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毛毛更可爱的是毛毛的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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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来上海中航泊悦酒店

2023/05/30 – 10:37 下午

每次从苏州到上海需要搭乘早班机的时候,就会选择住在上海虹桥机场2号旁边的上海中航泊悦酒店。那里装修质量较高,虽然并不奢华,但十分干净整洁。由于离机场很近,绝不会迟到误机,给人踏实,宁静的感觉。楼下还有一个咖啡店,供出行的人们邀约相聚,送行和互道珍重。

我不禁回想起这次在上海拜访了大约10家生物技术公司,上几个月走访了苏州Biobay, 这一次,疫情结束后,再次来到张江,看看目前的状况,资本寒冬过去了么?上半年取得了哪些成果,遇到什么最为棘手的事?下半年还有哪些计划和蓝图?佳凌让我去近距离走访看看并写一篇有特色的报道。每次来到张江,都能感创业的热情与坚持。我将很快很快写出一篇文章。

同时,我还再次来到許平大哥的苏州中日医药与新材料创新中心、参加了他们和泰格医药主办的“2023中日合作创新药械论坛”。这是他们第三次举办了,业内对出海日本的话题越发关注与深入。

在会上,我除了见到我们达人的老师安波老师、董方老师,还认识了不少有开展日本业务经验的专家,例如,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国际研发临床药理负责人李皛、泰格益坦药物安全副总监吴翠翠以及绿叶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数据管理总监谢超轶,她们都从技术层面分享了在日本开展临床试验的策略。

在圆桌讨论环节,辉粒药业董事长许平博士的观点让我印象深刻,他认为,出海日本,必须要有数据、信念,同时,要将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与日本同行中传递出去,与日本行业建立信任关系。

非常感谢,每一次的出差机会,还有花时间与我交流、分享的老师,在路上照顾我的人。

永远年轻

2023/01/29 – 12:47 下午

前几天跟多位原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发中心的研发人员(已纷纷自主创业)以及陈智博士、保华博士、曾晨晖博士、陈椎博士、丁强博士、元武博士、Luna博士及几位业内好友吃饭,发觉他们都非常有才华,除了做药,琴棋书画,体育竞技,样样精通。

他们谈及张江往事,十分感慨。

弹指之间他们在张江奉献了青春,挥洒了热血,为中国的药物创新和早期研发奠定了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因最后该中心关闭,革命尚未成功,但见他们纷纷创业有了新的事业和梦想,为他们感到高兴,也感谢张江这片沃土为许许多多像他们的研发人员,提供了像家一样的港湾和发展的天地。

没办法就是热爱

2021/04/03 – 8:45 上午

现在是早上8点24,我坐在上海浦东机场候机厅里,打开我的iMAC,连上网络,感觉就像打开了另一个自己,赶紧写点东西。

这里居然有一排排带插头的桌子。

这两天脑海中都是我们客论活动的主持内容,也是临阵磨枪,查背景资料,练习,背诵。整场下来,虽然能脱稿主持,但是很多精心设计的小台词都忘记了,专业度不高,有些地方还显得不够稳重,结尾部分非常不满意,草草收场,不流畅,下次还要再准备好,需多练习,多学习。

大家围绕临床试验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保证质量又能提速发表了见解,回头我要写一份详细的文章。一些小感想是每一位讲者都精心准备,深刻思考,沈一峰教授的讲演非常有个性,风趣幽默,他总结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案例,告诫大家不要忘记初心,一定要以终为始,围绕患者需求研发好药,“我们机构是真心希望一个好项目能成功,大家携手合作。”

华烨博士的主持也是,妙语连珠,对行业也有深刻的洞见。各位讲者围绕临床试验数字化的未来趋势发表了看法,认为新冠以后,已经成为了新的趋势,一定要重新布局和思考。

每次的相聚都是非常短暂而又难忘的,大会结束以后,大家还意犹未尽,相互认识,合影。很感慨的是,这些话题,无论大小,大家每天都在讨论,接触,深思,为什么我们这群人总是不厌其烦、乐此不疲的交流呢?那是因为无比的热爱啊,不讨论就生怕错过了什么。永远就像小学生。

很开心的是见到了彤彤博士,昭延老师,还跟Chris打了电话,问了好,都是。

呵呵,还有自己的着装打扮的品味还需要提高啊。

四种语言

2019/09/14 – 11:27 下午

现在我正在整理前天去上海采访的录音,谢博士是一个在美国拥有20多年肿瘤医生的专家,他是香港人,只会说英语和粤语,所以这次采访就派我去啦。

采访的时候他很耐心,有一些确实很难用粤语表达的时候,他都努力用英文再请翻译翻过来给我,这好像也是我第二次用采访香港人,原来粤语还是很有用的。在整理的时候听听自己讲话和谢博士的声音,发现粤语真的很好听,难怪大家叫它鸟语。这是第一次听人用粤语讲PD-1,PD-l1.和转化医学。

真是很奇妙的经历,不过比起这次的采访,一周前去佛山采访一个懂得英语,日语,法语和一点中文的韩国科学家,汉腾的李京浩博士更有趣。一个人怎么能掌握这么多语言,还要行了万里路,读了万卷书?

采访后我跟他说觉得自己的人生真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啊。

如果加上我正在学习的日语,其实我也会普通话,粤语,英语和一点点日语,觉得自己也很厉害啊,哈哈。

但愿没有人发现我在这里嘚瑟。:)

说话的准则

2019/09/12 – 11:53 下午

我今天问佳凌,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的准则?他说当然有咯。我要学学他。

我问贵柏,勤奋努力和天赋哪个更重要?他说对于做药来说,当然是灵感和天赋更重要。

我问杨青,计划和运气哪个更有价值?他说对于做药来说,机关算尽也不如一丝运气。

我问贵柏,那句莎士比亚名句,爱情究竟是来自于头脑还是心房?他说当然是头脑咯。

 

数据管理的计算机语言

2013/04/24 – 4:0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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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我们来到泰格医药位于嘉兴的数据管理中心。在那里,我遇到了一群痴迷于数据开发的IT人,对于我来说,搞IT的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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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回来看看自己的笔记,里面提了很多问题,一些属于科普型的,一些属于上升到产业,行业层面上的。

比如,我问了很多关于中国和印度在这块比对实力的问题,目前这块在临床外包的产值有多大,泰格处于什么样的行业地位,人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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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在建的大楼。与启明创投联合注资美斯达后,泰格的临床研究数据管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在上海分部,据美斯达总经理刘敏芝介绍,泰格逐渐向亚太,北美扩张,最近接到了礼来的11张单子,礼来的同仁笑称让他们在公司旁买栋大楼。

数据管理和统计部的肖芳秋告诉我, 临床研究数据管理,就是使用计算机应用程序和数据库系统来收集数据、管理数据及清理数据的整个过程。泰格准备要推C disc。。

最后,我决定放弃对这一领域写什么稿子的想法,弱弱的问了一句,你们使用什么语言开发这些软件。Visual Basic 6 Visual Studio C#,肖博士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

小成成看了一眼说,基本他们也在用这些计算机语言。

顺便说一句,我们拜访的那天,泰格的股价首次涨停了。实力不容小觑。

跨国药厂本土研发合作又下一单

2012/12/10 – 5:11 下午

 

把这条旧闻也放上来,不得不承认,赛诺菲的媒体活动非常多,而且都办的不错。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2-10/15/content_177961.htm

跨国药企的今天就是民族企业的明天

2012/11/26 – 5:16 下午

 

上一次到上海,在虹桥机场买了一本封面是白岩松的《人物》杂志。里面问:如果有机会,会做一档音乐类节目。对这个节目,你大概怎么设想?

白岩松说:回到最本质的东西。比如,我要介绍的是崔健,那我的重点不是介绍他的歌,而是不同的人曾经在不同的状态下听到他的歌后,拥有不同的感动和触动,在他的成长中留下的痕迹,我觉得这才是音乐的本质。

记得当时看完这段话,我就跟自己说,我也要写一篇这样的文章,面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主体,不同的感动和触动,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不想到这一想法这么快就实现了。这次到上海,面对的是一个庞大浩淼的调查问卷,于是,我找来不同的人,记录他们的触动。

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启发。特别感谢报社研究室主任小董在大会前与我就这份问卷进行详细讨论,给予我清晰的思路。

 

 

跨国药企的今天就是民族企业的明天

发自上海

 

石勇是四川一家民营制药企业的研究员,他每天的工作是从FDA、EMA、日本厚生省批准的新药以及各种数据库披露的在研药物中,搜索出他认为能被公司老总看得上的品种,进行国内市场分析,撰写各种研发立项报告呈交高层。

 

“我们公司的立项准则为重磅炸弹的追随者,以市场为导向,寻找效益好的品种,不太强调产品线完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领导给我的任务就是翻译文献和不停地写报告,但是,被他们看中的少之又少。”石勇说。

 

来自一线信息员略带抱怨色彩的描述似乎成了当下国内众多中小企业研发立项机制模式的缩影。

 

企业定位:市场追随还是临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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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现场,很清新的天花板,下雨,就看着雨水顺着透明的天花板流下来。我已经连续三届参会。

 

11月22-23日,在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药物创新论坛——发展的机遇与模式”上,发布了一份全面反映国内生物医药研发现状的调研报告。

 

在药品审评中心两个月内收集到的880份问卷中,参与调研的主体来自跨国企业、民营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国有企业、CRO的研发人员。问卷就研发资金来源、研发团队结构分析、决策模式、立项机制、退出机制、研发治疗领域的竞争等问题设置选项。

 

“我们要跳出技术审评的语境,摸清国内新药研发主体的生存态势,作为审评机构下一步战略制定的重要参考。”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张培培在大会致辞上表示。

 

因此,在决策机制差异一栏,“您的公司研发决策是由谁负责”,石勇毫不犹豫地在“领导决策”上打勾。而据大会发布的结果,跨国企业与民营企业两大群体中,由首席科学家主要负责决策的跨国企业占13.6%,民营企业为8.9%,而由公司总裁负责的两类企业的数据分别为25%和36.7%。

 

“事实上,首席科学家的职位设置在民营企业中少之又少,这是基于生命科学一票的决策机制。”先声药业首席科学官王鹏说。在海外工作20多年后,他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加入了先声药业。王鹏参与了此次的问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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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部此前就跟我说,这是一次药审中心“乱谈”的头脑风暴。我说你们“乱谈”,我也“乱写”。越是调侃,越是用心。几个新加盟的审评员,风趣幽默(黑色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CDE轻松开放的氛围。

 

杭州曼哈顿资本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王进面对这份问卷,他的结论是新药研发依然是以资本说话。调查问卷显示,从研发投入看,跨国药企有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现金在手,有强大的现金流作支撑,研发投入是可以按销售额10-15%的比例投入。对于国内民营医药企业来说,做原创一类新药,风险巨大,投资回报也极为不确定。“如何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用于风险相对小的研发项目对本土企业而言极具挑战性。”王进说。

 

里程碑设置:跨学科论证

 

阿斯利康亚洲及新兴市场研发总裁杨青在本届药物创新论坛召开的前一天,有点纠结是否需要改变行程。最终,他决定按照原来的出差计划,前往莫斯科,他要寻求一项与俄罗斯的研发合作项目。即便没有参会,杨青对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十分关注。

 

杨青最感兴趣的调查问题是,不同企业研发战略及相应研发流程的里程碑设置。“你不能十年以后才告诉你的投资者,嘿,老兄,你投的钱全赔了。”杨青说,外资与本土企业在里程碑设置上也反映出研发绩效考评的模式差异。

 

据杨青介绍,跨国药企的研发决策机制较为严谨,在主要的研发投入决策点包括临床候选物确认和临床概念验证阶段设有特定的程序和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专家来自公司疾病领域生物学、化学、毒理学、药代动力学、药物发展,转换医学和临床试验等各相关部门等,同时也会考虑来自市场新产品开发部门的意见。这些决定都要经过严格论证、激烈的辩论和专门委员会最终的批准,才能确定Go或Not Go。

 

问卷中,民营企业的里程碑设置集中在临床前以药效和药代动力学,更有14.4%的比例显示企业没有设置里程碑。

 

“在国内药厂里程碑设置依然以仿制为主要思路,决策机制更多需要外部专家来参与论证,早期项目很难给研发人员足够的自由度。”王进说。

 

部门设置:医学安全VS.生产销售 

 

如果说研发立项决策话语权在中外企业中是绝对值的差异,那么,研发团队中医学部设置的缺失对比,再次暴露出本土企业在临床开发、上市后再评价与外企之间的巨大鸿沟。

 

与那些拥有动辄上千人的医学、安全团队的跨国制药公司相比,民营企业安全部、临床开发部门的设置依然处于悬置的局面。这与长期以来国内制药行业重生产轻研发的思维模式不无关系。

 

调研报告显示,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依然是公司两大模块,而跨国企业的研发人力大量聚集在医学部和临床用药安全信号收集管控团队。据与会嘉宾辉瑞全球研发副总裁谭凌实介绍,始建于2006年的辉瑞中国研发团队目前安全部门已达上百人,约占整个研发中心人数的1/6强。

 

江苏恒瑞制药董事长孙飘扬坦陈,恒瑞也曾走过一段对于自身产品的临床定位和开发计划不清晰、没有自己的医学部和缺乏医学人员的初始阶段。

“早期我们没有摆脱仿制药的思路。”孙飘扬说,恒瑞研发团队的构建分为发展部(2000年前含医学部前身)、早期医学部(2000年)、医学部壮大(2005年)三个阶段。“2005年我们开始做创新药,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我们的研究方案、总结报告都是依赖研究医生,但临床医生并不具备新药开发的全部知识和技能。”

最终恒瑞的医学部通过专门临床试验职能的划分,突破了公司发展的瓶颈。恒瑞为大力加强1.1类新药的研发,特意将1.1类新药进一步划分成新的部门,成立了两个医学部门,其中的医学一部主要从事1.1类新药的临床试验,医学二部主要从事仿制药和中成药的临床试验。“我们逐渐从市场大小的产品定位向临床价值定位转变,增加了医学人员的比例和话语权。”孙飘扬说。

退出机制:无奈的?果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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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毅部长三问"你做药吗?"如果你做药,那么你就必须坚持最高的科学标准、坚持最高的伦理标准,还有最高的道德标准。

 

当听到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助理冯毅就问卷中退出机制这一环节表达出审评机构的无奈时,坐在台下的杭州泰格医药副总裁曹晓春也感到很无奈。调查结果显示,管理层决议占民营企业退出机制绝大部分,但仍有相当大比例的民营企业无退出机制。

 

 “新药成功率从1万个到1个,那9999个都去哪里了?都被FDA、EMA或者我们的药监局不批准了么?”冯毅发问后自答:那是因为我们的企业没有退出机制,我们的文化不允许终止和失败。

 

“作为CRO,我们有时候像药品审评中心遇到的企业一样,明知不可能的项目,客户因种种非科学理由,也要我们做下去。”曹晓春认为,在创新型国家战略转变的当下,中国的新药创制迎来了种种机遇,而最基本的,应该尊重新药研发的科学规律。

 

大会主讲人孙飘扬毫不保留地在报告里和与会嘉宾分享了恒瑞两个失败案例。他的报告题目是《新药创新科学管理之初探》。“我们终止的第一个化合物是西帕替尼,当时在临床前的时候感到这个化合物生物利用率比较弱,药效与拉帕替尼相当。上临床后负责临床试验的人员提出来这个药要停掉,事实上这个药恒瑞早在去年11月就获得了SFDA的临床批件。从商业角度来考虑,如果再往前走不会有好的结果。”孙飘扬说。

 

第二个案例是VEGFR抑制剂海那替尼,“也许在I期试验阶段受试者没有暴露出问题,但到II期试验问题全都出来了,这个药就不能研究下去。一旦上市大量人群使用,那得天天打医疗官司,企业吃不消。”孙飘扬说,这个失败案例的教训对于恒瑞来说,在于在开发同类机理临床候选化合物时,一定要寻求差异化,更安全和有效。“临床前一定要很严格,哪怕发现一丝不理想就要放弃,把这时间和金钱腾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科学和理性的做药态度。”孙飘扬在总结时说。

 

做市场的追随者还是基于生命科学的探索者?做仿制还是创新?做小分子、多肽及重组蛋白、单抗、疫苗还是生物仿制药?这些问题无时不萦绕在企业决策者的头脑里。

 

 “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实力悬殊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在不断交汇融合。也许,跨国药企的今天就是民族企业的明天。新药审评部门必须在这种国际化交集中找寻自己的坐标。”张培培说。企业在探索,药品审评部门在思考。这探讨和思考背后的国家利益又在那里?这是顶层设计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推进DMF 提高中国制药信任度

2012/05/30 – 2:55 下午

千万不要以为我一个人能完成这个任务。

感谢我的同事们和姚立新老师给力的支持——从采访提纲的制定到资料收集。

这篇涵盖药品注册工作方方面面的稿件,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产生,彻头彻尾地体现了一位药监注册人发自内心的诉说渴求。

 

“迫切需要与行业、媒体和公众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特别是药品安全知识和管理风险的交流,使这些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社会公众。只有这样才不会陷入一种被动的局面。”

——谈与媒体合作交流。

 

“近期发生的铬超标胶囊事件必将加快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

 

“药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了解原辅材料及其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并按照GMP要求对供应商开展实地检查、质量检验等定期审计工作,确保进厂原辅材料的质量。”

——谈铬超标胶囊事件。

 

“GRP是规范和约束药品审评审批部门行为的法规性文件,GRP的推行可以与药品研究、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GMP、GSP、GCP、GLP和GVP等的实施共同构筑起药品生命周期的管理规范体系。”

——谈《药品注册管理规范》出台前夕。

 

“所谓不批准的标准尺度应当以科学基础为依据,也应当与我国制药产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从现阶段来看,实施从严把握尺度的审评策略,合格一个,批准一个,对于维护执法公平,保障用药安全和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产品质量提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谈30%的新药不批准率的科学性。

 

“药品批准上市前现场检查的目的在于,用仔细和分析的眼光来核实药品申报中所提交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检查GMP合规状况。”

——谈新版GMP的注册前检查。

 

“在规定的6个月申请期内企业始终没有提出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表面上看似乎是药品生产企业没有做好接受检查的准备,但实际是一些企业不敢接受检查,这体现了生产现场检查“利剑高悬”的重要价值。”

——谈现场核查打击研发领域虚假活动。

 

“仿制药品生产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认真思考,要认识到,这项工作是国务院高瞻远瞩提出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促进我国仿制药整体质量的持续提高,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契机,也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任务虽然艰巨,但意义十分重大。”

——谈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意义。

 

“SFDA正在结合药物研究管理法规的制修订工作,探索建立和推行CRO登记备案管理制度,拟通过搭建药物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向行业和社会公示CRO的基本情况、研发活动、检查结果和不良记录等信息,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

——谈临床CRO分级管理制度的建立

 

推进DMF  提高中国制药信任度

 

在第四届DIA中国年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药品注册司司长张伟在会上向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药品监管机构的同行以及工业界的代表介绍了我国对出口原料药管理的模式、法规要求和最新进展。

 

面对当前依然严峻的药品安全形势,如何通过增强与世界各国药监机构之间的监管合作来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原料药的信任度?就此特别专访了张伟。

 

开诚布公交流信息

 

问:本次DIA中国年会的主题是“合作与创新”,就当前的监管形势,您如何看待SFDA与各国监管部门、产业界以及与媒体舆论之间的合作?

 

张伟:当前全球医药经济一体化是医药发展的大趋势,其主要表现在全球药物同步研发、国际医药贸易、跨国产品委托加工等方面,与此相伴的是药品安全监管的国际化和法规标准的协调或靠拢。药品安全风险的全球化、长期化和复杂化,使得药品安全问题涉及更多的国家、地区和人民,监管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给世界各国药品监管机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指责;多探讨,少争吵”,这应该成为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两个市场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共同应对医药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强监管合作、增进相互信任、实现互利双赢的主旋律。

 

我国的药品安全监管要走出国门,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药品监管机构多边和双边合作与交流,加快吸收国际先进监管理念和经验,加快规范和标准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加快开展国际认证检查和结果互认的步伐,加快自身的改革发展和能力建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为监管服务,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众健康。

 

同样,我们也迫切需要与行业、媒体和公众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特别是药品安全知识和管理风险的交流,使这些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社会公众。只有这样才不会陷入一种被动的局面。

 

改进和加强食品药品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离不开强有力的新闻宣传,离不开媒体的信息传递,也离不开社会舆论的监督。

 

问:据了解,今年下半年《药用原辅材料DMF备案管理规定》要出台,请您评价一下这一制度的重要性。

 

张伟:我认为,近期发生的铬超标胶囊事件必将加快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DMF制度在制药发达国家已经实行多年,应当说是一个针对药用原料、辅料和包装材料管理相对成熟的制度。

 

从国际管理的实践来看,这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和落实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基于企业特别是药用原辅材料生产企业的诚信自律,并且要有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支撑。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药用原辅材料的监督管理,SFDA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管理方式的研究和变革,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起草制定了《药用原辅材料备案管理办法》,并两次上网公开征求意见,目前正在针对提出的意见对相关条款进行研究修改,同时也在研究实施这项制度的策略、步骤、要求以及开展一些操作层面的准备工作,如信息平台的设计开发。

 

实施这一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药用原辅材料信息平台的构建以及标准化、规范化信息的收集、整理、披露和最大化利用,使原辅材料的管理由以往药品监管部门单一负责的方式转向社会化、公开化,形成企业、行业、社会和政府共同参与管理的工作格局。由此可见,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弱化监管而是强化监管。

 

具体要求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药用原辅材料的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公布企业及其产品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资质、产品特性、质量指标和执行标准等,并应对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变更及时性负责,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药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了解原辅材料及其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并按照GMP要求对供应商开展实地检查、质量检验等定期审计工作,确保进厂原辅材料的质量,从而履行药品质量的保证责任;

 

第三,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药用原辅材料生产企业通过信息平台提供的公开部分和非公开部分信息(主要是产品的处方、工艺、供货渠道等涉及企业秘密的内容)开展监督检查,审评部门则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与药品生产企业申报的制剂品种进行关联性审评;

 

第四,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均可通过信息平台查询和检索相关信息,并可对虚假信息进行监督和投诉举报。

 

总而言之,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药用原辅材料管理制度既是加强监督管理、保证药品质量的迫切需要,也是在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益探索。

 

GRP约束审批部门行为

 

问:从药品注册管理体系建设来看,加强注册管理各环节的协调与合作是保证药品审评审批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基础。今年要颁布《药品注册管理质量规范(GRP)》,这一规范的出台对我国药品研发领域将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张伟:GRP是规范和约束药品审评审批部门行为的法规性文件,现已成为世界各国药品管理部门乃至产业界较为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SFDA从2010年开始就着手研究起草GRP,以期进一步改进、完善和加强药品注册管理工作。

 

中国的GRP设计由于注册管理体制的不同有别于其他国家,我们不仅包括行政审批部分的GRP(药品注册质量管理规范),也包括技术审评部分的GRP(药品审评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部分的GIP(药品现场检查质量管理规范)以及复核检验部分的GLP(药品检验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因此,中国的GRP涉及到药品的受理、审评、检查、检验以及审批等各环节,旨在加强顶层设计,统一组织协调,规范注册全过程的管理,保证整体工作质量,提高体系运行效率。

 

GRP重点强调要遵从“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优质高效和有效沟通”的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审评者、管理者对申请人、投资者和研究方的承诺,也是中国药物创新发展和产业提升的迫切要求。

 

GRP的推行不仅能够完善药品注册管理,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审批效率,服务药品研发,而且可以与药品研究、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GMP、GSP、GCP、GLP和GVP等的实施共同构筑起药品生命周期的管理规范体系。

 

问:从严审批是近年来我国药品注册的态势,2011年我国新药不批准率保持在30%左右,这个30%左右的数字合理吗?会否有一个尺度确定不批准率?

 

张伟:应当说,不批准率是个相对的数字。药品注册申请的类别不同、研究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指导思想和审评理念的不同都会使批准率发生不同的变化。

 

比如从新药研究的过程和规律来看,经过I、II、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不断验证和淘汰,最终批准上市的药品仅有1/10。

 

我国是以仿制药为主的国家,研发的成功率应当相对较高。近些年SFDA针对曾一度出现的仿制药低水平重复研发和申报现象严重的问题,坚持从严审评审批的原则,利用技术标准设置门槛,有效遏制了不良趋势的蔓延,同时药品审评中心及时公布和更新已有批准文号药品的信息,对仿制药的研发进行提示和指导。

 

所谓标准尺度应当以科学基础为依据,也应当与我国制药产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从现阶段来看,实施从严把握尺度的审评策略,合格一个,批准一个,对于维护执法公平,保障用药安全和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产品质量提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达标审查批准前检查

 

问:新版GMP在药品审批过程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步骤——达标审查批准前检查。目的是监管人员要到现场核实企业申报的工艺确实可以在满足GMP的条件下实施。这个检查的科学成分很重。您认为国内企业目前在注册批准前检查的准备是否充分?如果不充分,缺陷在哪里?

 

张伟:药品批准上市前现场检查的目的在于,用仔细和分析的眼光来核实药品申报中所提交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检查GMP合规状况。这是药品批准过程中确保安全和有效的重要部分。

 

药品批准上市前检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更加强调科学性,这一举措的施行,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国内企业对基于科学和风险的质量体系的建设, 解决可能存在的药品生产批准的工艺和执行不一致的问题。

 

药品批准前现场检查工作一贯是药物研究监督的重要环节。研究过程的真实可靠是做好药品注册审评的基础,是保证药品安全、有效的源头。

 

近两年,SFDA药品认证管理中心接受了一些已通过药品技术审评的药品或生物制品品种,但在规定的6个月申请期内企业始终没有提出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表面上看似乎是药品生产企业没有做好接受检查的准备,但实际是一些企业不敢接受检查,这体现了生产现场检查“利剑高悬”的重要价值,可以说,生产现场检查对于保证药品的成药性和市场的可获得性,维护注册执法公平,打击研发中的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起到了制度性保障作用。

 

问:2012年,SFDA将全面部署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可能会淘汰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对医药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请问SFDA对这些仿制药生产企业有什么建议?

 

张伟:目前,我国4000多家生产企业共持有药品批准文号18.7万个,其中,化学药品批准文号12.1万个,绝大多数为仿制药。基本药物中的570个化药品种就涉及到3.3万个批准文号、2400余家药品生产企业。

 

SFDA几年中开展的药品质量评价性抽验结果显示,部分仿制药与被仿制药质量上存在一定差距。

 

根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SFDA将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以提高与淘汰相结合,政府推动与企业主动相结合,全面统筹与重点推进相结合为总体思路,以基本药物和临床常用药为主(粗略估计涉及500多个品种),开展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我们将率先确定拟开展评价的品种名单,组织国家实验室和相关机构开展质量比对研究的探索性和示范性工作,并进一步引导和指导企业自行开展产品与被仿产品(原研药)的质量比对研究工作,还将组织专家对产品质量比对研究的结果进行评价。

 

达到质量一致性要求的,将得到药品在招标采购、定价、报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达不到要求的将予以淘汰。

 

仿制药品生产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认真思考,要认识到,这项工作是国务院高瞻远瞩提出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促进我国仿制药整体质量的持续提高,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契机,也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任务虽然艰巨,但意义十分重大。

 

要把这项工作与新版GMP的实施、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的执行等统筹考虑,结合各自的产品生产和市场情况,按照“理性评估,突出重点,有保有弃”的原则,制定好工作规划和时间表,一方面要主动向承担先期研究任务的国家实验室和相关机构提供样品,另一方面依照SFDA发布的指导原则自行开展研究工作,用试验数据来考量自身产品与被仿产品(原研药)的质量一致性。

 

通过评价的产品,企业要严格按照工艺、处方和原辅材料以及制剂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确保产品的批间均一性、稳定性及质量一致性,并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产品抽验。对于达不到评价要求的,及时退出或通过变更处方和工艺的研究后继续开展评价工作,直至达到要求。总之,这项工作对企业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早开展,早获益。

 

推行CRO管理规范

 

问:最近有一家本土临床CRO(合同研究组织)公司上市引起关注。2011年有51家临床试验机构或专业整改甚至取消资格,2012年SFDA对临床研究监管的“高压”态势还会持续吗?目前临床研究监管全面加强对临床CRO带来怎样的影响?会不会引发临床CRO产业出现新的格局?

 

张伟:是的,“重审批、强监管”是今年乃至“十二五”期间药品注册管理的指导原则,我们将继续加大对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的监管力度,其中加强对CRO的管理是保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国际方面看,CRO行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新药研发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CRO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

 

一方面数量已达几百家,形成近百亿市场规模,未来几年还将保持18%左右的行业增长;另一方面,CRO承接药物研究的项目逐年增多,如2010年SFDA批准的916个药物临床研究项目中,约有40%是CRO公司受申办者委托开展的,足以见其作用日益凸显。

 

然而,我国CRO行业的建设与发展是不平衡的。

无论是资质信誉、规模大小、人员素质和设备条件,还是自律意识、组织管理、质量保障和合同执行,CRO之间参差不齐,差异较大。特别是一些CR0在从事研发活动中存在编造试验数据和资料、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违法违规行为。

 

虽然说,前几年经历了药品注册申报集中整治的“大浪淘沙”,这种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但仍有少数“黑中介、黑代理”浮出水面,继续干着玷污行业声誉的勾当。

 

为了加强对CRO的监管,促进CRO行业的健康发展,保证药物研究质量,SFDA正在结合药物研究管理法规的制修订工作,探索建立和推行CRO登记备案管理制度,拟通过搭建药物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向行业和社会公示CRO的基本情况、研发活动、检查结果和不良记录等信息,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

 

同时加强与CRO行业组织和协会的密切合作,支持和鼓励推广行业的《CRO临床试验服务管理规范》,完善CRO的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加强临床研究监查员的培训和探索实行资格认定管理,充分发挥好行业组织和协会在政府管理部门与研究机构、生产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没有什么能阻挡创新的步伐

2012/05/23 – 9:36 上午

发自上海

 

展台上除环保袋无一张广告宣传单、不接受任何企业赞助,在这个最能直接反映临床研究市场发展情况的药物信息协会(DIA)中国年会上,所有讲者不收取讲课费,甚至用自己所在职公司的时间和差旅费来参加会议,药厂则把有雇员能获DIA邀请作为讲者视作一种荣耀,这在中国制药学术界实在少见。

5月20日是国际第八届临床试验日,DIA年会也在中国步入第四个年头。

事实上,早在2006年,《医药经济报》就在全国率先报道普林斯顿DIA年会上一场关于中国和印度研发实力较量的研讨。

国际上对中印感兴趣的话题在于,如何将两国牢牢嵌入西方新药开发链条的最低端,即利用亚洲这两个人口大国的病人资源,加快专利药在发展中国家上市。

也是在那一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概念逐渐在中国药监高层明晰,彼时也是外企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的高峰期。

兴建研发中心犹如圈地运动,由此展开一场以外企研发注册需求与中国基于仿制药监管审批法规上的博弈,而审批时限、I期临床、IND机制、GRP这些名词对于彼时大多数仍处于一拥而上申报仿制药的国内企业来说,陌生而遥远。

经历了清理整顿、集中审批的阵痛、伴随着鼓励创新的国策制定,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出台,面对全球同步开发大潮的席卷,无论是国家监管层面,还是民族企业都猛然觉醒:唯有追求源自于临床需求的创新和质量品质才是我国制药行业的强国之路。

尤为让人振奋的是,2012年5月10日SFDA《关于化学药IND申请药学研究数据提交事宜的通知》的出台,意味着长期以来我国新药注册实行“两报两批”、“批临床”的审批禁锢有望打破,IND机制的建立作为科学法规基石,令鼓励创新不再是一句空话。

从普林斯顿的年会走来,6年过去,DIA迎来了首位来自中国的全球主席。而在药物研发领域,中国的地位也日渐提升。西方药企从仅把中国作为试验操作基地,转而将其视为潜在药物创新战略主导国和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

然而,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在这样顶尖级的国际药物研发会议上,在1000多名参会者里,在针对创新药开发专设的转化医学、数理统计、审评科学决策的种种专场演讲中,除了江苏恒瑞、先声制药、深圳微芯、浙江贝达这些率先迈步的代表,国内制药企业的身影依然十分少见。

面对标准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在跨国药企对创新概念及模式重新思考、国内药企仿创能力越来越强的今天,该如何正视中国药品创新能力与机遇?

这里面,除了新药开发关键环节——临床试验巨大的技术鸿沟需要逾越,如何实现科学无国界、药物开发无国界、患者及时获得最新最好的药物无国界的共同理念,更需要国内外企业共同正视。

或许,年会上研发临床国际注册法规等技术性话题偏离国企主流关注焦点,而更多的,中国本土医药企业总是无奈的将自己与跨国药企天然地划分在不同阵营,甚至拒绝把他们当作标杆进行学习。

一个没有标杆的企业和一个没有标杆的产业都将难以胜任自我超越的重负。“迅速做大做强”不是空喊的口号。

铬超标胶囊事件再次提升了打假和净化市场秩序体的现实紧迫感。然而监管的根本是确保品质。只有追求鼓励创新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真正源泉。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创新的步伐。倡导创新,特别追求源自于临床需求的创新和质量品质,《医药经济报》正如6年前那场普林斯顿年会的报道那样,始终关注前沿领袖的声音,引领行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