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毛毛更可爱的是毛毛的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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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ina: 看冬蕾老师的文章已成习惯,感谢点点滴滴的温暖。
  • 淼淼: 一向觉得这种背影特别有爱……
  • 淼淼: 十年前的回忆!毛毛太棒啦,粉丝又多了一枚!拥有这么有才情的辣妈,月月童鞋是有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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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J: 就假装他们都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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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n Li: 伦理委员会类似于全国人大,按道理是最高的权力机关。 药监局类似于中央政治局。 所以,实际上还是药监局说了算数。 在有地方伦理存在的情况下,当然要以地方伦理为主。如果在有地方伦理的情况下,选择中心伦理,这是需要提供充足的理由并经过地方伦理书面批准的。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伦理需要审核研究者的资质。一个Site可能有10多个研究者,只有医院自身的伦理委员会才真正了解这些研究者的情况,中心伦理怎么可能对所有医院的医生都那么了解? 临床研究行业是以诚信为基础的,类似于西方社会的无罪认定,也就是在没有确实的犯罪证据以前,是认为嫌犯是无罪的。临床研究也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在没有确切证据以前,相信所有参与临床研究的人员,都是公正的,遵守法规的。 中国临床研究的基础是相反的,首先认为参与临床研究的人员是会作弊的,采取的方法也是严进松出。 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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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图片,两日上海

2010/08/23 – 6:28 下午

如果只用四张照片,来表现上海当下的表情,酷爱摄影的苏岭说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仅仅两天的行程,我可以简单的用以下四张图片表达清楚。

8月21日上午10点,当小盘在安检口跟我说:“欢迎你下次再来搅动黄浦江。”我叹了一口气,好像刚刚才跟对上海的节奏,倒过时差,怎么会议就结束了,行程也结束了呢?

有人曾说,我比中国的药审政策还具有不确定性,订了19日出发20日回程的机票,在弄到两张世博会门票后终于改签。

返程的飞机上,一个9岁的男孩坐在我身旁,骄傲地拿出他在世博会的“签证”,告诉我去了30多个馆子。窗边漂浮着一片一片绵羊形状的白云,清月看到了,一定会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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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下午3点到晚上7点,瑞华博士带我到思南路老洋房的古董花园茶馆,两个女人,两壶茶,就这么一直的聊。

她原原本本告诉我什么是研究,什么是开发,坐在那儿画一张新药研发流程图,怎么缩短研发流程,怎么管理团队,怎么设节点,罗氏的做法是什么。

看着她拿着我的采访本在那儿画,你会觉得她像一个小学老师,又像一个大一女生。低调,简朴,亲和:低调到“也许从来没有人知道我原瑞华来过中国”;简朴到40岁人不施粉黛,领着包包像去大街买菜;亲和到会对你的背景和经历以及精神世界感兴趣,仿佛你不是记者,而是她的朋友。

我想起赵戬老师,多少次,都是我坐在那儿埋头吃喝,录音笔一放,她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课。

哪里是一个药物研究的结束,哪里是药物开发的起始?有了瑞华博士的观点,那篇旷日持久的文章终于可以开始动笔了。

其间帮她拍了很多特写,还是不在这里上传了。文章中见她的睿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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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女人,两壶茶,就这么一直的聊。

这次回到久违的上海的真正目的,是以pACC(Provisional Advisory Council of China)成员的身份参加药物信息协会(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DIA)中国区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会议。在DIA地区顾问委员会主席苏岭博士的赏识和邀请下,我于今年7月正式加入,以一名志愿者帮助推动DIA在中国的发展。

关于这个组织,曾在不少文章中提及,它的理念,远景,这里不再赘述。

会议总结了去年至今DIA在中国的进展,特别对第二届中国年会进行了详尽的评估,对比起第一届,5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大会共有721人参加此次,其中包括近100名讲者,600多名听众(研讨会及会议付费听众分别由第一届的148人增至228人和由448人增至471人)及媒体。

同时还重点讨论了2010年项目计划及工作时间表,是否应有更活泼、灵活的形式,以满足不同内容、听众的需要,推选和确定了明年第三届主席或联席主席由盘古生物科技的蔡学钧博士领班。

药物信息协会的关注重点将从药物研究提升至人类健康大领域,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第一次参会有几点感想,我们的主席苏岭做了大量细致、具体而微的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让人钦佩。但相对成员来说,彼此之间分工不太明晰,没有制衡,比较松散,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觉pACC的成员中有备而来的不多,至少我是其中一个,结果是“有想法却没办法”。

另外,一个组织,一件事情,到底需要多少人才能完成,关键是规划,需要做哪些事情,这些事情分别由谁做,才是提高效率的关键。比如做一本24页的季刊,需要多少人?10人?20人?100人?倘若毫无规划,找不到问题的关键,就会陷入无止境的discuss中而徒劳无益。面对如此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也只能选择性失声了。

在这次内部会上,我跟赛诺菲-安万特的李宁博士交换了名片,他原来是美国FDA的评审员,一干就是13年,目前是赛诺菲-安万特中国区药政与医学政策总监,类似原来默沙东李自力的职位。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活动越来越频繁以及趋于整体性,专设与监管机构科学交流而非产品注册的药政职位越来越多。李宁告诉我他的策略是,“一切从基础的技术谈起,不要一下子上升到法规”。

茶歇期间,我还问及到了天士力复方丹参滴丸美国完成II期临床的事情,孙鹤原来是他的同学和同事,因此李宁十分了解个中细节。

令人沮丧的是,我当时既没有拿着录音笔,也没有用采访本,完全暴露于没有记录的状态下,眼睛看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脑子想如果打断他说蹦回去拿笔录音会不会吓着他,在记录还是不记录的犹豫之间,他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三个关键点:第一次申请IND,复方丹参滴丸遇到成分中的冰片非天然的问题,根据美国FDA植物药的法规,最终撤回临床试验。

第二,此次选取了心绞痛作为适应证完成了II期临床,非常聪明和适宜,可谓吃透了FDA的审评精神,后续III期临床只需1500例而非上万例、十几万例的其他适应症(忘记的一干二净),成本上天士力是可能的。

第三,改变美国FDA植物药审评规则的可能性与意义。谁先做复方中药的国际标准,谁就具有主动权。这是我国医药板块最后一个具有优势的地方,中国早点做,就是在影响FDA的审批政策,就是在创造自己的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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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坐在对面的是下届年会的主席盘古的蔡学钧。

回到家的感觉总是好的,我把上海临床研究中心比作我的家。你可以最放松地坐在张炯的办公室里,和他用最恶毒的语言嬉笑怒骂这个行业的人和事。

在这个中心里,由三个男人话事。充满革命浪漫理想主义的甘荣兴院长,敢于直面淋漓鲜血和惨淡现实的张炯,以及早已把个人利益和生死置之度外的许俊才。

你可以在三个相连的办公室,听着张炯说隔壁的负责中心BD的老许,“我喜欢老许,人都被跨国药厂赶出门口了,嘴里还念叨着‘我们讲究的是QUA-LI-TY!质量!质量!’”

在老许的办公室,依然听他讲他的dream,那是三年前就听过了。离开跨国CRO来到中心,老许渐渐找到了感觉,“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张炯和甘荣兴那两个混蛋。”三兄弟情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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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孤身一人在上海打拼的雪梅,小盘,永远都是远方的挂念。小盘变得活泼又能干。我们到世博会去到很晚,相机忘记充电,没拍几张照片。拿着赠送的票,场馆没怎么进,就在外面散散步吹吹夏日的凉风,在澳大利亚馆前坐着看了一个乐队演出。主唱和主音吉他手有着好看的侧脸,一段3分钟的solo,这就是我对世博会印象的全部。

 

 

明天在上海

2010/08/18 – 3:20 下午

明天去一趟上海,和罗氏的瑞华博士轻松的喝一个下午茶,开一个轻松的内部会议,轻松的去看看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的领导和同事,没有过多的采访和写稿任务,然后轻松的回家。

当然永远少不了盘子和雪梅,再加一个DJ,佯装老家亲戚蹭饭未遂的三个家伙。

文迪雅事件背后:FDA存在问题吗

2010/08/13 – 11:47 上午

从今天起,加一个目录“姚老师专栏”,把更多高端信息集中带给业界。

《时代》周刊8月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姚老师连夜译出,这是至今为止从药物审批者和制药商关系角度对文迪雅事件最为详尽的诠释,尽管事情总有两个方面,但FDA已难咎其责。超过1.4亿的美国人在每个月至少服用一种处方药,他们依赖于FDA,以保证这些药物是安全的。文迪雅的故事说明,这种信任,是一种赌博。

《时代》是代表美国比较保守的力量(conservative,也就是republican,或称GOP)的主流刊物。

经常看到国外大刊的主编会像一个记者撰写新闻调查性报道(如R&D Direction的主编Christiane Truelove),采访之细腻,资料和数据之齐全让国内媒体从业人员汗颜。

国内不会因为一个药物科学性的讨论登上大众媒体的头条,因为记者不懂怎么写,监管当局不懂怎么说,老百姓不懂怎么读。而我在晚间新闻中路透社对文迪雅的FDA专家评审会电视画面竟长达5、6分钟。

文迪雅事件背后:FDA存在问题吗

(After Avandia: Does the FDA Have a Drug Problem?)

With reporting by Susan Weill/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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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新英格兰医学学报》发表文章报道,与其它药品和安慰剂相比,糖尿病药物文迪雅与心脏病发作增加43%有关;在此之前5天,来自文迪雅制造商——葛兰素史克(GSK)公司的一群科学家和管理人员在位于马里兰州白橡树的FDA总部的一间会议室开会。

白橡树会议

GSK呈递给FDA的混淆证据争辩其实产生了效果。经过数月的仔细酝酿之后,FDA决定这种药物继续在市场上销售。这项举动可以给GSK带来数十亿美元,但也可以使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处于风险之中。

GSK的目标很简单:说服监管者这家公司的这种每年销售额达3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式药物引起心脏问题的证据尚无定论。

为了做到这一点,葛兰素史克的官员没有专注于心脏病数据,而是专注于更为广泛、不够明确的称为心肌缺血的心脏问题。

根据《时代》周刊获得的一份未对外公布的法庭诉讼程序,葛兰素史克的高层在当时告诉FDA最近的文迪雅研究,“取得了与心肌缺血事件风险升高不一致的信息”。

当时GSK没有告诉FDA的是,在2007年5月14日,也就是白橡树会议前两天,GSK全球安全委员会曾指出,对文迪雅研究的最近评价“加强了在(以前)分析中观察到的(心脏病风险)信号。”

还是在8天前,这家公司的研发部门负责人蒙塞夫·斯拉维,在发给这家公司首席医学官的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服用文迪雅的患者显示“缺血风险增加达30~43%!”或者,就在这次会议前一天,GSK已经制作了一份初步报告草案,服用文迪雅的患者心脏病发作风险比对照组中的患者高出46%。

但GSK呈递给FDA的混淆证据争辩其实产生了效果。经过数月的仔细酝酿之后,FDA决定这种药物继续在市场上销售。这项举动可以给GSK带来数十亿美元,但也可以使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处于风险之中。

这种由制药业左右FDA监管者的例子令人不安地常见,对药品批准和安全检测密切注视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表示。超过1.4亿的美国人在每个月至少服用一种处方药,他们依赖于FDA,以保证这些药物是安全的。文迪雅的故事说明,这种信任,是一种赌博。

今年7月,FDA顾问组召开自文迪雅于1999年获批以来的第二次听证会,并再次得出结论,反对这种药品的证据不足以令其退市。该小组建议,对文迪雅的使用增加额外警告和限制。在未来数周内,FDA将决定是否采纳此建议或使文迪雅退市。

视体系为儿戏?

在过去20年中,一个又一个药物在获得FDA批准后被召回。FDA的批评人士和业界监督人士指责药品审批过程太过于简单,成为制药公司的游戏。在某些方面,这看似不足为奇。

FDA服务于公众对新药难以满足的渴望。但是,该机构没有进行安全测试的责任,而有赖于制药公司进行上市前药品安全性和疗效测试。根据1992年通过的一项旨在加速患者治疗的法律,FDA对批准药品上市后监测的资金中,有65%来源于由业界提供的“用户收费”(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 PDUFA)。“FDA与制药业的关系太过惬意了。”衣阿华州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表示。

联邦研究显示,FDA没有一份完全或准确的在市场上的处方药名单,对正在进行的药品安全性或疗效试验,有1/3的信息缺少或不完全。在过去的3年中,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总监察长发现,2000~2005年中,FDA仅检查了1%的临床试验机构,在半数的业界药物审评中,缺乏临床试验研究者的财务公开数据。

FDA这种支离破碎的体系结果可能被证明是一种致命的犯罪。

今年6月,FDA内部举报人大卫·格雷厄姆博士发表一篇文章,表明文迪雅引起47,000名或更多的糖尿病患者心力衰竭、卒中或死亡,如果这些患者服用替代药物,这些情况可以避免。

糖尿病患者由于病情更容易患心脏病,这种风险尤其令人感到不安。美国国会报告显示,GSK压制文迪雅引起心脏病风险的早期证据。

同样震惊的,是透露FDA在向公众公布前数月就知道这些危险。“现在FDA正在调查是否GSK涉嫌违法未向FDA充分通报文迪雅的心脏病风险信息。” FDA副局长乔舒亚·沙尔夫斯坦告诉《时代》周刊,至少,文迪雅事件揭示了一些制药公司如何冒着失去公众健康的风险,利用不确定性突出其药物效益。

风险和回报

之后是激烈的讨价还价交易。在外部专家对新药作出权衡之后,但在还未收到FDA的最终批准之前,FDA与制药商谈判,一旦大量人群在公开市场上获得这种药物,公司应该做哪些检测。

1998年11月,当时的史克必成(SB)公司,向FDA提交了令人印象深刻文迪雅上市申请:这些申请资料装在十多只箱子内,每只装着8本纽约市电话簿大小的厚册子,当中是临床试验数据和化学分析材料。

不到一年后,史克必成与当时的葛兰素威康公司合并,成为GSK。文迪雅,或称罗格列酮,是当时有望帮助2型糖尿病患者维持血糖控制的一类新抗糖尿病药的第二种。

但是,这类新抗糖尿病药的第一种,曲格列酮,或称为瑞如林(Rezulin),也造成令人不安的大量肝损伤,医生和患者迫切需要更为安全的替代药物。有鉴于此,FDA将文迪雅列入为期6个月的快速审批通道。

当FDA的医学、统计学和药理学审评人员审阅小山一般的文件时,他们很快发现同样的事情:与服用其它的抗糖尿病药物或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服用文迪雅的患者遭遇到更多的心血管问题,包括低密度脂蛋白和血脂升高。但是,详细审阅史克必成公司提供的数据,没有确定显示心脏病风险。

在公开场合,史克必成的主管为文迪雅的安全性辩护。1999年4月,FDA召开质疑是否批准文迪雅的外部专家参加的公共听证会,史克必成公司研发部门负责人山田忠高博士认为文迪雅“血脂风险中性”,“与安慰剂和活性对照相比,对心血管安全。”FDA的科学家们并不认可。由于担心低密度脂蛋白升高,FDA药理学家们建议不批准这种药。FDA医学官员罗伯特·米斯宾博士表示,只有在这家公司承诺一个包括对心血管风险进行检测的完全的安全性试验,才可能支持批准。

听证委员会8位投票成员中,已有3位宣布与本案厉害关系存在财务利益冲突,辩论了心脏问题,最终建议FDA批准这种药物。(《时代》周刊索取放弃利益冲突的表单;一位FDA官员拒绝提供,并表示这些冲突均与史克必成无关。)

之后是激烈的讨价还价交易。在外部专家对新药作出权衡之后,但在还未收到FDA的最终批准之前,FDA与制药商谈判,一旦大量人群在公开市场上获得这种药物,公司应该做哪些检测。

1999年5月5日,史克必成向FDA提交文迪雅检测方案。这家公司根本不打算开展一项长期安全性测试。不到一周之后,在一封致上司的信件中,米斯宾威胁撤回他的批准意见,表示如果使用文迪雅治疗,心脏病风险将增加,同时指控史克必成试图分散文迪雅可能对患者造成风险的注意。

然后,在5月25日FDA批准期限到来之时,史克必成提出将测试集中到与竞争对手的药品相比,这种药物降低血糖的能力上。这是针对FDA要求回答这种药品的安全性问题上,迈出的一个侧步。

史克必成没有关注文迪雅是否具有心脏病风险,取而代之的是,这家公司开展了销售代表能够用以推销这种药物的临床试验。“这其实是一个为临床推广的上市后研究,”米斯宾现在表示。但在那天晚些时候,FDA新药办公室主任约翰·詹金斯博士接受了史克必成测试上市药品的方案并批准文迪雅上市。通过同意这家公司上市后临床试验的版本,FDA放弃了收集文迪雅安全性可靠数据的责任。

甚至在FDA的帮助之下,这家公司忙得不可开交。1999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约翰·布斯博士,使用史克必成官员在批准听证会上展示的幻灯片,根据数据自己计算。在多次演讲中,他强调了文迪雅服用者胆固醇比服用安慰剂的对照者上升超过4倍。由于胆固醇水平升高是心脏病的一项危险因子,布斯写信给FDA局长,警告文迪雅会引起“心脏不良后果”。

2000年3月,新合并的GSK官员得到一份布斯来信的复印件,布斯告诉《时代》周刊,这些官员与他的老板联系,指责布斯撒谎和出卖,表示布斯需要住嘴。这家公司的股价下跌,“他们威胁我要起诉我赔偿大约40亿美元,这是这家公司估值的损失。”布斯表示。

与此同时,这家公司采取措施促销文迪雅。2001年,GSK完成一篇论文,之后由圣安东尼奥得克萨斯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史提芬·哈夫纳博士发表于美国心脏病学会的《循环》(Circulation)杂志,辩称包括文迪雅在内的这类药品可以有效降低动物心血管风险。在2001年的一次与医生召开的会议上,葛兰素史克的销售代表否认文迪雅具有心脏副作用,促使FDA发出一封公开信警告这家公司。

蒙蔽公众

FDA医学官员米斯宾发现“切实在每一次临床试验中,服用文迪雅引起的心脏事件比对照者高”。他确实被说服,打电话给他正在服用文迪雅的舅舅,劝告他请医生换用另外一种药。

2004年,单凭借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文迪雅使GSK获得超过15亿美元的年收入。然而,随更多的人群使用这种药物,心血管风险的情况变得更为清晰。GSK开始对这种药物的心脏病风险进行审查,2005年和2006年,公司完成的内部分析显示,不良心脏事件上升达29%和31%。

2006年5月9日,公司将这些数据提供给FDA。这家机构没有立即向公众公开这些数据,原因在于FDA官员“没有必要同意一些使用方法”, FDA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CDER)主任珍妮特·伍德科克表示。

相反,FDA将这项工作派遣给这家机构自己的统计学家。就在这一年的圣诞节前夕,米斯宾审查统计学家的电子数据表,发现“切实在每一次临床试验中,服用文迪雅引起的心脏事件比对照者高”,米斯宾表示。他确实被说服,打电话给他正在服用文迪雅的舅舅,劝告他请医生换用另外一种药。

在这种药品被批准达7年之后,居然没有向公众足够清楚地公开文迪雅的危险。FDA继续观察新的分析,根据2008年3月25日对这家公司的警告信,2007年秋天,FDA的一个检查小组在一次调查中发现,GSK没有报告到2006为止开展的15项测试的临床数据和其它材料。随着这家公司和FDA严控文迪雅疗效和安全性的所有信息数据库,独立的科学家对减轻对该药物不断增长的担心无能为力。

然后出现一件法律偶然事件。作为对纽约州控告GSK未予披露青少年服用抗抑郁药帕罗西汀自杀风险可能升高的体外和解的一部分,该公司同意在网站上公开所有这家公司最近开展的临床研究。意识对文迪雅带来的风险不断增加的担忧,克里夫兰诊所心脏病学家史提芬·尼森博士用谷歌搜索到这家网站并下载了所有可用的文迪雅临床试验数据。在对42项临床试验进行分析之后,他写出调查结果,在5月投往《新英格兰医学学报》。他发现,GSK和FDA已经知道:服用文迪雅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比服用其它药物或安慰剂的患者高出43%。

碰巧,《新英格兰医学学报》挑选哈夫纳在出版前评审尼森的论文,哈夫纳是2001年那篇显示文迪雅类药物可以降低心血管风险的论文的第一作者。哈夫纳直接把一份尼森论文的复印件传真给葛兰素史克公司。现在,葛兰素史克公司面临广大公众认识到文迪雅危害带来的威胁。随着2007年5月21日尼森的论文发表日期日益临近,GSK收集最近完成的詹金斯在1999年签字保证的有效性试验心血管事件数据。由于这些试验被设计用来显示安全性而非安全性,其心脏数据是不确定的。

作为2007年5月16日的关键之举,那天在白橡树与FDA监管者举行会议,GSK准备好对尼森的研究进行额外反击。与FDA不同,欧洲监管当局在批准这个药物时,坚持要求进行一项名为RECORD的长期心脏安全性研究。因此,GSK辩称,唯一谨慎的做法是使RECORD临床试验继续进行,在2009年完成时得出心血管风险的肯定答案。

监管机构,规范你自己

制药公司总习惯于以最好的一面示人。FDA的工作是说不。在这个意义上讲,FDA只需承担起一百多年前赋予这家机构的任务:通过维持行业诚信来保护公众利益。

2008年,在止痛药万络(Vioxx)和降胆固醇药拜斯亭(Baycol )因为副作用和并发症退市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监察员们开始对药物审批过程和制药业与联邦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召开调查。

在为期两年的审查之后,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与2010年1月得出结论认为,GSK没有向FDA立刻报告文迪雅药物风险警示。作为回应,FDA局长玛格丽特·汉堡启动了是否在市场上保留文迪雅的另一项审查。作为这项审查的一部分,FDA调查员托马斯·马辛尼克博士提交了一份对RECORD临床试验具有毁灭性的报告,详细说明RECORD临床研究如何将文迪雅的心脏风险减至最低程度,例如,服药者中的一例死亡,在最后的统计表格中缺失,一些有利于文迪雅心血管数据的偏差比竟达4:1。

美国国会的调查还发现,一些电子邮件显示GSK负责人已经设法说服临床试验中被认为是独立的指导委员会,公布显示心脏风险不确定的中期结果。这项临床试验的设计,马辛尼克发现,“完全的不恰当和带有倾向性。”

就其本身而言,GSK坚持这种药物是安全的,并表示对数据的处理是公平的。这家公司列出多项没有结论、或显示文迪雅心脏风险未增加的研究。该公司表示已经对引发FDA 警告的销售代表进行处罚;在FDA于2008年发出警告信之后,该公司更新了对进行文迪雅测试的报告。“GSK将继续支持文迪雅”,发言人凯文·科尔根表示。“事实将支持我们的立场。”甩出最有力的证据作为杀手锏,GSK表示,糖尿病患者迫切需要药物来降低他们的血糖水平。所有的这一切说服了FDA顾问组在今年7月以微弱票数决定不将文迪雅退市,指出缺乏令其退市的强有力的证据。在这种药物获批11年之后,GSK和FDA均不能证明文迪雅是安全的。

如果可以,GSK当然有理由消除不确定性。2001年,这家公司做过一个计算,宣称如果心血管“安全问题激化”,“产品销售净额将下降”, 2002~2004年,潜在的收入损失达6亿美元,根据《时代》周刊得到的一份民事诉讼程序。2007年第4季度,GSK的利润下降10%,部分原因是尼森论文出版后导致的销售下降。现在的GSK还面临其它财务问题。今年3月,该公司拨出35亿美元用于“法律和其它争议”。

今年5月,这家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以解决700件文迪雅民事案件;今年7月,据报道这家公司愿意支付4.6亿美元以解决宣称有文迪雅引起心脏病发作的民事案件。GSK拒绝讨论成本或其它任何与FDA对其进行调查有关的问题。

这项调查可能显示FDA正在发生变化。政府和独立的监督部门表示,这家机构已经取得一些进步。2009年,政府审计人员发现,FDA正在加强作为药物安全监督机构的作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总监察长在今年3月表示,FDA已经加强了上市后报告处方数据库。

但是,这些都没有解决文迪雅事件的核心问题。科学经常是的得不出结论的,FDA理所当然地证明向尼森那样的调查有时也是错误的。FDA在文迪雅问题上的失败在于允许GSK坚持安全性问题的不确定性而非澄清这个问题。

2007年,FDA获得要求进行上市后安全性临床试验的新权力,但FDA的领导人们承认他们仍然在学习如何使用这些权力。格拉斯利需要在安全性监管方面权力赋予FDA更多权力,但FDA前任局长马克·麦克莱伦表示,这家机构需要使用新装备的电子化医疗记录,以近乎即时地跟踪安全数据。

随着FDA越来越倚赖于行业用户收费,新的药物安全问题又年复一年地出现,与更快的书籍检索要求相比,FDA更需要重塑这家机构在公众心目中作为信任代名词的声誉。FDA将不得不开始要求公司透明,在公司不够透明时,唤起这些公司。正像医学审评人米斯宾所指出的:“制药公司总习惯于以最好的一面示人。我们的工作是说不。”在这个意义上讲,FDA只需承担起一百多年前赋予这家机构的任务:通过维持行业诚信来保护公众利益。

(姚立新编译)

丹霞山的小苔藓

2010/08/11 – 3:26 下午

周末去了一趟丹霞山,爬山总是过程充满滋味和期盼,而真正到了山顶,风景也不过如是。 P1010655-1

拍了一些小苔藓,觉得很可爱,因为如果不仔细看,总觉得眼前都是绿绿的一大片,没什么两样。凑近了,才发觉完全不是一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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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成成出门前作了大量攻略,路线,旅馆,景点,我美其名曰管好孩子其他不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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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情形是,塞着雨伞矿泉水防晒油干粮纸巾的大背囊小成成背,清月他牵,必要时左手抱,右手扶梯,我在后面跟着连自己都管不好,以各种借口放弃“老娘爬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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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形态各异的游人来,大自然谦虚而又傲慢,仿佛是唯一可以仰仗。

FDA认可复方丹参滴丸II期数据,III期试验将开展

2010/08/09 – 6:07 下午

当远在加拿大的李宾在线上告诉我“复方丹参滴丸顺利完成美国FDA II期临床试验”这一消息时,所有媒体记者的稿子都发完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有记者亲临了现场新闻发布会。

据被邀请参会的记者们介绍,8月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成果发布会异常隆重,桑国卫,王国强,吴浈出席,还有各部委的小头目,天津市副市长。

除官员外,还邀请了国内心血管领域的所有院士,有一个算一个。

媒体方面,邀请了不下100家,弄得记者个个人仰马翻。

陈可冀院士见到我们的记者,问你们那个小毛毛去哪儿了啦?别人叫“毛毛”,老人家却总要在前面多加一个“小”字。想起来好像没有告知他老人家我的去向,真是不懂事。

据参会的记者说,复方丹参滴丸FDA项目总负责人孙鹤给他们的印象是好的,说话实在,就是太年轻,以至被下来的记者怀疑他前美国FDA“资深”专员的身份。

据了解,复方丹参滴丸1993年获得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文号,1996年向FDA申报IND申请,1997年获得IND证书。

事实上,科技部1996年选送FDA IND申请的有8个中成药,除了复方丹参滴丸顺利完成II期临床之外,其余7个仅有少数一两个仍在II期临床,放弃的已过半。

15年后的2010年7月23日,FDA新药评审团队心血管组和植物药组与天士力召开了专门的研讨会,在认可复方丹参滴丸II期临床试验结果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下一步开展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的方案细节,同时授予天士力临床试验方案制定特许(SPA,Special Protocol Assessment),即双方将以书面形式共同确认复方丹参滴丸美国FDA 申报III期临床试验方案的完整细节。

而复方丹参滴丸接下来展开的III期临床试验预计在明年2月份启动, III期临床试验预计在全球建立50至70个临床试验中心招募1000-1500个受试者进行。

我既没到现场,也没有途径接触孙鹤,也不想就此事件作报道了。

只是觉得这个人,他一个人的到来,就可以把这个1997年就想到美国做临床的中药品种的美国之路往前推,并完成了II期临床。他知道FDA的规则,懂得如何充分地去利用这个规则为我所用,这是很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国家所欠缺的。

国家重大新药专项办公室明确将拨款给天士力“赴美”做III期临床,天士力也增发圈钱,可谓倾举全国上下之力弄出一个植物药典型给FDA批一批。

不管III期临床结果如何,是否过得了FDA植物处方药审评门槛,倘若能在此过程中仔仔细细搞清楚FDA植物药审批各个环节的个中原委,沟通交流机制,西方思维和植物药评审的落脚点,这将是中药国际化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必将为我国中药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和操作思路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

关于II期临床的过程,天士力披露甚少。据通稿介绍,Ⅱ期临床于2007年启动,临床试验在美国纽约、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等分布于美国东南西北中地区的15个临床中心。

Ⅱ期临床入组病人150例,随机分为安慰剂组、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根据美国人的服药习惯每12小时服药一次,对患者进行为期8周的治疗。以治疗的第4周和第8周末复方丹参滴丸组对比安慰剂组的最大运动耐受时间(TED)的变化为主要疗效指标。以每周心绞痛发作次数、每周硝酸甘油服用量、运动耐受试验(ETT)中出现ST段下降的时间、ETT中出现心绞痛时间、生活质量评分以及生化标记物为次要疗效指标对复方丹参滴丸治疗慢性稳定型心绞痛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复方丹参滴丸FDA II期临床试验结果颇具说服力:对国际公认的治疗心绞痛的黄金疗效指标(即最大运动耐受时间)既有统计学意义又有临床意义的显著改善;对其它疗效指标,如生活质量的改善、延长运动耐量试验中心绞痛发作的时间及心电图上出现1毫米ST 段压低发生的时间、减少每周心绞痛发作频率、降低每周的硝酸甘油消耗以及一些生物标记,都一致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并且遵循几乎相同的量效规则,而且在临床上及统计上均有显著意义。

其中有一个招募受试者的细节很有意思,通稿上说,在美国人身上试验中药绝非轻而易举。起初,由于从病人、医生、伦理委员会到保险机构等多方面对试验中药的疗效特别是安全性的担忧,以致入组病例相当困难,后来,随着试验的进展很快改变了这种局面。

有一入组病例是白人牧师,他把自己从开始担忧到后来受益的亲身经历在教堂中作现身说法,感动了四位患有冠心病的教友自告奋勇作临床试验。正是这种口碑相传,使Ⅱ期临床试验入组病例超出原计划30%。

李宾几乎跑遍了那边的基地,他告诉我,在美国,任何一家有行医资格的诊所,都可以做临床研究。国外的GCP标准,最主要的要求是在知情同意书等伦理文件上,对试验设计的科学性反而要求不高。“你愿意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只要伦理和患者能同意就可以。”

确确实实,入组病人如今已成为决定一项新药研究最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都将试验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市场开展。在白人身上试验中国的复方丹参滴丸,在做到知情同意充分的情况下,国外的患者对参与试验的认知度高,大多抱有为科学作贡献的动机。

而北美的CRO更是闻之风动,是一个接单子的良机。李宾说他在北美有不错的SMO关系,可联系找到成本更低的基地,省去付给老外CRO的费用,真可谓心系祖国创新药的开发大业。赶紧要来孙鹤的手机帮着参合此事。

三维世界

2010/08/06 – 5:20 下午

周末了,该写一些东西。这两天又有新发现,一个由每天清晨和傍晚接送清月的路途中所构筑的三维世界。

我和清月在车后排座位的时候,总会和她用老师或小同伴的口吻讲各种她所关注的东西,在这个空间里,我仿佛回到小时候,努力回忆小女孩对待事物的态度;

而当坐到前排座位,在这个空间里,我想象着清月已长大成人,在国外有一份好的归属和新的生活方式,这时整个世界里又只剩下我和小成成,大隐于市,不时过去帮清月带带孩子;

而我们仨构成的内在与车窗外嘈杂的世界又构成一个三维空间。

每日清晨7点半,我们从城东开车到城西,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的塞车时间表也越来越早;傍晚8点,我们从城西回到城东,收音机是那个永远性感到死的DJ司马峰,和低徊的老歌。

这里要多说两句,尽管平日更愿意用普通话和人交流,但说到电台DJ,我认为发音和节奏能做到宛如爵士乐般复杂多样的粤语,其所营造的磁场是普通话无论如何也无法替代的。

在这样一个三维世界里,我们三个仿佛一张画上的一个点,一个线,记录每天平凡而又真实的生活,随着时间的延续,成为一个真切的实体。

两边的老人同住一座城市,但从没有让他们过来带孩子,家里更没有保姆之类的外人。清月就像一块小砖头这里扔一下那里扔一下,最近还放到班主任家里托管。这在身边那些被老人保姆包围的同事家里是少见的。我对我们自己的坚持很满意——尽管其代价是每天晚上回到家弄完所有的家务后都像散了架一样。

哪儿去找方便快捷的选题

2010/07/28 – 6:05 下午

争当行业新政推手固然重要,吃饭也很重要,必要时还要弄一些方便快捷的选题写写。

找不到与其它记者差异化的题目,海洋建议我们两个继续到深圳去逛逛,因为那里有191家生物医药公司扎堆在深圳高新区,可以逐家看看他们分别处在研发链条的什么位置,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

深圳我最熟悉的还是微芯,几个一类新药委托给泰格做临床后目前没有新的动静,毕竟研究可是实打实的做。

倘若身处上海,题目则应有尽有,那些散落在张江的生物医药公司充满活力,每家都跟大制药企业有关联,弄清楚个体,再综合看园区发展,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调研式题目。

行业新政的推手

2010/07/28 – 5:34 下午

最近每每写的稿子,都被默沙东的李自力批,比如这篇适应性设计。他认为我完全在没有头绪的情况下七拼八凑,连自己都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应该更充分地采访业内人的观点,而非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比如谁谁谁跟谁。

我很坦然地对自己说,关于技术类的文章,我确实在很多时候写完也没弄明白个中奥秘,好在没有不懂装懂,欺不欺骗倒是次要。

于是这些天,跟很多记者同事在聊一个话题,你对行业了解多少,你对自己写的东西知道多少。比如招标,当小杨说“其实我可以肯定,没有多少记者清楚了解整个流程”时,我吓得目瞪口呆,那你们怎么敢写?“专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这让我想起一个以前同事跳槽,应聘《21世纪经济报道》医药线的记者,大众媒体见是专业媒体来的人,主编面试就问了一个问题,你跟我说说一个新药是怎么获批上市的吧,需要经过哪些流程和环节?当然是被问的哑口无言。对于药品注册这个行业最核心的话题,身边不少的记者也觉得其深奥复杂之处仿如天书。

我又想起原来的小钟记者,他告诉我他怎么写时事评论,他的观点完全来自于采访,把直接引语转化成论点句式,再通过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摆现状,分析原因(回顾历史,中外对比),提出解决方案,他的评论稿基本可以做到滴水不露。但事后你问他,那个技术转让的话题真是这么回事么?他会告诉你其实他也没搞懂什么是技术转让。

很多时候,面对频繁出台的好些政策,企业和专家也不见得懂,所谓的“对行业影响几何”也是提得最为浮浅的问题。一个理想的记者职业,应该成为行业新政的推手,真正了解行业所需,而非跟着新政屁股后头跑,就现象谈现象,否则也会得到许多虚假的信号,人云亦云。

除了自己,没人能帮你走出去

2010/07/26 – 4:59 下午

 

在美国FDA,活跃着一批华人审评官员,他们凭借独特的天资、勤奋和学识走进FDA,并成为受人瞩目的明星。余煊强(Lawrence X.Yu)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业界广为盛传的“Lawrence吼一吼,仿制药业抖三抖”的说法也许并不夸张,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国作为一个全球药品的超级市场,FDA每天都面临着世界各国药品进入美国为药监工作带来的种种责任与挑战。

而作为现任美国FDA仿制药品注册司副司长的余煊强,他和他领导的团队负责美国仿制药科学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无疑代表着世界仿制药研发生产和质量保证的最高标准。
因此,在余煊强近年来频繁回国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所有与中国仿制药走向世界相关的话题永远成为锁定在他身上的焦点。国内企业的老总们总是期望他的到来,希望他能把美国FDA的事情讲清楚一点,讲透一点,在每一个具体环节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人们关注的热情一次次提醒着余煊强,别忘了中国医药产业一直处于国际医药价值链条的中低端,人们无不期待着中国药企在国际竞争中能像印度仿制药那样迅速崛起。
国人的期待不无道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世界上大部分药品都能在中国生产,然而其质量与原研药的差距却不可同日而语。目前中国共有4000多家药厂在激烈厮杀,这些厂家多数集中在低水平的价格层面竞争。

我们的仿制药利润平均只有5%~10%,与国际上仿制药平均40%~60%的利润率不可相提并论。从未到印度进行学术演讲的余煊强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中国的仿制药比印度至少落后10年。

 
面对类似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余煊强的回答总让抱有这样心态的人们失望,因为FDA任何与药物注册相关的法典和规章都仅能透露一个药物安全、有效所应遵循的准则,而不会给出达成这一准则定型的公式和定律。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在原料、辅助材料、新技术、创新剂型方面存在的差距是中国仿制药厂在国际竞争中暴露出的四大差距。
中国药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cGMP的软件问题、资金实力、语言障碍、知识产权保护都成为制约其向外发展的现实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我国仿制药品质量始终差强人意,从而导致其在国际市场上屡屡痛失商机。

余感叹,国内企业的规模始终太小,此外,企业的诚信意识亟待加强,这种迫切性甚至有必要上升到改善中国制药国际形象的更高层面。“诚信需要实力,需要规模,这是一个过程,不是口号。”余煊强说。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余煊强说起了他小时候的事情。年幼的余煊强,生活虽困苦,却充满了希望,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却有超常的智慧和韧劲。虽然他的母亲从没上过一天学,却坚信教育的重要,决心继续支持余煊强接受教育。
上高中后的第一次考试成绩不好,余煊强非常沮丧,特别是当他看到很多中学同学已外出打工,开始资助自己的家庭,而他的母亲仍然独自艰难地谋生时,他低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告诉母亲自己想要退学。
他的母亲沉默着,那天晚上没有就他的想法讲一句话。第二天,母亲回家时,带回了一瓶保健品“记忆营养液”——她相信是因为缺乏营养,她儿子才考得不好。余煊强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保健品的价格——那个时代对一个中国浙江农村家庭而言,可谓价值连城。他意识到母亲含辛茹苦地支持他,他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此后,余煊强从母亲的鼓励中重拾自信。

今天,余煊强仍然清晰地记得母亲告诉他的那句话:“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没人能够帮助你。”这句简短的话,却饱含了力量,甚至今天还深深地影响着余煊强。

对于中国制药厂而言,也许也一样——除了靠自己真正的实力,没人能帮你走出去。

临床试验步入适应性设计时代?

2010/07/21 – 2:37 下午

“今后临床试验在药品注册审批中的作用将加强,创新药的重点是临床试验。”面对国内创新药临床开发长期处于断层的现实,日前在第45届新特药交易会暨第二届全国健康科技高层论坛上再次传出来自国家药监审评官员的呼声。

与国内创新药开发尚处于初始阶段,研究方案高度依赖临床研究机构设计的局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大多数跨国制药公司纷纷将中国纳入其全球新药开发计划之中,试图打破传统的开发模式,在中国寻求和实施新的试验设计手段,以使降低临床试验成本及缩短产品在中国上市成为可能。而对于作为创新药临床试验的核心环节——试验设计方法,一种叫“适应性设计”(adaptive design)的崭新理念开始为中国新药评审人员所热议。

即将推出适应性试验?

 “大型制药公司越来越多地关注公司以外的药物开发和生物医学诊断工具的创新资源。我们需要一种临床设计,以符合新的科学工具和方法——而不仅仅是今天所运用的这类临床设计方法。” 去年3月,赛诺菲安万特亚太研发中心总裁江宁军博士的日常公务里多了一项工作——与SFDA进行密切合作,定期开展各项学术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对方对其提出的在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中利用适应性设计(adaptive design)的做法缩短研发流程极为感兴趣。今年4月,赛诺菲中国研发中心升级为亚太研发中心。

新设立的亚太研发中心是集团内首个地区性的研发基地,辐射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和俄罗斯。中国庞大的临床资源对于赛诺菲这个新晋级的研发中心的意义不言而喻。

据江宁军介绍,在赛诺菲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受试患者人群中,有接近10%的比例来自中国。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新药在中国获批,III期临床试验必须有不低于200例的中国受试者参与,江表示。

他特别提到中国已经参加数个赛诺菲的全球性大型临床试验,包括一项总患者人数达到2.1万人的大型临床试验。江宁军指出,在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总人数达到2.1万例的情况下,从中抽出的区区200名中国受试者,很难有统计学意义,但如果使用如生物标记物的预测性工具,将早期反应者纳入,对患者群进行堆栈处理,样本量可以缩减。

“我们正与SFDA密切合作,双方对如何利用适应性临床试验设计极感兴趣,”他表示, “有可能缩减样本大小,得到更大的差别回应。”从而提高临床研究的效率。

江宁军提出的适应性设计近年来在西方新药研发界尚算一个新兴话题。一个被世界各国新药评审机构和工业界不断认知和证明的事实是,新药研发是一个充满变数且不断做出复杂决断的过程,这要求试验设计应该具备可变动性,以便于在试验过程中对其进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适应性设计”的提法也应运而生。

与传统临床试验设计和实行设计的不同在于,“传统临床试验设计非常严格,重点突出,而且操作简单,便于控制,统计效率较高,有利于验证科学假设。”江表示,“但是,传统研究设计固定且灵活性不高,在这种模式下,不允许将新发现的信息用于改进研究剩余部分的结果。”

江宁军解释,新药开发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期中分析都有不同的问题有待决断,而决断也总是要依赖于试验先前所得的信息。这就要求试验设计必须具备可变动性,以便于在试验过程中对其进行调整。

 “适应性设计之所以给当今的临床试验带来了崭新的东西,是因为它允许在试验开始之后,依据所得部分试验结果调整后续试验方案,可进行诸如样本量、剂量、试验对象的调整,因实际情况不同而灵活性随机化,甚至停止劣效治疗组。这对药厂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药品审评中心审评三部的杨进波博士认为。“但任何对方案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试验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因此,各国药品评价部门一直持谨慎的态度。”

来自监管机构的争议

进行适应性临床试验的方法之一是研究开始时使用不同剂量分支,然后根据预先确定的规则终止疗效最差的一个或两个治疗分支。江表示,这是进行适应性全球临床试验时采取的最简单途径,不仅能够避免使患者暴露于无效的治疗之中,也能增加临床试验的成功率。

“举例来说,测试一种用于肺癌治疗的新化合物——我们将纳入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肺癌患者,如果20%的患者肿瘤缩小,并且这种化合物与现存药物间有可比较的安全性,这种药物将获得批准。”江解释道,但我们对这20%的反应患者特征的了解知之甚少。

其结果是,医生不知道这种药物会作用于哪些患者,而可能将药物处方给80%的对药物不发生作用的患者,使得这些患者暴露于较差的治疗和可能的不良反应中。“而适应性设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你只能尽你所知作出科学假设,如果在中间点观察时,比如,如果观察到死亡率降低不是假设的10%,而是5%,仍然具有临床优势,你将扩大样本量(根据预先设定的统计学方法),这样你将有足够的统计效力去发现这5%的优势。”

在过去,江宁军指出,这样的试验将会失败,但使用适应性设计,对数据进行事先计划好的观察将使药物临床试验申请方的药厂可以放大样本量,在保持临床试验科学完整性的前提下,了解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

然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并没有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开展适应性临床试验。据杨进波介绍,尽管适应性设计诞生之后受到了很多国家企业界和管理当局的关注,并且近年来也一直是统计学界、临床试验工作者和管理当局一直争议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但到目前为止,适应性设计一直未能广泛应用。

其主要原因在于,杨进波分析认为,这种方法在研究设计与统计分析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而且尚未被相关管理部门正式认可。“适应性设计不是万能的,有可能导致在最初试验方案的设计上过于草率,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一切挑战。鉴于现实情况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适应性方法往往需要更复杂的设计和分析,某些情况下可能更加难以实施。”

所以,杨进波认为,对研究方案的调整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当基于有限的数据时。“对方案的调整可能导致第Ⅰ类错误增加,即假阳性率的问题—错误地表现出并不存在的治疗效果,这类错误是药监部门更加关注的。”“因此,适应性设计调整试验方案时其内容非常复杂,必须保证第Ⅰ类错误在可控(可接受)范围内,但操作层面和具体方法学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必须平衡风险和收益,找到风险与速度的正确平衡点,这样才能使药品研发的期望效率最大化。”

对于曾有在中国引入适应性设计为时过早的争论,原因为中国传统的临床试验设计及操作水平尚较低,杨进波则认为,对任一技术问题的研究讨论应当没有时间过早之说,发达国家对适应性设计的相关问题也处于探讨和摸索之中。而对适应性设计最重要的理解和认知应是在探讨和摸索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应当融入到此阶段的讨论之中。“其实,对适应性设计的探讨也会有助于我国业界对创新药临床试验一般规律和科学途径的理解和实施。”杨进波说。

实践的学科条件

更有专家分析认为,首先,从适应性设计这种方法在临床研究所适于的阶段来说,目前看来,III期以前,特别是II期的临床研究的阶段适于采用这种方法。目前国际上还没有药物获得上市的III期确认性研究是采用这种方法的。

其次是治疗领域。采用这种设计的治疗领域应属于目前在生命科学方面有较为清晰认识的,比如疾病的病理转归、疾病的生物标记物、临床替代指标与临床终点的关系、现有药物的治疗贡献等。再其次就是在研药物本身,对在研药物本身的研究认知,特别是安全性信息的认知与传统设计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科学条件之外,还有社会和伦理等方面的条件。如社会的诚信机制一定是健全的。研究中的各种监察、核查、伦理、第三方检查等机制一定是健全的。研究中的各种检查、检查以及数据的管理均是可以朔源的。这些社会层面的条件也是开展适应性设计所需具备的。

最后是学科条件。它需要临床学家、统计学家、基础医学、监管机构等多种学科专家的参与。否则,适应性设计很容易成为一种统计学游戏。这也需要对有关专业的人员进行培训,以科学地掌握这种方法,而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仅仅接受这一理念。因为在这种设计的试验过程中,需要根据新发现的问题进行决策,而这些决策也一定是根据科学的预设和方法来进行的,绝非是“艺术”的决策。

伴随着2009年《新药注册特殊审批管理规定》的出台和实施,研发过程中方案的变更是研究者和评价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为研发者和评价者,都应当关注‘适应性设计’这一新的课题,尽快对相关技术问题深入探讨,促使国内自身临床研究水平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可培养和锻炼一支队伍,争取快速实现与国际临床研究水平接轨。”杨进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