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人物’ Category

研发客第一位访

星期二, 十二月 29th, 2015

今天,在我们新的办公室,迎来了第一位访客,中国罕见病中心主任黄如方。

余煊强:我将不是特别难的事变成生活习惯

星期一, 九月 1st, 2014

今天开学日,以下这篇是今年6月29日美国FDA药剂科学办公室代理主任余煊强博士在北京大学国际药物工程管理硕士项目(IPEM)2014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当时要来这篇文章,得到余博士的许可放在自己的博客空间里,这篇发言稿在我这里攥了一个月,在学校开课的日子里发出,开学加油。

以下链接是余博士关于FDA制药质量办公室介绍的在我们报纸发表的文章。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7/18/content_211620.htm

非常感谢郑强教授的邀请。今天有机会给大家说几句话。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你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辉煌的时刻。首先,我衷心地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几年来勤奋求学终结硕果,取得北京大学国际药物工程管理硕士学位!
同时祝贺北京大学国际药物工程研究中心,作为中国医药领域应用型教育的开拓者,将又一批风华正茂, 学识丰博的管理人才,输送給社会,输送給中国的医药企事业。
今天在这里同你们一起分享你们的快乐,非常高兴。 这一切也令我想起30多年前我读书时期,和后来生命中的一些故事。
1980年,我参加了高考。当时我的理想是考上浙江大学,但事与愿违,我没有考上浙江大学,被浙江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工业大学录取了。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一定要考入浙江大学读研究生。四年后,我如愿以偿,进入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这是年轻的人生中第一次给自己制定目标,一个清晰的,可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目标,一步一步地,我走向那个目标,最后实现那个目标。
当我回头去回顾,试图弄清我是如何一路走来,实现我的目标的时候,我发现了事实上我只不过做了一件并不是特别难,也不是特别大的事情–每天比别人多读半小时书。 就是这样一件不大的,也不是特别难做的事情,和一个四年来日日月月的坚持,带着我的脚步一步步走近并实现了我的目标。
但对这件事情的总结和认知, 影响了我后来的一生:我将这件并不是特别难,也不是特别大的事情,注入了我的生活中,演变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从1992年起,我的生命基本上都是这样度过的:给自己一个清楚的看得见目标 + 每天多工作半小时(当然现在很多的时候半小时是不够用的,我把它延到两小时)+坚持不懈。
我笃信我引领我走到今天的成就的,就是这个简单的公式.我现在是美国FDA质量主管。主管范围包括化学新药、仿制药、生物制药和FDA质量研究所,包括审评和研究人员近千人,这些审评和研究人员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
美国药物监督和管理分三大块:质量监管、药物有效性监管、和安全性监管。质量监管是药品三大块监管的基础和保证。没有质量保证就谈不上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就显示出质量监管的重要性。有些同学可能知道美国药品监管只有联邦政府,没有地方政府,FDA是美国药物监管的唯一机构。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is that little extra” (寻常同卓越的差距仅仅是一小点儿的多付出),我再给他加半句,和”不懈的坚持”。对制药行已来讲,这种坚持更重要,因为它不像电子行业有很快的产品更新换代周期,制药行业需要数年的积累,走过几个产品研发、报批、上市后,你才能练就真本领、真正的成为“大拿”。
当你们长到我的年龄的时候,也许会和我有一个同样的发现:  人生其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或成功或失败。 每一天,你都面临着选择。因此,保持良好的乐观的心态,对你人生和事业的成长非常重要。 有些事情在它发生的时候,似乎是负面的,但往往会成为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记得在1989年,我刚刚来到美国,当时攻读的是化学工程专业。 学业刚刚开始六个月,我在读一篇著名教授文章时,发现了一个严重错误。因此,我就向杂志社写文章,指出了这个错误。
但这件事情触犯了这位教授,我成为他攻击的目标。 在学业的低谷时期,我徘徊思考,最后做了一个决定–转专业: 由化学工程专业转药剂专业。这个决定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凭借化学工程专业积累的丰厚的基础,我在短短的15个月完成了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继而用了三年的时间,边工边读(同你们一样),拿下了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中研究建立的Compartmental Absorption Transit model,目前被美国各大制药公司应用,成为我一生中值得自豪的事情.因此,我想说,生命中没有失败。失败是生命试图将我们引到另一个方向的转折。
在我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块石头,上面刻着这样一行字:Do not go where the path may lead,go instead where there is no path and leave a trail.(不要去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去自己踏出一条新路来)。
药品的全球化增加了美国药品质量监管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为了有效地解决药物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药品shortage,美国FDA药物质量监管从组织机构、法规制度、和具体操作正在进行重大改革。
组织机构的改革包括合并有关质量监管部门、强调监管的团队性和专业性。法规制度的改革包括以病人为本,强调新药和仿制药监管的等同性和风险分析、质量源于设计、问答式审评系统、和质量管理和监测。
具体操作的改革包括并合所有项目管理功能、统一和企业沟通渠道、强调团队合作和IT平台。做为这次美国医药历史上最重要的质量改革之一,我很高兴也很荣幸成为这次改革的倡导者、执行者、和领导者。同时也因为这次改革使我成为美国FDA的质量主管,也成为美国FDA药监部门最高级别的外国人的政府官员。我始终觉得我现在做的除了为我自己事业的发展之外,更重要是打破外国人不能做美国高级官员的纪录,为美国的国外出生的科学家树立榜样.
很多人知道,我是质量源于设计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知道我在1999年加入美国FDA的目的。我在加入葛兰素史克之前,在辉瑞工作了5年。我1997年加入葛兰素,1998年获得提升,在两年时间里,我的工资增加50%。
在大型美国公司这是非常罕见的。不过,1999年我决定离开葛兰素史克并加入了美国FDA。部分原因是我希望美国FDA注重强调QbD.我认为改变FDA想法的最佳途径就是我本人加入FDA。
从这个角度看我做到了。在过去的15年中,美国FDA经历了许多变化,例如以问题为导向的审评模式,稳定性,杂质,多晶型指南和质量源于设计的倡议,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测试为基础的质量评估改为以质量源于设计为基础的审估的变化。这些改革使我懂得一个领导者首先要有眼光、其次要有策略、最后要有敢于挑战和坚持的勇气。
最后,我想对中国制药行业的同行们说几句话:自从2002年我在北京组织和举办了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国制药业发生了具大的变化。这十几年间,中国成品药进入美国,原料药占据了一定美国市场份额,成绩相当显著,这是中国国内制药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北京大学国际药物工程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管理人才,对中国新药和仿制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这几年经济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医药卫生的投入就会相应增加,进而又促进制药进步,造成一个良好的循环。这对在座的各位创造很多很好的机遇。衷心希望同学们抓住机遇,不断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同时,我希望在坐的每位同学请记住得生命的意义不是你的位置有多高、收入有多少。
生命的意义是你为所服务的组织和社会做了什么。我希望你们会更多地去关注社会,关注周围的人。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成就自己的人生。

非常感谢郑强教授的邀请。今天有机会给大家说几句话。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你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辉煌的时刻。首先,我衷心地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几年来勤奋求学终结硕果,取得北京大学国际药物工程管理硕士学位!

同时祝贺北京大学国际药物工程研究中心,作为中国医药领域应用型教育的开拓者,将又一批风华正茂, 学识丰博的管理人才,输送給社会,输送給中国的医药企事业。

今天在这里同你们一起分享你们的快乐,非常高兴。 这一切也令我想起30多年前我读书时期,和后来生命中的一些故事。

1980年,我参加了高考。当时我的理想是考上浙江大学,但事与愿违,我没有考上浙江大学,被浙江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工业大学录取了。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一定要考入浙江大学读研究生。四年后,我如愿以偿,进入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这是年轻的人生中第一次给自己制定目标,一个清晰的,可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目标,一步一步地,我走向那个目标,最后实现那个目标。

当我回头去回顾,试图弄清我是如何一路走来,实现我的目标的时候,我发现了事实上我只不过做了一件并不是特别难,也不是特别大的事情——每天比别人多读半小时书。 就是这样一件不大的,也不是特别难做的事情,和一个四年来日日月月的坚持,带着我的脚步一步步走近并实现了我的目标。

但对这件事情的总结和认知, 影响了我后来的一生:我将这件并不是特别难,也不是特别大的事情,注入了我的生活中,演变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从1992年起,我的生命基本上都是这样度过的:给自己一个清楚的看得见目标 + 每天多工作半小时(当然现在很多的时候半小时是不够用的,我把它延到两小时)+坚持不懈。

我笃信引领我走到今天的成就的,就是这个简单的公式。我现在是美国FDA质量主管。主管范围包括化学新药、仿制药、生物制药和FDA质量研究所,包括审评和研究人员近千人,这些审评和研究人员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

美国药物监督和管理分三大块:质量监管、药物有效性监管、和安全性监管。质量监管是药品三大块监管的基础和保证。没有质量保证就谈不上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就显示出质量监管的重要性。有些同学可能知道美国药品监管只有联邦政府,没有地方政府,FDA是美国药物监管的唯一机构。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is that little extra” (寻常同卓越的差距仅仅是一小点儿的多付出),我再给他加半句,和”不懈的坚持”。对制药行业来讲,这种坚持更重要,因为它不像电子行业有很快的产品更新换代周期,制药行业需要数年的积累,走过几个产品研发、报批、上市后,你才能练就真本领、真正的成为“大拿”。

当你们长到我的年龄的时候,也许会和我有一个同样的发现:  人生其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或成功或失败。 每一天,你都面临着选择。因此,保持良好的乐观的心态,对你人生和事业的成长非常重要。 有些事情在它发生的时候,似乎是负面的,但往往会成为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记得在1989年,我刚刚来到美国,当时攻读的是化学工程专业。 学业刚刚开始6个月,我在读一篇著名教授文章时,发现了一个严重错误。因此,我就向杂志社写文章,指出了这个错误。

但这件事情触犯了这位教授,我成为他攻击的目标。 在学业的低谷时期,我徘徊思考,最后做了一个决定–转专业: 由化学工程专业转药剂专业。这个决定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凭借化学工程专业积累的丰厚的基础,我在短短的15个月完成了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继而用了三年的时间,边工边读(同你们一样),拿下了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中研究建立的Compartmental Absorption Transit model,目前被美国各大制药公司应用,成为我一生中值得自豪的事情.因此,我想说,生命中没有失败。失败是生命试图将我们引到另一个方向的转折。

在我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块石头,上面刻着这样一行字:Do not go where the path may lead,go instead where there is no path and leave a trail.(不要去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去自己踏出一条新路来)。

药品的全球化增加了美国药品质量监管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为了有效地解决药物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药品shortage,美国FDA药物质量监管从组织机构、法规制度、和具体操作正在进行重大改革。

组织机构的改革包括合并有关质量监管部门、强调监管的团队性和专业性。法规制度的改革包括以病人为本,强调新药和仿制药监管的等同性和风险分析、质量源于设计、问答式审评系统、和质量管理和监测。

具体操作的改革包括并合所有项目管理功能、统一和企业沟通渠道、强调团队合作和IT平台。做为这次美国医药历史上最重要的质量改革之一,我很高兴也很荣幸成为这次改革的倡导者、执行者、和领导者。同时也因为这次改革使我成为美国FDA的质量主管,也成为美国FDA药监部门最高级别的外国人的政府官员。我始终觉得我现在做的除了为我自己事业的发展之外,更重要是打破外国人不能做美国高级官员的纪录,为美国的国外出生的科学家树立榜样.

很多人知道,我是质量源于设计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知道我在1999年加入美国FDA的目的。我在加入葛兰素史克之前,在辉瑞工作了5年。我1997年加入葛兰素,1998年获得提升,在两年时间里,我的工资增加50%。

在大型美国公司这是非常罕见的。不过,1999年我决定离开葛兰素史克并加入了美国FDA。部分原因是我希望美国FDA注重强调QbD.我认为改变FDA想法的最佳途径就是我本人加入FDA。

从这个角度看我做到了。在过去的15年中,美国FDA经历了许多变化,例如以问题为导向的审评模式,稳定性,杂质,多晶型指南和质量源于设计的倡议,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测试为基础的质量评估改为以质量源于设计为基础的审估的变化。这些改革使我懂得一个领导者首先要有眼光、其次要有策略、最后要有敢于挑战和坚持的勇气。

最后,我想对中国制药行业的同行们说几句话:自从2002年我在北京组织和举办了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国制药业发生了具大的变化。这十几年间,中国成品药进入美国,原料药占据了一定美国市场份额,成绩相当显著,这是中国国内制药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北京大学国际药物工程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管理人才,对中国新药和仿制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这几年经济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医药卫生的投入就会相应增加,进而又促进制药进步,造成一个良好的循环。这对在座的各位创造很多很好的机遇。衷心希望同学们抓住机遇,不断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同时,我希望在坐的每位同学请记住得生命的意义不是你的位置有多高、收入有多少。

生命的意义是你为所服务的组织和社会做了什么。我希望你们会更多地去关注社会,关注周围的人。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成就自己的人生。

张博噱张江江郎才尽

星期四, 八月 14th, 2014

《似水年华里永恒的创业火花》结尾处提到Frank Geary。为啥喜欢Frank Geary?大面积不规则曲面与金属的流动感吧。大家讲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他的有点像是正在被融化。而彦涛的文章正像一件可遇不可求的艺术品。


张博噱张江江郎才尽,

毛编盼毛遂随意文来。

忆张江第三期: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8/04/content_212367.htm

第三期“忆张江”,2300个字的专栏文章,张彦涛博士从构思到完稿历时6个月,共写了三个版本。感谢百华(BayHelix)及礼来的同事,力促此文。也感谢我的哥哥为此文作图。彦涛博士国文功底深厚,这是我做编辑以来读到的最奇妙有趣的文章。

张博写完这一期忆张江以后,吓得我这个编辑双腿发软,不知下一篇约谁是好。

后问及6个月的写作感想,彦涛说自己整个杨白劳:啊,快点写完,免得壮志未酬被毛毛逼死

我应该说希望能成为所有作者创作的一个驱动力,作品在我的栏目展出将增加创作者的使命感。

张博对我哥画他的自画像不满意,称老了十几岁。



为何让学土木工程的哥哥画彦涛博士文章的插画?只因这段被删除的话:

快放到2010 年,张江药谷地段在铺设光缆,应该说重铺光缆。我正好路过哈雷路和高科路口。用的是一台德产水平钻孔机。赶上技工正在换钻杆。只见这位仁兄从旁边土堆里抄起起一块石头,硬是把钻杆砸转了30度。这可是一千万人民币一台的设备呀,当然也未被砸坏,而且比去找来管钳要省时得多。但每当网速过慢时是我总想起那叮叮当当的声音, 花岗岩撞击高碳钢的声音。想起印度班加罗尔浸在在污水里的光纤。一个没有耐心,但可以搞定问题的符号,一个没空儿去想那么多,那么远,一个高科技与土办法,目标用GPS 锁定了,过程在地表下,高密度聚乙烯的管材终究会钻出来,这也可能是中国的特点,桩打得足够深, 楼建的贼快,初始管线是用来拆的,新装和改建费用没多少区别。



我哥曾为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做了一次题为“道路工程设计施工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的讲课。这是第一次我非常直观地了解他所从事的领域。他最后讲到risk assessment ,这跟制药业风险效益比决策很相像。

彦涛博士也称,制药工程与土木工程很像,只是土建的模型可以做得很好,反馈也快。人类生理心理反应是单一即时的,但数据搜集却是统计长期汇集的。可以从其他行业学很多有用的管理方法。特别是民用航空器设计。“跟业外人士瞎扯学的比从行业年会更有收获。


没有什么比坚持更有意义

星期一, 七月 7t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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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上,你会听到很cool的名字,比如质量量度(Quality Metrics),这是IPEM每届都会制作的T-shirt,我也有好几件。现场有很多北大的学生作为工作人员,穿着这件黑衣忙碌着。

2006年,北京大学开办了致力于药物质量管理和监管科学的“国际药物工程管理”硕士研究生项目(IPEM)。

我是在2007年,通过《中国处方药》杂志的“FDA华人系列”认识了该研究生项目的创办人、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郑强博士,他同时是“FDA华人系列”的栏目主持人之一。

这个做了8期的系列专栏,将FDA中最优秀的华人审评专家、检查员和他们的工作介绍给中国业界,获得了非常大的反响。

记得当时为了答谢郑博士为我们约稿主持栏目,我们赠送他一页的研究生课程招生广告,因为我知道他当年招生还是满艰难的。

广告插页发来,一看,就是一张A4大小的枣红色PDF文件,中间只写了“北京大学国际药物工程管理硕士研究生项目”这几个字,就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课程设置说明,也没有招生细节,更没有任何文字性的广告语。就这几个字,登了一整页。

直到今天,郑博士IPEM的招生宣传策略依然是教学质量和口碑,他觉得没什么值得卖广告的。

博士给人印象认真、刻板,说话直接、简短,带点结巴。即便是笑起来,也是非常迅速的露一下牙齿,后立刻收回紧闭双唇。厚厚圆圆的眼睛片后,小眼睛还会四周瞟上几眼,生怕说错话的样子。

新泽西大药厂里边,血流成河,惨不忍睹,一片漆黑”,这些年,这些话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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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第二天主持顾孝诚讲座,在台上看到前排的座位空空无人,说:“不要空着前面的座位,这不是大学上课,你们不要占着边边角角的座位想着随时离场,如果觉得这事浪费时间,请你们立刻出去。”

在毕业典礼授权开始时,他说,我的手表已经到时候了,请工作人员关上大门,任何人迟到都不准进来。

在会场,他不但跟每一个讲者对稿,还看到他亲自主持,递水递话筒。

严肃,刻板,自称革命很彻底的郑强。

北大药物信息与工程研究中心一直同美国FDA合作,通过建立学位课程的方式,介绍FDA的审评和监管理念和实践,而郑博士和他的团队为国内新版GMP政策研究做了很多事,翻译FDA指南,但极少为媒体所知道,因为他从不接受采访。

6月29日,我来到北大中关新园1号楼,参加了他们2014届学位授予仪式,还见到了在工作中给予我很多支持的姚立新老师。这是第一次参加郑博士学生们的毕业典礼,感触不少。

活动举办第一天,是一个水平相当高的毕业典礼专题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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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课的人都是这个课程的老师,有美国美洲华人药学会副会长,各制药企业负责质量的总经理,美国FDA中国办公室助理主任等。

最近读到他们大宋学员写的一篇上课感想,对老师们的点评,非常有意思。

报告会还邀请了我4年前曾专访过的FDA仿制药办公室主任余煊强博士做主讲嘉宾,他刚刚被任命为美国FDA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药品质量办公室(FDA/CDER Office ofPharmaceutical Quality)代理主任。

透过余煊强博士的报告,我们得知FDA新的质量监管战略中,重新提升了CMC在新药、仿制药、植物药、生物制品中评审的重要性,而余煊强博士当选FDA这一新设立的质量办公室负责人,掌管每年3亿美元预算的消息,不得不说是这次北大毕业典礼活动最闪耀的亮点。

在第一天主题报告结束后,第二天上午是非常轻松的顾孝诚基金会讲座。下午是授学位仪式。

DSC03483

徽先锋制药副总经理、IPEM2012级学员吴晓明与FDA驻华办公室助理主任王刚博士合影。在毕业发言时晓明一度哽咽,我也为之感动。节选一段他的讲话:

啊!感谢北大IPEM,让我们结识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年龄差异、性格迥异,却孕育了亲如手足的浓烈情感,二教、邱德拔、农园餐厅、未名湖畔,北大的一草一木、每一条路都留下我们求学的足迹,留下我们的欢声笑语,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欢笑、一起歌唱、一起感动!人生有如此体验,何其快哉!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让我们带着那份对社会的责任感,努力工作,奋发图强,书写中国医药事业的辉煌!

浙江海正药业董事长白骅说,中国制药工业的国际化需要有的,不仅仅是药物研发,药品质量和终端市场的国际化,更需要国际化制药人才的培养和药政质量理论体系的建设。这应该是郑强博士办学的目的。临走的时候,我鼓励他:“没有什么,比坚持更有意义。”

本文提及人物观点均得到确认。转载自7月3日冬蕾笔记微信公众平台。

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星期一, 三月 17th, 2014

gatesfoundation2013-11-4

去年11月尝试跟盖茨基金会联系, 在曼哈顿咨询公司的王进老师的引荐下,认识了盖茨基金会在北京的新闻部的同事。

写这份采访提纲,看了大概5万字的资料,从采访比尔盖茨到叶雷的文章都不放过 ,写完这份提纲,才发现自己像在讲一个故事,文章和采访也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这是医药界的报纸第一次采访盖茨基金会,从问题设置一开始,就力求从一个与大众媒体不同的角度切入,亮亮相也很不错。

想说的是,这是第一次在采访提纲中较为“高调”地附上自己的照片,加上了单位的抬头,小成成帮我排的版,并转成PDF格式,很正式的样子发走了。

四个月后,得到了叶雷博士和新闻部同事的答复。盖茨基金会也首次走入医药界的视野。

《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3/14/node_4181.htm

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本报记者 毛冬蕾
2013年的中国疫苗,不得不提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称中生集团)旗下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这一事件,让其背后的资助团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走入医药界视野。
从2006年盖茨基金会投资中生集团成都所,到目前取得阶段性成功,这些年在硬件改造、资金投入、提升管理水平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合作上,盖茨基金会与中生集团经历了哪些磨合?
2014年2月,我们得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叶雷博士的答复,他对这一案例及基金会未来在华的疫苗合作进行了解读。
“改变制度、改变环境、改变政策这些更加根本和长远性的事,其实更需要有人做。尤其是资源充沛的政府要改变观念,盖茨基金会将借鉴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一定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极大改变。”
帮助适应国际标准
记者:现在回想这一合作案例,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雷:7年前,盖茨基金会投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生集团,进行新疫苗研发。在获得投资后,中生集团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进研发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建设。盖茨基金会在做的,是帮助中生集团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
3年前,中生集团成功研发出新型乙脑疫苗。这种疫苗在印度等高流行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大的需求量。现在,疫苗研发成功,中生集团也具备符合世界标准的疫苗研发水平和条件,必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去年10月,该疫苗正式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首次获得大量供给全球市场的资格,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
记者:这一事件引发了疫苗行业更多思考。中国是疫苗生产和使用大国,但并非疫苗研制、生产和销售强国。盖茨基金会在选择与中国疫苗企业合作时,遵循什么样的评估体系?
叶雷:中国在为本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药物和疫苗上拥有巨大潜力,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并要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这与任何企业寻求进入全球市场一样,需要巨大的前期成本。
我们选择了解中国并善于把握国际机会的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开拓全球市场。
一半的钱投在疫苗
记者: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提及,盖茨基金会逐渐从“受款者”向“承包商”转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比如疫苗系统研发,基金会可能召集最好的人才自己组建新的机构来做。基金会未来在中国疫苗领域还有哪些资助计划?
叶雷:比尔·盖茨先生坚信疫苗的力量。他曾撰文说:“疫苗是成本低廉、简单易行的工具,每年能够挽救约140万儿童的生命,并防止数以千计的儿童免于传染病所致的瘫痪或残疾。疫苗是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和盖茨一样,我们也对疫苗研发满怀信心。这个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开始在中国涌现。
可以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而其中一半的钱都投在疫苗。之所以选择疫苗,是因为在南亚、非洲和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而疫苗是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之一。在非洲,约45%的孩子死于腹泻和肺炎。在欧美,有非常好的疫苗可以实现这两种疾病的免疫。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非洲普及,将有望把因这两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降低至少1/4,这是非常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疫苗价格太贵了。肺炎疫苗一针约100美元,一个孩子出生后要打三针,合人民币约2000元。这个价格,一般中国农村老百姓是不可承担的,非洲更甚。
盖茨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投资两三家公司,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之改善生产条件和研发能力,开发新的肺炎疫苗。新疫苗研发成功后,刨去高昂的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可以用极低的合约价格出售。如果我们能使肺炎疫苗价格降低到3美元,盖茨基金会就无需再出资,贫困国家政府使用联合国或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就可承受疫苗费用,进而在国内扩大免疫范围,降低死亡率。
中国战略逐步转型
记者:中生集团的成功案例给了中国制药行业很大信心。盖茨基金会锁定的三大领域,以艾滋病、疟疾、结核等致命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新药研发为主,但对于临床急需的创新药物,对于中国新药研发创新的国际化投资战略,基金会有否这方面的考虑?
叶雷:我们办公室在2007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支持中国的项目,包括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等。大部分的境外非赢利或慈善机构,也都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一些重大的健康和发展问题。这个使命在我们基金会至今还有,但在中国的工作却逐步转型——越来越多地探索怎样靠中国自己的实力,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您提及的任何新的研发合作机会,我们都严格按照基金会的标准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资助计划的制订是基于具体的战略框架,主要用于研究关键性解决方案和研制目标产品,其最终目标是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人们的生活。凡不符合标准的项目,盖茨基金会都不会考虑提供资助。
商业“投资”为穷人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提及,慈善作为一种非赢利的产业,也要讲究产出,应该用一种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要测量需求,设定目标,制定策略,检测结果,收集反馈,然后调整策略。与其他基金会相比,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有何独特之处?
叶雷:最大的特点在于运作模式,很像是商业“投资”——为穷人投资。
没错,盖茨基金会是个慈善组织,但也可以看做一个投资机构。不过,和直接将资金捐赠到受助对象手中的直接性投资模式不同,我们采用的是间接性投资方式。而目标人群也是很大的,即全世界的贫困人群。
在市场经济里,很少机构会为这些人投资,因为投资回报无法保障。因此,盖茨基金会是代表这些贫困人群做投资。我们把资金投入到有发展潜力和改善穷人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产业上。
我们投资的产出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如疫苗、新药、诊断工具等。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到达穷人,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操作上看,我们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区别不大,但不会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的穷人可以受益。在这个模式下,受益人并不知道是因盖茨基金会远在上游的投资项目而受益,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改善。
战略导向型管理
记者:您在北京办事处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和一线员工一起同坐在一间大房间里,您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后面——并且很高。您能分享一下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
叶雷:我的管理风格是战略导向型。战略计划是衡量工作是否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唯一标准。只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计划,才能制定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正确的评估标准,进而取得有据可循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了解所做的是否真正带来了改变。它允许我们根据所收到的反馈,随时修正工作。制定了正确路线,才能帮助员工和合作伙伴确定途径以实现目标。
记者:在《上海日报》对盖茨基金会的报道上看到这样一段关于您的描写:Ray Yip(叶雷)
is a man constantly on the move.His work is
non-stop, described in a self-deprecating way as
“busy, but always challenging and fun.”
这些年,您在中国奔波“做慈善”,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叶雷:我希望帮助中国发挥自身的潜力——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已大大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进步大潮中的一份子。
我期待中国生产的药物比任何现有进口的、国际市场上领先制药公司生产的药物更好;并且希望中国生产的健康产品在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方面占主导地位。

2013年的中国疫苗,不得不提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称中生集团)旗下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这一事件,让其背后的资助团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走入医药界视野。

2006年盖茨基金会投资中生集团成都所,到目前取得阶段性成功,这些年在硬件改造、资金投入、提升管理水平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合作上,盖茨基金会与中生集团经历了哪些磨合?

20142月,我们得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叶雷博士的答复,他对这一案例及基金会未来在华的疫苗合作进行了解读。

改变制度、改变环境、改变政策这些更加根本和长远性的事,其实更需要有人做。尤其是资源充沛的政府要改变观念,盖茨基金会将借鉴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一定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极大改变。

帮助适应国际标准

记者:现在回想这一合作案例,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雷:7年前,盖茨基金会投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生集团,进行新疫苗研发。在获得投资后,中生集团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进研发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建设。盖茨基金会在做的,是帮助中生集团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

3年前,中生集团成功研发出新型乙脑疫苗。这种疫苗在印度等高流行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大的需求量。现在,疫苗研发成功,中生集团也具备符合世界标准的疫苗研发水平和条件,必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去年10月,该疫苗正式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首次获得大量供给全球市场的资格,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

记者:这一事件引发了疫苗行业更多思考。中国是疫苗生产和使用大国,但并非疫苗研制、生产和销售强国。盖茨基金会在选择与中国疫苗企业合作时,遵循什么样的评估体系?

叶雷:中国在为本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药物和疫苗上拥有巨大潜力,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并要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这与任何企业寻求进入全球市场一样,需要巨大的前期成本。

我们选择了解中国并善于把握国际机会的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开拓全球市场。

一半的钱投在疫苗

记者: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提及,盖茨基金会逐渐从受款者承包商转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比如疫苗系统研发,基金会可能召集最好的人才自己组建新的机构来做。基金会未来在中国疫苗领域还有哪些资助计划?

叶雷:比尔·盖茨先生坚信疫苗的力量。他曾撰文说:疫苗是成本低廉、简单易行的工具,每年能够挽救约140万儿童的生命,并防止数以千计的儿童免于传染病所致的瘫痪或残疾。疫苗是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和盖茨一样,我们也对疫苗研发满怀信心。这个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开始在中国涌现。

可以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而其中一半的钱都投在疫苗。之所以选择疫苗,是因为在南亚、非洲和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而疫苗是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之一。在非洲,约45%的孩子死于腹泻和肺炎。在欧美,有非常好的疫苗可以实现这两种疾病的免疫。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非洲普及,将有望把因这两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降低至少1/4,这是非常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疫苗价格太贵了。肺炎疫苗一针约100美元,一个孩子出生后要打三针,合人民币约2000元。这个价格,一般中国农村老百姓是不可承担的,非洲更甚。

盖茨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投资两三家公司,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之改善生产条件和研发能力,开发新的肺炎疫苗。新疫苗研发成功后,刨去高昂的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可以用极低的合约价格出售。如果我们能使肺炎疫苗价格降低到3美元,盖茨基金会就无需再出资,贫困国家政府使用联合国或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就可承受疫苗费用,进而在国内扩大免疫范围,降低死亡率。

中国战略逐步转型

记者:中生集团的成功案例给了中国制药行业很大信心。盖茨基金会锁定的三大领域,以艾滋病、疟疾、结核等致命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新药研发为主,但对于临床急需的创新药物,对于中国新药研发创新的国际化投资战略,基金会有否这方面的考虑?

叶雷:我们办公室在2007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支持中国的项目,包括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等。大部分的境外非赢利或慈善机构,也都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一些重大的健康和发展问题。这个使命在我们基金会至今还有,但在中国的工作却逐步转型——越来越多地探索怎样靠中国自己的实力,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您提及的任何新的研发合作机会,我们都严格按照基金会的标准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资助计划的制订是基于具体的战略框架,主要用于研究关键性解决方案和研制目标产品,其最终目标是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人们的生活。凡不符合标准的项目,盖茨基金会都不会考虑提供资助。

商业投资为穷人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提及,慈善作为一种非赢利的产业,也要讲究产出,应该用一种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要测量需求,设定目标,制定策略,检测结果,收集反馈,然后调整策略。与其他基金会相比,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有何独特之处?

叶雷:最大的特点在于运作模式,很像是商业投资”——为穷人投资。

没错,盖茨基金会是个慈善组织,但也可以看做一个投资机构。不过,和直接将资金捐赠到受助对象手中的直接性投资模式不同,我们采用的是间接性投资方式。而目标人群也是很大的,即全世界的贫困人群。

在市场经济里,很少机构会为这些人投资,因为投资回报无法保障。因此,盖茨基金会是代表这些贫困人群做投资。我们把资金投入到有发展潜力和改善穷人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产业上。

我们投资的产出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如疫苗、新药、诊断工具等。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到达穷人,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操作上看,我们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区别不大,但不会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的穷人可以受益。在这个模式下,受益人并不知道是因盖茨基金会远在上游的投资项目而受益,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改善。

战略导向型管理

记者:您在北京办事处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和一线员工一起同坐在一间大房间里,您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后面——并且很高。您能分享一下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

叶雷:我的管理风格是战略导向型。战略计划是衡量工作是否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唯一标准。只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计划,才能制定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正确的评估标准,进而取得有据可循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了解所做的是否真正带来了改变。它允许我们根据所收到的反馈,随时修正工作。制定了正确路线,才能帮助员工和合作伙伴确定途径以实现目标。


记者:在《上海日报》对盖茨基金会的报道上看到这样一段关于您的描写:Ray Yip(叶雷)is a man constantly on the move.His work is non-stop, described in a self-deprecating way as “busy, but always challenging and fun.”这些年,您在中国奔波做慈善,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叶雷:我希望帮助中国发挥自身的潜力——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已大大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进步大潮中的一份子。

我期待中国生产的药物比任何现有进口的、国际市场上领先制药公司生产的药物更好;并且希望中国生产的健康产品在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方面占主导地位。

二年四班课间

星期一, 七月 15th, 2013

上个星期,我到月月的学校帮他们拍一张集体照,班上有一个同学下学期要转学,她的妈妈想拍照留作纪念,加上二年级的课程也快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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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报,月月也参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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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窗上的小装饰。

人的故事

星期四, 六月 13th, 2013

相信您已读过不久前发表在我们报上的文章《苏岭:换个镜头看人生》。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3-05/20/node_4186.htm

也是在去年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何大一教授的专访,之后,便打算若有机缘,多写一些人物报道。

现在看来,最能打动读者的,莫过于“人”的故事。这篇文章虽然还有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但这种写法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尝试。

其中,有一些值得拿出来讲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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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面原因,原本设计排放苏岭博士拍摄的照片未能刊登,放在这儿共分享。图说也是苏博士写的:2009年路过纽约市中央公园时所见(扫街)。平凡之处可以发现美。

  1. 时间

《南方人物周刊》新年第一期的封面报道专访了宗萨仁波切,那位记者整整等了2年才约到不丹上师的专访。

遇到一个有代表性的素材,一次谈话往往是不够的。

苏岭博士是我在这个领域最早认识的专家,早在2006年的罗氏。这篇文章里很多情节是通过这些年的共事,我们的许多场对话写出来的。

采访,观察,思考无处不在。

2.结构

五个场景的设置,其中说说第三个场景,上版前跟该版编辑有一场“交锋”。

请您先读一下两个版本不同的感受。

编辑修改后的版本

在谈起这位导师和老上司时,苏岭讲了一个关于感恩的故事。当时,他在美国默沙东进行流行病学研究,经常回中国组织会议和讲课,看到了新药研发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共事3年多后,苏岭告诉哈瑞•盖斯:“我想回中国,而且已经有一个在默沙东中国当医学总监的机会。”

他刚开始很吃惊,因为当时在默沙东流行病学部门做疫苗方面的流行病学项目只有两个人,苏岭走了,意味着他就剩一个人。当时,苏岭还同时负责两个长期试验,一是人体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一是甲肝疫苗。

但哈瑞停顿了一下说:“这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然后把苏岭一个人丢在了办公室。哈瑞的家在北卡罗莱纳州,每周五都要赶回去。苏岭站在原地想:“这是什么意思?是放我走还是怎么样?”隔了一会儿,哈瑞在去机场的路上用车载电话打来了40多分钟的电话,上世纪90年代有车载电话的并不多。

他在电话里说:“这个机会对你来说非常好,不仅对于你个人,对整个公司都有很大意义。以你的背景,回到祖国,更能为国家做一些事。你是我的学生,我非常喜欢你。我可以安排你走后留下的工作,你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更让苏岭感动的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告知,回到中国要注意什么,“你要到默沙东中国去领导医学部门,要独挡一面,不像在这边,我可以不时照顾你。”

5

大块文章。来自李白的“大块假我以文章”。

原稿

记者:说说您的导师、老板哈瑞吧。

苏岭:我对我的博士导师和在默沙东流行病学部时的上司、已故的哈瑞·盖斯博士心怀毕生的感激。他是对我这一生影响最深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我想讲一个关于感恩的故事。

我在美国默沙东做流行病学研究的时候,经常回中国组织会议和讲课,我看到新药研发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共事了3年多之后,我告诉他我想回中国,而且已经有一个在默沙东中国当医学总监的机会。

他刚开始也很吃惊,因为我们当时在默沙东流行病学部门做疫苗方面的流行病学项目的只有两个人,我走了,意味着他就剩一个人。当时我同时负责两个长期试验,一是人体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一是甲肝疫苗。

但哈瑞停顿了一下跟我说:“这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机会。”然后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办公室了。哈瑞的家在北卡罗莱纳州,每周五要赶回去。

当时我站在原地想:“这是什么意思?是放我走还是怎么样?”没想到,隔了一会儿,他在去机场的路上用车载电话给我打了40多分钟的电话,(上世纪)90年代有车载电话的并不多。

他在电话里说,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是多么的好,不仅对我个人,对整个公司都有很大意义。以我的背景,回到祖国更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我是他的学生,他非常喜欢我。他说他可以安排我走后留下的工作,我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更令我感动的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告诉我回到中国要注意什么。我要到默沙东中国去领导医学部门,要独当一面,就不像在这边他可以不时照顾我。

“把苏岭的对话改成转述,就文字上,这段改的非常好。”我对同事范晓艳编辑说。在这次的写稿过程中,她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鼓励。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也不是读者想要的。”

比如这段,我拿着那张排好的大样——苏岭站在原地想:“这是什么意思?是放我走还是怎么样?”更让苏岭感动的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告知,回到中国要注意什么。

“如果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读者,他会问,写文章的人是怎么知道苏岭在想什么,是怎么知道让苏岭感动了?”我问晓艳。

3

2002年在徽州拍的。细节上的精致造就整体的美。


最终,保留了原稿问答对话的版本。让你的采访者在文章中发声,行动,这是直接引语的力量。

3.风格

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说,你的叙述风格要符合事件自身的特点,写作要像讲故事一样。

如果文章也能写成电影的画面感,镜头感,超越时空,无限地展示,这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4.同情心

文章中对苏岭身高的描写,被他删去了。

这让我想到那些对于细节追求到达痴迷的记者。例如,某某受访者说,记者为了展现他掌握的素材,在受访者前面加上一个得来不易的定语“身为单亲妈妈的某某受访者说”,报道出来后,那位受访者问:“我是否单亲与你该死的读者有什么关系?”

因此,我坦然接受苏岭博士在稿件中对他身高的删除——他的身高跟我们亲爱的读者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些幕后趣事,与您分享,引以为鉴。

我要感动全中国

星期三, 一月 30th, 2013

2012年的初夏,接到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许俊才打来的电话。

我是在2007年北京的药物临床试验论坛上第一次听他的演讲,换了名片,多年来,在这个领域,一直有联系。

电话里,俊才想让我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

我偶尔写写报纸的人物文章,但对于帮别人写书从来没有想过,我认为他在这个领域远远没有出名到可以写传记,而且他还这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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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俊才请我在上海国际金融大厦97层喝了一杯咖啡,60元。在自传中他写道,为了从云南到上海喝一杯辛巴克的咖啡,他花的时间比十八年还要长。

所以,我拒绝了他的请求。我说,等你再出名点,或者等你退休了吧。

挂了电话后,觉得这个情景似曾在哪里见过。

原来我套用了《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第一次拒绝乔布斯邀请他写传记的场景。

大半年后的2013年1月,收到了俊才撰写的自传——《Hold住梦想,创业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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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厅里,有一个需要投币才能使用的望远镜。

在自序里,他写道,凡有资格立传者,必是干过一点大事,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也许有人会骂你,你一个小人物,不到终老的年龄,急于写什么传记?

拿着这本书,在新年得的第一场带状疱疹治疗期间,几天里,我一边输液,一边读完了俊才兄的自传。

这是一本献给他父母的书,原来才知道,俊才十多岁就成了孤儿。知道他考不上研究生,知道他支过边,知道他在印度呆过,知道他被公司炒过鱿鱼,知道他创业被骗,知道他在临床研究领域至始至终秉承质量和科学的工作原则。

特别喜欢他在结尾回老家看漫天烟火的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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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些自称屌丝的朋友怀揣梦想在上海打拼着。很多时候,我们在采访时,总想总结被访者一些人生的成功经验,其实,生命本没有标准答案。(摄于2009年5月,上海)

后来,他还是说,略微在博客里替他的书宣传一下。“我想感动全中国”。他说。

如果你认识许俊才,读读关于他的一些事也不坏。他感动了我。

David Ho: Remains Unchanged After 20 Years

星期一, 十二月 10th, 2012

感谢阿斯利康的黄彬组织翻译,感谢姚立新老师提供的帮助。

 

我常常为了展示明天,而忽略了今天——何大一。

 

David Ho, as a professor at Rockefeller University and the founder of the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in the USA, has started a new journey of AIDS vaccine after the disputed cocktail therapy has left him away gradually.

Staff Reporter          Mao Dong-lei          Photoreportage

 

David Ho, professor at Rockefeller University and the founder of the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in the USA, was invited to be one of the honored guest speakers and gave a speech at the 4th China Annual Conference of 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DIA) a few months ago. I contacted the conference organization trying to make a special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o. As a result, I met the world-famous Chinese scientist David Ho who invented AIDS cocktail therapy at the first time in the VIP room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Cocktail therapy: it is only a won battle

On preparation for this interview, I searched all of his report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uch as RTHK’s TV series “Success Stories“, Time magazine cover story in 1996, CCTV celebrity interview, as well as Phoenix Satellite TV Century Forum, etc.

Ho was regarded as a real hero in retrieving the hopeless situation when human fighting against AIDS by the media in these reports. In addition to the cocktail therapy and AIDS, how can our news report present the readers another aspect of Ho?

When sitting front of me, Ho was sagacious, elegant, and clean, always kept a smile during the whole interview process, as same as seen in the documentary film.  Only his temples are a little more grizzled than a few years ago, as Ho is a nearly 60-year-old, and is still working more than 10 hours each day.

When he saw two accompanying translation experts in the VIP room, Ho said to me: “It’s no problem for me to understand Chinese, you can just ask me questions in Chinese.”

So I asked him the first question: “Professor Ho, how do you think the media reported about you and your achievements, do you think they are the truth?”

Cocktail therapy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used 16 years ago. Ho is one of the scientists in the world who first recognized AIDS is caused by virus, and the AIDS diversity is caused by the replication of the AIDS virus. Based on thes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Ho and his colleagues were devoting to develop a combination anti-viral therapy, i.e. cocktail therapy. Ho has been going on the forefront of AIDS research for the past 26 years. The AIDS mortality rate has been decreased by 60 perc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ocktail therap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taken measures to provide this therapy for the millions of AIDS patient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o was selected as “Person of the Year” in 1996 by the U.S. “Time” magazine, and followed by a variety of honors. Being pushed to the public forefront by these honors, Ho was also placed in a barochamber.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AIDS is overcome with the invention of cocktail therapy, “but in fact, we just win a battle.” Ho said.

By facing the obtained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and himself under the media photoflash lamp, Ho said: “Some reports are true, some are from reasonable guess. This is the media, either dwell too much or trying to play down, isn’t it?” He asked me in his reply.

“Although my work has been well-known to the professional field, the praises from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other mainstay media had pushed me to another platform, resulting more public attaining the knowledge of 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 am grateful for this recognition and th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me.”

AIDS vaccine: a breakthrough may be achieved tomorrow or many years later

Several years after obtained the achievements, Ho and his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suffered many frustrations, fallen into the scientific ebb and lack of research direction,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when obtained the scientific glory due to cocktail therapy. These challenges made some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Whether this center and its golden leader was already closed to a new major breakthrough, or remained stagnant in this protracted warfare in the fighting against AIDS?

To completely overcome AIDS, Ho has to develop an AIDS vaccine, which is exactly his focus of work in the period. Ho said: “Extremely arduous wor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IDS vaccine gave us a great challenge we have never met. We have to wait for a scientific breakthrough, which may be occurred at tomorrow, or many years later.”

Ho’s research team has developed two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vacc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IDS recently. Phase I clinical trials in human of the two vaccines were sta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it will take at least five years before the vaccines introduced into the market. Ho said that his research center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such as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Human trials of AIDS vaccines may be carried out in China in the future.

Ho has travel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ny times since the last 20 years. As a scientist, Ho’s activity space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laboratories, but also expanded his AIDS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 treatment works to all over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China.

Ho said that many scientists introduced the cocktail therapy to the serious AIDS epidemic regions like Africa,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after the invention of the cocktail therapy. “My background naturally leads me to China.” David Ho was born in November 1952, Taichung City, Taiwan Province, then h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is family when he was 12-year-old. In his view, to come out from China, then return back to China, it is a very meaningful cycle.

When talking about vaccines, Ho talked off the reel. I was excited when Ho told me that he would introduce the latest progressions for AIDS vaccine research of his team to all the audiences in the conferences. He has started a new journey of human fighting against AIDS after the disputed cocktail therapy has left him away gradually.

“In the next 20 years, you will be 80 years old. Will you still work in the area?” I asked.

“It should be, I am optimistic by nature, otherwise I cannot to do the research work in the AIDS field.” Ho said.

 

Dialogue

Q: How is the status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your AIDS vaccine project?

Ho: We have a new HIV prevention project, which is a passive immunization method by using antibodies to block HIV infection. A lot of research works should be developed, in which one study is to promote a proof-of-concept test, aiming to show that this antibody will have better effect 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okinetic in its anti-HIV activity.

We have conducted phase I clinical trials in the U.S., and we’ll conduct Phase IIa clinical trials in the U.S. We plan to conduct a pivotal study, a Phase IIb clinical trial, in China in the next two year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o carry out these studies in China, for example, China has a large number of high-risk population; many scientist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interes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i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inistry of Health are eager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novative researches now. Due to it is a very new path, the process is not easy which will probably cost about two years.

Q: Which procedures should be modified after Phase IIb clinical trials enrolled Chinese subjects?

Ho: I hope that China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the next Phase IIb clinical trial. However,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carry out if there are many operation standards for the study.

I do not think that Western standards are golden standards. However, we shoul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and establish a mode, which is not only suitable for the Western scientists and Wester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f the Chinese scientists want to participate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world, we should recognize what is the path as a whole.

It is like a time-consuming malathione to carry out Phase IIb trial in China which required the long-term efforts. We will discuss with many relevant official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DS Fund,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Both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have agreed to give us support. In addition, we need to contact with the SFDA, which is the last unit.

Q:  Do you have the shortage of research funds ?

Ho: Yes, very often. Sometimes I feel like running on a treadmill without stop, if I relax in a while, the rotation of the roller will slow down. Due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kes the Government cuts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funds, whereas it is better in China. As a foreign scientist, I can’t make a direct application for funding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the Ministry of Health in China. Howe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search institute in School of Medicine, Tsinghua University could be a base for funding application. As this study is a multinational trial, we will make full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funds system to carry out this cooperative research.

Q: There are nearly 1/3 of the researchers from Asia, especially from China, in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However, more and more Chinese scholars have returned to China to do research,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overall domestic academic environment?

Ho: The scientists went out from our research center have brought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the AID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o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I am very pleased to see that the responsible scientist of the AIDS research organizations like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other institutes, are my students.

There are a lot of very good talents in China.  If you visit the laboratorie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you will find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working there. Many Chinese professionals take the new techniques and new thinking back to China, so the gap between Western scientists and Chinese scientists is narrowing constant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s growing, which really attracts scientists to come back to China for working, or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operative research. Chinese government leadership is also very far-sighted, and they hope that China will become a powerful countr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 that more investments will be made. Certainly, it will need to take sufficient time to change the deep-rooted culture in China.

Q: As a team leader, how do you treat the failures and success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o: If you never fail, you will not be successful; if you do not want to fail, you will be only a mediocrity. This is the promin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value syste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riental culture. Failed and then make correction, the scientific progress is a self-correcting process in a great extent.

谭凌实的实

星期一, 八月 27th, 2012

采访有如自助游,这句话没错。

尽管你会在出门前做一些攻略,知道大致的方向,但到了现场,还是会有许多计划之外的情况发生。 

比如这次哈尔滨出差的苏岭博士人物专访,最终与被访者决定取消传统的面访,转而使用现代化的邮件。

我却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在这次DIA中国顾问委员会8月工作会议期间,有机会与另一位学者进行了详谈。 

两年前,北京大学药物信息与工程研究中心的郑强博士出差到广州,问我有没有采访过辉瑞的全球研发副总裁谭凌实博士。

郑博士有时候会问我对业内某个人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人怎样。

当知道我从未采访过谭博士,郑博士说,你有机会要跟他聊聊,他在辉瑞做了很多事。

然后说起谭凌实的名字,郑强说,凌,即为凌空的想法,实,即为脚踏实地的做。“这是一个非常有禅意的名字”。

郑强的话让我对谭博士有了初步的印象,也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然而,两年里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谭博士,给我感觉他非常严肃,不轻易在会上发言和发表评论。因此,也没有刻意去向他讨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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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日报》记者兼主编弗雷德.L.齐默尔曼提出了以下建议:

1.不要在采访一开始就一下子提出尖锐的问题。相反,解释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2.开始阶段的问题通常应该是开放式问题,从消息来源最熟悉的话题开始。让采访对象畅所欲言,营造一种交谈的气氛。

3.仔细观察并倾听。

在中央大街的马蒂尔咖啡厅,我与谭博士有大概二十几分钟的交流。提及辉瑞,总让人想到lipitor专利到期,贿赂案,关闭研发中心,种种在研新药临床试验中止。

但是,我们的谈话还是从眼前的事说起。我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希望听听谭博士对这个行业的看法,报道的落脚点有哪些。而我也关注他的工作职责,从他的团队问起。

谭博士向我分别介绍了辉瑞北京、上海、武汉的研发团队,共计600人的队伍,每个人几乎都从全球每个顶尖级的公司、学术机构招聘过来,组织的架构,部门的设置,尤其让我吃惊的是光是安全药物警戒部门的人员就达到100人。

当然最大部分莫过于临床这一块,纵向,横向,数理统计人才是谭博士最得意的部门。而所有的工作始于04年,一路摸爬滚打,在总部和各种质疑与挑战声中,辉瑞在中国一项一项功能组建起来,足以证明所有新药开发的工作放在中国而不是邻国的印度,可以实现全球同步。

我问他,辉瑞的中国研发中心还需向亚太或其他区域汇报吗?谭博士说,“不需要,我在全球管理层里。”

从辉瑞进而推及至国内的新药研发现状,谭博士还是强调后期开发的重要性,面对媒体,他说,你不要以为搞新药就是在实验室弄药丸,临床研究才是新药的重头戏,其所涉及的领域、法规、人才、实践,方方面面的管理和协调在中国都需要慢慢来。他的话也由此让我坚定了自己的报道、文章的选题,应该更多基于这一断层。

而他也深深意识到,这些年,除了埋头“实”干,还要发声。“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主持明年的DIA年会”,除了忙于日常事务,我们需要讲出来,形成影响力,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明年的年会主题,第二天在工作会议上,谭博士告知大家是“药物安全与病人利益”(To focus on safety and patients but not perceived as specific theme)。

与去年胡江滨博士干练的主持风格不同,谭博士在会上更加从容,充分让每个人发表意见。特别让医学质量保证部的李庆红老师介绍辉瑞的质量部,什么是药物安全,药物安全的范围和定义是什么。

谈到这次工作会,还有一个片段让人印象深刻,也算是这次出差总结吧。

DIA中国顾问委员会自2008年成立,已吸引了一大批业内的有志之士加入,蔡学钧博士是最早一批志愿者,到今年9月,他已满两届即将离任。就在会议快结束之时,老蔡突然站起身来,走到主席台前,发表了一席四年来DIA志愿者的工作感言,将此次哈尔滨的工作会议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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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年,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与老朋友的感情更深了。”蔡博士(图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