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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DMF 提高中国制药信任度

2012/05/30 – 2:55 下午

千万不要以为我一个人能完成这个任务。

感谢我的同事们和姚立新老师给力的支持——从采访提纲的制定到资料收集。

这篇涵盖药品注册工作方方面面的稿件,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产生,彻头彻尾地体现了一位药监注册人发自内心的诉说渴求。

 

“迫切需要与行业、媒体和公众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特别是药品安全知识和管理风险的交流,使这些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社会公众。只有这样才不会陷入一种被动的局面。”

——谈与媒体合作交流。

 

“近期发生的铬超标胶囊事件必将加快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

 

“药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了解原辅材料及其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并按照GMP要求对供应商开展实地检查、质量检验等定期审计工作,确保进厂原辅材料的质量。”

——谈铬超标胶囊事件。

 

“GRP是规范和约束药品审评审批部门行为的法规性文件,GRP的推行可以与药品研究、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GMP、GSP、GCP、GLP和GVP等的实施共同构筑起药品生命周期的管理规范体系。”

——谈《药品注册管理规范》出台前夕。

 

“所谓不批准的标准尺度应当以科学基础为依据,也应当与我国制药产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从现阶段来看,实施从严把握尺度的审评策略,合格一个,批准一个,对于维护执法公平,保障用药安全和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产品质量提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谈30%的新药不批准率的科学性。

 

“药品批准上市前现场检查的目的在于,用仔细和分析的眼光来核实药品申报中所提交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检查GMP合规状况。”

——谈新版GMP的注册前检查。

 

“在规定的6个月申请期内企业始终没有提出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表面上看似乎是药品生产企业没有做好接受检查的准备,但实际是一些企业不敢接受检查,这体现了生产现场检查“利剑高悬”的重要价值。”

——谈现场核查打击研发领域虚假活动。

 

“仿制药品生产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认真思考,要认识到,这项工作是国务院高瞻远瞩提出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促进我国仿制药整体质量的持续提高,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契机,也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任务虽然艰巨,但意义十分重大。”

——谈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的意义。

 

“SFDA正在结合药物研究管理法规的制修订工作,探索建立和推行CRO登记备案管理制度,拟通过搭建药物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向行业和社会公示CRO的基本情况、研发活动、检查结果和不良记录等信息,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

——谈临床CRO分级管理制度的建立

 

推进DMF  提高中国制药信任度

 

在第四届DIA中国年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药品注册司司长张伟在会上向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药品监管机构的同行以及工业界的代表介绍了我国对出口原料药管理的模式、法规要求和最新进展。

 

面对当前依然严峻的药品安全形势,如何通过增强与世界各国药监机构之间的监管合作来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原料药的信任度?就此特别专访了张伟。

 

开诚布公交流信息

 

问:本次DIA中国年会的主题是“合作与创新”,就当前的监管形势,您如何看待SFDA与各国监管部门、产业界以及与媒体舆论之间的合作?

 

张伟:当前全球医药经济一体化是医药发展的大趋势,其主要表现在全球药物同步研发、国际医药贸易、跨国产品委托加工等方面,与此相伴的是药品安全监管的国际化和法规标准的协调或靠拢。药品安全风险的全球化、长期化和复杂化,使得药品安全问题涉及更多的国家、地区和人民,监管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给世界各国药品监管机构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指责;多探讨,少争吵”,这应该成为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两个市场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共同应对医药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强监管合作、增进相互信任、实现互利双赢的主旋律。

 

我国的药品安全监管要走出国门,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药品监管机构多边和双边合作与交流,加快吸收国际先进监管理念和经验,加快规范和标准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加快开展国际认证检查和结果互认的步伐,加快自身的改革发展和能力建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为监管服务,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众健康。

 

同样,我们也迫切需要与行业、媒体和公众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特别是药品安全知识和管理风险的交流,使这些信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达给社会公众。只有这样才不会陷入一种被动的局面。

 

改进和加强食品药品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离不开强有力的新闻宣传,离不开媒体的信息传递,也离不开社会舆论的监督。

 

问:据了解,今年下半年《药用原辅材料DMF备案管理规定》要出台,请您评价一下这一制度的重要性。

 

张伟:我认为,近期发生的铬超标胶囊事件必将加快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DMF制度在制药发达国家已经实行多年,应当说是一个针对药用原料、辅料和包装材料管理相对成熟的制度。

 

从国际管理的实践来看,这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和落实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基于企业特别是药用原辅材料生产企业的诚信自律,并且要有强大的信息管理系统支撑。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药用原辅材料的监督管理,SFDA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管理方式的研究和变革,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起草制定了《药用原辅材料备案管理办法》,并两次上网公开征求意见,目前正在针对提出的意见对相关条款进行研究修改,同时也在研究实施这项制度的策略、步骤、要求以及开展一些操作层面的准备工作,如信息平台的设计开发。

 

实施这一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药用原辅材料信息平台的构建以及标准化、规范化信息的收集、整理、披露和最大化利用,使原辅材料的管理由以往药品监管部门单一负责的方式转向社会化、公开化,形成企业、行业、社会和政府共同参与管理的工作格局。由此可见,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弱化监管而是强化监管。

 

具体要求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药用原辅材料的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公布企业及其产品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资质、产品特性、质量指标和执行标准等,并应对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变更及时性负责,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药品生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了解原辅材料及其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并按照GMP要求对供应商开展实地检查、质量检验等定期审计工作,确保进厂原辅材料的质量,从而履行药品质量的保证责任;

 

第三,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药用原辅材料生产企业通过信息平台提供的公开部分和非公开部分信息(主要是产品的处方、工艺、供货渠道等涉及企业秘密的内容)开展监督检查,审评部门则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与药品生产企业申报的制剂品种进行关联性审评;

 

第四,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均可通过信息平台查询和检索相关信息,并可对虚假信息进行监督和投诉举报。

 

总而言之,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药用原辅材料管理制度既是加强监督管理、保证药品质量的迫切需要,也是在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有益探索。

 

GRP约束审批部门行为

 

问:从药品注册管理体系建设来看,加强注册管理各环节的协调与合作是保证药品审评审批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基础。今年要颁布《药品注册管理质量规范(GRP)》,这一规范的出台对我国药品研发领域将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张伟:GRP是规范和约束药品审评审批部门行为的法规性文件,现已成为世界各国药品管理部门乃至产业界较为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SFDA从2010年开始就着手研究起草GRP,以期进一步改进、完善和加强药品注册管理工作。

 

中国的GRP设计由于注册管理体制的不同有别于其他国家,我们不仅包括行政审批部分的GRP(药品注册质量管理规范),也包括技术审评部分的GRP(药品审评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部分的GIP(药品现场检查质量管理规范)以及复核检验部分的GLP(药品检验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因此,中国的GRP涉及到药品的受理、审评、检查、检验以及审批等各环节,旨在加强顶层设计,统一组织协调,规范注册全过程的管理,保证整体工作质量,提高体系运行效率。

 

GRP重点强调要遵从“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优质高效和有效沟通”的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审评者、管理者对申请人、投资者和研究方的承诺,也是中国药物创新发展和产业提升的迫切要求。

 

GRP的推行不仅能够完善药品注册管理,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审批效率,服务药品研发,而且可以与药品研究、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GMP、GSP、GCP、GLP和GVP等的实施共同构筑起药品生命周期的管理规范体系。

 

问:从严审批是近年来我国药品注册的态势,2011年我国新药不批准率保持在30%左右,这个30%左右的数字合理吗?会否有一个尺度确定不批准率?

 

张伟:应当说,不批准率是个相对的数字。药品注册申请的类别不同、研究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以及指导思想和审评理念的不同都会使批准率发生不同的变化。

 

比如从新药研究的过程和规律来看,经过I、II、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不断验证和淘汰,最终批准上市的药品仅有1/10。

 

我国是以仿制药为主的国家,研发的成功率应当相对较高。近些年SFDA针对曾一度出现的仿制药低水平重复研发和申报现象严重的问题,坚持从严审评审批的原则,利用技术标准设置门槛,有效遏制了不良趋势的蔓延,同时药品审评中心及时公布和更新已有批准文号药品的信息,对仿制药的研发进行提示和指导。

 

所谓标准尺度应当以科学基础为依据,也应当与我国制药产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从现阶段来看,实施从严把握尺度的审评策略,合格一个,批准一个,对于维护执法公平,保障用药安全和促进行业结构调整、产品质量提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达标审查批准前检查

 

问:新版GMP在药品审批过程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步骤——达标审查批准前检查。目的是监管人员要到现场核实企业申报的工艺确实可以在满足GMP的条件下实施。这个检查的科学成分很重。您认为国内企业目前在注册批准前检查的准备是否充分?如果不充分,缺陷在哪里?

 

张伟:药品批准上市前现场检查的目的在于,用仔细和分析的眼光来核实药品申报中所提交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检查GMP合规状况。这是药品批准过程中确保安全和有效的重要部分。

 

药品批准上市前检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更加强调科学性,这一举措的施行,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国内企业对基于科学和风险的质量体系的建设, 解决可能存在的药品生产批准的工艺和执行不一致的问题。

 

药品批准前现场检查工作一贯是药物研究监督的重要环节。研究过程的真实可靠是做好药品注册审评的基础,是保证药品安全、有效的源头。

 

近两年,SFDA药品认证管理中心接受了一些已通过药品技术审评的药品或生物制品品种,但在规定的6个月申请期内企业始终没有提出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表面上看似乎是药品生产企业没有做好接受检查的准备,但实际是一些企业不敢接受检查,这体现了生产现场检查“利剑高悬”的重要价值,可以说,生产现场检查对于保证药品的成药性和市场的可获得性,维护注册执法公平,打击研发中的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起到了制度性保障作用。

 

问:2012年,SFDA将全面部署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可能会淘汰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对医药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请问SFDA对这些仿制药生产企业有什么建议?

 

张伟:目前,我国4000多家生产企业共持有药品批准文号18.7万个,其中,化学药品批准文号12.1万个,绝大多数为仿制药。基本药物中的570个化药品种就涉及到3.3万个批准文号、2400余家药品生产企业。

 

SFDA几年中开展的药品质量评价性抽验结果显示,部分仿制药与被仿制药质量上存在一定差距。

 

根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SFDA将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以提高与淘汰相结合,政府推动与企业主动相结合,全面统筹与重点推进相结合为总体思路,以基本药物和临床常用药为主(粗略估计涉及500多个品种),开展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工作。我们将率先确定拟开展评价的品种名单,组织国家实验室和相关机构开展质量比对研究的探索性和示范性工作,并进一步引导和指导企业自行开展产品与被仿产品(原研药)的质量比对研究工作,还将组织专家对产品质量比对研究的结果进行评价。

 

达到质量一致性要求的,将得到药品在招标采购、定价、报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达不到要求的将予以淘汰。

 

仿制药品生产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认真思考,要认识到,这项工作是国务院高瞻远瞩提出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促进我国仿制药整体质量的持续提高,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契机,也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任务虽然艰巨,但意义十分重大。

 

要把这项工作与新版GMP的实施、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的执行等统筹考虑,结合各自的产品生产和市场情况,按照“理性评估,突出重点,有保有弃”的原则,制定好工作规划和时间表,一方面要主动向承担先期研究任务的国家实验室和相关机构提供样品,另一方面依照SFDA发布的指导原则自行开展研究工作,用试验数据来考量自身产品与被仿产品(原研药)的质量一致性。

 

通过评价的产品,企业要严格按照工艺、处方和原辅材料以及制剂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确保产品的批间均一性、稳定性及质量一致性,并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产品抽验。对于达不到评价要求的,及时退出或通过变更处方和工艺的研究后继续开展评价工作,直至达到要求。总之,这项工作对企业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支持和引导,早开展,早获益。

 

推行CRO管理规范

 

问:最近有一家本土临床CRO(合同研究组织)公司上市引起关注。2011年有51家临床试验机构或专业整改甚至取消资格,2012年SFDA对临床研究监管的“高压”态势还会持续吗?目前临床研究监管全面加强对临床CRO带来怎样的影响?会不会引发临床CRO产业出现新的格局?

 

张伟:是的,“重审批、强监管”是今年乃至“十二五”期间药品注册管理的指导原则,我们将继续加大对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的监管力度,其中加强对CRO的管理是保证药物临床试验质量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国际方面看,CRO行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新药研发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CRO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

 

一方面数量已达几百家,形成近百亿市场规模,未来几年还将保持18%左右的行业增长;另一方面,CRO承接药物研究的项目逐年增多,如2010年SFDA批准的916个药物临床研究项目中,约有40%是CRO公司受申办者委托开展的,足以见其作用日益凸显。

 

然而,我国CRO行业的建设与发展是不平衡的。

无论是资质信誉、规模大小、人员素质和设备条件,还是自律意识、组织管理、质量保障和合同执行,CRO之间参差不齐,差异较大。特别是一些CR0在从事研发活动中存在编造试验数据和资料、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违法违规行为。

 

虽然说,前几年经历了药品注册申报集中整治的“大浪淘沙”,这种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但仍有少数“黑中介、黑代理”浮出水面,继续干着玷污行业声誉的勾当。

 

为了加强对CRO的监管,促进CRO行业的健康发展,保证药物研究质量,SFDA正在结合药物研究管理法规的制修订工作,探索建立和推行CRO登记备案管理制度,拟通过搭建药物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向行业和社会公示CRO的基本情况、研发活动、检查结果和不良记录等信息,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实施分类管理。

 

同时加强与CRO行业组织和协会的密切合作,支持和鼓励推广行业的《CRO临床试验服务管理规范》,完善CRO的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加强临床研究监查员的培训和探索实行资格认定管理,充分发挥好行业组织和协会在政府管理部门与研究机构、生产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没有什么能阻挡创新的步伐

2012/05/23 – 9:36 上午

发自上海

 

展台上除环保袋无一张广告宣传单、不接受任何企业赞助,在这个最能直接反映临床研究市场发展情况的药物信息协会(DIA)中国年会上,所有讲者不收取讲课费,甚至用自己所在职公司的时间和差旅费来参加会议,药厂则把有雇员能获DIA邀请作为讲者视作一种荣耀,这在中国制药学术界实在少见。

5月20日是国际第八届临床试验日,DIA年会也在中国步入第四个年头。

事实上,早在2006年,《医药经济报》就在全国率先报道普林斯顿DIA年会上一场关于中国和印度研发实力较量的研讨。

国际上对中印感兴趣的话题在于,如何将两国牢牢嵌入西方新药开发链条的最低端,即利用亚洲这两个人口大国的病人资源,加快专利药在发展中国家上市。

也是在那一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概念逐渐在中国药监高层明晰,彼时也是外企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的高峰期。

兴建研发中心犹如圈地运动,由此展开一场以外企研发注册需求与中国基于仿制药监管审批法规上的博弈,而审批时限、I期临床、IND机制、GRP这些名词对于彼时大多数仍处于一拥而上申报仿制药的国内企业来说,陌生而遥远。

经历了清理整顿、集中审批的阵痛、伴随着鼓励创新的国策制定,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出台,面对全球同步开发大潮的席卷,无论是国家监管层面,还是民族企业都猛然觉醒:唯有追求源自于临床需求的创新和质量品质才是我国制药行业的强国之路。

尤为让人振奋的是,2012年5月10日SFDA《关于化学药IND申请药学研究数据提交事宜的通知》的出台,意味着长期以来我国新药注册实行“两报两批”、“批临床”的审批禁锢有望打破,IND机制的建立作为科学法规基石,令鼓励创新不再是一句空话。

从普林斯顿的年会走来,6年过去,DIA迎来了首位来自中国的全球主席。而在药物研发领域,中国的地位也日渐提升。西方药企从仅把中国作为试验操作基地,转而将其视为潜在药物创新战略主导国和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

然而,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在这样顶尖级的国际药物研发会议上,在1000多名参会者里,在针对创新药开发专设的转化医学、数理统计、审评科学决策的种种专场演讲中,除了江苏恒瑞、先声制药、深圳微芯、浙江贝达这些率先迈步的代表,国内制药企业的身影依然十分少见。

面对标准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在跨国药企对创新概念及模式重新思考、国内药企仿创能力越来越强的今天,该如何正视中国药品创新能力与机遇?

这里面,除了新药开发关键环节——临床试验巨大的技术鸿沟需要逾越,如何实现科学无国界、药物开发无国界、患者及时获得最新最好的药物无国界的共同理念,更需要国内外企业共同正视。

或许,年会上研发临床国际注册法规等技术性话题偏离国企主流关注焦点,而更多的,中国本土医药企业总是无奈的将自己与跨国药企天然地划分在不同阵营,甚至拒绝把他们当作标杆进行学习。

一个没有标杆的企业和一个没有标杆的产业都将难以胜任自我超越的重负。“迅速做大做强”不是空喊的口号。

铬超标胶囊事件再次提升了打假和净化市场秩序体的现实紧迫感。然而监管的根本是确保品质。只有追求鼓励创新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真正源泉。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创新的步伐。倡导创新,特别追求源自于临床需求的创新和质量品质,《医药经济报》正如6年前那场普林斯顿年会的报道那样,始终关注前沿领袖的声音,引领行业前行。

新药专家评审利益冲突的思考维度

2012/04/05 – 4:52 下午

冯毅来了——一个华尔街日报体的导语。

从去年底12月30日在CDE网站上看到这则消息,到今天定稿,历时3个多月。

采访涉及药审中心、专家、学者、业界。 在资料收集中,我竟然没有一丝要放弃的念头,并有意拖慢写稿进度,这样一来,思路反而更清晰了。

对于利益冲突,你会在文章看到很多专家出来说话,唯独没有我自己的观点。

在10万多字的文献、录音整理的信息遴选中,最后仅呈现3000字的文字,我想,也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体现。

凤凰卫视的台长刘长乐说,佛陀有如记者,记录人间,自己却不语。

反过来,记者亦是如此。

感谢姚立新老师和我的同事。本次采访中,得到DIA中国区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大力支持。

合掌。

向下一篇稿件出发。

一百年前面对华尔街股市乱象,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Brandeis Louis)这样告诫众人: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

药审中心新规中“保密承诺书”和“利益冲突声明”的出台,引发社会对我国药品审批全方位公开化的思考。

新药专家评审利益冲突的思考维度

SFDA药品审评中心(下称药审中心)主任助理冯毅在澳大利亚进修期间,参加了一场该国药品审评中心 (TGA)的新药专家审评会。会上发生的一幕刺痛了他。

那是葛兰素史克公司一个氟利昂替代雾化吸入剂品种,TGA的审评意见出来后交给专家委员会,由他们评判。评审项目刚好与该专家委员会的主发言人有学术联系,在那次评审大会上,主发言人站起来对全场说:“很遗憾,我参与了该药的研究,与正在审评的项目存在利益冲突(Conflicts of Interest),我决定退出此次评审会。”

陈述完以后,该名专家就退场了。

现年48岁的冯毅说,这么多年,他在中国的新药审评会或专家咨询会上,很少看到会发生这一幕。

新工作程序出台

3月15- 16日,药审中心在北京中工大厦组织召开了2012年度第2次药品审评咨询会。

药审中心会议相关组织者一如以往,负责联系专家、食宿、资料准备等。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此次会议期间,药审中心对参会专家需要签署的文件进行了调整。

据介绍,本次会议共邀请150名专家,所有与会专家由原来签署一份“专家承诺书”调整为分别签署“保密承诺书”和“利益冲突声明”两份文件。

于2011年12月30日发布的《药审中心专家咨询会议组织工作程序》经过两个月的试行,已在3月的审评咨询会议期间正式执行。这是自2000年SFDA颁布《新药审评专家管理办法》以来,12年之后对我国新药专家审评管理流程的又一次细化调整。

其中最突出的改革,莫过于规定与会专家必须在上会前签署“保密承诺书”和“利益冲突声明”。声明包括:评审专家与品种申请人、研发者及相应研发机构等无任何以合同契约或兼职等方式获取报酬的利益关系;也未在其管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等担任取酬和不取酬的工作职务;评审专家不利用审评会议期间接触的资料、数据或审评中讨论情况、审评意见及其他有关信息以获取利益或帮助他人获取利益等。

其中,“利益冲突声明”第三条规定,如果专家声明与上会品种或申请人有可能存在的利益关系,建议该专家仅对所咨询的技术问题提供技术和科学咨询,但不对问题和品种进行评判。冯毅还记得,澳大利亚那场审评会,声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专家最终保留其学术发言权,但无投票权。

“我们这次的规定”,冯毅说,“与TGA和美国FDA的做法如出一辙。”

前FDA心血管产品部评审组组长、赛诺菲亚洲区药政与医学政策副总裁李宁告诉记者,利益冲突也是美国FDA长期以来难以化解的矛盾。此次药审中心出台正规流程,为参与审评的专家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将专家会的流程规范化、制度化,尤其在无利益冲突处理上,建立了专家回避机制,体现了药审中心为促进新药审评公平、公正所作的努力。

内外审有机结合

一个新药上市申请,需经过多专业、多学科的综合审评和评价。各国在专职审评机构之外,都设立了外部专家审评机构,美国为药品咨询委员会,我国为药品审评委员会。

审评机构在完成品种的技术审评后,如果仍存在相关问题或尚不能形成明确审评结论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寻求“外援”,就相关问题邀请专家进行讨论。

在1984~1998年的15年间,卫生部先后成立了四届药品审评委员会。“当时的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的确是我国医学、药学界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药品审评委员会的决定,尽管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实际上是审批药品的重要依据。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药品审评委员会在我国的药品审评和药品安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评论道。

然而,随着专家委员会不断发展壮大,专家固定任期制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最明显的是,报审企业想方设法知道哪些专家是新药审批人提前做‘工作’,这影响了技术审评建议的独立性、中立性与公正性,同时,参与审评的专家也受到干扰。”冯毅说。

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后成立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设立并启动了专家库形式,由计算机随机遴选出国家药品审评专家参加药品评审。专家库形式的专家委员会不再设专业组,采用了分类随机遴选的特点。

从原来的“罗马大会”,变成“摇号”挑专家,药审中心开始了从外审为主到评价机构审评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艰难的蜕变过程。

伴随着我国新药研发势头的增长,以及国外创新药研发思潮的撞击,我国新药审评专家委员会机制不断建立健全。

创新成长带来挑战

参加了十几次专家审评会的阿斯利康药政事务执行总监黄彬长期负责进口药注册申报。

经历了固定专家制和随机遴选专家库两种审评机制的他,感受最深的还是我国审评员自身的成长。

5年前,阿斯利康一个全新作用机制的肿瘤新药申报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

审评会上药审中心、专家和企业申请人三方热烈讨论的情景黄彬仍历历在目。

“半天的会,公司总部来了10位科学家,分别来自药学、药理、毒理、药代和临床研究5个领域。在陈述10多个书面问题后,中心和专家又临场提出近30个问题。我们在会场租了5间房,按专业分成5个小组,准备在45分钟内逐一应答。总部的10位科学家对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印象十分深刻,再加上现场翻译,其紧张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美国同类专家委员会的公开审评会。”黄彬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药物临床研究机构副主任茅益民坦陈,每次被遴选上会之前,他感觉就像出门诊一样。尤其是遇到创新药,就算在国外已开展Ⅱ期临床,但由于种族差异,审评中心十分关注在中国患者身上的安全性,这个时候常常会组织专家评估。

茅益民说,专家、评审员和药厂在新药研发进程中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各方扮演的角色不同。要成功开发新药,三方相互沟通、合作,对科学问题开诚布公的探讨是需要的,而避免“利益冲突”是前提。但要达到预期效果,除了签署“声明”,关键是真正意义上的执行。

茅益民认为,对专家而言,诚信和职业道德是关乎新药审评公正、客观的前提。“目前国内专家已具备诚信的素质,相信规范化的制度建立后,将更有利于中国新药技术审评工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对于新规定对专家的“约束”表示赞同,作为新药审评专家,李海燕始终认为,现阶段大多数临床专家只在临床诊疗上对药物的使用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而对新药研发,尤其是创新药的研发理念缺少全面了解。因此应综合考虑专家的意见,做出科学的决策,“审评的重心应在药审中心。”李海燕说 。

宋华琳认为,之所以建设这样一支“以我为主”的药品审评专业人员队伍,强化其在药品技术审评中的地位,其背景在于药监机构试图通过药品技术审评机构自身的能力建设,提高其在专业领域的自主性。

全方位公开透明

然而,目前专家库的建设维护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最明显的,在于专家资源不足。”冯毅说。

目前在2000年SFDA组建的专家库基础上,经不断补充,严格挑选,现在外部专家队伍已达2584人规模,人员主要由药典委员会委员、库内70岁以下专家和库外专家组成。该库为动态数据库,每月因特殊专业需求,可通过资深专家推荐及药品审评中心内部逐级审批等形式,吸纳部分库外专家。

“但具体到特定行业、特定领域而言,第一流的专家依然非常稀缺。”冯毅说。

此外,如何结合专家意见进行科学决策,并将这一决策过程公开化、透明化,也是药审中心乃至注册司高层反复思考的问题。

目前,药审中心已在每次月会后把评审品种放在网上公示,但对于企业关注的能否在会前把筛选出来的专家资质背景上网公开,冯毅认为,中国目前的国情条件还不具备。“真正的公开应该是审评过程和批一个品种决策过程的公开,是一个全方位的公开。”冯毅说。

宋华琳认为,应以制度化的方式对待药品审评专家的利益冲突问题,在特定情况下,虽然特定专家身上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当特定专家在该领域非常稀缺,或者其具有的专业知识无可替代时,药品审评部门可以决定对该专家免于回避的要求,但需对免于回避的理由以及药品审评部门的利益考量加以公开。

江苏省临床医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捷认为,专家咨询制度的发展与演变,及利益冲突问题延伸的更深层次意义在于,中国药审行政决策机制设计的科学性。“中国需要真正精通专业、具有职业道德、懂得科学的工作方式,又遵守游戏规则的专家和评审员。”王捷说。

参考文献:

张象麟:《简介美国药品专家咨询委员会及我国药品专家审评委员会》,载《中国新药杂志》2003年第12卷第10期。

宋华琳:《风险规制中的专家咨询——以药品审评为例证》,载《行政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41~164页。

泰格冲刺国内上市

2012/03/15 – 4:48 下午

本土临床CRO杭州泰格医药(下称泰格)的上市之路终于快要熬出了头。

 

3月8日,中国证监会网站预披露泰格的首发招股说明书。泰格此次拟发134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5340万股,拟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将用于临床试验综合管理平台项目、数据管理中心项目及SMO管理中心项目建设。

 

扎根国内上市

与临床前CRO药明康德和尚华医药选择海外上市不同,扎根于本土临床研究市场的泰格选择深交所上市在业内看来水到渠成。

 

随着全球跨国CRO加紧进入中国,其普遍采用收购兼并的方法快速开拓市场。坊间一度传闻泰格曾拒绝过CRO巨头昆泰的收购。

 

 “之所以选择拟在国内上市,是看好国内资本市场以及创业板对新型服务行业的鼓励。我们综合考虑了行业特点、规模及成长性等因素作出决定。泰格作为一家土生土长的CRO公司,一直希望中国有自己的CRO品牌,帮助中国本土创新型企业提升创新药的开发水平,并参与到全球医药研发产业链中去。”泰格医药副总裁曹晓春表示。

 

据了解,泰格主要从事为医药产品研发提供临床研究服务的业务,具体包括I 至IV期临床试验技术服务、统计分析、注册申报、临床试验现场服务、医学翻译、I期临床分析测试服务以及SMO 服务等,形成了覆盖临床研究产业链各个环节。

 

在曼哈顿资本投资公司(杭州)总裁王进看来,倘若泰格能成功登陆创业板,将是中国证券市场上首家CRO上市公司,由于其代表了一股新兴的行业发展模式,必将得到资本界的追捧,股价和市盈率也不会太低。

 

事实上,在中国当前新药临床研究的大环境下,国内临床CRO要做到上市实属不易。在长达两年的上市准备过程中,泰格与相关机构投入了大量时间,对国内临床CRO行业及政策环境进行调研,力图以最准确、客观的语言阐明泰格所处的行业特性及未来发展远景。

 

创新型药厂与创新型CRO

 

“目前国内医药行业对CRO 的认识仍处于初期阶段。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公众,对于临床试验和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还不太了解。”曹晓春认为,对CRO 公司的功能和优势掌握不足,因而国内制药企业在选择使用CRO 公司进行研发合作的意识和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刻。这一现状对CRO 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有所阻碍。

 

“在很大程度上,泰格是伴随着本土创新药企业共同成长的CRO。”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鲁先平说。

 

招股书中,泰格对其竞争力描述的一条在于其创新药临床研究能力较强。截至2011 年12 月31 日,泰格参与了25 个新化学单体和10 个新生物制品的临床试验。现已完成4 个创新药的临床研究,其中包括抗肿瘤1.1 类新药“凯美纳”和抗高血压1.1类新药“艾力沙坦”等。

 

跨国药企研发重心向中国的战略转移,使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不断增加,也为泰格参与全球医药研发提供了机会,报告期间,泰格共参与了29 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相关业务。

 

 

而泰格最初接触本土创新药开发的业务便是深圳微芯自主研发的两个一类原创药。据鲁先平回忆,泰格团队为了微芯的新药,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项目期间也显示出团队核心成员源自跨国企业研发部门所具有的高水准的特点。

 

积累了创新药临床研究经验,泰格的触角伸向更多本土企业。2009 年10 月28 日,泰格与先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先声将临床试验的数据管理和统计同等条件下优先委托给泰格,先声每年支付泰格50 万元技术服务费;2010 年10 月1 日,泰格与华医药战略合作,华医药向泰格支付每年5 万美元的服务费。

 

先声药业副总裁、首席科学官王鹏表示,泰格具有创新药临床研究服务的先发优势和品牌,与跨国CRO相比,具有性价比高、本地化执行力和效率高的特点。“对于创新药研发经验尚显薄弱的本土制药企业,需要借助专业化的CRO增强研发实力。”王鹏说。

 

成长与风险

 

据招股书,报告期内公司服务规模扩展迅速,营业收入从 2009 年的6,279.29 万元增长到2011 年19,326.38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5.44%。

 

此外,泰格的扩张速度惊人,2009年,泰格增设郑州、长春等5个服务网点;收购美斯达(上海)医药,员工增至200余人;2010年度,增设7个服务网点,成立嘉兴泰格数据管理公司,员工增至近400人;2011年度,增设16个服务网点,成立杭州思默医药科技,广州泰格医学和香港泰格医药,员工增至近600人。服务网点的数量快速增长,员工的数量更是成倍在增加。

 

王进认为,泰格高速扩张的原因在于外部市场需求的增长。随着国家一系列鼓励创新药研发的政策落地,我国临床试验 CRO 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市场规模从2006 年的17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0 年的56 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4.72%。

 

有学者认为,泰格作为轻资产的公司,主要依靠智力成本,高质素的专业团队,符合国际领先标准的研究服务能力,运转顺畅且规模良性扩张的临床试验网络,还有在医药企业中的品牌和口碑,这些都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与这种轻资产创新服务企业的特点和商业模式相对应,泰格未来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可能在于人力资源方面的风险,即是否能够在公司快速扩张过程中培养或引进足够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以及现有的关键人才是否会在上市后流失,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到公司的长期经营和发展。

 

有评论认为,泰格上市后的下一步战略如何值得关注,上市后虽然能筹集更多资金,但每季度报收入花费利润,得接受全社会监督。只有持续保持效益好股价才能上攀,才能兑现更多回报。如何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如何给股东带来更高的回报,将考验泰格的智慧。

原创新药刺激全球联动

2012/02/16 – 6:20 上午

华医药购入罗氏降糖新药的全球开发与经销权,率先在华启动Ⅰ期临床

之所以要把该项目放在中国实施首次人体临床研究,是因为长期以来,进口药物的研发思路都是以欧美人种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临床评价及治疗指标与我国糖尿病患者病情有别,葡萄糖激酶激活剂将结合中国糖尿病人的特点开发,是一次全新的机会。

 

发自上海

 一个机制新颖原始创新的全新化合物,将针对中国糖尿病患者的临床需求进行全球联合开发,力求中国成为首个上市国家,由此,中国对于“新药”的定义或将改变。

针对中国病人特点

 2月15日,华医药-罗氏糖尿病创新药物葡萄糖激酶激活剂项目正式启动。“通过与跨国公司的项目合作,本土企业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新药创新的需求,在创新药开发的思维上也是一次突破。”华医药公司总裁陈力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业内认为,该创新药I期临床在中国启动,意义非同寻常。首先,目前全球市面上还没有GKA产品,这可能给华医药带来首创新药(first-in-class)的大好机会。其次,国际上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放在中国开展的并不多,跨国公司的试验项目大多是进入Ⅱ期研究阶段才将中国纳入开发计划。因此,该项目在试验方案设计、原始创新药审评等环节上,中国将担当领军角色。
 早在年初,华医药已与罗氏公司达成许可协议,购入罗氏第4代葡萄糖激酶激动剂(GKA)治疗2型糖尿病项目的全球开发权。陈力称,这是华医药的首次尝试,也是第一笔引入式产品全球授权(in-licensing)的交易,预计不久还将展开更多的类似交易。
 事实上,罗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着手开发GKA,并通过临床试验证明了上一代GKA化合物用于糖尿病患者的降糖疗效。华医药目前购入的是新一代GKA候选药物,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罗氏中国研发中心已完成该药所有临床前研究和生产工艺研发,华医药将完成其制剂工艺,进行中国临床申报。据了解,华医药许多骨干当年也参加了第4代GKA的研究和临床前开发。
 据陈力介绍,之所以要把该项目放在中国实施首次人体临床研究,是因为长期以来,进口药物的研发思路都是以欧美人种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临床评价及治疗指标与我国糖尿病患者病情有别,GKA将结合中国糖尿病人的特点开发,是一次全新的机会。
 目前国内治疗糖尿病的口服药物种类以胰岛素增泌剂和增敏剂为主,其药效有局限性并且有较明显的副作用。我国有庞大的高血糖病人和非肥胖型糖尿病患者,尚缺乏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物。
 GKA是一种新型小分子葡萄糖激酶激活剂,葡萄糖激酶在调节碳水化合物的代谢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增加这种酶的活性,GKA可能有助于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不过,该研究领域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已有一些欧美企业走在了华医药的前面。但鉴于华医药为此产品的临床定位,中国在临床试验患者招募方面具有优势,包括患者人数多,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多,而且患者群体多集中于大型医院周边,因此华医药能够更快地推进GKA研发项目。据报道,目前中国拥有大约9200万名糖尿病患者,而美国有2500万。

Ⅰ期以安全性为首要考虑

 “我们计划在5月或6月向SFDA提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希望能在年底之前在中国启动Ⅰ期试验。”陈力说。
 然而,作为全球首创的全新化合物,该项目要在中国实施首次人体试验,对于创新药开发经验不多的中国来说,必将遇到种种困难和挑战。“在受试者身上的安全性是我们首要考虑的。”负责药品安全和法规事务的华医药副总裁王英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上市的降糖新药陆陆续续发生心血管意外,开发安全型降糖药成为国际医药工业界的当务之急。
 近年美国FDA公布的新指南涉及到研制新型降血糖药物必须加做药物对心血管系统潜在风险的评估试验,新法规对降糖药物的研制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据王英介绍,目前华医药已与国内药品安全审评专家进行过数次非正式沟通,希望在药品审评中心的Pre-IND Meeting召开之前,让审评机构早期介入、更早了解华医药的研发思路,为实施中国首发临床研究打好基础。
 “对于首次人体试验,该药的安全性我们有较大的把握。从药物分子来看,该药以临床转化医学研究为基础,经过4代优化选择,具有安全、有效性高等优良特点。”王英说。
 泰格医药公司副总裁陈文认为,该药的临床前研究数据完成得不错,但关键要看进入临床上人体的效果,“我们更关注大规模Ⅱ、Ⅲ期试验所显现的效果是否具有更优的临床价值。”陈文说。
 此外,为保证Ⅰ期临床试验的顺利实施,华医药计划邀请中国糖尿病研究医疗专家加入华医药顾问团。而所有与该药进入试验前的临床制剂小试、中试则交给药明康德完成。据陈力介绍,预计临床前和Ⅰ期临床将投入400万美元,将在2014或2015年之前完成该化合物的Ⅱ期药效验证试验。
 据了解,罗氏已授予华医药GKA项目的独家开发、生产和全球经销权以及再授权权利。作为回报,罗氏获得了一笔预付款(未透露具体数额),并且一旦该化合物成功上市,罗氏还将获得里程碑和专利费付款。
 罗氏药品合作及商务拓展全球总负责人 Joseph McCracken博士表示,罗氏将继续加强与像华医药一样的创新型企业合作,解决中国重大疾病领域的医疗需求。

华医药购买罗氏糖尿病创新药开发权

2011/12/20 – 4:17 下午

几乎是在同一天,我得知两个消息,一是深圳微芯的几个创新药完成了II期临床,二是华医药全面搜罗了罗氏的糖尿病药项目。记得鲁先平说,如果有一天,创新药将首次在中国上市,那时,中国对新药的定义将发生改变——首次在中国上市的新药。微芯网站上记录了自主创新药向前推进的时间刻度:临床前,I期,II期,III期。陈力把罗氏的糖尿病项目买到旗下——迎接自己的孩子。

华医药购买罗氏糖尿病创新药开发权

将首选中国上市

中国创新药物生物科技公司——华医药(Hua Medicine)12月20日与瑞士罗氏制药发布了关于签署引进罗氏公司葡萄糖激酶激动剂项目协议的消息,根据协议,华医药将拥有该项目全球开发和市场销售权。

“华医药成功获得此产品的全球开发权,意味着由中国人创制的创新药将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临床,基于中国患者群的研究数据,该药全球上市的国家将首选在中国。同时,将挑选最好的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市场开发。” 华医药总裁陈力博士说,华医药将在中国率先开发治疗糖尿病创新药——葡萄糖激酶激动剂,继续罗氏科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并将葡萄糖激酶激动剂推上临床研究。据介绍,罗氏以开发最佳葡萄糖激酶激动剂药物为目标,在对葡萄糖激酶活化进行了多年广泛而深入的临床前、临床和机制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研制出这个在同类化合物中最优的在研药物。华医药的最终目的是在此基础上使葡萄糖激酶激动剂进入临床应用。

葡萄糖激酶激动剂是一类新型小分子葡萄糖激酶激的激动剂。葡萄糖激酶在调节碳水化合物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激酶激动剂可通过增加葡萄糖激酶的活性来降低糖尿病人的血糖水平而达到治疗糖尿病的目的。

陈力曾在罗氏全球研发中心工作多年,在代谢类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和肿瘤创新药物研发工作中有着丰富的经验。他2004年回到中国建立了罗氏中国研发中心,为中国生物医药研发创新引进了新的理念和思路,通过于国内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促进和加强了国家新药研发创新实力。陈力的中国团队参加了罗氏最新一代葡萄糖激酶激动剂的研发和临床前试验工作,在中国完成了符合中国和国际标准的药物安全评价及其生产工艺开发,为把治疗糖尿病的创新药首先在中国上市。

陈力认为,中国正处于新药创新的大好机会,可谓集“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引领新药研发未来。华医药诞生于这样的时代,将会承担推动中国进入全球新药创制强国之列的历史使命。

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全世界有2.3亿人患糖尿病,美国有2500万而中国有9200万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一种慢性高血糖疾病,如不控制治疗,最终将导致长期综合征如心血管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失明和脑溢血。罗氏制药公司率先在临床糖尿病患者中验证了葡萄糖激酶对血糖的调剂功能,并用其前几代葡萄糖激酶激动剂验证了它们在临床上的降低病人血糖的药用效果。华医药将引进的葡萄糖激酶激动剂是罗氏最新一代的产品。它的药效和安全性已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并且近期将在中国进行首次人体临床试验。

中国第一家本土临床CRO被外资收购

2011/12/15 – 4:33 下午

我很怕、很怕、很怕写与CRO有关的稿子。因为对于CRO的探讨,网上的文章多如牛毛,很多博主、版主对于国内CRO的分析也非常有见地。我唯有采访、采访、再采访,让我的稿子尽可能多一些对于新闻事件的事实叙述,而减少宏观背景的描述。

 “叱咤中国临床CRO市场15年的凯维斯科技公司终迎来了它的归宿——世界第五大CRO爱康医药集团日前宣布将其收购。”

这篇稿子的导语借用了万能的微博上PPD任科的创意。它能够立刻告知读者报道中最重要的内容,它抓住了事件的实质,它吸引读者为这篇报道停留。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头。

 

中国第一家临床CRO被外资收购 

本土临床CRO融资之路举步维艰,临床CRO市场待激活

 

 

叱咤中国临床CRO市场15年的凯维斯科技公司(KendleWits,下称凯维斯)终迎来了她的归宿——全球第五大CRO爱尔兰爱康临床研究公司(ICON plc,下称爱康)日前宣布将其收购。

“我们很高兴能加入爱康。爱康在中国和亚太地区有清晰的发展计划。在全球药物同步开发的大环境下,我们期待自身发展能提升一个新台阶,同时帮助爱康实现目标。”凯维斯创始人兼总经理谢燕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一直徘徊在卖与不卖之间以及与合资方Kendle存在股权争议的状态下,凯维斯选择被全资收购,似乎成为必然。“全球十强CRO都有进入中国,建立团队的意愿。采取何种模式因人而异。如科文斯、昆泰这些老牌CRO巨头,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中国组建团队。而其他公司如何在较短时间切入,通过收购会来的更快一些。” PPD公司医药商务总监任科如是评价。

2009年PPD旋风式收购本土CRO依格斯医疗科技,拉开了外资CRO巨头吞并本土企业的序幕。随着爱康将凯维斯收入囊中,中国三大老牌临床CRO唯剩泰格医药一枝独秀。

为何收购

 “这不失为本土CRO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好的出路。”尽管没有透露交易价格,在谈及交易初衷时,谢燕彬表示,这是药物研发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到了晚期大规模开发阶段,跨国药厂在寻找临床研究外包时,一定看中那些有全球同步开发能力的CRO。凯维斯多年定位在中国做本土临床研究,发展受到局限。”谢燕彬说。

与此同时,随着大批“海归”在中国创建自己的生物技术公司,其中不少有创新药项目和资金,具有实施全球临床研究潜力和全球注册申报的需求。未来有意到美国进行临床研究申报(IND)的中国公司已不止天士力一家,山东绿叶、和记黄埔、恒瑞、先声、华医药、新生源等都有自己的打算。对于这样的机会,跨国CRO觊觎已久。

“越来越多本土企业需要爱康、凯维斯这样即有全球网络,同时又熟悉国内临床研究环境,及本土企业文化的CRO帮助他们走向国际。” 谢燕彬表示。

双方借力

2005年进入中国的爱康,目前在中国专注临床研究、注册申报两大服务功能,人员约60人左右。爱康首席执行官Ciaran Murray评论说:“收购凯维斯将进一步推动爱康在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发展。”任科分析认为,从服务功能来看,爱康一些原本没有的服务项目,如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医学报告将由凯维斯补充。

据Karlberg教授的《2008-2011亚洲临床试验市场》研究报告数据表明,跨国药厂本土注册临床试验(Local Study)是目前中国临床研究市场份额最大的一块。这类项目需要CRO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法规注册和咨询、临床研究、医学事务、药物安全警戒、稽查培训、数据统计、临床研究药物配送到中心实验室的完整服务链条。据谢燕彬介绍,常年扎根在中国市场的凯维斯,各项服务功能具备,同时按全球质量标准,业务大多是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以及本土注册临床试验项目。“由此,爱康可以迅速切入中国本土注册临床试验项目,而这些研究只在中国单个国家完成。” 任科说。

此外,在某些服务功能上,收购令爱康充分借用中国在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所具有的成本优势,支持其全球项目,在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订单上更具价格竞争力。“这也是凯维斯所看重的。”任科表示。

市场格局

15年前,曾是北京朝阳医院临床大夫的谢燕彬投身中国CRO领域。1996年,她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临床CRO——汇思特科技(凯维斯的前身)。当时,中国在这一领域刚刚零星起步。199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药品管理法规,特别是2003年8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颁布直接激活了临床CRO市场的发展。最初,凯维斯主要依靠为跨国制药公司提供本土注册临床试验业务生存下来。

对于新药临床研究,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行业,从国家到民众都没有太多经验。在监管层面,当新药做首次人体临床试验时,出于保护中国病人的利益考虑,监管部门对于政策放开的尺度十分小心和谨慎。日前在SFDA举办的“全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工作会议”上,SFDA相关官员指出,新药研发的关键环节在于临床试验,随着“十一五”期间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启动,中国临床试验将迎来快速的发展机遇。

谢燕彬认为,中国临床CRO的真正机会取决于三大条件:第一,法规环境的改善;第二,临床研究机构管理的完善和国内企业对于研发投入的重视。在谢看来,国内医药研发市场还不成熟,本土临床CRO的融资之路举步维艰,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按照全球质量标准做研究是CRO能否良性发展的根基。

除了盯住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中国目前有3000多家药厂,每年有上千个临床试验要开展的,其需求非常巨大。随着某些中国本土药厂的国际化及经济实力的提升,用于临床研究的费用也在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已有财力保证国内CRO正规操作和合理利润。

任科认为,这次并购后的策略值得关注,是走PPD彻底整合依格斯之路还是像昆泰在华建立一家独立运作的本土化子公司昆拓,仍有待观察。对此,谢燕彬表示,爱康在中国的发展将以凯维斯团队为主,团队将达到200人,并制定积极主动的市场策略。

走出狭小空间,才能看到如画的风景

2011/11/25 – 3:2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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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上个月11日-21日,我首次美国之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没错,又是赵戬,又是核酸,又是诺华诊断。 

感谢您,赵戬博士,是您促成包括《健康报》、《中国医药报》和《医药经济报》在内的国内三家专业健康媒体此次旧金山湾区艾莫利维尔生命科学园区诺华诊断总部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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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在我的身边,有不少比我年长一些的朋友,他们就职于各大制药公司研发部门,因采访而与其结识,赵戬博士就是之一。虽然交往不多,但总能得到智慧和启迪,读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话语,琢磨他们的人生滋味时,却又觉得内心很近。

凑巧的是,《医药经理人》杂志也是在同一时间,由社长谭勇带队,在美中药协(SAPA)的穿针引线下,首次赴美考察。他们连同国内本土公司一起,共同探讨如何合作开发新的欧美市场。在美期间,他们参观了默沙东新泽西的研发中心、诺华波士顿的研发大楼、健赞等公司总部。

回来之后,我与谭勇有一次通话。他谈到几点:一,西方制药业的底气之足,完全看不出任何没落的迹象,各种保障措施非常到位;二,尽管国内制药企业这些年跨越式的发展并不像跨国药业所认为的那样不思长进,但是,当将所谓国内制药界老大级公司放到和全球跨国公司一个平台上看,显然不堪一击。

我问他具体看到了什么,他说,在默沙东的研发中心看到了一台台的机器,几乎没有人。“这些机器是在做什么的呢?化合物筛选么?”我问,当时距离东部3个小时时差的我十分好奇。

不知道啊,谭勇叹息说,也是此次赴美考察的一大遗憾——语言不通。“来到人家的实验室,不知道该说什么,从哪里说起。”他说,下次出门前真的要好好练一下。他强调是“练”英文,而不是“学习”。

尽管如有盲人摸象,在默沙东,谭勇听到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观点,后来写进了当期杂志——默沙东的科学家对化学药和生物药的比较是,随着时代认知水平的提高,化学药的优势会进入新的领地,而那时,热门的生物药其安全风险或将大面积暴发出来。

对我来说,这次的美国之行,是人生的第一次,开阔了视野,亲历了西方社会的生活和文化,内心受到震撼。最难得的是,通过这次采访,我和我哥在北美得以相聚,他带着我走了不少地方,见到了亲人,而采访本身也变得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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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狭小空间,才能看到如画的风景

——旧金山湾区艾莫利维尔生命科学园区诺华诊断总部纪行

时间:2011年10月11-14日

旧金山湾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大都会,《财富》杂志公布的美国500强企业,总部设在旧金山湾区的就有28个。曾几何时,位于湾区的硅谷成为了美国电子行业创新、研发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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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景城 (Mountain View)微软的总部。

在湾区半岛的东岸,有一座人口不到8万的小城市——艾莫利维尔(Emeryville)市。比起她相邻的伯克利和奥克兰,艾莫利维尔显得有点名不见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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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提起史蒂夫·乔布斯的动画工作室皮克斯公司,相信为不少“果粉”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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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采访就从距离皮克斯不到两个路口的另一家同样具有创新传统的研发大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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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建筑理念

围绕着宽大走廊的内侧,镶嵌着一个个小小的“格子”,这是每位科学家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小且没有窗户,外围一圈则是他们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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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宽大明亮,朝外一侧全部是落地大玻璃窗,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湾区独特秀丽的风景——不远处是生物技术巨头基因泰克的办公区。这是诺华诊断公司位于艾莫利维尔市总部的研发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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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只有从狭小的独立办公室走出来交流,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面对来自中国医药行业的专业媒体,诺华诊断美国负责人伊森·诺顿先生讲述了他们的建筑设计理念,该理念反映了诺华管理层对研发人员的要求:研发团队之间只有通过不断地交流,脚踏实地地做研究,才能有创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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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栋大楼里曾发明过PCR检测方法。

就在这栋大楼旁边,另一栋具有历史意义的楼房正待拆迁。1984年,诺华诊断的前身——凯荣公司(Chiron)在这栋旧实验大楼发明了PCR检测的方法。1981年创立于艾莫利维尔的凯荣,是一家专注于生物药、疫苗和血液筛查的研发型公司,它的名称源于希腊神话中的半人马怪兽(Centaur)。

1991年,凯荣收购了Cetus公司,后者是美国首批生物技术研究型公司,1971年成立于伯克利,但大部分业务在艾莫利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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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伯克利,这里用一张图片插播一个小片段。一天早餐也没吃,跟着大部队坐着出租车来到著名的伯克利大学。在那栋标志性的建筑下,看到学生在地上用粉笔写下的字样,拍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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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一个月后,得知伯克利大学的学生正在游行。电影《阿甘正传》里面学生运动的领袖就来自伯克利,当时那辆车上还有”Berkeley to Washington DC”字样。

 

凯荣有一个宏伟的生命科学园区计划,1995年,市议会批准在霍利斯(Hollis)街、第45街、斯坦福大道和铁路之间进行统筹区域开发。这项整体规划包括在30年期间建设7幢实验大楼、3幢高层写字楼和支持设施在内的14幢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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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Biocine公司,凯荣与瑞士制药业巨头汽巴嘉基公司(诺华的前身)结成伙伴关系,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发疫苗和治疗、预防、诊断诸如艾滋病、疱疹和疟疾之类的疾病。

2006年,凯荣被瑞士跨国制药公司诺华收购,随后诺华有了今日的疫苗及诊断业务部。分拆出的Cetus公司业务被拜耳以21亿美元收购。今天,诺华和拜耳共同在艾莫利维尔生命科学园区办公,各自使用不同的厂房设施。

团队合作

在诺华诊断,良好的协作氛围扩大了团队人员之间的接触机会,促进思想交流,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诺华诊断全球副总裁埃瑞克·怀特说:“在一个团队里,每一人有不同的想法和创意,我喜欢这样多元化,而不是每个人都在想同样的事。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我们把这些多元化的人综合在一起,给他们一个讨论的平台。我会给他们设立目标,让他们负责,让他们做决定,因为他们最接近每一个项目,整个团队都特别热爱自己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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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自己所能,令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诺华诊断临床及科研事务部全球业务负责人丽莎·丹泽博士就是项目负责人之一,她在诺华已有15年的工作经验,曾参与主持过诺华与浙江天元生物药业的疫苗合资项目,现在负责艾莫利维尔园区诺华诊断的临床开发业务。丹泽告诉记者,在全世界范围内,杜绝输血传染病的传播是安全输血的一个重要环节。为避免经血液传播肝病、艾滋病而对献血员进行乙肝、丙肝和艾滋病病毒抗原抗体筛查。长年从事医学研究的丹泽博士,对于自己的工作非常热爱。“尽自己所能,令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丹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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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主管介绍诺华诊断核算检测仪器。

目前诺华诊断与Gen-Probe公司合作开发的NAT血液筛查系统,比其它任何血液筛查系统可多筛查出92万个单位。38个国家的血库正在使用诺华Procleix系统,美国供应的80%多的血液用该系统测试。而据诺华诊断亚太区政府事务总监赵戬博士介绍,随着我国核酸监测试点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国内核酸血筛领域发展前景广阔。

以少胜多

在全球,受经济危机影响,各大公司都缩减研发开支,甚至关闭研发中心,诺华诊断却非常“幸运”,在血液安全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并不断加大投入。从1984年的HIV-1基因组的测序和1987年发现丙型肝炎基因组开始,诺华诊断不断研发筛查、预防血液传播疾病的先进解决方案。据怀特介绍,最近3~5年,诺华诊断的研发投入翻了一番,但接下来的投入还能否增加,要看销售业绩,特别是亚太市场的增长,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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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的时候,公司所有华人员工全部出动。这里有大陆过去的,来自上海,天津,佛山,有台湾人,香港人,最早是84年移民,还有不到5年的新移民。

“我们在支出的时候要有智慧。”怀特强调。

除了加强内部研发人员的管理和交流,寻求外部合作也是诺华诊断重要的研发策略。怀特认为,研发新技术必须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而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非常重要。在谈及诺华诊断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时,怀特说:“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讲述的是棒球队星探选拔球员的故事。影片中介绍了美国一些知名棒球队选择球员时付了很多钱,但球员表现并不是很好。而一些小球队由于没有办法与财大气粗的球队竞争,所以,他们把有限的钱投入到少量有能力的球员身上。同样取得了成功。”怀特说,这个故事放在诺华诊断同样适用——不是投入10亿、20亿收购成熟公司,而是选择有潜力的小公司。“至于谁拥有这个潜力,需要向行业领袖了解。为此,诺华诊断一直在不同领域寻求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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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此次采访,我们还来到太平洋血液中心。在美国,一个很流行的献血口号是“给你一个礼物,生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献血是崇高的行动,是给同胞一个新的生命。是其他任何礼物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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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站,我跟一个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献血者交流。碰巧她也是一个记者,不用坐班,可以经常来献血。我问她躺在这里什么感觉,她说就像在家一样。据统计,美国每年参加献血的人数约占8%,献血人数占一国人口总数的4%,即能满足全国临床用血的需要。无偿献血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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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公司外面的长椅上等车,听着远处一群黑孩儿叽叽喳喳。一个白种女人遛狗,不停地跟她的宝贝说话,居然让我想起了月月。面前是一个recycle的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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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分别的时候,我哥说,时光流逝,再来看我。

创新药法规体系突破的方向

2011/11/14 – 10:45 上午

 “2011中国药物创新论坛”管理者热议现行法规的适应性,呼吁建设支持创新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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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上海

尽管药品注册申请受理总量与2009年相当,然而2010年通过审批的数量却由2009年的3100件(其中含2008年集中审评过渡期品种2308件),急剧下降到去年的889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在仿制药审批尺度上继续收紧,对于有临床急需、可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创新药则给予更多政策和资源倾斜,这是记者11月10日在由药品审评中心主办的2011中国药物创新论坛——“突破的方向与方法”上获得的信息。

“今后创新药和仿制药审评重点分开、策略各异,创新药主要关注临床价值,临床试验方案中的风险控制计划执行是否到位。逐步采取宽进严出的审评策略,使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进入人体试验阶段。”SFDA药品注册司司长张伟在论坛上强调。

1类新药申报量激增

伴随《2010年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下称年度报告)有关创新药审批数据的最新发布,以及配合药品审评中心机构改革的《审评决策路径管理规范(试行)》 等系列规则出台,中国创新药注册审评法规体系、审批时限是否适应当下全球新药同步开发的大趋势,如何突破旧有体制机制,建立支持中国药物创新的法律体系,成为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来自药品审评中心的数据显示,2003-2010年,国内制药企业进入临床研究的原创新药有187个,其中2/3的药物处于I期临床研究,处于II期和III期的药物分别占19%和22%;根据《自然》杂志对187个国内原创新药的跟踪分析,共70个新药在中国拥有化合物专利保护,获得美国专利的数目为23个,获得欧洲专利的为16个。据《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共批准32个全新化合物进入临床研究,其中国内原创新药数量达20多个,“1类新药申报量明显增加,反映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更加注重新药的研制。”张伟说。

趋势表明,越来越多有研发实力和国际视野的国内创新型企业在新药发现和开发的初始,就将产品定位在全球市场,其新药临床研究从I期开始,就同步在欧美国家开展,研究数据同时递交FDA、EMA审评;与之相对应的,外资企业开始把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放在中国,试图获得中国受试人群的研究数据以支持其产品在全球同步上市。据《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SFDA共批准了158件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申请,比2009年增长16%,跨国公司的药物研究占据了大量国内临床试验的资源。

创新药审批法规局限性

基于我国药品注册管理体系长期以来建立在仿制药审评的基础上,围绕创新药临床研究审评的法律法规依然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对于上述国内外“走出去”和“走进来”进行新药开发的“异类”品种,在审评尺度与审评时限上的把握尚待清晰,由此引来的国际关注,对我国目前编制下170名新药审评人员带来巨大挑战。

“当前创新药审批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律上的突破和完善,这考验立法者的胆识和眼光。”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宋瑞霖认为,对于新药全球同步开发,从管理者到普遍民众,可能依然存在“小白鼠”心态,“我们总在比较,如果外国没有获批,首次人体试验拿到中国会带来巨大风险,担心让中国人成为试验品。放眼全球,重磅炸弹创新药大多出自发达国家,首次人体试验并没有放在中国。”

宋瑞霖认为,从1984年第一部《药品管理法》到2007年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这一系列法规设计并非尽善尽美,隐藏了技术性制约。药品注册的法制建设已不能充分适应我国新药创制和产业发展变化的需求;集中体现在:新药临床研究实行审批制、审批时限不能与国际同步、以及境外申请人在中国进行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的,临床试验用药物必须已在境外注册的药品或进入Ⅱ期或者Ⅲ期临床试验的药物,早期研究未能放开。

国内外利益平衡

然而,尽管我国药品注册管理的法律层级始终未变,药审中心自身的审评策略已悄然发生转变。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助理、业务管理部部长冯毅告诉记者:现在是11月,审评中心已审到6月申报的IND(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时限控制在6个月之内。“审评时限的提速,其责任不在于药审中心一家,而在于整个创新药风险利益责任链条上各个角色的责任分担。这个目标时限,应符合药物创新的客观要求和社会风险承担及控制的能力。”冯毅说。

重庆华森制药公司中心实验室主任、科研所副所长沈浩认为,随着新药审评的提速,国内外同步开发已是大势所趋,留给国内创新药企业学习的时间屈指可数,“我们依然希望国家能够多考虑一些像我们这些有强烈意愿参与创新药研制的国内企业的诉求,给我们多留一些学习时间。”

据张伟介绍,从药品注册司到药审中心,近年来不断探索创新药IND研究规律宽进严出的风险管理机制,简化临床试验申报的资料要求,“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新药能尽快进入临床进行试验,通过研究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无临床价值则越早淘汰,对于企业的成本代价越小。”张伟说。

最新颁布的《审评决策路径管理规范(试行)》,强调各通道任务审评的原则性理念,对于新药IND,应根据药物临床研究的进程,须控制的风险及治疗领域的临床特点开展审评。冯毅表示,在仅有170人的编制下,药审中心正在举全中心之力对创新药的审评模式予以调整,不断对药厂预见风险、处置风险的能力提出要求。更为重要的,冯毅强调,是围绕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设计必须有紧密的齿轮咬合。

“创新药开发一定是基于风险和利益之间的平衡,法律法规的设置需要纵深的战略思维和全局考虑,法律突破则将水到渠成。”宋瑞霖说。

华医药获药明康德投资

2011/09/23 – 2:11 下午

感谢老蔡学钧博士在医院高烧打点滴时仍接受采访,以及对文章的反复修改。感谢王进博士提供的一段评论,感谢姚立新老师外电翻译的指导,感谢药明康德对本次采访提供的支持。感谢陈力博士第一时间把中文消息的发布权交给我。至此,关于华融资创业的消息可告一段落。

本身从事新药研发外包的药明康德,向华医药投资。有趋势表明,大型CRO开始寻觅新的募资渠道,创建风险基金。

打破新药研发“双十”宿命论

华医药获药明康德在内的国际风投集团5000万美元融资承诺,用于中国生物医药研发和商业化

一种“公司实体+合作伙伴 (其他研发公司+科研院所+外包公司)”的联合创新模式赋予中国产学研新的延伸,试图探索新的药物研发有效途径。由此,10年、10亿美元开发一个新药的“双十宿命论”或可在中国打破。

设立风险基金

上海。9月20日,创新药物研发和商业化公司——华医药公司(下称华医药)宣布,已从知名的美国和中国健康保健投资商集团获得5000万美元的融资承诺,该集团包括Arch风险投资基金、富达亚洲风险投资公司,美国富达生物科技、Venrock风险投资、上海联和投资公司以及新成立的投资商——药明康德风险投资基金。 

药明康德首席财务官胡正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设立药明康德风险基金,其初衷是为了向华医药等国内创新型公司进行投资,“我们看中的是其精英的创业团队,清晰的商业定位、灵活的运作模式和庞大的资源。”胡正国说。

这个创业团队包括:罗氏中国研发中心前首席科学官陈力;默沙东公司舒净露发现者、Pharmacopeia and Vitae首席科学家杰克•鲍德温 (Jack Baldwin);药明康德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革及富达亚洲风投全权合伙人丹尼尔奥尔•巴赫 (Denial Auerbach)等。

“这是一个由强大的创业者和投资者共同创办的医药开发公司。顺应了中国正在兴起的生物医药创新研发和投资热潮。” 曼哈顿资本投资公司(杭州)总裁王进说。

据外媒报道,新到位的5000万美元用于推进华医药的内部研发计划,为收购产品和商品化提供财务资源。 

事实上,华医药于去年8月成立,在资金到位之前一直低调运营,甚至尚未创建自己的网站。

“不像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需要10年或10个亿才能盈利,华医药运用其研发、注册和商业化的专业知识,近期就能从晚期项目中创造可观的价值。”丹尼尔奥尔•巴赫表示。

据华医药首席执行官陈力介绍,该公司在短短一年内已在全球范围内筛选了上百个项目,将引进2-3个临床开发阶段产品和自主研发3-5个临床前研发项目。其中神经退行性疾病新药研发项目已在国内启动,属于原始创新,将负责从早期发现到全球上市。 

“华+CRO+院所” 

外界认为,华医药定位具有研、发,生产、销售的功能似乎过于宽广,而陈力的解释是,具有这些功能并不等于所有操作都在公司内部进行,而更多依靠战略合作,通过联合创新、联合开发、联合销售来完成。简而言之为“华+CRO+院所”。预期3000万-5000万美元(约2-3亿人民币)用于项目引进和项目开拓,耗时3-4年。目前已同药明康德和泰格医药确定了外包服务合作关系。

据普华永道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发布的Moneytree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生物技术行业的风险投资金额总量创纪录地达年均5%的增长,为7.8419亿美元,去年同期为7.4622亿美元。而交易笔数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07笔降至今年同期85笔,下降了21%。很显然,风险投资者正在减少交易的笔数,增加投资的资金额度。 

盘古生物制药(aTyr Pharma)总裁蔡学钧告诉记者,在实际中,无论是跨国制药企业还是风投,对于已有I期临床试验即在人体概念论证(HPoC)结果发布之后,其合作和投资热情才会更高,对于早期阶段开发项目的公司,机会相对低。

在项目筛选上,华医药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如果定位全球市场,项目就要从头做起;第二,收购进入后期临床的项目,且必须具有中国市场销售权,“即越往后期的项目越紧靠中国市场。越早期的项目,全球同步上市的机会越大,但相应的开发时间会更长。”陈力说。

应对中国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是眼下所有健康领域“热钱”涌入的最好注脚。对于未满足的临床需求,陈力有他个人的解释,“必须花大量时间呆在医院,与医生讨论,与患者交流,还要与SFDA沟通,才能试图了解医疗需求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科技水平,当然我们也重视科学,不过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所开发出来的药物要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因此必须与医生和患者合作。” 

蔡学钧认为,华医药的模式体现了跨国公司背景与中国资源的有机组合,该模式的挑战在于能否在中国目前诸多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下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