扩展我们的技术平台和市场占有率,保持凯杰最强的竞争力。

问:您在风投行业的背景和经验对实施凯杰在亚太市场战略方面有所裨益么?您如何筛选适当的并购标的?

施晨阳:我在风投及管理资询方面的背景,让我对不同公司的业务模式,运营架构及在市场上的战略发展有较多的了解。此外,我在亚洲不同国家工作过,对于亚洲各国的商业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西方人认为亚洲就是东方文化,但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的发展,成熟度以及商业文化都不一样,我们针对不同亚太国家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在不同市场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我们的全球策略是定位从样品到检测,在这个产业链的定位里,会不断去收购一些公司,以增强和完善产品线和产业链。由于战略定位比较明确,找公司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公司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
总体来说,我负责的亚太区,基本上从并购整合上来说都是成功的,很快把各公司的产品线整合到凯杰的销售网络,有一些公司收购以后带来了全新的业务领域。得以在全球保持较高的增长。

问:就海外并购而言,跨国药企在华收购有挑战,中国药企在海外并购,即反向收购亦有挑战。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方面的因素?

施晨阳:很多企业往往关注业务方面和技术方面的整合,但对文化特异性整合策略和手段的准备不足。而兼并重组的关键在于整合。兼并收购之后并没有完结,只能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在管理上,不同企业文化的磨合是长期的,这种磨合比收购行为本身远为重要。

谈研发:“不但要同步,还要超越跨国药企的思路”

问:此次跟与药明康德的合作,对于药物发现和开发及分子诊断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何种意义? 分子标记物的发展对跨国制药公司的研发模式有怎样的影响?凯杰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施晨阳:去年凯杰收购了生物标记物和个性化医疗领域的DxS有限公司和SABiosciences公司,这些收购为凯杰带来了新的技术和专业应用,帮助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加速开发和认证生物标记物。

生物标记物和个性化医疗是新药研发未来的发展趋势。新药研发现在变得愈发困难,开发一个新药需投入几亿美元,很多候选药物最终在临床上得不到疗效的验证。目前,研究人员更关注于个体对于药物反应的差异,基因和蛋白组学得发展提供了许多有效的分子标记物对这种差异进行筛选。未来新药研发将不仅仅是One size fits all。更多会通过生物标记物,或者结合诊断试剂(companion diagnostics)把会对某个药产生有效反应的病人筛选出来,以此来提高疗效。

同时一些跨国药企也在利用新的生物标记物对过去临床试验中失败的候选药物进行再验证,通过针对性地缩小适应症范围或适用病人群体,以期提高疗效或降低不良反应率。

我们认为这也是凯杰未来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

问:就CRO行业而言,质量、成本、价格发展参差不齐,本土企业有外包机会,但更多是无序竞争。您如何评价此次跟药明康德的合作?

施晨阳:CRO对新药研发的价值是巨大的。药明康德是中国最大的CRO企业,发展速度很快。对CRO来说,价值的述求不能仅仅放在价格上。因为如果只是拼价格,10年后,中国不会比外国成本低。因此,一个CRO在研发产业链里提供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创新。药明康德开发生物标记物即是一种创新,为新药研发外包服务提供更高的价值。

CRO不仅是提供低成本的服务,更要成为制药研发的合作伙伴,共同提高新药研发效率。一个创新的CRO会超前于跨国药企,提供更多更高价值的服务。

Zhang Wei:Rational Clinical Trial Development and Valid Data Are the Most Convincing

2010/04/15 – 9:43 上午

Written on 2010/04/07 by Mao Donglei

In the new drug evaluation work, the word “New” is not merely based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such as the meaning of “New” in new compound, new composition, new process and new dosage form, etc., but should also in pursuance for “new curative effect”.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rug only and ignoring the clinical causes, the new drug evaluation will focus on the actual functions of drug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untries having developed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ies, China has a certain gap in respect of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drug innovation.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is that the insufficient funds contributed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ly affect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level of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present, an important cause for the difficulty of some new drugs of Class I on market to be in a large scale is that their clinical medical value is ignored.”

“We hope that the past situation that the research on chemical drug innovations only focused on structural innovation but ignored clinical value could be changed.”

“If we could exert the political advantages of China and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policy advantages, China will undoubtedly take an early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new drug technologies and importing funds.”

“China is ready” should not be a simple slogan, but the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Besides that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ime limit for its own evaluation, the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should also inspect their internal procedures to find out to what extent the extension of the time for evaluation is caused by themselve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trans-national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set up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in China and participated in global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medicines. What kind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do they bring for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new drugs? How should Chinese evaluators appraise their own capability and level of evaluating and approving new drugs? The other day, the reporter of Medical Economic News exclusively interviewed Zhang Wei,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Drug Registration of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Zhang expatiated in details around the key stage, global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time limit of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of creating new drugs, and sorted out the changes of Chinese drug registration standards, laws, regulations and ideologies of recent years.

Reporter: Mao Donglei

Guest: Zhang Wei,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Department of Drug Registration of the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hanging the Past Situation of Only Paying Attention to Structural Innovations

 

 

Q: Hello, Mr. Zhang. In the recent dozen of years, China’s drug research propelled the domestic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o change from imitation towar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certain social effects were achieved. A batch of independent innovative drugs has been on market. What kind of advantageous factors do you think that China has already had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s?

 

Zhang Wei: It is a State policy of Chin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drugs. The globalization of drug research propelled China’s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change from imitation towar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hin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have the advantages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irstly, the government pays increasingly high attention to medical innovations. Secondly, great progresses were made in protecting pharmaceutical patent. Thirdly, the infrastructures of the medical industry are sound. Fourthly, the work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are improving day by day. Fifthly, there are abundant and sufficient human resources and clinical resources. A medical innovation system with products as the core and in the for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which is propelled by the government, mainly composed of enterprises, supported by technological institutes, and guided by market is being formed in China.

 

However,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untries having developed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ies, China has a certain gap in respect of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drug innovation. An important cause is that the insufficient funds contributed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ly affecte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level of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Q: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various innovation encouraging policies, Chinese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independent innovations, and the gap from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needs to be shortened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enable innovation to be a driving forc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which improvement measures were taken in recent year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s?

 

Zhang Wei: In respect of amendment of regulations, on October 1, 2007, the SFDA promulgated the newly amended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Registration” for implementation. The said “Regulations” were amended mainl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principles: the first is to encourage drug innovations and lea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generic drugs, so as to restrain low-level redundant declarations and to focus on raising the threshold for declarations by technical means; the second is to focus on settling the unsatisfied medical demands and to aim at realizing clinical values and advantages; the third is to actively build up a just, transparent and high-efficiency evaluation system, to intensify the division of evaluation duties and the restriction on powers, to reasonably allocate evaluation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procedures, and to realize publicity and transparency to the maximum extent.

 

Moreover,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hina’s drug innovation, we promul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n Special Approval of New Drug Registration”, hoping to change the past situation of only paying attention to structural innovations but ignoring clinical values when researching the innovation of chemical drugs. At present, an important cause for the difficulty of some new drugs of Class I on market to make a large scale is that their clinical medical value is ignored. In addition, itis risk in the process of new drugs clinical trial, and such risks cannot be eliminated completely by evaluation, but mainly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plans of the enterprises.

 

In respect of supporting and encouraging global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e also promulgated some specific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example, we shortened the time for technical evaluation of the new drug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by 25%. We also accepted the international ICH-CTD format for declaration to offer more flexible requirements for submission of cGMP certificates, and simplified the procedures for pre-clinical-trial inspection and review of imported drugs.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ransnational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are not only required to consider the newly emerging markets as the base of clinical trials.”

“We need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rational evaluation capabilities to guarantee the drug evaluation work accomplishment in a  high quality way, and to make rational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within proper time limits.”

“Drug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are an interactional process, and the evaluators and applicants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continuously and convince the other party by using rational data and viewpoints.”

“The capabilities of our staffs are different, which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work. Meanwhile, they do not make an enough systematic studyto professional registration knowledge, which affects the depth of work.”

“We are still worried about the clinical trial area where many problems are involved. Our settlement measures are very prudential.”

“We must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national industry and those of overseas-funded enterprises. The opening up of clinical researches will inevitably attract overseas-funded drugs, and therefore,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nd other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must consider and calmly respond to a series of effects arising out of the possession of clinical resources, the occupation of markets, the general public’s availability for drugs from original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pricing difference between patented drugs and generic drugs, etc.”

Q: Just now you mentioned globalized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ying that the globalization of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ad been inevitable, and it had been a trend for the focus of the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alue chain to move toward China.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globalization, especially global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Zhang Wei: With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ransnational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have made huge profits from their business in China, and therefore hope to further speed up the listing of new drugs in China, and expect to utilize the advantages of costs, talents and disease resource spectrum, etc. of the countries with emerging market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 to speed up the efforts of new drug development, so as to enlarge the competition market and reduce the cost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due to the great risks of new drug development, many companies have to be prudential. If we can give play to China’s political advantages and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to policy advantages effectively, China will undoubtedly take an early step in respect of bringing in new drug development technologies and funds.

 

As for globalization, it is also a “double-edged sword” in fact. To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globalization” not only brings opportunities, but also makes us faced with severer challenges. We have the following cognition and viewpoints on global synchronous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irstly, global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globalization, have come to Asia, especially to emerging markets.

Secondly, global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ring challenges to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of the emerging markets. We need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rational evaluation capabilities to guarantee the drug evaluation work accomplishment in a high quality way, and to make rational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within proper time limits. Meanwhile, we should keep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ecisions, and speed up to be conforming with standards and administrative norms step by step.

Thirdly, global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lso bring challenges to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in mature markets. As more and more clinical trial data come from emerging markets,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of mature markets also face the problem which we are facing. That is, how to make use of the clin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to support the applications for being on listing in the home country. Therefore, we think that the communic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of the future newly emerging markets and those of the mature markets will be closer.

Fourthly, global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lso bring challenges to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With the continuing enhancement of the technical evaluation capability of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institution ,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ransnational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are required to not only consider the emerging markets as the clinical trial base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of the local drug registration staffs. If the cultivation of such capabilities is ignored, the evaluation time limit might be extended.

 

Q: As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f a newly emerging market, especially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f China, how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global challenges and continuously make researches for the effective administrative means, so as to better maintain and promote the public health?

 

Zhang Wei: Here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a viewpoint of Dr. Lumpkin, deputy commissioner of U.S. FDA. He does not think that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means replication of drug administration policies or full consistency of practices. So long as be on rational basis, different countries may have its unique practices as the case may be.

 

To sum up, “more conversation but less confrontation, and more cooperation but less criticism” should become the theme for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of the newly emerging markets and those of the mature markets to respond to global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realize the win-win situation. As for global synchronou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t is a new subject to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f China, and “China is ready” should not be a simple slogan but the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The Evaluations and Approvals Should Be Active, Cooperative and Lawful

 

Q: In terms of the time limit for evaluatio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time limit for the evaluation made by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f China. However, the evaluati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re common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Zhang Wei: It’s tru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ime limit for evaluation are complicated, but we need to point out a wrong understanding in this regard. Previously, people always thought that the extension of the time limit for evaluation is unilaterally caused by the SFDA. We may see that, according to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newly amended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Registration” which came into force on October 1, 2007, the time needed by the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for drug technical evaluation is approximately 90 workdays, and the time needed by the SFDA for administrative evaluation is approximately 30 workdays. Therefore, normally, it will take 120 workdays for the clinical trial of a new drug to be approved.

 

However, few people notice that, the “Regulations” prescribe a supplementary procedure for evaluation. Once the supplementary procedure is started up, the time for the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nd to prepare for various documents will not be counted into the aforesaid time limit for evaluation. If a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 ignore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of its staffs in charge of registration, the documents they has prepared are irrational or insufficient, or it is una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timely, the actual time for evaluation will much possibly be extended. Therefore, besides that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ime limit for its own evaluation, the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 should also inspect their internal procedures to find out to what extent the extension of the time for evaluation is caused by themselves. This is our viewpoint.

 

As a reg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institution,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drug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structure. On one hand, we should accurately define the reg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duties, strengthen the macro-policy research, the system 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the quality progress supervision; on the other, we should, in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n drug declarations, evaluations and approvals,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drug registration resources, lawfully and reasonably divide the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powers,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nd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work amount of the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of the SFDA to enable it to concentrate its energy on evaluation of new drugs.

 

In addition, we should research and formulat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Norms for Drug Registration” (GRP), specify the duties and tasks of each department in the registration link, and regulate their work behavior; we should set up the mechanism for joint consultation between all relevant entities and all departments of drug registration, make it to be normalized, institutionalized and standardized, and strengthen work coordination; we should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for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and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we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appraisal to each link and each department of the drug registration, and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work.

 

In short, drug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are an interactional process, and the evaluators and applicants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continuously and convince the other party by using rational data and viewpoints. Only if both parties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abide by laws, may the best efficiency be attained.

 

 

Q: Although great achievements were made with the State’s administrative work on drug registration in 2009, the problems and insufficiencies were also distinct. What challenges will the future administrative work on drug registration face, especially in respect of encouraging innovations?

 

Zhang Wei: The drug registration in China mainly faces problems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system, mechanism and bylaws of drug registration are not sound, which restrict the work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n one hand, the drug registration powers are highly concentrative, the staffs do not match their work arrangement, and the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resources are not strongly adaptive; on the other hand, too many efforts are made on specific affairs while there are not enough time and energy for researching the macro- problems such as policies andsupervision methods innovation, etc., as well as making surveys, which in a certain extent affects the supervis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furthermore, there is no arrangement or coordination to the whole process, no supervision or inspection to each link and no inquiry into the liabilities at each link, and thus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s not strong at some links, and the supervisory work is in a superficial form, which also affects the supervis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in a certain extent.

Secondly, the legal construction lags behind, which affects the supervisory function. The uncoordinated research and supervision affect the exertion of the composite of supervisory force; the relevant ancillary document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promulgated and the encouragement innovative measures are not specific, and such fact affe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Registration”.

Thirdly,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staffs are different, which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work. The capabilities of our check personnel need to be further enhanced, and the personnel for checks are not allocated reasonably. Especially, we are short of personnel for checks in the areas of pharmacology, toxicology and clinic, and the quality of check work is therefore affected; while they do not make an enough systematic study to professional registration knowledge, which affects the depth of our work.

 

To sum up,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ly amended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Registration”,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drug registration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and the drug safety of the general public. Such problems urgently require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t each level to pay high attention, make serious researches, and take powerful measures to settle them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rectification,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the manufacturers and their registered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the present order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ea in China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we are still worried about the clinical trial area in which many problems are involved, and our settlement is very prudential.

 

The favorable factors propelling drug clinical trials are that China’s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evel can be enhanced, mo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s have been gained, and corresponding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bylaws may also be promoted and improved. However, in view of the macro-administration of the State, we must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national industry and those of overseas-funded enterprises. The opening up of clinical researches will inevitably attract a good many overseas-funded drugs, and therefore, the drug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nd other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must consider and calmly respond to a series of effects arising out of the possession of clinical resources, the occupation of markets, the general public’s availability for drugs from original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pricing difference between patented drugs and generic drugs, etc.

 

真实研究,悬在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0/04/12 – 9:53 上午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的监查员小李连续3个月来几乎每周都要拜访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肾内科的盛晓华主任。该医院参加了一项多中心试验,试验的牵头单位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目前六院的情况是第一例受试者已招募完毕,处于比较关键的阶段,而其他14家参加单位都已入组了不同数量的病例。

中国研究质量的上升空间

作为临床研究监查员的小李,他的任务不仅要帮助研究者完成临床研究,更要监督研究者有无按GCP原则进行科学试验。

据小李介绍,该试验开通启用了电子数据采集(EDC)系统。这个临床研究电子数据采集系统将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数据平台。更重要的是,任何改动都会在这个电子系统里留下痕迹,且需要被授权者才能登陆操作,对于数据的真实性,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发出质疑,为今后临床试验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而就在几个月前,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与甲骨文公司签约合作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研究数据管理平台。“任何新药研发的成功离不开准确、可靠和真实的数据来支持。”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著名的统计学专家,金丕焕教授在签约仪式上说。

近年来,随着药物研发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跨国制药企业开始将越来越多地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从传统的欧美地区转移到东欧及亚洲的部分国家开展。国内受试者数量充足,试验费用较低,都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与此同时,国内新药研发对于临床研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然而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设立临床试验机构体系是一个中国特色,这一特色有着鲜明的中国国情。

面对中国地域广大范围内参差不及的医疗机构现状,对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进行资格认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证药物临床试验过程规范、结果科学可靠、保护受试者权益并保障其安全的有效手段,亦是保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的重要措施,为我国新药研发提供了重要保障。

从2005 年2 月3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公告(第1 号)开始,截至2009 年2 月3 日的第19 号认定公告,我国已认定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为236 家,且均为三级医院,其中绝大部分为三级甲等医院。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临床试验资格认证制度,在1998年GCP试行之前,在临床研究机构开展的大部分药物临床试验并不规范。

“尽管中国的GCP从无到有,在2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日益完善,但中国的临床试验质量一直受到国际权威人士的质疑。”据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许俊才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进行了深入的方法学质量评价,结果发现中国的临床试验除了质量不高以外,还存在论文发表偏倚等问题,与西方国家临床医学杂志发表的临床试验形成很大的反差。

溯源性检查数据的不真实

为鼓励创新保证新药研究的真实性,从源头上保证药品质量,2007年国家颁布实施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对于新药研发的重要环节——临床试验过程以及生产工艺等环节的现场监督和检查给予了强调。

新法规要求:切实加强药品研制环节的监管。一是SFDA要加强药品注册现场核查工作的指挥调度和检查督查,确保各级部门监管责任落实,确保核查工作质量和进度;二是要加强药品临床试验过程的监督检查,大力推进GCP的实施,建立临床试验机构和试验品种核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提高监管效能。

在2006 年7 月至2007 年12 月期间,SFDA 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药品注册核查行动,加强了对药品研发过程的监管。

根据2007 年12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全国药品专项整治等方面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 年7 月至2007年10 月底,SFDA对2.9 万多个品种进行现场核查,企业撤回的药品注册申请达7300 多个,所占比例为24%。

据业内一些临床试验专家估计,撤回的属于新药的药品申请中,约有一半以上与临床试验有关,暴露出临床试验的监管尚存在很多问题,对临床试验机构的监管亟待加强。

“近年来对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及其注册产品的整顿、治理与规范,我国目前研发领域的秩序已经大大改善,但是我们仍比较担心临床试验领域,其中牵涉的问题很多,我们处理还是非常慎重的。”SFDA注册司长张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专项整治行动以来,为进一步规范药品临床研究行为,国家局陆续研究制定药品临床试验监督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发布《药品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指导原则》、《药品I期临床试验管理规定》以及《药品临床试验中SAE指导原则》。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5月5日,SFDA发布《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工作的通知》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工作方案》,通知具有药物临床试验资格的医疗机构在《药物临床试验资格认定证书》有效期届满后,如继续开展药物临床试验,则应提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申请。

此次复核检查的对象是取得药物临床试验资格满3年的机构及其所有专业、已通过资格认定现场检查的I期临床试验室。复核检查的内容为检查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现状和执行药物GCP的情况。

据参加与过上百家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检查的认证中心的解琴介绍,通过对药物临床试验实施过程中各关键环节的溯源性检查,对机构各专业在临床试验过程中执行药物GCP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并考察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完整性。

“临床试验的实施主体是临床试验机构,高质量的药物临床试验是保证药品安全有效的重要环节。针对新药临床试验确实存在的违反GCP 原则及某些数据不真实行为,有必要加强对新药临床试验全过程的监督检查。”解琴说。

悬在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由于目前药物临床试验并非各医疗机构的主体业务,临床试验的数量和质量也并非是评价一家医院的重要指标,加之临床试验过程中,医院与申办者只属于一种合作关系,因此在一些地区,许多临床试验在医院的地位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这些体制上的一些问题都为临床试验管理带来了难度。许多机构都存在着一些比如管理力度薄弱,管理制度,SOP文件虚设等,而这些又间接导致了试验资料的保存不全,溯源困难,直接影响到临床试验的整体质量。” 解琴说。

许多临床试验机构负责人也坦陈,由于我国卫生体制上并没有给予新药临床研究以足够的重视,学科发展裹足不前,甚至不把新药临床试验项目当作科研看待,而且国家也缺乏相应的支持和鼓励,与诊疗任务及其为医院赢得的经济效益相比,新药临床研究在短期看既无名又无利,临床医生参与的积极性可想而知。

据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副所长李海燕教授介绍,新药临床研究涉及到药厂、CRO和临床研究机构,在合作过程中,各方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方能保证一项研究高质量的完成。

她指出,目前国内的研究者有时候过多依赖申办者,且缺乏相关法规培训,法律责任不清,“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繁忙,试验负责人未对研究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有时候甚至未能直接参加,缺乏对试验的监管。”

组织实施过多项国际多中心新药临床研究的惠氏(辉瑞)亚太临床研究开发部副总裁苏岭则认为,新药临床研究进程中各个责任链条的缺失,导致了企业申请人在获得SFDA的临床批件后,把无限的责任丢给监管机构,而要保证研究质量和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政府部门除了对试验机构要加大力度进行监督检查,更应该把监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企业的头上,“在这一环节设置关卡,申办企业自然不敢轻易造假。”苏岭说。

而许俊才的观点是,中国临床研究中存在着较多问题,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没有能力赶上国际水平,只要按GCP操作,赶上国际水平“只在一夕”。“关键问题是应该把把临床研究当成一个过程,所有参与的人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开发新药,新药临床试验重要的是过程的规范,而不是靠检查。”许俊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