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毛毛更可爱的是毛毛的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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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na: 看冬蕾老师的文章已成习惯,感谢点点滴滴的温暖。
  • 淼淼: 一向觉得这种背影特别有爱……
  • 淼淼: 十年前的回忆!毛毛太棒啦,粉丝又多了一枚!拥有这么有才情的辣妈,月月童鞋是有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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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n Li: 伦理委员会类似于全国人大,按道理是最高的权力机关。 药监局类似于中央政治局。 所以,实际上还是药监局说了算数。 在有地方伦理存在的情况下,当然要以地方伦理为主。如果在有地方伦理的情况下,选择中心伦理,这是需要提供充足的理由并经过地方伦理书面批准的。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伦理需要审核研究者的资质。一个Site可能有10多个研究者,只有医院自身的伦理委员会才真正了解这些研究者的情况,中心伦理怎么可能对所有医院的医生都那么了解? 临床研究行业是以诚信为基础的,类似于西方社会的无罪认定,也就是在没有确实的犯罪证据以前,是认为嫌犯是无罪的。临床研究也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在没有确切证据以前,相信所有参与临床研究的人员,都是公正的,遵守法规的。 中国临床研究的基础是相反的,首先认为参与临床研究的人员是会作弊的,采取的方法也是严进松出。 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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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生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需要

2010/06/18 – 6:27 下午

尽管没怎么写稿,却看了好几本写的不错的关于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学的书籍——这又是一个充满未知和值得钻研的新领域,在我面前,它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最近写的一些关于中国药物科学评审的文章,引发了我对孩子(确切说是对5岁的清月)科学教育的思考。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这里还不得不引用一位中国药物评审前辈,一位智慧母亲给我写的话,“FDA的科学审评是自然散发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权力。因而,权威就有了。”

尊重生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需要,这是我从她的信中领略到的新的涵义。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孩子?什么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肯定不会给孩子带来心理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应该怎样看待生命的问题。

在许多儿童心理问题的背后,往往是养育者心理学知识的缺失。我不得不承认,尽管从小到大学了很多门功课,念了一些书,但依旧沿袭着我父母的正确或错误的方式对待清月。

中国没有进行过孩子科学养育这类翻天覆地的全民运动,对儿童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和把握很少有人知晓,也没有人来推广,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科学地对待每一问题和每一次冲突。 

“新药审评其实就是一种面对冲突的有技巧的妥协,哪怕整个过程有很多争吵,最终独断专行的由一个人拍板决策,但这个过程对人类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冲突中,成人只要不用自己的权威来威胁孩子,不用情绪来施暴于孩子,争吵和辩论本身对孩子是有意义的。

“是自然散发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权力。因而,权威就有了”。

小鱼博士(Lawrence Yu)周日来东莞

2010/06/18 – 9:03 上午

美洲华人药学会会长,美国FDA仿制药办公室副主任余煊强(Lawrence Yu,我更愿意叫他小鱼博士)今早邮件确认将出席周末在东莞召开的中国首届创新药物与仿制药研发与评估国际化进程论坛。

一同将出席演讲的还有数名FDA的华人评审官员。如此高规格的会议为何会放在广东的东莞市召开,我和北大的郑强博士也百思不得其解。

遗憾的是郑博士因家事未能前来,原本他的题目是cGMP与GMP的对比解读,这在新版GMP颁布的前夜,有着现实的行业关注。

数天来重读了“FDA华人系列”(当然有临时抱佛脚之嫌),特别对小鱼博士关于仿制药评审等一系列观点予以重新认知。

他不但是中国大陆华人在FDA中级别最高的官员,近些年,美国仿制药的一些新的审评政策,包括以问题为导向的审评模式,都是出自小鱼博士的努力。他还是质量源于设计(QbD)理念的发起者、倡导者和执行者。

我期待听到他现场的报告与当面交流。

又,在重读系列文章的过程中,再次发觉编辑校对质量的纰漏和粗糙,无怪乎药审中心的杨健红部长很早前的一天,终于忍无可忍打电话给我投诉文中的差错。

Charles River股东反对收购药明康德

2010/06/09 – 2:21 下午

上个月几乎没写稿,没动脑,无甚感悟,也没怎么关注自己的空间,这就像院子里种的菜和躲在其中的小乌龟一样,由于太久没去关注它们,发觉我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我了。

这条新闻可以让业界对于这种并购的关注热度降下温,不要出点由头还没见成果,就开始大炒特炒,不是所有的兼并都成功的。

李革的手机一直处于呼叫转移的状态,庆幸上一次的报道没用着金克文,这次可以亮亮相了。

Charles River公司(CRL,查士睿华)对药明康德的收购案,日前迸发出反对之声。纽约对冲基金公司Jana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7日表示,该公司不赞同CRL收购药明康德公司。

 当日,CRL公司股价上涨1.06美元,涨幅为3.3%,报收于33.50美元;药明康德公司在美国上市存托凭证下跌1.20美元,跌6.8%,报收于16.55美元。

 资料显示,Jana自身资产达27亿美元,拥有CRL公司7%的股权,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药物检测公司威明顿的最大股东。该公司表示,将投票反对完成拟议中的收购必需的股票发行。

 “早前收购消息宣布之时,华尔街的普遍反应就是CRL这单收购买贵了,当日CRL蒸发了16%的市值。”曼哈顿资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进告诉记者。

 CRL公司将以16亿美元或每股21.25美元的现金和股份收购药明康德公司的消息,彼时令业内震惊。收购药明康德作为进入劳动力和实验室成本低廉的中国市场的路径之一,CRL的收购一旦成功,将成为对中国公司最大的一起外资收购。

 “我们对现在继续这项交易表示严重质疑。”Jana总裁巴里·罗森斯坦在6月7日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出的一封信件中指出:“即便预期效益可以最终实现,我们仍认为,高成本、重大整合风险和不合时宜的时机将使得拟议中的收购成为CRL公司股东的歧途。”

 罗森斯坦在信中表示,CRL公司的支付额将是药明康德2010年扣除利息、赋项、折旧和摊销费用前预期收入的16倍之多,这个价格“没有道理”,因为药明康德自2003年后的毛利润率一直在下降。此外,收购的时机对CRL公司的股东并不适合,原因在于CRL的股价已从2008年8月的高点下跌超过50%。

 据记者了解,CRL在5年前曾以15亿美元收购了一家英国公司,当时是以对方年销售收入5倍的价格收购。

 “而CRO行业,在美国股市上的常规收购价是销售收入的2~3倍。药明康德此前的增长率非常高,所以估值的倍数可以高一点,但从去年开始,药明康德的增长率放缓下来。”上海查士睿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克文告诉记者。

金克文表示:“由于Jana公司拥有CRL 7%的股权,我个人认为CRL的董事会很慎重考虑他们的反对意见,但还不至于影响到整个收购进展,目前正在进行中。”

 有分析人士对此认为,不是每一桩并购都会百分百通过,总有反对的声音,关键是这种反对的影响力是否会阻碍到兼并的行为。“前段时间中国企业并购海外资产的事件也有很多不成功的例子,有些考虑不是空穴来风,还是有相当的理由的。”该分析人士如是说。

(感谢姚立新,王海洋对本文的贡献。)

道路工程设计施工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

2010/06/04 – 5:36 下午

昨天,我哥为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做了一次题为“道路工程设计施工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方法”的讲课。

由于受邀非常突然,他没有把更详尽的资料带回国内,因此在他的ppt中,没有出现一个中文字,全部运用平日拍摄的图片和设计图,结合他在国外施工设计的过程中,对环境特别是水土流失问题的思考。

这是第一次我非常直观地了解他所从事的领域。他最后讲到risk assessment ,这跟制药业风险效益比决策很相像。

以下是演讲大致内容:

路桥工程总是和大自然直接打交道,影响到包括水,山石,土壤,森林,湿地,动植物等。人类为了发展经济,总是不断地贪婪地向自然索取,人类的活动总是或多或少危害着自然。

道路的修建或扩展总是伴随着林木的砍伐,山石的开挖和回填等行为。那么,如何保护并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为内造福,并将对生态的破坏降至最小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道路设计的初期阶段,设计人员应对在项目范围内和周围水域作整体得考查。如果碰到湿地或沼泽,因该特别关注和加以保护,因为它们担负着天然蓄水防洪并抗旱的职责,也为各种野生动物栖息或产卵育婴提供了庇护所。

所以,新设计修建的道路时应尽可能绕道而行。实在避免不了的小块的湿地,应再三考核,可将其原封不动迁移到适合的区域。对贯穿公路的溪流或河道,要对其水纹作分析,要了解它们是季节性的还些是常年性的。 对常年性的,要彻底了解其源头,流向,流速流量,还有水中的生态情况。并根据研究报告,在设计和施工时做出响应的处理。

当河(溪)流横穿公路时,就必须有渠箱(culvert)引流。渠箱的通水能力是按百年一遇的降雨量进行设计。渠箱可以是圆形,椭圆形,或方形。 其底部可以是封闭式或是开放的。渠箱的安置应顺着自然水流方向,避免引起漩涡和降低排水能力,同时影响鱼群的洄游。渠箱本身除满足排水承压外,还应模拟河道自然生态条件:
 箱底宽度不应少于现有河道的截面宽度
 遇到比较宽的溪流,应用开放式箱底
 若是封闭式渠箱,箱底可平铺卵石或是人工隔板(BAVEL),起到减缓水流,为鱼类提供栖息和疏导的作用
 出水口离水面的高度由一定要求,为的是让逆流而上的鱼能够跳上去并游到上游产卵育婴
 入口(出口)处,以及河壁,应放置碎石起护坡的作用,至于碎石的尺寸大小,由设计流速和水流冲击方向决定

有的渠箱并不是用来通水,它的作用相当是个地下过道,车在上面走,人或者是动物可以在地下过。为的是避免了高速撞上横穿公路的孩子和其它动物。也有隧道的顶部和周围的丛林连接成一体,就像人行天桥,只不过上面走得是动物,车在隧道下面通过。

提到动物,不得不谈时常夜晚在公路出没得大型哺乳动物,象黑熊,驼鹿,山羊等。横穿公路时会被高速的车辆夜间的强光吓呆,小车来不及刹车碰上去,往往造成车毁人亡。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常见的是修筑铁丝围栏,我在国内的过速公路也看到同样的设施。但是,建筑成百公里的围栏有造价的问题,此外,围栏干扰了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比方说,切断饮水觅食的去处。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动物不会认字,不懂小心横过公路的道理。试行在路边安放反光板,将夜间的强光反射到林子里提醒动物。仍在试行阶段。效果如何,需要一定时间数据积累。

谈到施工路面的扬起的粉尘问题对任何环境造成得危害问题,提到控制方法,除定时洒水外,还可以添加一些无毒的粘合液,比如图中这种从大豆油提炼加工后得剩余物,将其喷洒在沙石石路面时能在短时间内将粉尘泥沙粘结在一起,效果很好。

对于道路施工中的噪音和交通分流控制,都有明确的规范,设计者和施工管理者都必须严格遵守并优化设计和施工管理。

在讲讲雨水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城市的高楼越建越多,柏油路面越拓越宽,这些高楼和沥青路面都是不透水层,雨水落下时,除蒸发一点外,绝大部分都迅速地经下水道到直接排到河里。 既浪费又破坏了大自然中水的正常循环。实想想在暴雨后大量的雨水一下子释放到河水中,就会会引发河水暴涨和泛滥。
此外,我在广州看到施工工地直接将混有泥沙的水直接排到下水道,造成水道堵塞,下暴雨时造成水浸街的现象也不足为奇怪了。 相比自然界,雨水先是被植物叶面的阻隔并蒸发,让后经根部的吸收并蒸腾作用释放,部分雨水还能渗透土壤的补充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每个环节都是必要和和谐的,整个水循环是个动态的平衡。

不仅如此,柏油路面来往得车辆会残留油污,泥沙粉尘,在北方城市冬天为了融雪除冰防打滑,路上还需洒食盐或MgSo4等东西,这些物质基本未经过处理就会被雨水或雪水直接冲到河里,造成水土污染。这是个繁忙的路段十字路口排水系统的方案设计。由于这条公路是BC和AB省的主要交通枢纽,而AB省又产油,所以途径该交叉口的油罐车数量非常之多。

在设计时要先考虑到运油车发生交通事故翻车漏油得可能性,我们必需得在常规的排水系统中添加特殊的集水井,这个集水井有很深的集油槽和过滤阀门(就象这个样子),能漏油隔离,避免被雨水带到附近的蓄洪水池里再冲进河里(就在这个位置)。尽管造价不菲,但益国益民。我在广州和北京都看到过人力高压洗车,车身将人行过道横拦部说,洗车用的化学药剂就直接冲到下水道排到江里。

下面我想讲讲水土流失得问题。大家都知道,土壤土壤的形成需要几百万年甚至长达几亿年的周期。土壤最初由是大块的岩石经太阳光,风,水,冰雪和其它自然外力风化侵蚀等作用,逐渐碎化成沙石粉末,加上苔藓和其它植物的生长,死亡,腐化,世世代代一点一点积累叠加而演变而成。而土壤得流失却是在很短的时间。

从雨水降落并且撞击土壤得那一瞬间,侵蚀作用就开始了,土壤的颗粒被分离并被水带走,经冲刷得作用,形成沟壑,沟壑日益汇聚并扩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尽管水土流失的形成并最终沉积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人类的行为却大大加速并恶化了这一过程,这些行为包括过度地工业化的农业,森林砍伐,采矿业,还有土建工程等等。

举个实际道路工程例子,这个项目是并不复杂,就是将一段三公里长得二车道公路拓展成四车道得公路。

Pre-construction: Picture was taken in fall 2007. The project site was undisturbed in its natural setting. The vegetative coverage is well developed and there was no sign of erosion problem.

During construction: Picture was taken in summer 2008. It shows the the vegetative coverage was stripped off, the ground profile and other site conditions were modified due to the activities I described before.
• removal of vegetative cover and surface protection, 导致土壤的裸露
• steepness of embankment slope
• deep cut or high fill (深度的开挖和回填)
• site contouring and terracing
• materials replacement (土质的替代)
• cross stream channel rerouting (河流改道)

通常在施工完后,会“种”上人工植被,就是将各种的草籽按一定比例混合配上营养液然后高压喷射到裸露的土坡上,大概一两个季节这些土坡就会被野草覆盖,草根能抓住土壤不让水冲走。 但是,这个项目是在夏末施工,草还来不及长就被冰雪覆盖。第二年早春,融雪的作用导致了大量的水土流失。

2nd post-construction shows the subsequent slope instability (滑坡现象)issues resulted from the erosion. See the hydro-power pole has shifted from its original location and could eventually fall over and snapped the power line if any mitigation measure wasn’t in place.

3rd post-construction show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ghway, flow was channelized along the ditch line, leaving high velocity and volume persistently scraping the ground and sending soils to downstream fish-bearing creek. (浑浊的泥水会最终流到下游的溪水里,导致鱼类的窒息)

4th post-construction show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problem due to terrain modification. (湿地回填)The local low spot, which functioned as a detention area to retard the runoff flow, was utilized as disposal site and filled up with waste materials. As a result, water found its way to go and undermined the highway structure.

出现了这些问题,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我们只好用石块堵,隔沙过滤网(就是透水不透沙),或是建造临时小型石坝来减缓水流速度和被带走的泥沙。可以看到,亡羊补牢固然可取,但代价总是很大的。如果在事发前对其危害性做出客观的评估,防范于未然。就象能预测地震和海啸一样。

但是,造成水土流失由许多因数决定,有一部分是不确定或未知的,即使是已知的影响因素,要做到定量分析也比较困难。比方说,植被覆盖率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参数,覆盖率越高,发生水土流失滑坡塌方的几率就越小。这是个感性的认识,但怎能定量分析呢,或者是说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呢?通常对水土流失危险性评估都是很主观的,所谓靠的是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因此,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结论,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也会因人而异,似乎无法捉摸。

在众多的理论中,我在探索模糊数学,希望能通过它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基本思想就是某一事物对于一个集合的从属性不是由简单的“是”或“否”,“对”或“错”来辨别,而是相对模糊渐变的概念。

比方说,一个人的性别,我们可以用“男”跟“女”辨别,但对它的长相身材,我们可以说“不好看”,“一般”,“漂亮”,“沉鱼落雁,闭月休花”等形容。我们可以用数学模型简化将这种关系并假设成线性的,并表示成三角形的形式表示,渐变过程按0到1来分布。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车速,如果时速是55m/h, 我们说它个绝对从属于中等车速度, 赋最大值“1”,如果车速在70m/h或以上,那么我们就将它定义成高速,相应值也是“1”。那如果任意一个时速呢,比方说60m/h, 那么它即可以定义成中等车速,但只有60%的confidence,也可以定义成高速,大约也有40%的confidence。

同样,对和水土流失的危害预测,我们也可以用模糊理论来攻克?我刚才说过,植被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除此外,还有其它的主要影响因素,比如降雨量啊,土壤属性,坡长和陡度等等。假如我们事先测出这些参据,比如知道植被覆盖率是30%,最大小时降雨量是100mm,粘性土,坡长500m,坡度是5%,那么根据模糊逻辑,我们可推断施工中发生严重水土流失会可能性会是80%,根据这种结论,我们何以及早作出相应的防御措施,而不是等事发后再补救。

中美新药评价差异在哪儿

2010/05/28 – 3:23 下午

报道与写作无关,而是一个记者在采访过程对所获得的信息的博弈过程。从知道新闻事件开始的不到24小时之内,在被冯部痛批一轮后,我推倒重来原来的观点,重写了这篇稿子。

“批准与不批准的决策不是简单的大拇指朝上或朝下的决策。”
——FDA现任局长Hamberger。

一场关于药物审评科学决策的学术研讨会,通过数个美国FDA审评史上最具争议的药物的上市、撤市、再上市的案例分享,引发对中美评价机构在科学决策过程中现实差距的思考。

日前,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日前连同美国FDA同仁会(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lumni Association)在京召开了“第二届药物审评科学决策学术研讨会”。这是在第一届研讨会的基础上,继续以科学决策为主题,重点就“科学决策之根基”、“药物风险效益评估和对安全信号的解读”、“定量药理学在科学决策中的作用”等主题进行研讨。

数据和证据仍需推敲
自去年启动了系统的翻译和转化国外技术指导原则工作以来,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一直积极与业界及国际药品审评机构交流互动,旨在推动我国药物审评科学决策机制建设,为药物审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正确有效地运用数据和证据,是确保决策科学性的基石。”美国 FDA 药品评价和研究中心审评三部前部长Florence Houn博士在会上向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全体审评人员传递美国FDA科学监管思维的核心,即采用系统方法收集事实并应用逻辑的决策技术,而不是通过经验、直觉或基于反复试验和摸索而形成概念。

有参会评审人员感慨,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内企业在申报品种过程中提供的数据和信息量并不足以真实反映药物研发的全过程,审评人员要全面评价一个品种是一个极富挑战的过程。

药品审评中心审评四部的审评员王庆利博士告诉记者,就其评审经历来看,跨国企业的自律性和风险意识远比国内企业强,他们会开展各种研究来证明申报品种的安全有效性,自主发现不良反应到底由什么引起、风险有多大;而国内企业对新药研发的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可依据数据的获得较少,同时在申报过程中对评价机构过于依赖。

对于数据和证据的有效运用,药品审评中心管理与协调部部长冯毅认为,面对一个申报品种,往往出现在评审员眼前的数据并不一定是客观事实的全部,也并不一定真实,这需要审评者按照科学的逻辑去分析、归纳、剔除、推理、总结,以得出所追求的安全和有效性。

法规只提供方法而非事实
也有参会审评员提出,法规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决策。有审评人员告诉记者,在确定一个药物的有效性时,FDA一般要做两个关键性研究,我国一般只要求做一个,而且病例数比较少。

由于目前国内大多数申请人在设计临床试验病例数的起点仍着眼于满足法规规定病例数的最低要求,即II期不低于100例,III期不低于300例,从病例数暴露安全性人群量来说,与发达国家药品注册要求的人群安全性暴露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

“法规规定的病例数较少、安全性暴露人群量不足,都会影响到我们有效性的评价。”有相关审评人员如是认为。

对于法规局限性的理解,冯毅认为,任何与药物注册相关的法典和规章都仅能告诉一个药物安全、有效所遵循的准则,而不会给出达成这一准则定型的公式。任何技术指导原则也仅仅是提供了经过一定程度证实、带有局限性和不同偏倚程度的方法,按照这一方法所得出的数据未必是客观的事实或是全部。

“这也许就是药物评价的挑战和乐趣所在。”冯毅说。

科学评价须不带偏见的“科学”
“对于公众健康,什么是最有利的?”Florence Houn说,监管当局心之所虑多得让公众无法想象,例如不良事件发生率、试验设计和实施、同类产品的风险、长期使用的风险、背离标签的可能性、预期的患者依从性等等。

而企业极为关注的是,药监部门如何科学判断某种新药的上市价值。例如,什么样的药达到非劣效性试验结果即可批准上市,而什么样的药又必须达到优效性结果才可以批准?企业认为,在这一点上,药审中心始终没有明示,这为申办者包括临床研究机构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我们与FDA的差异首先不是在证据或信号强度上,如一个试验还是两个试验、安慰剂对照还是优效检验等。而是在思考和设定如何获取研究的假设、获取什么样的证据、获取的方法是什么、获取过程中是否控制了偏倚,如何分析评估证据等方面。中国的新药走不出去,我们的临床试验结果不被人认同的关键也在此。”冯毅告诉记者。

“中美评价机构最大差异不在法规,而在于从事研发和审评审批的人是否真正信任科学、理解科学、掌握科学以及科学决策的方法,并愿意在科学层面讨论争辩,愿意服从科学的结果。”冯毅说。

对于科学评价,Florence Houn如是表示:“科学评价一个上市新药必须全面深入且不带偏见,必须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同时具备合乎逻辑的决策技术。”

如果有一个栏目叫People On the Move

2010/05/26 – 5:30 下午

如果我有一个栏目,叫“People On the Move”,这个月的内容会大致由这些人物来填充,或许还有更多:

苏岭,从去年2月辉瑞收购惠氏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叫嚣着自己要去卖茶叶蛋,直到上周他诺华公司的邮箱开通。职位是诺华制药大中华药品开发部高级副总裁。

陈力,5月31日正式辞去担任10多年的罗氏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官一职,加入一家由国际著名健康领域风投背景成立的公司,表示“会继续为中国的新药研发助力,而西方模式已是强弩之末”。以陈力在中国药物研发领域老大哥的位置,他的离职让媒体震惊。可以隐射出目前大型制药企业研发产出率的现状:担任期间更多的是忙于如何控制其团队的运作成本,而非如何推进各个研发项目。

周平山,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5月底结束国内任期,6月调往台湾。

李自力,5月底正式结束默沙东中国医学总监的任期,6月调回美国总部担任新兴市场药政事务工作。

尹鹤群,5月结束诺华中国研发中心的任期,6月调回美国总部。

饶韧,6月1日离开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前往一家德资生物医药企业。

这是一个清贫但富有教育的家庭

2010/05/17 – 4:30 下午

“我想,我死后在天堂门口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美联社的记者。”

——马哈特马·甘地(Mahatma Gandhi)出狱后在印度一个偏僻的火车站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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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月每周六来学习钢琴的地方。这家琴行在东山龟岗大马路江岭路一栋据杜老板说大约有80年历史的东山洋房里。

在地图上看,新河浦路、恤孤院路、培正路、江岭路等街道并不起眼。这里有盘根错节的大榕树,也有高大袅娜的玉兰树,和建国前就存在的洋房400多座。

断断续续加起来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了解了一个家庭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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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30年前因一场感冒而与星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擦肩而过的经历,50多岁的杜老板似乎到今天还过不了自己内心深处这一关。

无奈只能留在湛江当地,加入湛江文工团。因外形俊朗,酷爱声乐朗诵等舞台表演,杜老板很快挑起了一座小城市文工团的大梁。他娶了一位湛江农科院爱好园艺的妻子。1984年唯一的女儿出生。每周六,我女儿清月会到这里,成为了小杜老师30多个学生中的一名。

杜老板在湛江公务员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他的女儿圆了他年轻时的梦想,考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为了“追随”他女儿,他和他太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末期放弃了湛江公务员的身份和福利,来到东山,找到这栋楼,以月租3000块的价格,安顿下来。女儿教琴,父亲卖琴,而且只卖二手钢琴。

房屋主人从来没有回来过,二楼还住着房东的远房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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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的间隔相当古老和潮湿,头房被用作小杜老师教学课室和练琴房。尾房则是杜家的起居室。与她父亲热情好客不同,小杜老师总不苟言笑,严格但不严厉,而且耐心十足,超乎了一般的80后年轻人。

最近我总在观察每一个与清月交谈的人的说话方式,比如她的老师,她的同学,小成成,我父母等等。我发现孩子对于不同人物性格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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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成成人之前,我觉得孩子的精神似乎是来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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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房间则堆满了各种品牌的二手钢琴,都是杜老板通过各种途径搜罗回来的宝贝。同一品牌比市面一手的要便宜大约4成左右。他打开一架钢琴,告诉我钢琴发声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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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花草是杜太太的世界,与屋内的昏暗形成对比。杜家除了以钢琴为生,有时候还做做花展。每盆花像是他们一家三口的一分子,没有标价,“但客人如果喜欢带回去一盆,就卖。”杜太太告诉我,平日她还负责煮饭后勤。

“女儿还没男朋友,谁让她来来去去接触的都是孩子呢?”杜老板觉得她女儿骨子里就是他的翻版,有多家小学,像培正小学聘请她去当小学教师,她都拒绝了,宁愿当一个自由职业者,靠本事吃饭,除了教钢琴,还帮着父亲摆弄网上店铺。

这是一家清贫但受教育程度很深的家庭。

药物信息协会(DIA)第二届中国年会5月16日召开

2010/05/13 – 10:09 上午

让我来预告一下这周末即将在北京召开的药物研发界的盛会——DIA第二届中国年会。确切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药品监管、外企研发、跨国CRO高层的俱乐部,一个老外和海龟们的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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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年会国企缘何不来

因此你不会看到类似国内会议的通行做法,预先在生物谷、丁香园等医药门户网站或其它中文纸媒做宣传预告,以吸引国内的参会人员。

但它会一封又一封的邮件告诉它的会员,会议筹备进行到了什么环节,你还有多少天的注册时间。

直到昨天,又多了两名国家局的主讲人被敲定,他们是局长邵明立和人称“老注册”的丁建华。相信未来几天,还将有关键的演讲者会陆续确定下来。

我曾在去年就想写一篇文章,分析国企不加入DIA的原因。

一是国内制药大环境,这是大家容易想见的因素,比如国企以仿制为主,更重生产和销售,DIA上研发临床国际注册法规等技术性话题偏离国企主流关注焦点;二是DIA刚进入中国,其品牌影响度需一定时间积累,其操作运行模式也需要长时间的磨合,与业内广泛接触;三是参会及培训价格偏高;四是文化差异。而个人认为,国内外企业之间的文化鸿沟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采访时常说,跟采访对象对不上嘴形或者不是用同一个频道的语言谈话就是这种感觉。国企工商业老总之所以不愿意进入这个圈子,在于扎堆与此不能很好找到同步发声的方式。这就像一个穿着牛仔裤T恤衫的人进入到一个各个身着西服的场合那样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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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DIA要想在中国建立广泛的国内企业群众基础,除了保持其国际会议的高端性外,要适当地降低姿态,如话题上设置更多与中国利益有关的主题,邀请有代表性的国内制药企业高层出席或讲演,而不仅仅限于研发部门级别。此外,DIA在中国需与他人合作,特别是诸如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方能借力做到为国内企业服务。

对于国企老总而言,也需要降低姿态,“迅速做大做强”不是空喊的口号,中国本土医药企业总是无奈的将自己与跨国药企天然划分在不同阵营,甚至拒绝把他们当作标杆进行学习。而一个没有标杆的企业和一个没有标杆的产业都将难以胜任自我超越的重负。因文化差异导致参会的面子问题重要还是学习的机会重要?

中国药监的创新挑战

对比起第一届DIA中国年会的演讲嘉宾(可怜上一届的相片到今天还没有上传完),第二届会议少了像去年来自国家领导层面的桑国卫和美国FDA副局长Lumpkin博士这样的重量级演讲者。

而我也很好奇的是,在仅隔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去年出席并发言的张司长、冯部、自力、老蔡等等等将用什么样的新观点给与会人员带来不同的参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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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做讲演跟记者写稿一样,不断需要超越的是自己。报道文章里是否开拓了新的采访者?是否以新的角度切入阐述?抑或晃来晃去都是熟悉的老面孔?重复的观点和PPT?

本届年会值得关注的“新来者”有国家局局长邵明立,他的发言题目是加强“药品监督管理,应对药物创新的挑战”。

面对药物创新,成熟药品监管体系和发展中国家的药监部门所面临的挑战是不尽一致的。

最近HENRY I. MILLER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FDA’s new policies threaten innovation》。这位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职于美国NIH和美国FDA 的作者在文章指出:FDA已将其权力扩大超出了法律限度。对上市产品,必须要求被证明安全和有效。此外,FDA还制定了包括要求显示产品临床优势的新技术标准。

而MILLER认为,证明一种药品比现有药物更优,比仅仅证实该药品安全和有效困难得多,这会导致企业的研究费用剧增,原因在于如果两种药品的疗效仅存在少量差异,必须进行非常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以获得统计显著性。如果该项新标准获得广泛实施,某些对部分患者有效的药物将面临不利局面,减少药品市场竞争,并导致价格上涨。

前惠氏公司总裁和首席执行官Robert Essner在文中形容这意味着:“如果你是首家在某一治疗领域获得批准的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将不能入市,FDA正在建立垄断。这肯定不是他们该做的。”

文章结束处认为,FDA的风险规避和严格监管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对创新显然是不利的。

同样,面对药品安全事故频频见诸报端的中国制药业,药监局首要的任务是保障用药安全,然而如果把安全抓的太紧,妄想把所有风险都砍掉,就会把风险和未知带来的益处也砍掉。社会公众是否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而享受到更大的益处,这需要政府在决策之前考虑的。而一旦中国趋于保守,畏首畏脚,出新药也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提升国际形象的机会

另一位国家局官员的发言也值得关注。他是国际合作司副司长丁建华。丁建华同时还是亚太经合生命科学创新法规协同委员会委员,曾多次代表国家局出席国际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药品注册会议并作相关演讲,据说他也是国家局中为数不多可以用英文发言的官员。丁建华的题目是“亚太经贸合作组织协调化项目的进展”。2年前中国药监局连同俄罗斯、韩国、巴西等七国和地区应邀加入ICH全球合作组织(GCG),中国参与ICH全球事务的进展值得关注。

第三位重量级演讲嘉宾是中国药学会医药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开发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他的题目依然是他参与构建中国医改的相关话题。很多听过宋主任报告的人对他的口才和政策高度十分钦佩,而据他自己牛逼轰轰地说,他虽然讲课无数,但每一次都是新的。

就这份餐会名单来看,国内民族企业先声、三生的代表以及国内医疗机构众多研究者代表是本届会议新的突破。陈易新、武志昂、杨志敏、杨建红等也是在DIA年会上首次露面,他们的报告应该有很强的学术代表性。

不少头衔是美国FDA同仁会的前FDA官员也应邀出席,相信会在这场为期三天的会议中表现得异常活跃。

欧美日韩发达国家监管审评人员的参与历来是DIA会议的保留曲目,这届年会亦少不了这样的思想大餐。面对操一口流利英语,神情傲慢的日韩审评人员,中国药审人员如何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需要更加系统的培训和磨练。

而在平行论坛中,“回应不断改进的监管环境”和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和医药技术要求协调会议)质量指南的更新及其影响都是与国内环境密切相关的话题讨论。

对于听者而言,除了宏观政策走向,一些具体案例的演示或许更能吸引听众,像张司长在去年的报告就实实在在介绍了中国药监注册管理的具体事务,如中国的甲流疫苗审批,中日韩合作等具体做法。个人认为,这比泛泛而谈地介绍各自国家药监组织架构的历史发展要务实的多。

读好书、听演讲应该是一个人在一生中努力培养的习惯。如果你在这个圈内,我建议你周末去北京,来DIA。

只是我如果不在现场,又如何报道这场盛会?茶叶蛋说我不来怎么行,又怎么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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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了夏天

2010/05/05 – 3:3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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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生命嬉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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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天真和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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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存在的喜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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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顺当当地成长,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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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的哥哥唯一的儿子比我唯一的清月大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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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July 4th,比月月大一点点,你知道么?”他说“fourth”的尾音很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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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dd告诉我,他转了三趟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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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bus很大很大”从地球的另外一边回到中国看他的月月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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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组照片摄于五一节日。用两台相机,一台是尼康D40,一台是松下Lu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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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了夏天。

祝大家(特别像CRO和记者做labor活儿的)Happy Labor Holidays

2010/04/30 – 3:49 下午

昨晚CharlsRiver的金克文发短信说WUXI deal好像开始有一些负面评论,关于外资收购中国民族品牌,减少了中国的话语权,WUXI的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等等。

短信显得有点战战兢兢。

我也注意到国内媒体对这一起事件的论调,金说的没错。中国要做由华人控制的国际品牌的CRO,希望越来越小,这十分可惜。

从一开始,药明康德就背负了过多“自主创新”的色彩。然而真正从药物研发细分链条来看,药明康德所具备的创新能力仅在最前端的化学合成。近期其积极开发生物标记物可谓一个新的飞跃。

如果收购成功,药明康德与CRL在业务上形成了衔接,涵盖了从最初的化学合成进入到首次人体试验,但这也只是新药研发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就目前而言,药明康德在新化合物合成筛选方面的实力已不容小觑,在药物作用靶点的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的实例,从而形成了一批以化学和化学家为主体的人才队伍。药物发现和筛选属于比较基础的工作,也是新药研发的瓶颈之一,而越是基础性的工作,成长的机会越多。

但在药物开发关键环节上,无论是国家IND机制法规建设还是国内企业自身能力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显得非常滞后。如果说非临床CRO出了一个龙头老大药明康德的民族企业,在临床开发环节的CRO更急待整合提升,但临床环节除了种种的政策壁垒,显然还有更多来自临床研究医疗机构复杂的现实。

中国的药物创新决不是一个药明康德可以承受的重。

当然,如果从财务角度,这起收购案确实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比如双方为什么同意这笔交易。

如一位证券分析人说,药明康德的股东和董事会已经是被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所控制,追求最大的投资回报是他们的第一考虑。华尔街的反应是出价过高了,但业界一致认为,CRL这回是短期吃亏,长期收益。

然而如果负面论调持续不减,对于收购通过商务部的反垄断法是不利的,正如商务部拒绝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

除非有人不想让收购顺利完成。

想到这里,我把张炯对此次事件的comments转发给金克文好让他宽慰一下。

张炯,就是那个原来在上海生科院现在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的杭州才子,浑身还长满刺。

“无锡”没了,其实从来都没有来过。

“CRL” 来了,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

“国际化”来了,以为自己没了;

美国人的孩子,又嫁回到美国人那里去罢了。

两个人互换了手头的股票,这没啥可奇怪的,鸡蛋从来不应该放到一个篮子里嘛!

药明康德从来都不是中国企业,愿合愿分,何必矫情?

至此对此事件的关注暂告一段落,祝大家(特别是像CRO和记者做labor活儿的)

 Happy Labor Holid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