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嬉戏，不管出生在哪里，去到哪里。一餐普通的家族聚会，可以吃成这个样子。

你要照，我偏偏躲。

这是一个爱弄鬼脸的季节。

像小猴子一样缠着。

开个幼儿园吧？

真的很抵打。

凯尔西是为人类健康作出巨大历史贡献的伟人和标志性人物，是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文章简短有力，视作一个低调的纪念。

译自9月13日《纽约时报》（The Public’s Quiet Savior From Harmful Medicines) 

今年美国举行的所有50周年聚会上，她似乎不会被提及，但很多庆祝活动将为她而举行。

96周岁的凯尔西博士几乎失聪，手脚也几乎不灵便了，就像她在华盛顿郊区已经褪色的住房一样不引人注目。尽管她的故事几乎被淡忘，但她曾经是美国最受尊敬的公务员，她将成千上万的新生儿从反应停（沙利度胺）的危害中拯救出来，她被视为现代药品监管制度的助产师。正因为这双重角色，她受到大家的颂扬。

FDA将授予弗朗西丝·奥尔海姆·凯尔西博士荣誉。

今年9月15日，FDA局长玛格丽特·汉堡授予凯尔西博士首个凯尔西奖。这项奖项在凯尔西博士作出杰出贡献半个世纪之际创立。今后该奖项将每年授予一位FDA员工。

50年前，当凯尔西博士还是一位新到任的FDA官员时，她首次着手考虑辛辛那提威廉·S·梅里尔公司销售一种名为酞胺哌啶酮的镇静药的申请，这种药品在欧洲被大量处方用于妊娠后的晨吐。事实证明，这种药品（通用名反应停，沙利度胺更广为人知）引起了欧洲数千名新生儿在出生时发生四肢缺失或海豹肢畸形。凭借她对梅里尔公司申请材料的探查分析和坚持科学严谨，凯尔西博士确保了这种药品在美国造成的不利影响远比其它受到这种药物有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有限。

沙利度胺导致的灾难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赋予美国FDA职权要求制药商证明它们的产品是安全有效的。此外，凯尔西博士协助撰写了对现在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临床试验进行管理的条例，并成为对这些条例进行监督的首位官员。

“她对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科学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信誉与权力》一书的作者丹尼尔·卡朋特表示，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这本著作被认为是FDA的权威历史。

凯尔西奖的设立也可能传达了汉堡博士在一系列内部机构斗争中采取的立场的信号。在过去20年里的很多时间，FDA在决策中强调效率多于强调确定性——这被认为是对业界友好的立场，这种立场降低了对安全性担忧的重要性，而有利于将潜在的治疗方式尽快推向市场。

但是，一系列对药品、医疗器械和视频安全性的争议，已使这家机构的一些药品官员强烈要求产品获得批准前应该提供更好的信息，并在内部游说一些有风险的产品应该退市，使得“以审批速度为导向”的保守势力处于守势。表彰被视为FDA内主张“安全第一”派别的守护神的凯尔西博士会使那些呼吁更加谨慎者感到鼓舞。

年轻时

如果不是她的名字听起来像一位男性的名字，凯尔西博士可能永远不会到FDA工作。

弗朗西丝·凯思琳·奥尔海姆1914年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她被送往一所私立男孩学校就读，因为他的父母期望她能像她哥哥一样接受教育。在没有面试的情况下，她被芝加哥大学著名的药理学教授尤金·盖林聘用，原因在于这位教授把她的名字误认做弗朗西斯。当她在1936年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她意识到芝加哥大学的盖林教授弄错了，并询问麦基尔大学的一位教授是否该接受这样一份工作。

“在那段时间，当一位女性得到一份工作时，会被认为是剥夺了一位男性养育妻子和孩子的能力，”凯尔西博士在其家中接受一次采访时表示。“但我的教授讲：‘别犯傻。接受这份工作，签上你的名字，再在后边的括号里写上‘小姐’的称谓。 ”

她很快投入工作，帮助盖林博士建立了磺胺酏剂的毒理，由于含有一种致命的工业溶剂，这种药品后来和一系列的死亡联系在一起。这一丑闻导致美国国会加强药品监管，使她在被视为FDA历史上的三个开创性事件中的两个事件中扮演了角色。

奥尔海姆小姐在芝加哥大学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很快令药理学系研究人员费里蒙特·埃利斯·凯尔西倾心。那个时候，她正尝试一种试验性的抗疟药，她变得非常胆怯。她被要求每24小时提供一次尿液，有一次的收集尿液时间刚好与凯尔西先生邀请她看戏的时间巧合。

“于是我带上一个有密封塞和纸袋的小罐，在剧间休息时，我去到卫生间，”凯茜博士笑着讲到， “然后，我感到恐慌。我能带着小罐回到座位吗？”

“当我步出卫生间的大门时，我未来的丈夫站在那里，他帮我接过袋子。我当时认为这是他可以做到的最为周到的事情。他知道我会担心。”

作为开始坚持清晰的有效性证据必须作为药品获批条件的科学家骨干的一部分，她在1960年到FDA工作，尽管当时美国国会还没赋予这家监管机构明确的权力来执行。那个时候，如果制药商在呈递申请给FDA后60天之内没有遇到反对，药品就能够销售；制药公司通常向医生提供新的药品并要求医生在患者中试验药物。这种测试是不可控的，已经成为轶事。

凯尔西博士要求对沙利度胺进行更好的测试。她也不信任梅里尔公司，这家公司曾经有同FDA对抗的历史。她很快发现酞胺哌啶酮在欧洲有与神经损伤有联系的报道——而梅里尔公司没有提供给她这些报道。

“我一整天都有那样的感觉，”在与这家公司高层举行的一次会议之后，她写道，“对于这种药品，他们从来都没有完全对我坦白，这种态度贯穿于我们之间的所有会议中。”

公司官员对支持凯尔西博士的上司抱怨。当酞胺哌啶酮引起可怕的出生缺陷变得确凿无疑时，这家公司悄悄撤回了申请。

凯尔西传奇

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一篇头版报道，凯尔西博士在这个传奇中的作用将一直鲜为人知，这篇报道导致立法赋予FDA更多针对制药业的权力。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授予凯尔西博士杰出公民服务勋章，一幅凯尔西博士领奖时身着黑色礼服、手持白色坤包、看上去端庄、有活力的照片，成为这家监管机构的标志性图片。

1962年8月，肯尼迪总统授予凯尔西博士杰出公民服务勋章。

“这是在缅因州，那年夏天肯尼迪总统回家，”凯尔西博士回忆道:“他非常英俊、风趣。”

随着FDA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凯尔西博士着手与这家监管机构的同事撰写药物测试的规章，这些规章首创了人体试验必须经过3个完全分开的阶段，并加强了对人类的保护和利益冲突方面的规则。这些规章已被全世界采用。就像历史学家卡朋特博士所讲的那样：

“在确定现在的现代临床科学条款和次序方面，她和FDA发挥了巨大作用。” 

（本文由姚立新老师编译）

每次有采访任务，或者换一种轻松的说法，能有机会参与交流，我都会事先了解一下有可能结识的专家的背景。上周在珠江宾馆的“广东省推进生物医药产业自主创新研讨会”上，我听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药品注册工作的药品稽查专员杨威的报告。

林所长后来在审稿的时候特别强调他的职务级别，一定是“药品稽查专员”，而非会议通稿的注册司副司长。“稽查专员”相当于正司级别，跟张伟司长平级，直接向副局长吴浈汇报。林所长告诉我，他认为杨威是一个相当有水平的官员，对于鼓励创新，杨威思考的比较多。

给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除了一般性介绍我国药品注册管理的工作，杨威的发言有许多要点，条理相当清晰。报告结束后我在走廊与他交谈了大约10分钟。在谈到一些改革举措时他的回答铿锵有力。这种交流令人深受鼓舞，因为你是在和决策者谈话，而且他和你的视角是一样的。

除了宏观概述，他提及的一个片断让我印象深刻，结合一些朋友在网上的流言，我在这儿写写我的感想。

杨威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们国内企业真的要好好学习外企。当年SFDA在修订《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时候，外商制药协会提交了厚厚一本修订意见，现在我们说要修订《药品管理法》，他们又主动投资参与我们的调研项目，参与中国药品管理办法的研究制定，又提供了两本修订意见。他们这么做目的是什么？那是要影响我国的法规制定走向。

这比一个产品批与不批，其影响力度是巨大的，带来的结果也是深远的，而国内号称八大制药协会、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提出的修改意见却寥寥无几。这个状况要改变，一定要积极地参与法规修订中来。”

这是不假的。冯毅部长曾给我一些国外药物审评良好规范等等指南，翻译的都是北核协会、罗氏、辉瑞、礼来大药厂。他们今天在中国做的事情为的是50年后在中国的发展。很多尖锐问题不外乎利益和立场,这是不可避免的。

前两天姚嘉编辑向我提供一个新闻线索，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基本情况调研表已发布，网站如下：

http://www.ccd.org.cn/ccd/main?fid=open&fun=show_news&from=view&nid=5248

然而几天来我打过数次电话，不是无人应答就是永远占线，网站的表格需要密码方能下载。问了一些业内的朋友也毫无办法。

我是直接找曹彩反映呢还是打电话给张司长？中国的公共服务仍处于初级水平。如果SFDA官员在培训课上水平平平无奇，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和渠道，稍作改善？

在此，我想引用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的观点：

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实践公共责任，不仅仅能增加一个制衡的维度，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加理性，而且是一个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过程。

民主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一个个个体的肩膀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如果说劣质的民主，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好的民主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有不同的回答。

清月学校马路的交通灯坏了好些天了，我至今还没有找到有关联的部门解决这件事。 

受到“狮子山”登陆环流影响，广州上周末发布红色暴雨警告。

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孩子们的出行决心（具体说来就是躺在地上打滚），于是全家又一次上路。台风季节最好做什么？如果不怕，游泳和泡温泉是不错的提议，广东人俗称“索水”。度假村里鬼影也没几个，正中下怀。

回来时的天空湛蓝纯净，无比清澈辽远。为什么报纸的头条非要是哪里水浸，哪里内涝？

这个夏天清月强健了许多，生活就是在路上。

实实在在生活，实实在在体会着默默承受的力量，实实在在地找乐。

今后，产品能否上市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临床研究质量，而产品能否获批则很大程度取决于临床研究数据。

药品注册技术审评将倚重临床研究数据评估，强化对临床研究质量的评价——这是记者9月2日从“广东省推进生物医药产业自主创新研讨会”上获悉的信息。

这意味着过去企业获得临床批件产品即可零风险上市的好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监管重点后移

基于我国长期以来以仿制药研发为主的历史原因，对于企业申请人而言，在“两报两批”的注册审批程序中，获得临床批件往往意味着产品上市不存在风险，这也促成了临床批件转让曾一度活跃的局面。
“过去，对新药‘两报两批’是严入宽出，关口在前，后面对临床研究质量和数据监管则较宽松。这个现象今后会转变。

从注册管理的科学性角度来看，监管重心要后移，更加注重临床数据的评价。产品能否上市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临床研究质量，而产品能否获得批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临床研究数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负责药品注册工作的药品稽查专员杨威告诉记者。
杨威指出，企业申请人必须建立风险理念，未来须把临床试验作为研发的重心考虑，而国家药品注册部门也将加强建立数据系统建立，对新药I期、Ⅱ期完成后会进行大致的数据分析，动态掌握临床试验的情况，以减少企业新药研发的失败率。
日前，SFDA启动了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调研课题，伴随着《伦理委员会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以及Ⅰ期临床试验指导原则的制定，一系列保障新药临床研究质量的管理体系正逐步建立。

如：SFDA对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包括Ⅰ期临床试验）实行特殊审批，鼓励参与国际化早期临床试验（含Ⅰ期临床试验），指导并监督Ⅰ期临床试验的实施，并对Ⅰ期临床试验研究室及包括Ⅰ期临床试验病房的资质认定提出了更高要求，以确保承担的临床试验安全顺利地进行。上述举动的目的，即是为了改变过去企业申请人将获得临床批件视为无限开展临床试验的权力的状况。
此外，加大药品注册现场核查也是国家为保证新药研究数据真实性的重头工作。从目前对临床试验现场核查等方面的情况来考虑， SFDA今后还将有意识地开展随机或有针对性的核查，把核查重点放在高风险品种上；其中，诚信度高的申请人可以阶段性免检。
“企业必须加大对临床试验的管理。往往因为对临床研究机构管理不够、培训不足，一些小的疏忽导致质量偏差，影响了临床试验结果的真实性和规范性，为审批最后一个环节造成损失。”药品审评中心审评一部部长胡军说。

特殊审批程序遇“尴尬”

为鼓励创新，SFDA在一年前启动了《新药注册特殊审批管理规定》这项快速审批程序，四种类别的新药均可申请快速审批，包括在治疗艾滋病（AIDS）、癌症或罕见疾病方面已表现出临床优势的药物，以及治疗那些尚无其他有效治疗药物的疾病的新药。
据杨威介绍，凡是符合药品注册特殊管理规定条件的，企业在注册申请的同时可提出特殊审评的要求，由药品审评中心直接纳入特殊审评管理通道运行，无需再通过注册部门的程序流转。
然而，对于审评人员来说，鼓励创新在实际操作上遭遇到了难题。
据了解，目前进入特殊审批程序的将近30个品种，实际上均属于第一、第二类的新化合物，即未在国内上市销售的从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及其制剂，新发现的药材及其制剂，以及未在国内外获准上市的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生物制品。
“化合物结构上的新并不一定就是新药，真正的创新应该是临床价值上的创新，即符合第三、第四类的新药。”药品审评中心管理与协调部部长冯毅认为，新药评审目前之所以不敢轻易在第三、第四类“下刀”，原因在于我国药品标准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记者了解到，关于如何考虑临床治疗需求的标准，如基础科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我国医疗需求等基础工作依然缺失。对于临床治疗优势的评价，药品审评中心目前在第三、第四类新药评审上尚缺少循证医学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
今年，国内有两家企业分别依据特殊程序拿到了临床批件，一家是北京良方药业（Lotus Pharmaceutical）的哮喘一类药右旋班布特罗片剂，今年4月按照特殊审批程序中的第二类新药申报，已于8月26日在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启动Ⅰ期临床研究；另一家是和黄医药的创新型抗癌药HMPL-012（索凡替尼，sulfatinib）获得了特殊审批资格，通过了SFDA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审批。
但由于存在对评审资源分配不足的担忧，依然有一些企业不愿意走特殊程序这一新渠道。“我们希望国家能在新药评审资源上能够更多地倾斜。”有国内企业代表表示。

“研发机构自身的质量保障体系要建立起来，才能给监管部门以信心。”药品审评中心审评三部部长邵颖对此表示。

（特别感谢姚嘉大编辑的贡献。）

外资药企在华投资升级研发中心的报道近来频繁见诸报端，几乎每家大型制药企业在中国都建立了大规模的研发运作网络。

除了常见的中国吸引研发投入的观点外，每家公司来到中国都抱有截然不同的目的。有的公司希望把其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作为主要学术活动的汇聚地，以支持其在西方国家开展的各个研发项目。

有的公司则赋予这些基地充分的自主权，集中研究一种疾病，他们声称能够完成从目标选择到临床概念验证试验的全过程。

 将药物R&D链条切分来看，传统的药物“研究”（reseach）环节包括临床前研究，如寻找和核实靶点，合成优化化合物、动物实验，基本不涉及人体。目前药明康德的主要业务属于“研究”这一类。而新药“开发”（development），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必须清楚，跨国企业在中国建立的要么是研究中心，要么是开发中心。所有这些在华研发中心所发挥的功能实质各有侧重，给中国这片药物创新贫瘠的土壤，带来的价值也不尽相同。

例如，大约在8年前罗氏在华建立的第一个研发中心，实际上属于“研究中心”，主要开展化合物筛选等前期研究。2005年辉瑞在上海设立的研发中心重点专注上市后安全评价数据处理，2006年诺华投资在上海张江建立的诺华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也以临床前研究和早期开发为重心,而阿斯利康的研发中心则专攻生物标记物的开发，这些均属于药物“研究”中心。

跨国药企把R&D中心建到中国来，一定要明确其建立的中心究竟把什么功能带进中国，哪一类属于操作层面的功能，哪一些是才是真正的开发技术核心功能。

一般来说，外企的开发中心基本涵盖两部分，一部分是科学部，主要是临床试验方案设计，统计学设计，这一环节牵扯大批临床研究医生及数理统计学家，这些人才往往是一个药物开发的核心技术力量。而另一部分是实操部，包括法规注册、临床运作人员、临床检查员等。他们关注一个新药试验方案如何在中国实施，如病人招募、数据采集等。

中国制药业的创新能力，取决于新药开发环节科学专家这一部分，取决于能否出现和培养出设计新药临床试验方案的人才。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化学家依然作为国内企业研发部门的主导人才，临床研究者仍停留在实施试验、为外企所主导，帮助他们在研究表格上划钩打差的操作层面。

中国迫切需要那些懂得如何产生高质量试验方案，懂得统计，知道如何跟国外的药品监管机构从科学的角度打交道的人才，这些人才能使那些以研发创新药物为导向的中国制药企业走出去。

而从中国政府的战略来看，也希望随着不同功能的研发中心的设立，引进国外核心技术和掌握药物研发整个过程的人才，而不光是停留在新药研发操作层面。

这篇文章从去年9月就开始酝酿，采访素材积累的十分缓慢，写到苏岭从惠氏到诺华，写到陈力从罗氏到自主创业，写到原瑞华的罗氏药品开发中国中心重新改组。如果说一个新药研发要15年时间，花一年写一篇稿也不为过吧。此外，诺华那段如果能让李恩谈谈应该会有更具体的感受。

哪里是一个新药研究的终止，哪里又是药物开发的起始？研究与开发断层如何衔接有序？

How do you see the link among Phase I, II and III, proof of concept,translational research?

传统上，制药行业的做法是，由研究（research）团队发现有希望的先导化合物（lead compound)，然后移交给开发（development）团队。这种传统上的移交造成研究和开发之间的裂隙，研究团队对转给开发团队的化合物对人体是否有效并不确定，只有在开发团队对化合物进行全面测试后才知道药效。

然而此时，研究团队已着手进行其他的项目研究了。

早在2002年，马克·费莎曼博士领导成立全球性研发机构——诺华生物医药研究所（Novartis Institute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NIBR）时，就觉得有必要着手改进这样的过程。

这是因为，早期研究团队的项目交到开发团队出现失败的情况愈演愈烈，给药厂带来巨大压力，研发失败率往往在这一环节体现无疑。哪里是一个新药研究的终止，哪里又是药物开发的起始？研究与开发断层如何衔接有序？近年来，包括诺华和罗氏在内的一些大药厂在不断探索优化研发流程管理。

捆绑研究与早期开发

2005年，NIBR的研发人员看到ACZ885对Muckle-Wells症进行概念验证试验的成功。Muckle-Wells症是一种遗传性炎症，以慢性复发性荨麻疹、周期性关节炎、感觉神经性耳聋、一般炎症性症状和偏头痛为特征。

当时，罕见病Muckle-Wells症被选用于概念验证试验，是因为Muckle-Wells症有其他炎症性疾病所具有的明显的炎症表现和白细胞介素-1升高，ACZ885在实验室测试中具有明显的抗白细胞介素-1作用。当ACZ885的概念验证试验结果公布之时，研发人员指出，概念验证试验中对第一个患者治疗取得的激动人心的结果，不代表所有试验的结果，但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患者群以取得最大效果。

“可以注意到，现在大药厂主要改变的研发模式是，研究环节将持续到概念验证试验这个步骤。”新上任的诺华制药负责大中国区药品开发部的高级副总裁苏岭博士告诉记者。他负责诺华在华所有新药的开发项目。

根据新药研发的时间顺序和注册管理法规要求，新药开发分Ⅰ期、Ⅱ期、Ⅲ期及上市后的Ⅳ期阶段。分期遵循了药物研发规律，但也有其局限性，容易造成团队之间的合作断层。而在Ⅰ期与Ⅱ期之间，概念验证试验是当前跨国药企进行药物开发的关键步骤。

据诺华诊断亚太区政府事务部总监赵戬博士介绍，概念验证试验研究是一些小规模的探索性临床试验，试验在已了解的疾病生物学路径或靶患者群中进行。它可以早期发现化合物在开发过程中安全性及其他问题。另外，这些研究数据可加快相似靶点的其他新适应症的开发。

“对于研究团队来说，不是新的化合物做出来了，动物实验、药理毒理没问题就可以交给开发人员。研发流程改造的很大一部分是药厂把研究这一环节跟早期开发（early development）连在一起，在同一个团队里进行。在这个团队里，由一个项目负责人把化合物研究进行到概念验证试验结束。也就是说，要在人体上看到初步的疗效和安全性，再交给开发团队，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当然，这个‘交接’的过程也需要共同合作，做到‘无缝衔接’。”苏岭说，如此一来，将有助于弥补研究和开发团队之间的间隙，只有要求研究人员的化合物能够看到初步药效，他们才会更加顾及到后期开发的临床价值，对自己的结果负责，避免了合成出大量不确定的新化合物要开发人员在人体上验证后失败所造成的浪费。

依据这种理念，NIBR在巴塞尔和上海建立了新的研发中心。位于巴塞尔的实验室将于2010年落成，而投资10亿美元位于上海的研发基地将于2年后完工。在剑桥总部的实验室将根据巴塞尔和上海项目的经验进行改造。

改造研发组织架构的目的在于，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团队能够为某一项目在同一实验室工作。这样的空间鼓励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一起工作。在巴塞尔的新建筑内，目标是令大家进入自己的园区内，在同一层中有不同的团队，通过创新的视频会议技术和全球同事一同工作。

首要解释化合物与疾病关系

除了诺华之外，刚刚收购了基因泰克的罗氏制药也对研发流程也进行了重组，从原先的本位管理模式，即每个研发中心负责各自的目标治疗领域，转变成重点开拓几个治疗领域并对公司的研发中心进行了整合。

“药物发现应包括研究和早期开发，通过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测试实验室中发现的候选药物的安全性和药效。研究人员和早期开发人员之间的密切互动对设计临床结果理想的药物分子至关重要。传统的药物发现模式中，研究与开发相对独立，应该逐步转变为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模式，将临床研究加入到药物设计与优化中。”曾任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陈力博士表示。离开罗氏后，他加入一家由国际著名健康领域风投背景成立的Hua生物医药公司任首席执行官。

所谓的转化研究模式，已越来越多地被跨国制药企业证明是临床研究的驱动力，其主旨就是希望将生物医学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如何将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转化到有利于患者诊断、治疗方法的提高上。而基础研究力量雄厚的研究团队可以加强并加快临床研究的开发。“最令药理学家振奋的研究领域，就是让他们看到其研究假设已被转化为临床测试。”赵戬说。

“换言之，研究的临床目的才是至关重要的。”罗氏药品临床研发亚太中心执行总监原瑞华博士表示，研究过程不是简单的合成过程，“即便是化合物合成也要有目标。从一开始就要有靶点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研究首先要解释化合物与疾病的关系。”

据原瑞华介绍，罗氏之前也是把研究阶段划分到首次人体试验之前，开发则从Ⅰ期到上市前的临床Ⅲ期。“把开发这一刀切在首次人体试验，往往前面团队将成果交给后面的开发人员就不予理会。”原瑞华说，改革后的罗氏做法是，从概念验证试验阶段开始划分为开发阶段，把动物毒理专家和临床研究专家以及临床医师、监查员等都放在一个团队管理，形成研究与早期开发团队。“临床和临床前的结合变得更加紧密，这个团队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割裂，因为他们的主管是同一个人。”

前后贯穿的理想状态

对于概念验证试验这个在国内尚新的理念，原瑞华解释说，这一个小规模试验往往是进入有关疾病人群中的第一个临床试验，是最具决定性的试验，获得了预期的概念验证试验后，在研发部门里，大批人力物力就会投入准备执行大型临床试验。所以，概念验证试验是早期临床探索的核心，决定了研发人员对药物靶点的认知度和信心，并决定后期试验成功与否，这也是公司研发的风险所在。

对于研发流程改造以及如何提高研发效率，历来都是产业界和监管机构面临的课题。而目前的现状是，药物研发流程常被审评管理的思路引导，被法规的临床分期引导，“一种理想的状态是，研究与开发不需要设置部门来分隔。因为无论如何划分，不同组织不同的管理人员，设立的业绩考核和激励制度都不一样。如果把研究切在首次人体试验，前面做化合物筛选的人会追求进入临床的数量，但进入临床的化合物并不一定代表成功。”

苏岭也认为，研究和开发是一个贯穿终始的过程，改革流程是进一步明确职责。他特别强调，研究人员应知晓前期化学合成的临床优势，从某种意义上是以临床为导向，以终为始，从临床需求反推至药物发现。“进一步讲，进行概念验证试验应是研究人员的责任，要变成工作的一部分。”

目前，NIBR有十个不同的路径研究计划，研究者相互之间进行交流。这种不同路径研究者的相互交流有助于对不同研究单打独斗难以深入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索。

明日开学，准备好清月的书包衣被，大扫除后还有时间写稿。

我欣赏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强调自治，强调自律，强调自我管理与约束。

在不影响大思维和大情绪下，写一点东西，编一些文章，自己对自己负责，对自己交待，不时有像海洋、姚嘉那样懂你的同事互相问一句，你在做什么选题？交流中相互激发写稿灵感，但既不干预，也不存在依赖。

 80年前，陶行知《生活即教育》一文说：

是生活就是教育；

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

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

是合理的生活，就是合理的教育，是不合理的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教育；

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

所谓之生活未必是生活，就未必是教育。

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非康健的生活，就是非康健的教育；

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非劳动的生活，就是非劳动的教育；

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非科学的生活，就是非科学的教育；

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非艺术的生活，就是非艺术的教育；

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非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非改造社会的教育。

有计划的生活便是有计划的教育；没有计划的生活，就是没有计划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就教自己和清月什么。

我喜欢他们用”active”这个词，前面还要加“一个”,特别凸现你是一个个体，但他们关注个体的声音和力量。

这是下午从美国寄来的一张纸，彰显出尊重。

从前我走遍附近文具店挑选出编委的大红聘书，从排版到制作，表达的也是一种细节上的尊重。我们没有报酬与费用，只有对知识的尊重。

西涌到东涌的海岸线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线之一，海水蓝，沙子细。

比起烟花，篝火，清月最感兴趣的是沙子，那有无穷尽的乐趣。

我看着海滩上的那些垃圾，很有冲动去当志愿者捡上两天呢。

无独有偶，回来后知道一个狮子会的朋友恰巧周末也外出活动了，自己开车到河源县的万绿湖，做什么呢？拾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