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看重的是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前沿性与逻辑严谨性，而非语言表达的形式，我不太在于语法、用词。因此，我们热忱欢迎亚洲的专家学者踊跃投稿。在AI时代，编辑更应坚守并善用自己的语言判断与逻辑思辨能力。”

上周，我在香港科技大学里聆听了《科学》杂志高级编辑Yevgeniya Nusinovich博士的讲座。她讲的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职业编辑”。

《科学》是全球顶级的学术期刊，能请到它的高级编辑来做分享，这本身就是港科大国际化平台的一个体现。Nusinovich博士本科就读于MIT，主修生物和化学，后来拿了医学博士和分子医学博士，做过儿科住院医师——真正上过临床的医生，再转型做编辑。

她列出编辑审稿时关心的问题：论文是否在期刊范围内？研究问题是否有趣且重要？结论是否有充分的实验支撑？相比已有文献，这项研究推进了多少？

此外，她告诉大家“编辑不关注什么”：作者的机构、国籍、资历、名气，甚至语法和格式。她说，编辑关注的是科学本身。这也让我想起的同事姚嘉编辑，她也是非常严谨、注重事实本身的专业编辑，且非常专注。

这话让我想了很久。作为研发客的主编，我每天都在和选题、稿件打交道。她的标准其实可以借来用：一个故事是否重要？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相比已有的报道，它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

交流环节，我问了她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选题——每天面对那么多稿件，怎么判断哪些值得送审。她说，除了科学本身的质量，她会问自己：这篇文章能让哪些读者感兴趣？如果只有本领域的几个人关心，那可能不适合《科学》；但如果能让不同领域的人都觉得有意思，就值得考虑。这让我想到做选题时，也要想清楚文章是写给谁看的。

第二个问题是改稿时怎么平衡专业性和可读性。她做医学编辑出身，又做过临床医生，对这个问题有体会。她说，改稿时会尽量保留作者的原意和语气，同时让表达更清晰，太专业的术语要解释，太啰嗦的表述要精简。关键是让读者能读懂，又不失真。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AI对写作的影响。她说，AI确实能帮很多忙，比如整理资料、检查语法，但真正的好文章还是需要人的判断。科学写作不只是传递信息，还要有观点，有逻辑，有温度，这些东西AI暂时还做不到。

最后我问她，为什么从医生转型来当编辑。你更喜欢直接跟病人打交道还是跟文字对话？

她说，做医生确实能直接帮助患者，但一次只能帮一个。做编辑，如果能帮助科学家把研究成果更好地发表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推动整个领域的进步，那能帮到的患者就多得多。

讲座结束，走出演讲厅，我在想一个问题：做编辑这些年，我到底在做什么？

Nusinovich博士说，她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想看到更多的好科学诞生”。我想，我和佳凌做研发客这些年，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把好的科学故事讲出来，让行业更多同道中人、更多患者看到，为行业搭建一座灯塔，温暖和照亮大家。

在广州家中休整一天，与父母、小成和月月团聚后，我搭上前往西九龙的高铁，回到了我住的地方。推开门，波光粼粼的大海映入眼帘，恍若日本新海诚动画里的画面，又像电影《麦兜》中那片壮丽的海景。海鸥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邮轮不时驶过，汽笛声悠扬，直升飞机起降的轰鸣声交织其中，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海景图，令我感动不已。

我是何等幸福的人啊！

前天，我终于拿到了香港身份证。那张卡片和内地身份证差不多大小。照片里的我开心雀跃的笑着，眼神里却有一丝疲惫，藏着这一个月来所有的奔波与期待。

说起来，从决定来香港科技大学读书，到真正来到这座城市，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在港科大的全力协助下，短短一两个工作日内，我便高效办妥了香港入境签证、港澳通行证D签、学生卡以及这张身份证。无论是广东省公安厅、香港入境事务处，还是港科大，每个环节的紧密协作都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倍感温暖。

我觉得非常惭愧，自己何德何能拿到香港居民资格，决定一定要为香港和大湾区多作贡献。

我想起办身份证那天，差点迟到了。约了上午10点在将军澳入境处，结果从宿舍出发时已经快来不及了。拦下一辆出租车，那位香港本地的司机看我背着书包、十分着急的样子，问我：“去办身份证啊？”我说是，他二话没说，一脚油门踩下去。

一路上，他一边盯着导航避开拥堵，一边跟我说：“不用紧张啦，香港办事情很快的。” “你从内地过来读书，不容易的，加油啊！”

那天下午，我准时到了，顺利办完了所有手续。

现在想来，那张身份证不仅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合法身份，更因为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善意——所有支持我读书，帮我推荐的师长、指导我考雅思的冯博士、港科大的所有老师Karl、 Sunny、 Ava、Wing和这所学校提供的一切， 告诉我香港生活种种便利，看病怎么预约、八达通怎么用，学校学习课程系统的使用方法的晶晶、楚楚等科大可爱的小同学，那位素不相识的司机，那些在办事窗口后面默默工作的热情的职员。还有给我提供无限保障的研发客同事和我的家人。

说起港科大，这所学校确实配得上它的排名。

根据2026年QS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科技大学位列全球第44位，稳居世界顶尖高校行列。作为一所建校仅三十余年的年轻大学，它已经孕育出多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从全球最细单壁纳米碳管，到长期排名世界第一的EMBA课程。更让我感触的是，学校汇聚了来自全球逾8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子，教研人员来自40多个国家，真正实现了“在科大，世界是平的”。

但排名终究只是数字，真正让我感受到这所学校的格局的，是那些走进校园的人。

昨天，我带着哥哥的上司和同事Dickson去拜祭了他。Dickson专程从温哥华转辗到香港远道而来，还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加拿大BC省交通部授予哥哥的“长期贡献奖”。 Long Service Award(In recognition of your service to the people of British Columbia)。

当我们来到位于增城山清水秀的正果园，在哥哥的墓前，告诉他这一切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树叶飞舞，哥哥也感受到了，正高兴的迎接我们！

哥哥的工作异常辛苦，常年奔波在加拿大北部野外，进行公路勘探。那条路孤独而艰难，但他对每一个项目的设计、每一次施工、每一趟勘探，都倾注了全部心力，追求极致完美。这一坚持，就是21年。迪信说，政府部门的工资不高，也没有什么名利，不是很多人愿意留在政府部门，默默无闻工作一辈子。

更让我动容的，是交通部的同事们从加拿大各地收集了红叶，亲手制成一册，交到我父母手中。那一页页枫叶，从异国他乡飘回这片故土，仿佛意味着哥哥叶落归根，最后回到祖国，回到家人的身边。

他说，之所以大家都怀念他，至今公司还保留他的座位，是因为哥哥的温暖、笑容、善良点亮了周围的人，哥哥永远在大家的心里。

那一刻我才明白，一个人走了，却还能被人如此深情地记着，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哥哥的上司说，他在那边，是大家心中永远的光，因为他是那么善良，愿意帮助别人。父亲接过那本红叶册，泪光闪闪，说：“是加拿大政府培养了哥哥，感谢他们。”

我在一旁心里想：老哥，你用一生赢得了这样的敬重，我也要成为像你这样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的人。

在北京一家星巴克的墙上，挂着“Pour your heart into it”几个英文大字。这句话仿佛一语双关：它既象征着星巴克对每一杯咖啡的用心研磨，也像是在提醒着每一个路过的人把心倾注于所做的每一件事里，才不算辜负这一程。

我在这里，非常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北京当面致谢我港科大求学时的推荐人之一，敬爱的宋会长。他不仅耐心倾听我在港科大的学习情况，包括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还询问我在香港的生活是否适应。

除了学习生活的关怀，宋会长还与我探讨了当下医保定价政策对产业可持续创新的推动作用、新药进入医院的双通道机制所面临的挑战与解决建议。此外，他还谈到了提升中国医疗消费水平、加强研究型医院建设、香港CMPR的未来定位，以及中国药监局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还有全球地缘政治的最新动态，包括中美、中日关系以及台湾局势等。

工作之余，宋会长还向我展示了他练习书法的作品，那些历史名言警句，字里行间透露出他陶冶性情、开拓人生格局的豁达与智慧。每次与宋会长相见，都让我感受到他对行业的热忱与担当，以及他对年轻一代的提携与鼓励。

衷心祝愿宋会长工作顺遂，身体健康！

亲爱的老哥：

2月28日是你离开后的第二个生日。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室里，捧着你的照片，完成了关于吉利德的案例分析演讲。

故事始于1987年。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医学背景和哈佛投资履历的Michael Riordan，在一次大病后萌生了一个在当时近乎天真的梦想：让全球HIV患者都能用上好药。他创办了吉利德，名字取自《圣经》中那棵能治愈疾病的乳香树。

当这家公司的HIV药物让八成美国患者受益时，世界上最需要药的贫困地区——非洲Eswatini的乡村诊所、东南亚的贫民窟——却依然被专利壁垒挡在门外。每一道关卡后面，都是生命的等待。

2006年，吉利德做了一个被业界称为商业自杀的决定：启动Access Program。他们一边授权仿制药厂生产，一边与本地分销商合作建立供应网络。到2009年，超过67万发展中国家的患者用上了药。Michael说：“如果梦想不能让更多人活下去，梦想便没有意义。”

读到这段话时，我突然想起了你——想起了Tom Hanks在《费城故事》里为艾滋病患者权益奔走的身影，想起他在病床上喃喃自语：“I don’t want to be alone, I won’t be ashamed of love.” 这声音如此熟悉，就像你最后那段日子，即便被病痛折磨，依然轻声告诉我们“没关系”。

老哥，我一直带着你。你在我手机里，在我的照片里，在我每一次演讲的PPT里。港科大的同学们不知道，当我讲述吉利德的故事时，那个案例里所有关于尊严、关于坚持、关于“不让任何一个人被落下”的部分，都是因为心里装着你。

课堂上，李教授带领我们分组演绎：有人扮演坚持专利的律师，有人扮演非洲卫生官员，有人扮演仿制药厂代表。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思想的碰撞和对患者的共情。那一刻我想，如果命运给你另一种剧本，你或许也会成为像Michael Riordan那样的人——有梦想，有勇气，愿意为他人而战。

非洲Eswatini的药箱里，装着终结艾滋的希望；而港科大的教室里，或许正孕育着下一个梦想家。老哥，你永远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站在每一个讲台上的理由。

永远爱你的妹妹
2026年3月7日 于香港

我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除了药物研发与监管，还有一门课叫AI Healthcare。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讲的不是实验室里的新分子和临床试验，而是医疗体系、医疗负担、医药卫生这些与每个人、每个家庭息息相关的话题。这个话题远比药物研发更复杂，它牵涉到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医院建设、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药物的可及性、用药安全……最终，它关乎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健康，关乎每一个家庭的福祉。而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如何运用AI，去加速和降低原本已经无比沉重的医疗负担。

我从小在医院长大。父母都是医生，父亲是心内科大夫，母亲从事结核病防治，都是慢病和大病。作为工作在医药领域的专业媒体人，因工作需要，我采访过很多医院的专家，也结识了许多患者朋友。更因为在哥哥生命最后一年，我每天都在和医生、护士、护工打交道，亲眼见证了我们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有多么不容易。我们的医改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中国医院，从院领导对临床诊治水平的重视，到对科学研究、临床研究的投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令人感慨的是，全世界最创新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中国当作希望之国，当作医疗的香格里拉。

今天，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他说，家庭护理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慢性病人。像我哥哥那样长期卧床、需要持续用药的病人，他们多么渴望能够回到家人身边。而家人如何学会护理，医院和国家如何更好地培训护工，AI、药物和器械厂家如何研发出更方便的设备，让这些长期需要护理的病人在家里也能得到最悉心的照顾。这一切，都是我们未来需要思考和共同努力的方向。

医生和护工都非常伟大。我们的医生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至今仍备受尊敬。这份尊敬，不仅源于他们救死扶伤的天职，更源于中国医疗体系日益完善的制度支撑。今天的中国医生，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自2013年国家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以来，医学生毕业后需接受三年系统性培训，重点提升临床诊疗能力。截至2024年，我国已累计培训住院医师107万人，其中全科、儿科等紧缺专业占比超过30%。这意味着，今天走进诊室的年轻医生，都经过了严格的临床受训，不再是从书本到临床的新人，更是医学创新的引领者。

今天的中国医院，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公立医院持续深化公益性改革，取消药品耗材加成，建立基于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国家已设置13类26个国家医学中心、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优质医疗资源不断向中西部和基层下沉。

与此同时，中国的医院正在用数智化重新定义医疗服务。全国338个地市实现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互认项目超200项。县域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初步建成，2024年县域远程医学影像诊断服务量超过6800万人次。智慧门诊、智慧药房、智慧病房，正在让患者的就医体验悄然改变。

今天的中国医疗，正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国共建设3099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9.24亿人口。超过97%的行政村实现医保服务“村村通”，90%以上的居民15分钟内可到达最近的医疗点。双向转诊从2020年的3600万人次增至2024年的4600万人次。这意味着，像哥哥那样的病人，如果能够回到家中，背后有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织成的一张网，有不断下沉的优质资源。

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护工群体的专业化、长期护理保险的全面覆盖、临终关怀体系都需要全面完善。尤其是那些照顾重症患者、临终关怀病人的护工，他们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受到重视和专业化培养。他们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只是希望有一份工作，居无定所，在不同医院之间来回穿梭，在老乡微信群里打听哪里有单子接。他们像极了我们国家内卷、竞争激烈的各行各业。中国的劳动力总是那么廉价、那么艰辛、那么艰难。这听起来不像港科大或哈佛商学院的案例那样高大上，但这，就是我们的祖国。

我希望它一点点变好，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从过去的“医保、医疗、医药”转变为“医疗、医保、医药”的新顺序。这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更加聚焦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本身，让医保为医疗服务，让医药为医疗提供优质产品，最终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医疗、医保、医药，也就是“三医”联动，在AI新工具的加持下，越来越好。同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全国推开，截至2025年，参保人数已达1.8亿，基金支出逾800亿元。这为那些像哥哥一样的病人、像护工一样的从业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保障。

AI正在重塑医疗服务的精准度和可及性，让优质医疗资源触手可及。例如，同济医院通过智能预约和报告分派，使检查预约等待时间缩短40%，报告出具时间缩短13.9%。长庚医院与华硕合作，利用AI语音系统自动生成药事咨询摘要，简化文书工作，让医护更专注于照护本身。南京的医保机器人”小金灵”月均服务超5000件次，并能进行情绪识别，为老人提供暖心服务。此外，AI正在贯穿医药研发、生产和流通全链条，保障药品质量与供应。数据是打通”三医”壁垒的关键，而AI是激活数据的引擎。

让我们借助AI的翅膀，让每一位患者和家庭，能获得最大的支持，让诊断更清晰，让救治更有效，最终让生命从病痛的桎梏中得到释放和解脱。

如果说要总结去年的自己，我更愿意把今年的前两个月，当作一个全新的起点。就在2026年伊始，我完成了三件对自己意义非凡的事。

第一，是在各位同道与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成功考入香港科技大学，攻读药品监管硕士课程。这是我长久以来深埋心底的梦想，能够在制药领域继续深耕学习、提升自我，也为自己的人生清单，郑重地打上一个勾。重返校园，不只是拿到一纸学位，更是提醒自己：永远保持学习的姿态，永远对未知保持谦逊与热情。

第二，是我与两位前辈博士共同撰写的《第五次工业革命》一书，在去年底由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为了推广书中探讨的18项前沿科技与医疗创新理念，我们走遍了北、上、广、深、香港和国内多个城市，完成了21场演讲。每一次分享，每一次交流，都是思想与理想的再次点燃。

第三，是化悲痛为力量，守住内心的一份坚守。虽然哥哥去年不幸离世，但我为患者、为行业持续发声的初心，并未因此动摇，反而愈加清晰、愈加坚定。作为一名医药媒体人，我愿继续以写作为桥梁，让科学的理性与人性的温度在文字中相遇。让文字不仅传递信息，更传递力量，照亮未来。我也希望，在未来的人生路上，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生活与家庭，认真用心地对待每一件事。以我微弱的光，去照亮每个角落，就像曾经照亮我的你们一样。正是你们，成为我一路前行最大的动力。你们每一次的鼓励和支持，都让我能在迷茫时不至于迷失，在低谷时仍相信明天。

若有一天回望今日，我希望可以坦然地说：那是我真正重新出发的一年。而此刻，我已在路上！

那天从卢会长帮我们组织第五次工业革命新书发布会以后，我决定从旺角搭乘地铁前往启德。

清晨的旺角，通菜街的铁闸上喷满了涂鸦，我住的酒店就像周星驰《功夫》里的场景，楼道里挂满了半干的衣服。我决定出去走走，昨夜狂欢的痕迹像眼泪一样淌在人行道上。我在一家茶餐厅坐下，对面的阿伯已经吃完早餐，正用牙签剔牙，面前那份《苹果日报》翻到马经版。我忽然想起《旺角卡门》里的刘德华，不是那个叼着烟、一脸颓废的华仔，而是三十年后，如果他活下来，会不会就是这个穿背心的阿伯？

王家卫镜头下的那一代，迷茫地困在霓虹的阴影里，像困兽。但今天的旺角不一样了，推着板车收纸皮的婆婆，会在等红灯时掏出手机看孙子发来的视频；茶餐厅送外卖的少年，制服口袋里插着一本皱巴巴的英文教材。他们不再等待什么虚无的救赎，而是在逼仄的握手楼的缝隙里把自己从地里拔起来，凭借吃苦耐劳的努力奋进，从旺角飞到新泽西，走向一片梦想的地方。

沿着太子道东一直走，彩虹邨的楼房在正午的阳光下真的变成了彩虹色。篮球场上，菲佣们在自拍，用母语大声说笑。

下午来到清水湾，参观了张爱玲的故居，感受了她笔下那份爱情的凉薄、人生的动荡，以及脆弱中的美。之后，我再度走进了香港科技大学。港科大坐落在海边，教学楼像巨大的玻璃盒子悬在崖壁上。海面泛着金色的光，像极了《麦兜的故事》里波光粼粼的海边，几个学生坐在台阶上，用三种语言讨论着学术话题。图书馆里，随时都有充电插座、网络和全球最顶级的英文学术期刊。就在下个月，知名导演张艾嘉将来到这所大学，分享她多年从事制片、导演、演员的心得，更是一位坚强女性与母亲的内心独白。而这样高端的文化和学术活动，在港科大每月都有。

班里的同学大多来自大陆，上海、深圳，也有全球第二代的华人，旧金山和波士顿。每个人都在讲，希望通过香港了解世界，又通过香港了解祖国。

回程的地铁上，我看着窗外密密麻麻的人流，这短短的距离，我好像走过了好几代人的路。

来到启德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启德花园建在旧机场的跑道上，楼房高得像插入云层的剑。我站在平台上远远望去，维多利亚港像一条蓝色的绸带，而绸带边缘那片平整的土地，当年，是一代香港人一担一担沙石填出来的。

很难想象，几十年前，这里曾有飞机从楼群间呼啸而起，居民在阳台上能看见起落架擦过头顶。那些用汗水和血肉填海的人，大概不会想到，有一天一个来自广州的女孩子，会站在他们建起的机场旧址上，想着自己要去往多远的世界。

从迷茫到坚韧，从漂泊到扎根。那个靠填海造地的香港，那些把飞机从楼宇间送上天空的人，他们不会想到，有一天，这片土地上会聚集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用不同的口音，说着同一件事：如何在这里，建造一个更好的香港的明天。

后来，正式入学之后，我住在启德的宿舍，虽然这里曾做过新冠时期的方舱医院，但对于从小在部队空军医院和军医家庭长大的我，并不忌讳和惧怕。这里为解救人类疾病立下了汗马功劳，是英雄的胜地。如果可以，我愿意照顾所有生病的患者，因此每一个都是我逝去的哥哥。

住所对岸就在维多利亚港，这里的夜晚海景如此璀璨，永远照耀和保佑着这颗东方之珠。

亲爱的老哥，我又想你了。

过去的两个月，我和冯博士从香港出发，一路走过澳门、广州、上海、重庆、成都、北京，再经深圳回到香港，总共完成了22场《第五次工业革命》的新书科普活动。我们俩真的配合得特别好。冯博士今年65岁了，依然特别吃苦耐劳，行程中从不允许打车，我们总是搭乘早晚班的廉价航班，转地铁、挤公交，就这样把未来科技领域的18项关键技术带进了高校、园区和产业界。冯博士常说，这本书哪怕只能启发一个人，他就心满意足了。这一路上，遇到许多好心人给予我们场地，组织，参与讨论，现场买一两本书。

在这些分享会上，我把你抗癌八年的故事讲给了现场的听众。每当我指着PPT上你笑容灿烂的照片，就觉得你仿佛在看着我，轻轻对我说“加油”。我也真心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能推动国家、政府、研发机构和企业与医疗工作者更紧密地携手，借助AI制药等技术，早日研发出好药，帮助到像你一样满怀求生信念的患者。

谢谢你一直给我的力量。快要过年了，有空我一定去正果看看你，给你带些你爱吃的。很快，我就要去香港科技大学读书了，但无论走到哪里，你永远都在我心里。

爱你，老哥。

最爱你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