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举行的“中国国际生物医药外包服务大会”聚集了众多从事一线临床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基地负责人参与研讨。作为GCP的实践者，演讲嘉宾能在一场药物研发外包国际大会上以研究者的角度就中国临床研究机构参与新药开发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在纷繁复杂的医疗环境当下实属难能可贵。其中关于临床研究机构管理组织（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MO）在中国建立与发展的讨论，令SMO的概念浮出水面，“项目经理人”和第三方试验管理商业组织在中国的引入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

要探究SMO的建立，在中国应该有着怎样的定位，其责权利要如何划分，需要在临床研究实际操作的各个层面上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讨论，而不能脱离中国临床研究机构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照搬所谓欧美和日本的模版。

与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对研究机构实行准入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资格认定制度，尽管目前已有296家医院经过资格认定成为临床试验机构，但水平参差不齐。在国际多中心临床项目逐年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临床研究机构呈现出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品牌医院出现“扎堆”现象,另一方面,中小型专科基地因自身宣传不足和地域原因无人问津,这使得我国临床资源分布极不合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卫生体制上并没有给予新药临床研究以足够的重视，学科发展裹足不前，甚至不把新药临床试验项目当作科研看待，而且国家也缺乏相应的支持和鼓励，与诊疗任务及其为医院赢得的经济效益相比，新药临床研究在短期看既无名又无利，临床医生参与的积极性可想而知。在人员配备上，据与会嘉宾北医三院的李海燕主任介绍，国家制定的编制一般是根据病床数设置医护人员，并没有考虑参与临床研究的协调人员，临床研究基地工作人员不得不同时肩负着门诊、教学、住院病人治疗、科研和新药临床试验等任务。由此一来，没有时间、缺乏培训、操作不规范、积极性差是目前困扰中国临床研究者的几大现状。可以说，我国临床试验在基地操作层面的种种不完善，催生了对临床试验现场管理组织的需求。

与CRO代表申办者利益，行使部分或全部申办者职责相对应，SMO是服务于临床试验机构的组织,主要通过派遣临床协调员（CRC）来协助研究者做非科学性判断的工作。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起源，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迅速发展的商业组织，SMO是临床资源市场化成熟度显著提高的产物。通常，SMO的业务范围包括：向申办者和CRO推荐合格试验机构、协商经费、管理研究财务、有效沟通和解决问题等。其广泛的临床研究机构网络及拥有临床研究机构等特点既为临床试验基地节省了大量资料统计、数据誊写等繁杂工作，也为研究质量提供了保证。

SMO的建立涉及到具体派驻项目管理人员到基地统筹整合临床资源，在当前中国的医疗卫生及临床试验体系下，却存在先天条件不足的缺陷。一方面，医院有第三方管理培训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体制上和人员意识上的原因，不少医院对于外来人员插手本院管理大多有排斥和抵触心理。这与我国各级医院管理体系复杂，各研究机构和科室的既得利益或将受到冲击不无关系。笔者以为，中国临床试验质量的提高关键在医院，核心是医生的水平，要吸引医生积极从事药物临床试验工作，既要靠政策、机制支持，也要靠市场调节，而这才是SMO存在的真正意义。要发展SMO，就必须确立CRC在临床试验的角色和地位。鉴于当前医院的排外心理，基地从自身培养建立或者接受CRC的派驻是一条可以尝试的突破口，关键是国家相关机构要对这一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清晰的定位和描述。无论是设置CRC还是建立SMO，如果丧失了坚实的制度支持，保障中国临床试验质量、提高中国临床研究国际化水平等高远的目标就会陷入悬置的窘境。

(2009.10)

在医药行业媒体的人也许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关于“昆泰”的新华社通稿残存印象。那个时候，每天到了下午四点定时接收新华社稿件时，一则则与昆泰业务、昆泰发展有关的小消息就会接踵而至报社的新闻中心。重点关注国内仿制药产业报道的编辑们无暇顾及昆泰在华的发展壮大，而“合同研究组织”这一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拗口并且光看字面无从得知其含义的词组是那么的陌生。

让我们直接跳到2007年的百度，用于形容CRO的字眼你可以搜索到的是“行业的春天”，“严冬的G点”等等极富煽动性的标题。也就是在这短短数十年中，国内兴起的本土CRO达到三百多家，多家跨国CRO巨头在华开展业务。

这是一个因制药行业发展应运而生的产业，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将注定以效率与成本来产生其生存价值，与制药产业共生共容。从这一点上来说，CRO就是制药巨头们的一个外延，而且在职位的设置上，CRO企业与药企研发部也出现了很大的重合性，如两者都可能有医学总监或是临床监查员（CRA）等等。

我们之所以要关注这个群体，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CRO将促进中国新药开发各方的内部融合与全球各地的跨国企业的广泛合作，为中国药物实现真正的创新。

也许从一开始，中国的CRO企业可能仅仅注重于生产工艺的开发，也许，目前中国CRO企业大部分仍集中于那些“门槛”较低的领域，但从长远来看，这正是中国制药界学习全球领先技术与方法的一条可探索之路。一步步地由易到难，一点点地掌握学习药物研发的整个系统过程，最终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技术人才并建立更多的新型研发管理方式。这或许是我们需要理解CRO服务行业的深刻意义。

药物研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它不仅需要“产学研”的充分合作，也需要药政部门的大力支持（10月1日生效的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正是向这个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而产业界、研发机构与药政部门的通力合作、国内外的全方位合作是CRO产业欣欣向荣的一个重要基础。简而言之，“合作”是CRO的关键。

在药物临床研究方面，国内CRO企业与各跨国机构的合作也将促使着整个中国临床界更好地运用ICH GCP的国际性临床规范，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机构充分利用中国的优势进行更多的临床研究，在客观上促进国内临床水平的提高。

(2007.09)

这一次，中国直面其药物临床试验审批时间过长的境况，与日本药监当局在同一国际场合不约而同地拿出各自的改良方案，昭示了亚洲正逐渐走向全球药物开发舞台的中央。2008中日韩东亚药品注册论坛（East Asian Pharmaceutical Regultory Symposium）4月12日在日本东京落下了帷幕。虽然论坛的日程只有一天半，但是三个国家药监机构负责药品注册最高主管的直接参与和代表团组成的专业化，将“全球药物开发”这个已经很热门的话题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合理使用非本国临床数据

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导制定的ICH指导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或借鉴，而成为“全球药物开发”的指导性文件。全球药物开发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提高全球药物同步开发的可能性，减少创新药品在全球各国上市时间上的差异，从而达到药品在促进公共健康中的作用。目前，全球各国同一创新药品的上市时间可有4～5年的差距。

虽然，这个理念和目标本身并不带有任何的倾向性，但是，由于全球药物开发资源及能力分布的不平衡，各个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工作重点不同，以及各国药监机构的宗旨、机构组成、人员配备及经验的不均一性，在操作层面上，全球药物开发，特别是“全球同步开发”这个理念，无论对制药业还是药监机构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该挑战的技术焦点，就是如何在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中，合理使用非本国临床数据。如何看待国与国人种间的差别是一个可以探讨的科学问题。很多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时候，国内的人种间的差别会远大于国与国人种间的差别。

日本是ICH的一个发起国， 但是在接受非本国临床数据的这个问题上，曾一直持保守态度。然而，基于全球药物开发的走势，特别是全球药业对中国、印度和韩国等新兴市场表现出的极度关注、兴趣和耐心，为了不让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日本药监当局从其本国公民的实际利益出发，大刀阔斧的推进改革，出台了一个全新的鼓励全球药物开发的指导原则——“全球临床开发基本指导指南”，大力推动日本参与全球临床试验。然而，日本药监当局也认识到，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欧美与日本之间的人种差异问题不能有快速突破的情况下，寻求区域间的协调和合作，特别是同中国和韩国这两个重要的新兴市场的协调和合作，对积极稳妥地推动其内部改革并继续发挥其在ICH中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将临床开发核心技术引入中国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药监机构，其所面临的挑战是不尽相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国内企业在全球药物开发这个方向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研究”（Research），而不注重“开发”(development)的能力，特别是后期临床开发能力的培养和获得。在华的跨国企业希望将中国融入其全球开发的计划之中。但是，由于包括中国现行法规、审评资源和时限及外企本身的多种原因，中国对全球临床试验的参与程度，都还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同时，中国的参与在很大的程度上只限于临床操作程面。如何引进国外临床开发的能力，是国家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司司长张伟在会上对此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没有回避临床试验审批的时限在中国过长的现象，而是认为，只有通过继续奉行“鼓励新药创新”的国策，努力建造以“良好审评注册管理规范”(GRP)为基础的药品审评注册管理机制，才能缩短临床试验审批的时限，并为这种“缩短”的可持续性奠定真正的基础。 过去都是药监机构为制药行业制定一些列的国际规范（“P”）——GCP、GLP、GMP，而这次药监机构提出给自己写个“P”（规范），其意义非同小可。

张伟同时指出，全球药物研发同样也给制药企业带来了挑战。随着新兴市场药品监管和审评机构技术审评能力的不断提高，要求制药企业特别是跨国制药企业不仅仅只是把新兴市场当作临床试验的基地，同时还应注重对当地药品注册人员科学能力以及良好沟通能力的培养。“因为，忽视这种能力的培养则可能导致审评时限的延长。”他和药品审评中心审评管理与协调部部长冯毅都举例强调了这个问题。

全球药物研发不但给新兴市场的药品监管机构带来挑战，同时也同样给成熟市场的药品监管机构带来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数据来自于新兴市场，成熟市场的监管机构将面临着同新兴市场的药品监管机构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从其他国家或地区采集的临床数据来支持本国的上市申请。这也是中国药监局提请成熟市场的药品监管机构要提前思考的问题。  (2008.3)

吴建文是一个想把时间留住的人。2007年9月，这位上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总裁做了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他建展览馆。耗时半年，投入上百万元，修葺一幢属于政府拆迁项目的危房，走访老同志，寻找文史，搬来实物，上海延安西路1146号，这栋由红砖修建的四层小洋楼，曾经是中国第一支青霉素的诞生地，如今叫“中国抗生素展示馆”，有2个亿的地价。

年届92岁高龄的中国抗生素创始人之一、原上海市医药管理局局长史毓民在今年3月题写完“中国抗生素展”这几个字后，老泪纵横，激动不已。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回想历史倍觉沧桑，还是为抗生素在中国的起伏跌宕而感慨。

近代上海，是华洋并举、万商云集的商埠。19世纪中期开始逐渐有了西药房、西药厂、医疗器械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最集中、最重要的中西药品、医疗器械产地之一，但基本上还处于依赖进口原料加工为主的落后状况。

解放前上海市区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约在40岁左右。青霉素旧称盘尼西林，是当时的万药之王，在耐药性并不突出的当时，价比黄金。在解放战争时期，即使是重伤员也难以使用如此昂贵的药物，更何况普通市民。因为感染而造成的死亡，是影响旧时中国人预期寿命的主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早在经济恢复时期，上海的医药事业在市长陈毅的直接领导下，组建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使上海医药事业从无政府状态走向有秩序的发展；筹建了当时新一代的抗感染药青霉素的生产企业，为以后上海发展原料药品的生产起了先导作用。

1950年，上海西药生产开始恢复。8月，中央人民政府确定全国制药工业“以原料为主，制剂为辅”的发展方针。1951年7月，青霉素实验所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青霉素，结束了青霉素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195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投资扩建青霉素实验所，建立了自行设计的第一座生产抗生素的专业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标志着我国抗生素工业已初步建立。1955年，上海市区男性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61.6岁，女性达到了63.8岁。年增长分别为4.90岁和4.55岁……

有人说，万事万物终结于照片。所有对中国抗生素的回忆，以及有关回忆的回忆，在这一组组老照片中定格成为瞬间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留住抗生素的上海时间，留住中国抗生素的根与魂，这是吴建文在2007年想做，并在2008年做成的一件事。（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