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冬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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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字的记者生涯,别人的故事

Written on 2009/11/12 – 1:37 上午 by donglei

花了几天时间把过去三年写的东西重新倒出来,放在这里。算了一下发表的文字量约有8万余字,月平均2000字左右。

在一边上传的时候,也会故作不经意的姿态读上几段,结果要么是被自己吸引住,大白天沉醉在早已被反复咀嚼过无数次的文字中,要么就是鸡皮疙瘩一哆嗦,被自己恶心了一把,当然后一种情况并不多。

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得出,我在努力追求那种典型的西方新闻报道的手法,比如,总要出其不意地来一段华尔街日报式的开头,从主人公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场景入手,啪的一下冷冷地丢在读者面前,坚信他们已被我吸引住了。然后就由近到远,由个体到整体,事件的背景交待和关键人物的引言来回穿插、过渡。其中对导语的构思和倒三角的结构创作往往让我心力憔悴,这被西方新闻教材中称为“伟大的开头”。可《医药经理人》最杰出的记者赖强告诉我,他最近在北京听了一场许知远跟新闻媒体人的讲座,许知远说他已经过了那种为寻找一个夸张的开头而绞尽脑汁的时代,这让我感到很落伍。

在我的文章中,你可以发现,能展现的新闻故事并不多。在一些看似大篇幅的报道中,囿于时间和空间,采访团队极少能到现场去跟事件的关键人物当面交流。而更多的靠电话两端的采访,每位采访人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然后就在缺乏事实印证的采访录音里加以文字上的拼凑。你看到了一篇揭示性的新闻报道么?你看到过一篇人物和事件稍微复杂一点的故事么?你看到过一篇能把国家宏观政策解析清楚,同时又能将该政策触及底层微观利益表达明了的文章吗?

写的不够好,是因为离的不够近,是因为始终缺少一个记者在第一现场不断追问的勇气。

在这8万字中,绝大多数是访谈对话语录式的文章。在这些一问一答中,极少体现出与被访嘉宾的互动交流(与自身对话能力的到达极大关系),采访问题生硬、大而空的痕迹表露无遗。至少在文字上没有追求一种人性化的呈现。

罗氏的首席科学官陈力博士最近给我看了一篇外电采访他的报道,读完这篇访谈录,我的脑海里清晰的出现了一幅这样的画面:陈力与采访他的记者面对面地坐下,或许来上一杯小酒,两人妙语连珠,外国记者的问题让陈力很兴奋,陈力即便用英文表达药物研发如此高深的话题也很煽情。对话过程中可以看出二者的思维衔接紧密,文字上则全是用短句,短的问题,短的答案,短的评论,短的回应。现场录音现场记录。

回到自己的访谈,基本上是那种宏大的、居高临下式的采访提纲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被访人,请他们照着提纲准备一下,拿着电话讲讲,甚至更加偷懒的做法是,请对方直接作笔答。所有个性化的语言和观点就这样被抹杀了。

在这8万字中,有几篇评论稿。这是一个记者写作历程中最高的门槛,往往要经过深层次的积淀和锻炼才敢碰这类题材。而对于我,也远远没有达到这一境界,你必须把一件事情,一种现象彻底想明白了才能摸一篇言论稿,这是一种基本的责任。否则读者凭什么读你的文章呢?

回想起写言论稿的日子让我毛骨悚然。拿着一个题目,一想到看我文章的读者都是行家里手,恐惧就如同迷雾一样笼罩了全身,直到送印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犹如一个垂死的妇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打开电脑,这时候需要的不是下笔的勇气了,而是豁出去过一把瘾就死的无知与无畏。

不管怎样,8万字写了就是写了,而且付印成铅字,被人读过,吹毛求疵一下以中庸的话语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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