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对话’ Category

生日快乐

星期五, 十月 31st, 2014

今天是我生日,也是这个博客5周年,生日快乐!

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星期一, 三月 17th, 2014

gatesfoundation2013-11-4

去年11月尝试跟盖茨基金会联系, 在曼哈顿咨询公司的王进老师的引荐下,认识了盖茨基金会在北京的新闻部的同事。

写这份采访提纲,看了大概5万字的资料,从采访比尔盖茨到叶雷的文章都不放过 ,写完这份提纲,才发现自己像在讲一个故事,文章和采访也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这是医药界的报纸第一次采访盖茨基金会,从问题设置一开始,就力求从一个与大众媒体不同的角度切入,亮亮相也很不错。

想说的是,这是第一次在采访提纲中较为“高调”地附上自己的照片,加上了单位的抬头,小成成帮我排的版,并转成PDF格式,很正式的样子发走了。

四个月后,得到了叶雷博士和新闻部同事的答复。盖茨基金会也首次走入医药界的视野。

《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3/14/node_4181.htm

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本报记者 毛冬蕾
2013年的中国疫苗,不得不提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称中生集团)旗下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这一事件,让其背后的资助团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走入医药界视野。
从2006年盖茨基金会投资中生集团成都所,到目前取得阶段性成功,这些年在硬件改造、资金投入、提升管理水平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合作上,盖茨基金会与中生集团经历了哪些磨合?
2014年2月,我们得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叶雷博士的答复,他对这一案例及基金会未来在华的疫苗合作进行了解读。
“改变制度、改变环境、改变政策这些更加根本和长远性的事,其实更需要有人做。尤其是资源充沛的政府要改变观念,盖茨基金会将借鉴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一定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极大改变。”
帮助适应国际标准
记者:现在回想这一合作案例,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雷:7年前,盖茨基金会投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生集团,进行新疫苗研发。在获得投资后,中生集团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进研发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建设。盖茨基金会在做的,是帮助中生集团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
3年前,中生集团成功研发出新型乙脑疫苗。这种疫苗在印度等高流行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大的需求量。现在,疫苗研发成功,中生集团也具备符合世界标准的疫苗研发水平和条件,必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去年10月,该疫苗正式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首次获得大量供给全球市场的资格,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
记者:这一事件引发了疫苗行业更多思考。中国是疫苗生产和使用大国,但并非疫苗研制、生产和销售强国。盖茨基金会在选择与中国疫苗企业合作时,遵循什么样的评估体系?
叶雷:中国在为本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药物和疫苗上拥有巨大潜力,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并要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这与任何企业寻求进入全球市场一样,需要巨大的前期成本。
我们选择了解中国并善于把握国际机会的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开拓全球市场。
一半的钱投在疫苗
记者: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提及,盖茨基金会逐渐从“受款者”向“承包商”转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比如疫苗系统研发,基金会可能召集最好的人才自己组建新的机构来做。基金会未来在中国疫苗领域还有哪些资助计划?
叶雷:比尔·盖茨先生坚信疫苗的力量。他曾撰文说:“疫苗是成本低廉、简单易行的工具,每年能够挽救约140万儿童的生命,并防止数以千计的儿童免于传染病所致的瘫痪或残疾。疫苗是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和盖茨一样,我们也对疫苗研发满怀信心。这个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开始在中国涌现。
可以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而其中一半的钱都投在疫苗。之所以选择疫苗,是因为在南亚、非洲和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而疫苗是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之一。在非洲,约45%的孩子死于腹泻和肺炎。在欧美,有非常好的疫苗可以实现这两种疾病的免疫。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非洲普及,将有望把因这两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降低至少1/4,这是非常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疫苗价格太贵了。肺炎疫苗一针约100美元,一个孩子出生后要打三针,合人民币约2000元。这个价格,一般中国农村老百姓是不可承担的,非洲更甚。
盖茨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投资两三家公司,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之改善生产条件和研发能力,开发新的肺炎疫苗。新疫苗研发成功后,刨去高昂的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可以用极低的合约价格出售。如果我们能使肺炎疫苗价格降低到3美元,盖茨基金会就无需再出资,贫困国家政府使用联合国或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就可承受疫苗费用,进而在国内扩大免疫范围,降低死亡率。
中国战略逐步转型
记者:中生集团的成功案例给了中国制药行业很大信心。盖茨基金会锁定的三大领域,以艾滋病、疟疾、结核等致命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新药研发为主,但对于临床急需的创新药物,对于中国新药研发创新的国际化投资战略,基金会有否这方面的考虑?
叶雷:我们办公室在2007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支持中国的项目,包括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等。大部分的境外非赢利或慈善机构,也都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一些重大的健康和发展问题。这个使命在我们基金会至今还有,但在中国的工作却逐步转型——越来越多地探索怎样靠中国自己的实力,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您提及的任何新的研发合作机会,我们都严格按照基金会的标准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资助计划的制订是基于具体的战略框架,主要用于研究关键性解决方案和研制目标产品,其最终目标是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人们的生活。凡不符合标准的项目,盖茨基金会都不会考虑提供资助。
商业“投资”为穷人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提及,慈善作为一种非赢利的产业,也要讲究产出,应该用一种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要测量需求,设定目标,制定策略,检测结果,收集反馈,然后调整策略。与其他基金会相比,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有何独特之处?
叶雷:最大的特点在于运作模式,很像是商业“投资”——为穷人投资。
没错,盖茨基金会是个慈善组织,但也可以看做一个投资机构。不过,和直接将资金捐赠到受助对象手中的直接性投资模式不同,我们采用的是间接性投资方式。而目标人群也是很大的,即全世界的贫困人群。
在市场经济里,很少机构会为这些人投资,因为投资回报无法保障。因此,盖茨基金会是代表这些贫困人群做投资。我们把资金投入到有发展潜力和改善穷人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产业上。
我们投资的产出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如疫苗、新药、诊断工具等。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到达穷人,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操作上看,我们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区别不大,但不会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的穷人可以受益。在这个模式下,受益人并不知道是因盖茨基金会远在上游的投资项目而受益,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改善。
战略导向型管理
记者:您在北京办事处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和一线员工一起同坐在一间大房间里,您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后面——并且很高。您能分享一下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
叶雷:我的管理风格是战略导向型。战略计划是衡量工作是否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唯一标准。只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计划,才能制定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正确的评估标准,进而取得有据可循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了解所做的是否真正带来了改变。它允许我们根据所收到的反馈,随时修正工作。制定了正确路线,才能帮助员工和合作伙伴确定途径以实现目标。
记者:在《上海日报》对盖茨基金会的报道上看到这样一段关于您的描写:Ray Yip(叶雷)
is a man constantly on the move.His work is
non-stop, described in a self-deprecating way as
“busy, but always challenging and fun.”
这些年,您在中国奔波“做慈善”,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叶雷:我希望帮助中国发挥自身的潜力——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已大大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进步大潮中的一份子。
我期待中国生产的药物比任何现有进口的、国际市场上领先制药公司生产的药物更好;并且希望中国生产的健康产品在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方面占主导地位。

2013年的中国疫苗,不得不提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称中生集团)旗下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这一事件,让其背后的资助团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走入医药界视野。

2006年盖茨基金会投资中生集团成都所,到目前取得阶段性成功,这些年在硬件改造、资金投入、提升管理水平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合作上,盖茨基金会与中生集团经历了哪些磨合?

20142月,我们得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叶雷博士的答复,他对这一案例及基金会未来在华的疫苗合作进行了解读。

改变制度、改变环境、改变政策这些更加根本和长远性的事,其实更需要有人做。尤其是资源充沛的政府要改变观念,盖茨基金会将借鉴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一定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极大改变。

帮助适应国际标准

记者:现在回想这一合作案例,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雷:7年前,盖茨基金会投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生集团,进行新疫苗研发。在获得投资后,中生集团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进研发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建设。盖茨基金会在做的,是帮助中生集团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

3年前,中生集团成功研发出新型乙脑疫苗。这种疫苗在印度等高流行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大的需求量。现在,疫苗研发成功,中生集团也具备符合世界标准的疫苗研发水平和条件,必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去年10月,该疫苗正式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首次获得大量供给全球市场的资格,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

记者:这一事件引发了疫苗行业更多思考。中国是疫苗生产和使用大国,但并非疫苗研制、生产和销售强国。盖茨基金会在选择与中国疫苗企业合作时,遵循什么样的评估体系?

叶雷:中国在为本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药物和疫苗上拥有巨大潜力,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并要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这与任何企业寻求进入全球市场一样,需要巨大的前期成本。

我们选择了解中国并善于把握国际机会的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开拓全球市场。

一半的钱投在疫苗

记者: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提及,盖茨基金会逐渐从受款者承包商转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比如疫苗系统研发,基金会可能召集最好的人才自己组建新的机构来做。基金会未来在中国疫苗领域还有哪些资助计划?

叶雷:比尔·盖茨先生坚信疫苗的力量。他曾撰文说:疫苗是成本低廉、简单易行的工具,每年能够挽救约140万儿童的生命,并防止数以千计的儿童免于传染病所致的瘫痪或残疾。疫苗是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和盖茨一样,我们也对疫苗研发满怀信心。这个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开始在中国涌现。

可以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而其中一半的钱都投在疫苗。之所以选择疫苗,是因为在南亚、非洲和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而疫苗是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之一。在非洲,约45%的孩子死于腹泻和肺炎。在欧美,有非常好的疫苗可以实现这两种疾病的免疫。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非洲普及,将有望把因这两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降低至少1/4,这是非常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疫苗价格太贵了。肺炎疫苗一针约100美元,一个孩子出生后要打三针,合人民币约2000元。这个价格,一般中国农村老百姓是不可承担的,非洲更甚。

盖茨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投资两三家公司,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之改善生产条件和研发能力,开发新的肺炎疫苗。新疫苗研发成功后,刨去高昂的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可以用极低的合约价格出售。如果我们能使肺炎疫苗价格降低到3美元,盖茨基金会就无需再出资,贫困国家政府使用联合国或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就可承受疫苗费用,进而在国内扩大免疫范围,降低死亡率。

中国战略逐步转型

记者:中生集团的成功案例给了中国制药行业很大信心。盖茨基金会锁定的三大领域,以艾滋病、疟疾、结核等致命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新药研发为主,但对于临床急需的创新药物,对于中国新药研发创新的国际化投资战略,基金会有否这方面的考虑?

叶雷:我们办公室在2007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支持中国的项目,包括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等。大部分的境外非赢利或慈善机构,也都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一些重大的健康和发展问题。这个使命在我们基金会至今还有,但在中国的工作却逐步转型——越来越多地探索怎样靠中国自己的实力,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您提及的任何新的研发合作机会,我们都严格按照基金会的标准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资助计划的制订是基于具体的战略框架,主要用于研究关键性解决方案和研制目标产品,其最终目标是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人们的生活。凡不符合标准的项目,盖茨基金会都不会考虑提供资助。

商业投资为穷人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提及,慈善作为一种非赢利的产业,也要讲究产出,应该用一种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要测量需求,设定目标,制定策略,检测结果,收集反馈,然后调整策略。与其他基金会相比,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有何独特之处?

叶雷:最大的特点在于运作模式,很像是商业投资”——为穷人投资。

没错,盖茨基金会是个慈善组织,但也可以看做一个投资机构。不过,和直接将资金捐赠到受助对象手中的直接性投资模式不同,我们采用的是间接性投资方式。而目标人群也是很大的,即全世界的贫困人群。

在市场经济里,很少机构会为这些人投资,因为投资回报无法保障。因此,盖茨基金会是代表这些贫困人群做投资。我们把资金投入到有发展潜力和改善穷人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产业上。

我们投资的产出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如疫苗、新药、诊断工具等。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到达穷人,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操作上看,我们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区别不大,但不会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的穷人可以受益。在这个模式下,受益人并不知道是因盖茨基金会远在上游的投资项目而受益,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改善。

战略导向型管理

记者:您在北京办事处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和一线员工一起同坐在一间大房间里,您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后面——并且很高。您能分享一下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

叶雷:我的管理风格是战略导向型。战略计划是衡量工作是否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唯一标准。只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计划,才能制定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正确的评估标准,进而取得有据可循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了解所做的是否真正带来了改变。它允许我们根据所收到的反馈,随时修正工作。制定了正确路线,才能帮助员工和合作伙伴确定途径以实现目标。


记者:在《上海日报》对盖茨基金会的报道上看到这样一段关于您的描写:Ray Yip(叶雷)is a man constantly on the move.His work is non-stop, described in a self-deprecating way as “busy, but always challenging and fun.”这些年,您在中国奔波做慈善,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叶雷:我希望帮助中国发挥自身的潜力——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已大大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进步大潮中的一份子。

我期待中国生产的药物比任何现有进口的、国际市场上领先制药公司生产的药物更好;并且希望中国生产的健康产品在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方面占主导地位。

王健:投资者点燃研发引擎

星期五, 十一月 29th, 2013

回想起这次采访,我和小黄在办公室的走廊上,在电梯口,在公交车站,都有过交流。我们为第一次电话采访问题设置的空大而苦恼,为主题是否契合“大讲堂”的定位反复讨论。

电话采访后,还增加了补充问题,王健博士一一作笔头回答,然而到了最后,我们发觉有些问题过于“大路货”,又一一删除,版本一而再的更换。

在写作时,这是印象中就导语、文章主体、小标题、大标题、文字风格讨论的最激烈的一次。

我删掉她在文章中用的“今天”,“诚然”,“被视作”等等转折词,因为感觉十分老土,而换成“这个年代”,“特质”,“一个富有投资前景的企业”,“被打散的链条”,她则一再指出我写东西太过跳跃,总是不停的断开,让她很痛苦。

直到付印之时,我们还在讨论CASE翻译成“项目”还是“案子”还是“个案”好。最终决定用“个案”,因为很有港feel.我们甚至认为,如果能用粤语来写文章,那种古汉语的感觉真的太酷了。

王健:投资者点燃研发引擎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3-11/29/content_201961.htm

从Regulatory Affair到Regulatory Science

星期一, 九月 23rd, 2013

我们专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写的文章给谁看?我们为什么邀请这位专家来解读?我把做这件事的缘起、自己在交流写稿中遇到的困惑一一向读者道出,这是一个新的尝试。

研发大讲堂

监管科学:以科学为基础的行政机构的检验标准

在广州一场学术会议上,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下称中检院)谭德讲老师的报告是讲美国FDA的监管科学。

谭德讲长期从事实验室的监管统计工作,令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会将FDA的监管科学作为研究课题。

谭老师打了一个比方,美国发明原子弹后,发现它对人和环境的危害太大了,必须监管,如何区分科学的“好”与“坏”,从而达到为生命所用,要有个方法和标准。

就药物来说,需要科学家搞出更多药品品种,但多种药品治疗一种病,肯定有好坏之分。

我们如何评价?如何找出客观标准?这里的标准首先是在确定对生命(不仅是人类)有益的前提下说的。

在我国食药监管队伍中,行政和技术是分开的,有能力和意愿参与决策的综合型科学家为数甚少,有些甚至没有实验室经验。

而FDA本身有实验室可以对一些实验进行重复,FDA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到一些特定的实验室去完成一些自己怀疑的实验。

在谭德讲看来,作为21世纪FDA推动的一个重点学科,监管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法律)结合的一门特殊学科,无论是CFDA还是中检院,必须把监管科学推广开,因为“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科学监管的必由之路。”

一位伟人说过,当一门学科发展到需要应用数学时,这门学科就渐近成熟了。

在新药研发和评审中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标志着药品监管从“药政事务”(Regulatory Affair)发展到了“监管科学”(Regulatory Science),是一个药品监管机构是否真正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行政机构”(Science Based Agency)的检验标准之一。

美国FDA和NIH在监管科学发展方面,都有专项资金的投入,其中2011年FDA投入的预算计划是2500万美元。

在这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CFDA和中检院已经开始尝试,就国内面临的食品药品监管问题,设立专项研究基金或经费,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学科引导和建设。

而庞大的医学和数理人才储备库为中国迅速进入这一领域的前沿提供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

本期“研发大讲堂”由国内学者为您解读FDA的监管科学。

主持人:本报记者 毛冬蕾

嘉宾: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药理室副主任 谭德讲

谭凌实:安全是贯穿药品生命周期的使命

星期二, 七月 9th, 2013

我最近一看到微博上爆出解读FDA各种指南啦,热点评述啊,长文章之类的,就有点着急:网络写作的速度越来越快,报纸还能做什么?

遇到微博上写的好的长文章能直接拔下来放在报纸上么?很口语,很网络也。

和同事聊起来,觉得也没什么不行,这也是一种语言风格,而且还要尽量保留,这是对作者的一种尊重。

最近跟辉瑞凌实博士及他的同事合作了一篇访谈,作为“研发大讲堂”栏目今年首次开斋,其气势和高端性让我又对传统报纸有了信心。当然这种文章一年搞2、3篇已经算是极致。

首先是问题设置,很夸张的来看,这篇文章,我用了15个问题搭建起文章的结构。拆分了凌实博士交上来的答卷。“您不用写的太技术性,要多用例子,尽量口语化。”这是我最近跟人写稿时经常讲的要求。

好吧,你们赶快看看我都编了哪15条问题,凌实博士又是怎么作答的吧。

不过,采访整理回来和笔头作答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要有鲜活的语言和观点,不是易事。

Drug_safety

基于世界各国对药物安全的日益重视和药物警戒科学的快速发展,公众对用药安全和风险管理意识日益加强。近年来全球不断涌现的药物安全法律、法规和指导文件对于日常的药物安全管理工作带来极大影响,且促进改善了对病人安全的最终保护。近期召开的DIA中国年会围绕“患者关爱与药物安全”开展系列研讨。本报特邀大会主席、辉瑞的谭凌实博士作客“研发大讲堂”栏目,就新药批准前药物临床安全评估谈谈辉瑞团队的理念和经验。

谭凌实:安全是贯穿药品生命周期的使命

嘉宾:

辉瑞全球开发运营副总裁

辉瑞(中国)研究开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谭凌实

嘉宾简历:

在辉瑞纽约总部工作9年后,谭凌实博士为辉瑞提出了一套具有说服力的在华投资建立研究开发业务的方案,且于2005年被派到中国负责在上海建立辉瑞中国研发中心,并在庆祝研发中心成立5周年之际组建了武汉分中心。谭凌实是辉瑞-复旦药物研发教育中心的联合创始人,于2009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临床数据管理和统计编程的研究生项目。

安全不意味零风险

问:药物安全和药物警戒对于国内监管和制药界并不陌生,今天,我们围绕上市批准前的药物安全与风险评估展开讨论,首先,您如何定义药物安全?

谭凌实:药品如没有毒性很难成为药品,有毒性就要研究药品安全问题。药品的风险和安全性是相对的。一个面对死亡的癌症患者所愿意容忍的药物副作用和一个患季节性过敏症的人能接受的药物副作用完全不同。“安全”并不意味着零风险,要结合治疗的疾病,疗效是否显著,是否有可替代的治疗,风险是否可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

问:国际药物警戒对于跨国药厂研发战略带来哪些影响?

谭凌实:药物警戒科学在过去30年间,在方法和技术以及监管体系上经历了由单一向多元,由纷杂到系统化,由各国自治到国际协调,由被动到主动的演变,形成了一套有机的监管体系,旨在发现、评价、诠释、沟通,以及预防与用药可能相关的不良反应。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对监管要求的执行,从最初的报告个例不良反应,已经发展为贯穿药物生命周期的安全监测及报告(个例和汇总)、风险研究和诠释、风险管理和控制。

问:探索和验证新药的疗效和安全性是漫长、复杂、充满挑战的过程。上市前临床安全评估、上市后再评价等概念如何区别和统一看待?

谭凌实:在新药研发中,对安全性的评价应该贯穿在试验的项目设计、数据分析和结果报告的过程中。新药安全性资料充分与否,已知/潜在风险与效益评价结果,以及未知安全性资料的总结,会在主管当局审评和批准一个新药的决定中起关键作用。

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是建立药物安全性认识的基础,包括动物毒理实验、药代药动学特性、剂量的探索、潜在药物相互作用、药物安全性的初步研究(包括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药效安全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的大型临床研究为认识了解药物安全性提供进一步资料。这些资料不仅是新药上市批准的重要依据,而且将成为新药说明书的核心内容。同时,上市批准时对药物安全性的认识也是开展上市后药物安全性监测、再评价和风险管理的基础。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连续并且有机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工作组在2005年发表的《临床试验药品安全指导意见》率先打破了药物警戒始于上市后,提出了药物警戒是动态、发展的概念。

起始点与“信号”选择

问:您提到的动态、发展概念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起始点又在哪?

谭凌实:药物警戒和风险管理应该早在上市前研发过程中开始,一直到上市批准,然后上市后继续,通过一个有机的体系和不断重复的过程,发现风险、评估风险和受益、做出风险管理的决策,通过一系列有效手段管理和控制风险,并评估干预是否有效。

问:上市前临床安全性评价对于新药研发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谭凌实:有效的安全性评估建立在系统和科学的体系基础之上,简而言之,就是有明确科学的研究假设,并在临床研究推进的过程中实施一系列评价活动对其进行认识和阐述。常用的检测评估临床安全性“信号”的方法包括临床试验、流行病学试验,以及个例和汇总安全性报告评估。

问:识别“信号”可以选择哪种方法?

谭凌实:这要考虑具体研究的潜在安全性问题的预期发生率和性质来确定。良好的临床试验设计以及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保证安全性正确评估的根本,但临床试验的局限性使某些风险无法探知,所以上市后的继续监测和研究尤为重要。

问:您认为,通过良好的试验设计,药物的安全性能否通过上市前的临床试验得到证明?

谭凌实:不确定性是效益风险评估决策必须面对的难题。临床情况的复杂性、对研究药物药理毒理作用了解的局限性,以及临床试验固有的不足,并不能让不确定性完全消除。但是,通过系统的决策分析方法,能帮助更好的了解不确定性因素的来源和证据的强度,并且通过系统结构化的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对新药研究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行描述和分析。企业在研发计划的各个阶段通过合理的注册管理程序与相关药品管理机构的审评部门进行沟通,就安全性评估计划进行磋商。

安全抹杀了创新?

问:说到与监管审评部门的沟通,万络事件以后,FDA进一步加强了药物安全控制,新药审批过程中加入这样一个元素,有观点认为,“过严”的审批扼杀了工业界新药的产出,如何看待安全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谭凌实:这其实不矛盾。如我前面提到的,研发新药除了对疗效的验证,安全性本来就是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审批的“严格”,从某些角度其实反映了科学化体系的建立,它能够使经过科学验证的新药及时得到审批,而筛除或延缓“含金量”不高的申请项目,其实质是鼓励创新。

问:我国现行管理新药申请程序的法规在过去5年内经历了多次补充更新。鼓励创新和控制风险,的确是我国的监管部门在目前阶段不断在权衡和考量的问题。

谭凌实:这些更新反映了我国鼓励药物创新的战略核心,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上市新药的安全是重中之重,需要通过提高技术审评标准,以及加强新药研究申请(IND)管理制度来控制。我国的药物风险评估实践在短短数年间,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正在朝着西方经过数十年才达到的水平迈进。

避免信息理解的偏倚

问:谈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新药安全性评估必须与疗效评估综合开展,其实质是权衡在特定情境下新药治疗的效益风险比。那么,安全性评估决策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谭凌实:首先,药物疗效和安全的评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对之进行衡量。同一个药可能会被探索应用于不同的适应症或不同的人群,剂量也可能有所差异,随着这些因素的改变,对疗效的预期也随之变化,而预期可承受的风险也不一样。例如,对治疗成年人单纯型流行性感冒研究中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容忍度较低,很可能导致效益风险的负性评价,而治疗肿瘤的研究可能对类似不良反应的容忍度较高。

另一方面,药政管理机构、制药企业、医生和患者从各自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和评估。尽管基于群体研究的数据是药监管理机构决定是否批准上市的基础,但是医生和患者更关心对某一特定个体如何选择最佳治疗方案,由于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其结论往往与基于群体研究的结论不一样。

其次,确定药物和不良反应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安全性评估的难点。大多数以疗效为主要研究终点的临床试验不会对潜在的不良反应的危险因素进行随机化和分层,因此,在分析的时候难以区分是由于混杂因素还是药物干预导致某些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

而且,许多不良反应的发生并不能从已有的资料中准确预测,对相应危险因素进行分层、随机化更是无从谈起。

问:在药物风险管理体系,特别是风险的交流中,您觉得工业界、监管部门、媒体、社会起了或应该起什么作用?

谭凌实:在信息快速流通的今天,媒体以及全社会在其间的作用也日趋重要。要避免对信息不正确或者偏倚的理解;不治疗或者不按医嘱治疗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风险管理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交流过程中,确保信息的透明化和及时的沟通,科学中肯的评估,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等非常重要。

中国团队“我们可以”

问:始建于2005年的辉瑞中国研发团队,其安全和风险管理部门已达百余人,约占整个研发中心人数的1/6强。我们很想知道辉瑞安全部从组建以来,如何设置组织架构?

谭凌实: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是辉瑞全球研发网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心的安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包括四个职能部门,有150余名专业人员担任着全球范围药物安全方面的工作。安全监测和风险管理部门由部分辉瑞产品的全球安全风险负责人组成,他们的职责涵盖检测和评估产品安全性信号,制订风险管理策略,并领导跨部门的全球团队,确保辉瑞产品在研发和上市后的安全使用。

另一个重要的安全部门是产品安全评估和报告部门,这个部门由近90名医生和评估员组成,负责辉瑞全球1/4的安全性报告的评估和处理工作,此外,这个部门还负责安全医学撰写,职责涵盖不同类型安全性报告。我们还有一支团队专门负责来自美国临床试验的严重不良事件报告处理工作。安全和风险管理工作离不开强大的系统和数据库支持,我们就有这样一支团队在中国研发中心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为其它地区提供同类支持。

问:目前许多国际中心临床研究在中国同步开展,如果在中国发现安全信号,中国的团队是否有分析安全信号的能力?

谭凌实:当然有。辉瑞中国研发中心的安全团队完全和在欧美的团队在同一个平台上工作。相应岗位的职责以及对人员能力的要求和其它地区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我们今天的工作模式以及规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历时7年,不断证明“我们可以”的一个过程。现阶段的成功和有效的招聘和培养机制是密不可分的。

问:辉瑞在人才选用时如何考虑?

谭凌实:和所有其它立足全球研发的职能一样,我们心仪的人才既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同时又需具备全球视角以及和跨国跨职能团队的合作经验。这样的人才即便在欧美也很稀缺,是炙手可热的人才。所以在招聘和选用安全性领域人才时,我们遇到了一定挑战。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才库潜力巨大,有大量具备“硬”条件(如医学院培养)而暂时缺乏跨国公司经验的人才,经过有效的系统培训,成长为我们安全团队的中坚力量。

问:能介绍一下团队中得力的爱将吗?

谭凌实:很多人知道辉瑞的一个明星产品,曾经全球处方药销量排名第一的降血脂药立普妥,它的全球安全负责人就是在我们中国研发中心成长起来的梁冰医生。梁冰现在是我们研发中心安全监测和风险管理部门的负责人。7年前,在她领导下,我们中心开始了药品安全部门的创建工作。还有一个我很欣赏的小伙子,叫夏峰,也是安全部门的同事,原本在国内工作的夏峰被总部看中“挖”到纽约去工作,很快崭露头角成为非常出色的业务骨干。

(本文特别感谢梁冰博士的贡献。)

假如采访变成这样

星期二, 二月 26th, 2013

想象一下,假如采访变成这样:一份采访提纲,满满的列了七八条问题,你等待着专家的文字解读,不想他给你的答案却不见文字,只有抽象的符号和图像;

再想象一下,假如直接将受访者的图画拿去付印,见诸报端,读者又会有着怎样的阅读体验?

这是我与阿斯利康亚洲及新兴市场研发总裁杨青(业内人叫他Steve),日前在厦门的一次会面经历。

P1050232

杨青用画图来解答问题。

说起Steve,媒体的记者,都留意到杨青总会在公司有关研发合作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布第一消息的职业态度。

在人人皆可发布消息,制作新闻的网络环境下,Steve作为高管,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公司公关部门宣传的角色。

那么,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传统纸媒的生存空间何在?3000-5000字的一篇大稿还能否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传统记者写作的语法、文章的架构在高科技时代下将发生怎样的变革?传媒和新闻学会否消失?

在一个小时的交流中,Steve就上述问题为我带来了一个医药圈内人关注社会化媒体不一样的思考。在访谈中,我们没有交流阿斯利康,没有交流新兴市场;我们谈到麦克卢汉如何以诗人的想象力来探索语言的极限,谈到记者应该如何倒金字塔式的讲述故事,谈到怎样用各种细节描述穿插在一篇新闻通稿里。

“一场合作,你要写合作双方签字时因紧张而抖动的手指,写那支轻轻滑落到地面的签字笔。”杨青说。

年初开设“火花”栏目,这样短文章,能满足什么样的阅读需求?我深知传统报媒的挑战。“长文章不会消失,但要做出变革。”这是我从来坚定的想法。

“传媒企业需要提供人们想要的新闻。我说不清曾拜访过多少报社,他们的新闻奖项挂满了房间,而发行量却在急剧下滑。这说明,编辑们是在为自己做新闻,而不是做对他们的客户来说有意义的新闻,一家新闻机构的最重要资产,是它与读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的背后,是读者相信编辑们关心他们的需求与利益。”

——默多克

冯毅: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药品审评新制度

星期一, 十一月 26th, 2012

冯毅: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药品审评新制度 着力解决药品监管问题

 

本报记者  毛冬蕾  李佳 发自上海

 

十一五和十二五初期发生在药品生产环节的欣弗事件、齐二药事件、上药事件、蜀中事件和毒胶囊事件已敲响了警钟,需要我们对监管制度做整体的反思,从立法中吸取教训。但是,立法有严格的程序,短期内还难以化解在现行制度下已经形成的、新的、潜在的危机。于是,药品审评准入制度在监管制度的源头上推进改革或是一种稳妥、可行的做法。

 

以药监体系内部的力量所倡导的审评机制改革已经开展了十多年,以药品审评中心的资源和能力所开展的内部调整和改革在过去的十年中也已进行了4次。但是10年所完成的4次改革始终没有跳出“审评速度”的魔咒。快了,有声音说一年批准1万个品种比FDA还多。慢了,有声音说对行业的发展形成阻力。

 

药品审评制度的社会作用是什么?评价这一制度的标准体系又该是什么?当10年4次的内部调整还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是否需要跳出既往的思路重新加以审视?

 

11月22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药物创新论坛”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助理冯毅表示:“作为一位药品审评制度中的从业人员,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件与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前半程的事件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建议借鉴国际经验以建立新的药品审评制度为突破口,着力解决当前和今后长远的药品监管问题。”

 

 

现行药品审评制度的“生态环境”

 

医药经济报:请您介绍一下国际上建立药品审评制度的历史背景,您认为其意义何在?

冯毅:现代药品审评制度,即市场准入制度,是伴随着全球均有广泛影响力的药害事件建立起来的。从上世纪80年代起,药品的准入制度,即准入开展人体临床研究和获准上市已成为各国药品监管立法的始点。

国家设立审评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公民保证获得安全、有效的上市药品,同时也具有促进公众了解最新治疗手段的义务。

 

医药经济报:现代药品审评制度建立后对药品准入带来哪些变化,具有哪些特点?

冯毅: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法律也要求各主体必须按照科学的原则获得准入的实证,且实证的获得必须遵从相应强制规范的标准。经历药害事件后的立法强调,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不再先天具有准入药品市场的自然权利,其必须通过遵从相应强制性规范获得的科学证据,并必须通过国家设立的药品审评制度的审评。

为此,各国审评机构也根据其实际情况建立了各自的临床研究准入审查体系和上市准入审查体系。这些体系有完备的制度规章、决策程序规程、冲突解决机制等。而且审评机构的制度均有明确的国家法律为依据,或者说审评机构是代表国家履行准入的审查。

 

医药经济报:据了解,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药品审评准入立法,原因何在?

冯毅:大部分引发全球震惊的药害事件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因此我们在立法实践中基本没有借鉴和辨析这些经验教训的机会。而改革开放前和此后的一、二十年中我国的制药行业又以仿制国外已上市的药品为主,在准入方面立法的迫切性不强。

 

    医药经济报:以往的立法理念基本把准入定为一般行政许可,少有对申请者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的规定,这样会带来哪些问题?

冯毅:由于法律仅仅规定了自然人或企业具有准入的权力,没有规定其准入的责任和义务,这就使现实中诸多的准入申请是在无法律责任、无强制性规范和缺乏科学依据的前提下提出。比如,从林业中总结经验以农药硝酸胺申请抗肿瘤研究、把啤酒酵母经过一定的能量谱照射治疗艾滋的准入申请、以绿豆皮为主要原料治疗肝炎的准入申请等等。这样的准入申请其实质与胡万林、张悟本无异,却真实地发生在我国准入法律系统之下,而与每一个这样的准入申请进行博弈,我们的准入审查制度是缺乏法律支持的。

由于立法理念的滞后,使整个社会对药品准入权的理解处于落后的状态,对审评制度的社会保护作用认知不清,从而出现仅以快慢论成败的现象。

 

    医药经济报:如何改善我国现行药品审评制度的现状?

冯毅:药物研发或创新的产业链很长,参与的主体多,涉及的专业领域广,投入的资金多,研发的模式复杂、失败的风险高,影响到公众的基本健康权益。因此不以立法体现国家意志,无权威性。我们需要解决立法理念中的问题,厘清法律、行政规章、科学指南和强制规范之间的关系;促使监管制度与相关国家政策有效衔接。

 

我国已具备建立药品监管制度的基本要素

 

    医药经济报:您提到国际上药品监管的制度,请问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冯毅:发挥准入作用的审评制度,发挥上市后药品生命周期管理的不良反应监测和比较淘汰作用的相关制度,发挥生产和流通管理的规范制度,发挥支付及支付分担作用的定价、OTC及医保制度,发挥对市场中造假行为进行惩戒规范市场和社会秩序的制度等。

 

医药经济报:这些制度的设计具有哪些基本要素?在您看来,我国在药品监管制度上是否具备这些要素?

冯毅:其一,每一个单体制度设计都根据国情,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参与各项活动的主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给予清晰的界定。其二,每一项制度都是由相应的立法、行政规章、科学指南、强制性规范等共同构成的制度体系,以体现国家意志、行政规则、科学标准和行业准则。其三,强调制度之间的联系或/和各单项制度输出之间的联系,构成完整的监管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在药品监管制度上已经具备了上述制度的基本要素,其中有些制度已有国家的强力介入,有些制度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已有长足进步。

 

评价药品审评制度的标准体系

 

医药经济报:当前,因为企业和地区发展、因为市场竞争、科研激励机制以及一些其它因素,评估药品审评的指标往往聚焦在审评速度“快和慢”上,那么,请问评价新的药品审评准入制度的标准体系是什么?

冯毅:确实,目前我们依然没有跳出“审评速度”的魔咒,如果我们不以社会整体需求为前提,事先设定好评估审评制度的整体指标体系,仅以快和慢作为判据可能错误地引导了这一制度的发展方向,对社会发展也会带来隐患。

对社会整体需求而言,以下是评估药品审评准入机制必须优先予以考虑的要素:能否在为社会提供最新的未被临床满足的治疗药物上发挥作用?能否在将专利过期的、权威治疗药物的仿制药及时提供上市以减少社会和公众的支付负担和可及性方面发挥作用?能否保障上市的仿制药与品牌药相比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能否在药物短缺和临床亟需方面发挥作用?能否已有强烈风险信号的药物不进入临床研究使受试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能否有效地控制潜在的药害事件发生?

 

    对于药品审评制度自身运行过程中内在的评估指标,可根据其使命、借鉴国际的标准把质量、效率、一致、清晰、透明和可预见作为其整体的评估指标。为此,药品审评中心已经引入国际化的评估机制,把其工作置于上述原则开展评估。

 

建立受监督、可评估、能发展的专业化审评制度

 

医药经济报:我们知道,近一年里,药品审评中心在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请问为何会在这方面下功夫?

冯毅:药品审评是一种以科学为标准、以法律为依据,依托国家所授权或委托的机构,负责任地为全体公民所做出的某药物是否可以准入的决策。正是鉴于药品审评决策复杂的专业性,国际上保证其决策不失范最为有效的手段是以公开透明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在过去一年里,药品审评中心按此国际惯例,在公开透明接受监督方面已做出了实质性推进。依托中心的CDE网站,公开了各类化学药申请,向申请人公开了不批准的决策意见和依据,向社会公开了首个批准上市的决策意见和依据。同时,把内部的制度、决策中所依据的科学指南等也一并公开。这样使公众可以从决策的程序、决策的依据、决策的结果等方面全方位对审评工作进行监督。

 

医药经济报:在审评制度的建设中,评审队伍组成会有何变化?

冯毅:我们将引进高端、国际化、专业人才,结合机构所积累的社会经验,以解决在审评制度设计、专业发展和决策能力上的发展需求。当前的专业化需求是药品审评的专业领域,而非仅仅在某一生命或制药科学学科领域。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引入美国FDA的人才帮助其审评机构的建设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新药研发选择

星期一, 十一月 26th, 2012

“在国家把生物医药产业定位为新兴战略产业,在全球药物研发国际化进程已成大局的环境下,中国药物创新之路该如何走?如何走好?如何走远?是必须思考清楚的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助理冯毅在“第三届中国药物创新论坛”上如是说。

论坛上,本土企业与跨国药企代表就当今药物研发面临的问题及出路、如何进行研发决策定位、科学管理药物研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李佳 发自上海
 

主持人:SFDA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助理 冯毅

 

嘉宾:

江苏恒瑞制药董事长  孙飘扬

先声药业  首席科学家  王鹏

赛诺菲全球研发副总裁  江宁军

 

 

主持人:制药企业在新药研发时,首先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做仿制药(Metoo)还是中国首家?是做同类最优(BIC,Best in class)、强仿药(Fast Follow-one)还是全新创新(FIC,First in class)?请问各位所在企业的定位是什么?

 

孙飘扬:我们认为,在新药研发上,应当是40%来自BIC类,40%为Fast Follow-on,其余20%为FIC类。

恒瑞从市场情况、市场的开拓能力与风险、自身创新能力、人才队伍等一系列因素综合考虑后,将新药研发的战略决策定位在Fast Follow-on上。

然而,从市场的角度来说,Fast Follow-on有个问题,就是“它死你也死”、“它死哪块你也死哪块”,FIC因市场风险较小则是更好的选择,但对现阶段的国内企业而言难度较大。所以,处于创新初期的企业应扎扎实实从Me-too开始,逐渐从事Fast Follow-on的工作,长期积累创新的经验后才有可能一步一步转型到全新的创新。

 

王鹏:目前,先声药业的研发模式与机制定位将聚焦与创新药物与首仿药。实际上,我们内部自研项目中有一半是Fast Follow-on,之所以作出这一决策,有两点原因:第一、Fast Follow-on风险较低,相对容易成功上市;第二、可以与中国的优势完美结合。它与中国优势相结合的机会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到了临床我们能够寻找差异化,利用中国临床研究资源低成本的优势,在Ⅱ期临床研究中开发差异化,该药或能成为Best in-Class;第二个出路是寻找新的适应证,比如辉瑞最近获批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药物Xeljanz,实际上对不少自身免疫性疾病都有用,当我们已经跟上去时,完全可以直接找新的适应证进行申请,这也是与临床结合。毫无疑问,Fast Follow-on是非常好的策略,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follow。

 

     江宁军:近年来,药物研发的产出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临床研发时间不断延长、新药获批逐年下降、研发耗资快速上涨等。用量化形式来讲,通常情况下,一美金的投资只能换来70美分的回报,显然这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也许是定位、效率出了问题,那么出路在哪儿?赛诺菲认为是创新。因为仿制药的利润并不高,而重磅炸弹能为企业带来高昂利润。

 

    主持人:新药研发的特点是周期长、高投入、高风险,如何加强新药研发风险管控?

 

孙飘扬:我们认为,科学管控新药研发的风险就要确保新药研发选题的科学性和研发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为确保新药研发选题的科学性,在靶标选择上,作为本土制药公司,恒瑞会专注于中国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寻找未满足临床需求的新靶点,并充分理解靶标的机理和疾病的关系;其次是充分的信息调研、展开广泛合作。比如在选择糖尿病作为研发选题后,我们会从成熟的靶点到较新的、很新的,再到全新的靶点进行循序渐进的研究,形成较完整的管线产品。

   在研发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方面:第一方面是侯选化合物,我们注重侯选化合物的质量和寻求差异化;接着是临床化合物的选择,临床前评价为临床试验提供依据,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动物试验的优势和局限性,重视安全性评价,做到早期评价、早期淘汰;进入临床阶段,恒瑞的感触比较深,首先适应证的选择,有时不成功的适应证比成功的投入更大,所以这是决定将来药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其次,如果安全有效性不确定,应及时停止研发,恒瑞就曾经过综合考量后终止了西帕替尼、海那替尼两个项目以减少损失。

 

江宁军:我们在决策时更关注医学价值,关注中国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力求寻找到没有满足临床需求的新靶点,以满足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如今,创新对于药企而言不是寻找新的药物靶点,而是证实靶点与疾病的相关性,并成功地把急患者所需的新药推向市场。

药物研发必须考虑十大要素:所针对的疾病、患者的医疗需求、证实药靶与疾病的相关性、深入了解相关的人体生理病理学、建立生物标记物的研发策略、建立严密的临床疗效验证试验的计划、个体化医疗的概念贯串始终、药靶的可调控性、知识产权的评估以及研发和转化医学人才的培养。

 

    主持人:近年来,中国企业与跨国药企的合作越来越多,各位如何看待二者在新药研发上的合作?

 

孙飘扬:恒瑞在与学术机构、医疗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时能发展新思路,将国内的基础研究转化为具有显著疗效的药物,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的平台,实现产、学、研结合。西药研发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接力赛,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建立互利合作的共生系统。

 

王鹏:由于国外早期项目过剩,而中国好项目不足,项目引进型国际合作已成为先声增加新的的研发项目的主要策略之一。在国外早期项目中,我们可以在中国承担部分工作一直做到临床验证,由于做了临床,中国市场即可作为我们的回报,双方都有各自对对方的成功里程碑和销售机制,但它一开始就是合作关系,便不存在购买元素,这样既能增加优质项目,同时还能提升我们的自身能力。实际上,这两年有一半的跨国药企在与我们探讨类似的合作,所以我认为这是代表未来的主要模式。

另外,“百家汇”是先声药业新药创新孵化基地,计划接纳大约100家海外人才创业型小企业到这里进行创新,我们充分利用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为创业型企业提供所有的公用开放平台,注入中国创新药物研发经验,同时,先声牵头组织PE、VC甚至地方政府一起解决创业型公司的资金需求,开展前期大规模的工作,实现人才引进与创新创业的共同目标。

 

江宁军:当前,跨国企业其实也面临严峻挑战。国企可能有更多的资源去研发创新药物,而大型跨国企业往往恰恰相反,有很多早期项目因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无法推动新药研发进程,因此,我们逐步与中国的公司、研究机构进行深入合作,以推进一些早期项目。比如,今年赛诺菲中国研发中心联合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研究我国首个罕见病领域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合作研发“新型抗凝血剂”等。

转化医学“转变”研发现实

星期四, 八月 2nd, 2012

人说要经常检视自己,我觉得有时间倒是要常常捡捡家里的衣柜、鞋柜、书柜、药柜。

收拾东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思考的过程,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东西没放好,有些需要清理丢弃,有些需要归类整理。

更重要的是,你会发觉很多东西其实并不需要。每当收拾好以后,我就会想起小学学的那个成语,“焕然一新”,整个人也觉得清爽多了。

近日与同事小黄合作了一篇转化医学的文章。这是最近写的一篇技术含量很高的稿子,小黄的医学背景对于文章拿捏Frank专业学术观点十分有帮助。

然而,这又是一篇老少咸宜的“科普”文章。

你不要笑,“科普”就是我们极力追求的效果——媒体就是要将看似高深的道理用最直白的话讲清楚,这种能力很重要,并时时将读者放在第一位,降低他们的阅读难度。

整个电话会议采访过程就好像Frank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同时共5人参加,历时1个多小时。

而此后邮件反复讨论文章的修改,从内文到标题,Frank和小黄的敬业精神让人钦佩。

其中,Frank几个英文翻译得十分到位和生动,如:

研发扎堆(me-too)同类最佳(best-in-class)首创(first-in-class)。

在这里我把几次的修订文档上传,一篇稿子就是这样炼成的。

TM_FrankJiang

《江宁军:转化医学“转变”研发现实》

期间不乏许多有趣的细节,被我们加以夸张放大,增添了整个写稿过程的乐趣。

有几点值得关注:

1.转化医学时下在国内很热,江宁军无疑是外企里这一话题最具有发言权的人物(至少他已在这个领域处于制高点)。

2.非常专业和看似沉闷的话题,万万不得写综述稿件,一问一答是最好的形式。

3.问题设计和回答行文尽量口语化,上下衔接紧凑,增强现场感和互动感。

推进DMF 提高中国制药信任度

星期三, 五月 30th, 2012

千万不要以为我一个人能完成这个任务。

感谢我的同事们和姚立新老师给力的支持——从采访提纲的制定到资料收集。

这篇涵盖药品注册工作方方面面的稿件,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产生,彻头彻尾地体现了一位药监注册人发自内心的诉说渴求。

 

“迫切需要与行业、媒体和公众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特别是药品安全知识和管理风险的交流,使这些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社会公众。只有这样才不会陷入一种被动的局面。”

——谈与媒体合作交流。

 

“近期发生的铬超标胶囊事件必将加快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

 

“药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了解原辅材料及其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并按照GMP要求对供应商开展实地检查、质量检验等定期审计工作,确保进厂原辅材料的质量。”

——谈铬超标胶囊事件。

 

“GRP是规范和约束药品审评审批部门行为的法规性文件,GRP的推行可以与药品研究、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GMP、GSP、GCP、GLP和GVP等的实施共同构筑起药品生命周期的管理规范体系。”

——谈《药品注册管理规范》******前夕。

 

“所谓不批准的标准尺度应当以科学基础为依据,也应当与我国制药产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从现阶段来看,实施从严把握尺度的审评策略,合格一个,批准一个,对于维护执法公平,保障用药安全和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产品质量提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谈30%的新药不批准率的科学性。

 

“药品批准上市前现场检查的目的在于,用仔细和分析的眼光来核实药品申报中所提交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检查GMP合规状况。”

——谈新版GMP的注册前检查。

 

“在规定的6个月申请期内企业始终没有提出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表面上看似乎是药品生产企业没有做好接受检查的准备,但实际是一些企业不敢接受检查,这体现了生产现场检查“利剑高悬”的重要价值。”

——谈现场核查打击研发领域虚假活动。

 

“仿制药品生产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认真思考,要认识到,这项工作是国务院高瞻远瞩提出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促进我国仿制药整体质量的持续提高,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契机,也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任务虽然艰巨,但意义十分重大。”

——谈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意义。

 

“SFDA正在结合药物研究管理法规的制修订工作,探索建立和推行CRO登记备案管理制度,拟通过搭建药物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向行业和社会公示CRO的基本情况、研发活动、检查结果和不良记录等信息,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

——谈临床CRO分级管理制度的建立

 

推进DMF  提高中国制药信任度

 

在第四届DIA中国年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药品注册司司长张伟在会上向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药品监管机构的同行以及工业界的代表介绍了我国对出口原料药管理的模式、法规要求和最新进展。

 

面对当前依然严峻的药品安全形势,如何通过增强与世界各国药监机构之间的监管合作来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原料药的信任度?就此特别专访了张伟。

 

开诚布公交流信息

 

问:本次DIA中国年会的主题是“合作与创新”,就当前的监管形势,您如何看待SFDA与各国监管部门、产业界以及与媒体舆论之间的合作?

 

张伟:当前全球医药经济一体化是医药发展的大趋势,其主要表现在全球药物同步研发、国际医药贸易、跨国产品委托加工等方面,与此相伴的是药品安全监管的国际化和法规标准的协调或靠拢。药品安全风险的全球化、长期化和复杂化,使得药品安全问题涉及更多的国家、地区和人民,监管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给世界各国药品监管机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指责;多探讨,少争吵”,这应该成为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两个市场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共同应对医药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强监管合作、增进相互信任、实现互利双赢的主旋律。

 

我国的药品安全监管要走出国门,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药品监管机构多边和双边合作与交流,加快吸收国际先进监管理念和经验,加快规范和标准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加快开展国际认证检查和结果互认的步伐,加快自身的改革发展和能力建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为监管服务,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众健康。

 

同样,我们也迫切需要与行业、媒体和公众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特别是药品安全知识和管理风险的交流,使这些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社会公众。只有这样才不会陷入一种被动的局面。

 

改进和加强食品药品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离不开强有力的新闻宣传,离不开媒体的信息传递,也离不开社会舆论的监督。

 

问:据了解,今年下半年《药用原辅材料DMF备案管理规定》要******,请您评价一下这一制度的重要性。

 

张伟:我认为,近期发生的铬超标胶囊事件必将加快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DMF制度在制药发达国家已经实行多年,应当说是一个针对药用原料、辅料和包装材料管理相对成熟的制度。

 

从国际管理的实践来看,这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和落实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基于企业特别是药用原辅材料生产企业的诚信自律,并且要有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支撑。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药用原辅材料的监督管理,SFDA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管理方式的研究和变革,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起草制定了《药用原辅材料备案管理办法》,并两次上网公开征求意见,目前正在针对提出的意见对相关条款进行研究修改,同时也在研究实施这项制度的策略、步骤、要求以及开展一些操作层面的准备工作,如信息平台的设计开发。

 

实施这一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药用原辅材料信息平台的构建以及标准化、规范化信息的收集、整理、披露和最大化利用,使原辅材料的管理由以往药品监管部门单一负责的方式转向社会化、公开化,形成企业、行业、社会和政府共同参与管理的工作格局。由此可见,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弱化监管而是强化监管。

 

具体要求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药用原辅材料的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公布企业及其产品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资质、产品特性、质量指标和执行标准等,并应对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变更及时性负责,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药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了解原辅材料及其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并按照GMP要求对供应商开展实地检查、质量检验等定期审计工作,确保进厂原辅材料的质量,从而履行药品质量的保证责任;

 

第三,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药用原辅材料生产企业通过信息平台提供的公开部分和非公开部分信息(主要是产品的处方、工艺、供货渠道等涉及企业秘密的内容)开展监督检查,审评部门则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与药品生产企业申报的制剂品种进行关联性审评;

 

第四,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均可通过信息平台查询和检索相关信息,并可对虚假信息进行监督和投诉举报。

 

总而言之,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药用原辅材料管理制度既是加强监督管理、保证药品质量的迫切需要,也是在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益探索。

 

GRP约束审批部门行为

 

问:从药品注册管理体系建设来看,加强注册管理各环节的协调与合作是保证药品审评审批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基础。今年要颁布《药品注册管理质量规范(GRP)》,这一规范的******对我国药品研发领域将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张伟:GRP是规范和约束药品审评审批部门行为的法规性文件,现已成为世界各国药品管理部门乃至产业界较为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SFDA从2010年开始就着手研究起草GRP,以期进一步改进、完善和加强药品注册管理工作。

 

中国的GRP设计由于注册管理体制的不同有别于其他国家,我们不仅包括行政审批部分的GRP(药品注册质量管理规范),也包括技术审评部分的GRP(药品审评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部分的GIP(药品现场检查质量管理规范)以及复核检验部分的GLP(药品检验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因此,中国的GRP涉及到药品的受理、审评、检查、检验以及审批等各环节,旨在加强顶层设计,统一组织协调,规范注册全过程的管理,保证整体工作质量,提高体系运行效率。

 

GRP重点强调要遵从“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优质高效和有效沟通”的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审评者、管理者对申请人、投资者和研究方的承诺,也是中国药物创新发展和产业提升的迫切要求。

 

GRP的推行不仅能够完善药品注册管理,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审批效率,服务药品研发,而且可以与药品研究、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GMP、GSP、GCP、GLP和GVP等的实施共同构筑起药品生命周期的管理规范体系。

 

问:从严审批是近年来我国药品注册的态势,2011年我国新药不批准率保持在30%左右,这个30%左右的数字合理吗?会否有一个尺度确定不批准率?

 

张伟:应当说,不批准率是个相对的数字。药品注册申请的类别不同、研究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指导思想和审评理念的不同都会使批准率发生不同的变化。

 

比如从新药研究的过程和规律来看,经过I、II、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不断验证和淘汰,最终批准上市的药品仅有1/10。

 

我国是以仿制药为主的国家,研发的成功率应当相对较高。近些年SFDA针对曾一度出现的仿制药低水平重复研发和申报现象严重的问题,坚持从严审评审批的原则,利用技术标准设置门槛,有效遏制了不良趋势的蔓延,同时药品审评中心及时公布和更新已有批准文号药品的信息,对仿制药的研发进行提示和指导。

 

所谓标准尺度应当以科学基础为依据,也应当与我国制药产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从现阶段来看,实施从严把握尺度的审评策略,合格一个,批准一个,对于维护执法公平,保障用药安全和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产品质量提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达标审查批准前检查

 

问:新版GMP在药品审批过程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步骤——达标审查批准前检查。目的是监管人员要到现场核实企业申报的工艺确实可以在满足GMP的条件下实施。这个检查的科学成分很重。您认为国内企业目前在注册批准前检查的准备是否充分?如果不充分,缺陷在哪里?

 

张伟:药品批准上市前现场检查的目的在于,用仔细和分析的眼光来核实药品申报中所提交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检查GMP合规状况。这是药品批准过程中确保安全和有效的重要部分。

 

药品批准上市前检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更加强调科学性,这一举措的施行,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国内企业对基于科学和风险的质量体系的建设, 解决可能存在的药品生产批准的工艺和执行不一致的问题。

 

药品批准前现场检查工作一贯是药物研究监督的重要环节。研究过程的真实可靠是做好药品注册审评的基础,是保证药品安全、有效的源头。

 

近两年,SFDA药品认证管理中心接受了一些已通过药品技术审评的药品或生物制品品种,但在规定的6个月申请期内企业始终没有提出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表面上看似乎是药品生产企业没有做好接受检查的准备,但实际是一些企业不敢接受检查,这体现了生产现场检查“利剑高悬”的重要价值,可以说,生产现场检查对于保证药品的成药性和市场的可获得性,维护注册执法公平,打击研发中的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起到了制度性保障作用。

 

问:2012年,SFDA将全面部署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可能会淘汰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对医药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请问SFDA对这些仿制药生产企业有什么建议?

 

张伟:目前,我国4000多家生产企业共持有药品批准文号18.7万个,其中,化学药品批准文号12.1万个,绝大多数为仿制药。基本药物中的570个化药品种就涉及到3.3万个批准文号、2400余家药品生产企业。

 

SFDA几年中开展的药品质量评价性抽验结果显示,部分仿制药与被仿制药质量上存在一定差距。

 

根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SFDA将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以提高与淘汰相结合,政府推动与企业主动相结合,全面统筹与重点推进相结合为总体思路,以基本药物和临床常用药为主(粗略估计涉及500多个品种),开展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我们将率先确定拟开展评价的品种名单,组织国家实验室和相关机构开展质量比对研究的探索性和示范性工作,并进一步引导和指导企业自行开展产品与被仿产品(原研药)的质量比对研究工作,还将组织专家对产品质量比对研究的结果进行评价。

 

达到质量一致性要求的,将得到药品在招标采购、定价、报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达不到要求的将予以淘汰。

 

仿制药品生产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认真思考,要认识到,这项工作是国务院高瞻远瞩提出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促进我国仿制药整体质量的持续提高,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契机,也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任务虽然艰巨,但意义十分重大。

 

要把这项工作与新版GMP的实施、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的执行等统筹考虑,结合各自的产品生产和市场情况,按照“理性评估,突出重点,有保有弃”的原则,制定好工作规划和时间表,一方面要主动向承担先期研究任务的国家实验室和相关机构提供样品,另一方面依照SFDA发布的指导原则自行开展研究工作,用试验数据来考量自身产品与被仿产品(原研药)的质量一致性。

 

通过评价的产品,企业要严格按照工艺、处方和原辅材料以及制剂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确保产品的批间均一性、稳定性及质量一致性,并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产品抽验。对于达不到评价要求的,及时退出或通过变更处方和工艺的研究后继续开展评价工作,直至达到要求。总之,这项工作对企业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早开展,早获益。

 

推行CRO管理规范

 

问:最近有一家本土临床CRO(合同研究组织)公司上市引起关注。2011年有51家临床试验机构或专业整改甚至取消资格,2012年SFDA对临床研究监管的“高压”态势还会持续吗?目前临床研究监管全面加强对临床CRO带来怎样的影响?会不会引发临床CRO产业出现新的格局?

 

张伟:是的,“重审批、强监管”是今年乃至“十二五”期间药品注册管理的指导原则,我们将继续加大对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的监管力度,其中加强对CRO的管理是保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国际方面看,CRO行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新药研发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CRO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

 

一方面数量已达几百家,形成近百亿市场规模,未来几年还将保持18%左右的行业增长;另一方面,CRO承接药物研究的项目逐年增多,如2010年SFDA批准的916个药物临床研究项目中,约有40%是CRO公司受申办者委托开展的,足以见其作用日益凸显。

 

然而,我国CRO行业的建设与发展是不平衡的。

无论是资质信誉、规模大小、人员素质和设备条件,还是自律意识、组织管理、质量保障和合同执行,CRO之间参差不齐,差异较大。特别是一些CR0在从事研发活动中存在编造试验数据和资料、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违法违规行为。

 

虽然说,前几年经历了药品注册申报集中整治的“大浪淘沙”,这种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但仍有少数“黑中介、黑代理”浮出水面,继续干着玷污行业声誉的勾当。

 

为了加强对CRO的监管,促进CRO行业的健康发展,保证药物研究质量,SFDA正在结合药物研究管理法规的制修订工作,探索建立和推行CRO登记备案管理制度,拟通过搭建药物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向行业和社会公示CRO的基本情况、研发活动、检查结果和不良记录等信息,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

 

同时加强与CRO行业组织和协会的密切合作,支持和鼓励推广行业的《CRO临床试验服务管理规范》,完善CRO的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加强临床研究监查员的培训和探索实行资格认定管理,充分发挥好行业组织和协会在政府管理部门与研究机构、生产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