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陆人坐小面包车的记忆，停留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公交车还不发达，更没有地铁，若是去白云山，或是稍远些的旅途，常常要搭面包车。

来到香港，却发现这里的公共交通，包括小面包车和巴士格外发达。我就读的港科大在浅水湾依山而建，为了保护环境，政府并未多开通交通线路，只修了一条盘山的公路，直通美丽的校园。要进学校，便只有华山一条路：从彩虹地铁站出来，搭乘小巴，车程大约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每天早上，我和同学们排着队，一辆辆小巴驶来。车厢窄窄的，方寸之间，便是他的整个世界。车里的设备依旧陈旧，档位要用手动，每一站都得提前扬手，跟师傅说“有落”。师傅们多是多年的老师傅，经验丰富，车开得又快又狠。有时在窄窄的山道上，两辆车迎面相遇，他们只是轻轻一让，便像走钢丝般，轻盈地交错而过。

其实，开小巴这份工作是极沉闷的，日复一日，在同一条山路上穿梭，载着不同的乘客，去往同一个目的地。好在这一路风景秀美，有树林，有花香。春天，雾色缭绕，车行其间，窗外鸟鸣声声，夏天，阳光穿过密密的树叶，洒在林荫小道上。我想，这山间的风景，也算是陪伴着乘客和司机吧。

就在这方寸的天地里，不同的司机却有着不同的习惯。有人喜欢放华丽高贵的爵士乐，一上车，仿佛置身于一场典雅的爵士演奏会。我想，再平凡的工作，或许每个人心里都守着一片高贵的圣地。也有司机爱听电视台的马经、经济、天下大势，一路上我们便像一家人似的，跟着那声音，抵达各自人生的一个又一个目的地。

昨天，我报道了英矽智能的一款GLP药物被国际大药厂礼来收购的消息，同时还涉及他们公司2025年的业绩，收入达到5000万美元。想想就在几年前，AI制药还停留在人们的讨论之间，而这几年，它以几何级的速度发展，影响力和势头都势不可挡。真为他们高兴。

今年冬天，我在上海采访了该公司创始人Alex Zhavoronkov 。那天上海零下的温度，我的手冻得冰凉。见面握手时，我不好意思地解释，他却毫不在意，反而伸出双手，把我的手掌紧紧握在掌心，试图帮我暖过来。那一刻，真的很温暖。

采访中，他向我讲述了他是如何从AI领域进入AI制药（AIDD）领域的，谈及公司愿景时，他特别提到对抗衰老方向的看好，也分享了他与任峰结缘的故事，以及这些年英矽智能在数据整理、模型训练和基础科研上所做的大量积累。尽管公司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依然非常谦虚地说，英矽智能今天的成功，仅仅证明了AI在临床前阶段是可行的。

有视野，有情怀，也充满激情。还那样有同理心。

真心希望AIDD能加速药物研发，救治像我哥那样不能再等待的患者。

昨晚，是港科大Richard Ko老师的最后一堂课。他如今在旧金山从事咨询工作，却为了每周一的教学，整整一年，坚持每周飞一次香港——周五抵港，周二清晨离开返回旧金山。这是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又是多么热爱教学工作！

他用全英文授课，从动物研究到实验设计，再到AI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条理分明，讲解清晰。整整三个小时，完全脱稿，未曾休息。他的PPT多达一百页。看着这些优秀的人，总让我获得源源不前的动力。

再见了，Richard！

“我们最看重的是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前沿性与逻辑严谨性，而非语言表达的形式，我不太在于语法、用词。因此，我们热忱欢迎亚洲的专家学者踊跃投稿。在AI时代，编辑更应坚守并善用自己的语言判断与逻辑思辨能力。”

上周，我在香港科技大学里聆听了《科学》杂志高级编辑Yevgeniya Nusinovich博士的讲座。她讲的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职业编辑”。

《科学》是全球顶级的学术期刊，能请到它的高级编辑来做分享，这本身就是港科大国际化平台的一个体现。Nusinovich博士本科就读于MIT，主修生物和化学，后来拿了医学博士和分子医学博士，做过儿科住院医师——真正上过临床的医生，再转型做编辑。

她列出编辑审稿时关心的问题：论文是否在期刊范围内？研究问题是否有趣且重要？结论是否有充分的实验支撑？相比已有文献，这项研究推进了多少？

此外，她告诉大家“编辑不关注什么”：作者的机构、国籍、资历、名气，甚至语法和格式。她说，编辑关注的是科学本身。这也让我想起的同事姚嘉编辑，她也是非常严谨、注重事实本身的专业编辑，且非常专注。

这话让我想了很久。作为研发客的主编，我每天都在和选题、稿件打交道。她的标准其实可以借来用：一个故事是否重要？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相比已有的报道，它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

交流环节，我问了她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选题——每天面对那么多稿件，怎么判断哪些值得送审。她说，除了科学本身的质量，她会问自己：这篇文章能让哪些读者感兴趣？如果只有本领域的几个人关心，那可能不适合《科学》；但如果能让不同领域的人都觉得有意思，就值得考虑。这让我想到做选题时，也要想清楚文章是写给谁看的。

第二个问题是改稿时怎么平衡专业性和可读性。她做医学编辑出身，又做过临床医生，对这个问题有体会。她说，改稿时会尽量保留作者的原意和语气，同时让表达更清晰，太专业的术语要解释，太啰嗦的表述要精简。关键是让读者能读懂，又不失真。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AI对写作的影响。她说，AI确实能帮很多忙，比如整理资料、检查语法，但真正的好文章还是需要人的判断。科学写作不只是传递信息，还要有观点，有逻辑，有温度，这些东西AI暂时还做不到。

最后我问她，为什么从医生转型来当编辑。你更喜欢直接跟病人打交道还是跟文字对话？

她说，做医生确实能直接帮助患者，但一次只能帮一个。做编辑，如果能帮助科学家把研究成果更好地发表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推动整个领域的进步，那能帮到的患者就多得多。

讲座结束，走出演讲厅，我在想一个问题：做编辑这些年，我到底在做什么？

Nusinovich博士说，她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想看到更多的好科学诞生”。我想，我和佳凌做研发客这些年，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把好的科学故事讲出来，让行业更多同道中人、更多患者看到，为行业搭建一座灯塔，温暖和照亮大家。

在广州家中休整一天，与父母、小成和月月团聚后，我搭上前往西九龙的高铁，回到了我住的地方。推开门，波光粼粼的大海映入眼帘，恍若日本新海诚动画里的画面，又像电影《麦兜》中那片壮丽的海景。海鸥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邮轮不时驶过，汽笛声悠扬，直升飞机起降的轰鸣声交织其中，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海景图，令我感动不已。

我是何等幸福的人啊！

前天，我终于拿到了香港身份证。那张卡片和内地身份证差不多大小。照片里的我开心雀跃的笑着，眼神里却有一丝疲惫，藏着这一个月来所有的奔波与期待。

说起来，从决定来香港科技大学读书，到真正来到这座城市，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在港科大的全力协助下，短短一两个工作日内，我便高效办妥了香港入境签证、港澳通行证D签、学生卡以及这张身份证。无论是广东省公安厅、香港入境事务处，还是港科大，每个环节的紧密协作都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倍感温暖。

我觉得非常惭愧，自己何德何能拿到香港居民资格，决定一定要为香港和大湾区多作贡献。

我想起办身份证那天，差点迟到了。约了上午10点在将军澳入境处，结果从宿舍出发时已经快来不及了。拦下一辆出租车，那位香港本地的司机看我背着书包、十分着急的样子，问我：“去办身份证啊？”我说是，他二话没说，一脚油门踩下去。

一路上，他一边盯着导航避开拥堵，一边跟我说：“不用紧张啦，香港办事情很快的。” “你从内地过来读书，不容易的，加油啊！”

那天下午，我准时到了，顺利办完了所有手续。

现在想来，那张身份证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合法身份，更因为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善意——所有支持我读书，帮我推荐的师长、指导我考雅思的冯博士、港科大的所有老师Karl、 Sunny、 Ava、Wing和这所学校提供的一切， 告诉我香港生活种种便利，看病怎么预约、八达通怎么用，学校学习课程系统的使用方法的晶晶、楚楚等科大可爱的小同学，那位素不相识的司机，那些在办事窗口后面默默工作的热情的职员。还有给我提供无限保障的研发客同事和我的家人。

说起港科大，这所学校确实配得上它的排名。

根据2026年QS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科技大学位列全球第44位，稳居世界顶尖高校行列。作为一所建校仅三十余年的年轻大学，它已经孕育出多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从全球最细单壁纳米碳管，到长期排名世界第一的EMBA课程。更让我感触的是，学校汇聚了来自全球逾8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子，教研人员来自40多个国家，真正实现了“在科大，世界是平的”。

但排名终究只是数字，真正让我感受到这所学校的格局的，是那些走进校园的人。

昨天，我带着哥哥的上司和同事Dickson去拜祭了他。Dickson专程从温哥华转辗到香港远道而来，还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加拿大BC省交通部授予哥哥的“长期贡献奖”。 Long Service Award(In recognition of your service to the people of British Columbia)。

当我们来到位于增城山清水秀的正果园，在哥哥的墓前，告诉他这一切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树叶飞舞，哥哥也感受到了，正高兴的迎接我们！

哥哥的工作异常辛苦，常年奔波在加拿大北部野外，进行公路勘探。那条路孤独而艰难，但他对每一个项目的设计、每一次施工、每一趟勘探，都倾注了全部心力，追求极致完美。这一坚持，就是21年。迪信说，政府部门的工资不高，也没有什么名利，不是很多人愿意留在政府部门，默默无闻工作一辈子。

更让我动容的，是交通部的同事们从加拿大各地收集了红叶，亲手制成一册，交到我父母手中。那一页页枫叶，从异国他乡飘回这片故土，仿佛意味着哥哥叶落归根，最后回到祖国，回到家人的身边。

他说，之所以大家都怀念他，至今公司还保留他的座位，是因为哥哥的温暖、笑容、善良点亮了周围的人，哥哥永远在大家的心里。

那一刻我才明白，一个人走了，却还能被人如此深情地记着，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哥哥的上司说，他在那边，是大家心中永远的光，因为他是那么善良，愿意帮助别人。父亲接过那本红叶册，泪光闪闪，说：“是加拿大政府培养了哥哥，感谢他们。”

我在一旁心里想：老哥，你用一生赢得了这样的敬重，我也要成为像你这样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的人。

在北京一家星巴克的墙上，挂着“Pour your heart into it”几个英文大字。这句话仿佛一语双关：它既象征着星巴克对每一杯咖啡的用心研磨，也像是在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把心倾注于所做的每一件事里，才不算辜负这一程。

我在这里，非常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北京当面致谢我港科大求学时的推荐人之一，敬爱的宋会长。他不仅耐心倾听我在港科大的学习情况，包括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还询问我在香港的生活是否适应。

除了学习生活的关怀，宋会长还与我探讨了当下医保定价政策对产业可持续创新的推动作用、新药进入医院的双通道机制所面临的挑战与解决建议。此外，他还谈到了提升中国医疗消费水平、加强研究型医院建设、香港CMPR的未来定位，以及中国药监局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还有全球地缘政治的最新动态，包括中美、中日关系以及台湾局势等。

工作之余，宋会长还向我展示了他练习书法的作品，那些历史名言警句，字里行间透露出他陶冶性情、开拓人生格局的豁达与智慧。每次与宋会长相见，都让我感受到他对行业的热忱与担当，以及他对年轻一代的提携与鼓励。

衷心祝愿宋会长工作顺遂，身体健康！

亲爱的老哥：

2月28日是你离开后的第二个生日。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室里，捧着你的照片，完成了关于吉利德的案例分析演讲。

故事始于1987年。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医学背景和哈佛投资履历的Michael Riordan，在一次大病后萌生了一个在当时近乎天真的梦想：让全球HIV患者都能用上好药。他创办了吉利德，名字取自《圣经》中那棵能治愈疾病的乳香树。

当这家公司的HIV药物让八成美国患者受益时，世界上最需要药的贫困地区——非洲Eswatini的乡村诊所、东南亚的贫民窟——却依然被专利壁垒挡在门外。每一道关卡后面，都是生命的等待。

2006年，吉利德做了一个被业界称为商业自杀的决定：启动Access Program。他们一边授权仿制药厂生产，一边与本地分销商合作建立供应网络。到2009年，超过67万发展中国家的患者用上了药。Michael说：“如果梦想不能让更多人活下去，梦想便没有意义。”

读到这段话时，我突然想起了你——想起了Tom Hanks在《费城故事》里为艾滋病患者权益奔走的身影，想起他在病床上喃喃自语：“I don’t want to be alone, I won’t be ashamed of love.” 这声音如此熟悉，就像你最后那段日子，即便被病痛折磨，依然轻声告诉我们“没关系”。

老哥，我一直带着你。你在我手机里，在我的照片里，在我每一次演讲的PPT里。港科大的同学们不知道，当我讲述吉利德的故事时，那个案例里所有关于尊严、关于坚持、关于“不让任何一个人被落下”的部分，都是因为心里装着你。

课堂上，李教授带领我们分组演绎：有人扮演坚持专利的律师，有人扮演非洲卫生官员，有人扮演仿制药厂代表。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思想的碰撞和对患者的共情。那一刻我想，如果命运给你另一种剧本，你或许也会成为像Michael Riordan那样的人——有梦想，有勇气，愿意为他人而战。

非洲Eswatini的药箱里，装着终结艾滋的希望；而港科大的教室里，或许正孕育着下一个梦想家。老哥，你永远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站在每一个讲台上的理由。

永远爱你的妹妹
2026年3月7日 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