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被通知这天下午3点有一场记者会,我和我的同事小盘定了海航上午8点30的早班飞机。

对于这场会议和新闻发布会，我确实有点过渡紧张的味道。

不过，像我们这些时间管理比较差也没必要掐着点赶场的记者来说，把一天的时间都耗在路上是一种很奢侈的做法，也是一种无边的幸福。

因为11月1日这天，北京下了2009年的第一场雪。

事实证明我们是幸运的。当天随后的航班全部延误，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的许俊才原本是中午的飞机，最后到北京已经深夜两点。另一个对幸运的解释是，一个南方人看到了北方的雪。

在机舱内听到哀号声一片，大家知道北京冷，但没想到冷到这种地步。

从机场望出去的每一个场景的变化都让我们感到兴奋。

仿佛不用努力捕捉，每一个镜头都能创造出一个奇迹。

我带着小盘坐了她人生第一次的北京快轨，这让我感到很自豪,这是因为我以前从不为下飞机后的路线操心，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我详细查了从机场到酒店的路线，作了3套方案，可谓公交路线大攻略。照片中的这是我。

从车窗外延伸出去的目光依然清纯，和这个世界一样。

小盘在一旁跟我说她有一种感觉，像回湖南老家过年。不过湖南的雪跟北京的雪还是不一样的，她强调。怎么个不一样法，我无从想象。

我们离开北京的那一天，看清楚了这些树叶都没掉，绿色得很。只是这一夜雪来的太快，来不及。

位于朝阳区东三环中路的北京富力万丽酒店，我和小盘住了三晚。第一天黄昏时出去找吃的，出门就见到可爱的雪和花。

花了几天时间把过去三年写的东西重新倒出来，放在这里。算了一下发表的文字量约有8万余字，月平均2000字左右。

在一边上传的时候，也会故作不经意的姿态读上几段，结果要么是被自己吸引住，大白天沉醉在早已被反复咀嚼过无数次的文字中，要么就是鸡皮疙瘩一哆嗦，被自己恶心了一把，当然后一种情况并不多。

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得出，我在努力追求那种典型的西方新闻报道的手法，比如，总要出其不意地来一段华尔街日报式的开头，从主人公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场景入手，啪的一下冷冷地丢在读者面前，坚信他们已被我吸引住了。然后就由近到远，由个体到整体，事件的背景交待和关键人物的引言来回穿插、过渡。其中对导语的构思和倒三角的结构创作往往让我心力憔悴，这被西方新闻教材中称为“伟大的开头”。可《医药经理人》最杰出的记者赖强告诉我，他最近在北京听了一场许知远跟新闻媒体人的讲座，许知远说他已经过了那种为寻找一个夸张的开头而绞尽脑汁的时代，这让我感到很落伍。

在我的文章中，你可以发现，能展现的新闻故事并不多。在一些看似大篇幅的报道中，囿于时间和空间，采访团队极少能到现场去跟事件的关键人物当面交流。而更多的靠电话两端的采访，每位采访人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然后就在缺乏事实印证的采访录音里加以文字上的拼凑。你看到了一篇揭示性的新闻报道么？你看到过一篇人物和事件稍微复杂一点的故事么？你看到过一篇能把国家宏观政策解析清楚，同时又能将该政策触及底层微观利益表达明了的文章吗？

写的不够好，是因为离的不够近，是因为始终缺少一个记者在第一现场不断追问的勇气。

在这8万字中，绝大多数是访谈对话语录式的文章。在这些一问一答中，极少体现出与被访嘉宾的互动交流（与自身对话能力的到达极大关系），采访问题生硬、大而空的痕迹表露无遗。至少在文字上没有追求一种人性化的呈现。

罗氏的首席科学官陈力博士最近给我看了一篇外电采访他的报道，读完这篇访谈录，我的脑海里清晰的出现了一幅这样的画面：陈力与采访他的记者面对面地坐下，或许来上一杯小酒，两人妙语连珠，外国记者的问题让陈力很兴奋，陈力即便用英文表达药物研发如此高深的话题也很煽情。对话过程中可以看出二者的思维衔接紧密，文字上则全是用短句，短的问题，短的答案，短的评论，短的回应。现场录音现场记录。

回到自己的访谈，基本上是那种宏大的、居高临下式的采访提纲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被访人，请他们照着提纲准备一下，拿着电话讲讲，甚至更加偷懒的做法是，请对方直接作笔答。所有个性化的语言和观点就这样被抹杀了。

在这8万字中，有几篇评论稿。这是一个记者写作历程中最高的门槛，往往要经过深层次的积淀和锻炼才敢碰这类题材。而对于我，也远远没有达到这一境界，你必须把一件事情，一种现象彻底想明白了才能摸一篇言论稿，这是一种基本的责任。否则读者凭什么读你的文章呢？

回想起写言论稿的日子让我毛骨悚然。拿着一个题目，一想到看我文章的读者都是行家里手，恐惧就如同迷雾一样笼罩了全身，直到送印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犹如一个垂死的妇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打开电脑，这时候需要的不是下笔的勇气了，而是豁出去过一把瘾就死的无知与无畏。

不管怎样，8万字写了就是写了，而且付印成铅字，被人读过，吹毛求疵一下以中庸的话语聊以自慰。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从最初设想到今天的成立，历时六年，历经三届徐汇区政府，投资10亿元人民币；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中心临时办公场地富有现代气息，更新更高的科研办公大楼也将在三年之后完工；

然而这个新生的临床研究中心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她是医药行业在“自主创新”浪潮中的又一场豪赌？

抑或在不久的将来，她将真正为我国自主创新药物的临床研究国际化发展赢得先机？

一阵刺耳的电钻声，一盏高瓦灯泡笔直垂落。许俊才拿一包用报纸包好的瓷砖，张罗一个装修工过来。在工人眼里，这位老许跟其他包工头还是有所分别的。

“很快你会看到排着队的健康受试者在这里接受给药。”这个正在施工的场地，是一个面积有860平方米的旧病区，今年8月将被改建成拥有30张床位数和24间观测病房的I期临床试验基地。除了病房常规设备，还有供受试者活动和休息的场所，专用接待室，必要的抢救设备，如心电图机、呼吸机、除颤机等。地点是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最繁华地段的徐汇区中心医院20楼。许俊才的真正身份，是今年2月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Shanghai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SCRC）副主任。

从去年11月开始，许俊才就开始酝酿改建I期临床试验基地一事。尽管不是三甲医院，作为获得国家卫生部批准的临床研究基地，徐汇区中心医院长期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在新药开发领域，特别是创新药物I期临床试验方面在行业内小有名气。

此次SCRC对徐汇区中心医院I期临床试验基地的改建投入不菲，仅装修费用即达150万元，各项设备投入预计超过750万。该基地未来将与包括葛兰素史克（GSK）在内的多家药厂进行合作，开展创新药的临床研究。这一合作意向在GSK研发中心组织发展和沟通总监朱立红那儿得到了证实。据许俊才介绍，I期临床试验是初步的临床药理学及人体安全性评价试验，为新药临床试验的起始期。由于我国长期以仿制药生产为主，国内开展创新药物I期临床研究的经验极少，目前能按照国际标准做I期研究的专业机构十分有限。

改建后的徐汇区中心医院除了具有符合国际同类机构标准规范的I期临床试验病房和生物样本分析检测的基础设施以外，还将拥有一支领会GCP精神、掌握I期临床试验研究技术规范的分析人员和临床医师的专业队伍，与此同时，适应研究室的各项管理制度已经在该基地同步实施。

由于管理上不规范、标准上不统一，目前国内临床研究基地普遍存在着诸如试验方案不合理、不符合伦理要求、试验标准操作规程不完善、试验过程缺乏监督及有效核查等问题，给药企在实施临床试验过程中带来不少困惑。朱立红举例说，一家医院如何把资源更好地调动起来，更快的入组适合的病人，这不是一个科室或一个研究者可以解决的，而在全球多中心试验质量控制上，更需要医院整体层面的统筹。“一个项目不仅是申办者和研究者之间的事情，还涉及到各种管理问题。”

徐汇区中心医院之所以愿意“接受”SCRC的“改造”，因为，“我们在理念上完全相通。”许俊才说。所谓理念相通，在SCRC对其六大功能建设内容之一的“临床研究管理中心”定位描述上，有清楚的解释，即解决临床研究过程中困扰研究者的非临床技术问题，通过服务使临床研究实现高效和优质化。简言之，“就是协助临床试验机构进行临床试验具体操作的管理”。徐汇区中心医院便是SCRC“试水”从理念推广、硬件投入再到团队建设开展全面合作的第一家临床研究基地。

独立伦理委员会评审“登场”

如果说徐汇区中心医院I临床试验基地的改建是SCRC眼下的重头戏，今年2月中心成立的独立伦理委员会对GSK研究项目的高质量评审并获得赞誉，可谓SCRC一次漂亮的登场。

3月4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IBC)委员胡庆澧教授带领组建的独立伦理委员会接受GSK委托，历时一个月，独立评审了两个研究项目。让朱立红等GSK高管对SCRC独立伦理委员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能对项目的方案提出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

与国际常规不同，我国的伦理委员会大多附属在医院，普遍存在审查流于形式的问题。特别在某些临床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往往就是院领导，行政色彩较浓，由此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操作规程，审查缺乏独立性，审查的法律责任不清，更缺乏对伦理委员会的监督机制。SCRC的独立伦理委员会，遵循国际独立伦理委员会的指导原则，提供独立第三方的伦理审查，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我们特别强调这是一个中立的独立伦理委员会。能够真正对试验方案、研究者资格以及获得并签署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方法和资料，通过审阅、批准或提出建议的方式来确认临床试验所涉及的人类受试者的权益、安全性和健康受到保护，并对此保护提供公众保证。”胡庆澧说。目前该独立伦理委员有12名委员，其中有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伦理学委员会主席沈铭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邱祥兴，复旦大学金丕焕等，还有临床医生，资深教授，法律专家以及社会人士代表。“这个伦理委员会不一定能了解和审评所有试验项目提出来的研究课题，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研究项目聘请独立的专家。”据胡庆澧介绍，独立伦理委员会每一名成员每次在审评时必须签署“非利益冲突”的协议，凡是与试验项目有任何联系的成员，都只能帮助伦理委员会澄清试验的事实，而没有表决权。“独立伦理委员能帮助研究者及早发现问题，使整个研究项目走上顺利发展之路。伦理委员会和申办方、研究者应该是良性互动，而不是谁卡谁。” 胡庆澧说。

临床研究国家战略的实践

业务内容涵盖临床研究服务管理（Contract Research Management,CRM）和临床研究基地管理（Site Management）的SCRC，在中心理念和业务发展的推进方面仍然遭遇坎坷。“谈了七八家位于徐汇区的大医院，大家都觉得概念是好的，但要被认可，还需要时间来丰富我们自身的内涵。”说这话的是SCRC的负责人，中心主任甘荣兴。

与许俊才具有临床试验实际操作经验背景不同，甘荣兴此前的背景是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在放弃了市政府官职和科学院领导职位后，他选择了下海，经营和管理这个目前40多人的SCRC团队。SCRC的功能建设采用了事业/企业双轨制的运作模式，与平行设立的“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共同推进建设。用甘荣兴的话来说，他“要从一个科学家转变成一名职业经理人。”

在国家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推动下，由上海市科委与徐汇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SCRC在今年2月份举行了盛大的揭牌仪式。中心的临时办公地点位于徐汇区田林路140号10号楼，新搬迁进来的SCRC临时办公场所占地3300平方米，一楼刚刚完成装修，将用作中心实验室。已经开始办公的二楼设有数据统计分析中心，临床研究样本中心，独立伦理委员会等。办公区的设计与中心“一基地、六中心”的构建设想吻合。其中临床研究管理中心和临床研究培训中心将提供资源管理服务功能，中心实验室和临床研究数据管理与统计中心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功能，临床研究样本中心和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提供研究开发服务功能，三者相辅相成，构成SCRC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功能布局。“我们的想法很宏大，但需要踏踏实实地做出一点事情来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优势。”甘荣兴说。

事实上，甘荣兴说的这个想法，很早之前就在张炯的脑海里翻滚。张炯现在是SCRC的副主任，谈起SCRC的筹建历程，他感慨良多。枫林地区是上海医疗资源和研发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除了中科院体系的科研机构、高等医学院校外，还集中了9家三级综合性和专科医院。“6年前徐汇区政府就提出要建设枫林生命科学园区，那时区政府和这个地区比较活跃的专业人士都很彷徨，不知道究竟园区发展的主题在哪儿。”口号很多，也举办了几次研讨会，大的概念有了，囿于当时的财政资金和临床研究大环境，具体落实到哪些项目上并没有清晰的想法。幸运的是，2006年底国家科技部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开始在全国物色建设一个临床试验大规模的平台。与此同时，从2003年开始，国际医药研发以研究外包的形式开始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一些小公司以CRO的形式存在，但可圈可点的微乎其微。科技部也意识到，建立一个针对新药临床试验的专门机构，不论从自主创新的角度，还是从推动CRO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都是双赢。

“中国药物临床研究要达到国际水平，如果完全按照CRO外包市场化来走，时间跨度会比较长，国家必须要有整体布局。”甘荣兴说。

从2007年9月份开始，张炯几乎每天的时间都耗在这个项目上，和区领导一起走访专家，听取了大量国内外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专家的意见。当年11月，中心的建设动议得到科技部和上海市领导的支持，项目被列入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科技部的“部市会商”内容。2008年又先后向负责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桑国卫院士及相关部委领导汇报了建设构想和进展，都获得肯定支持并提出加快建设的要求。“SCRC提出做‘一基地、六中心’，虚拟化概念，就是希望把各个临床研究基地用网络化的方式管理起来，实际上长远是为了把中国的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拉在一起做的铺垫。”张炯说。由此，SCRC的发展战略之一是定位在通过衔接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解决我国生命科学领域中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长期脱节的问题，打通新医药产品快速走向临床应用这一关键环节，逐步提升统筹和整合国内临床研究资源的能力。

“如果只是一个纯粹商业性投资建立的CRO机构，SCRC的摊子不会铺得如此之大，不会做很多回报期很长的项目。”甘荣兴说。

胡庆澧记得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很早就打电话给他说中国能不能开发自己的药物，“参与一些国外为到中国上市的新药注册临床试验，不是真正的新药开发，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要有一个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平台，开展从I期临床试验开始的原创药物，研究数据和成果被国际认可，从参与到组织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这才是成立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成立的真正目的。”

“而在近期，SCRC必须明白自己在市场上的生存法则是什么，才不至于一掷千金。”甘荣兴说。

与“张江药谷”依靠行政战略与外资崛起不同，位于上海徐汇枫林地区的上海枫林生命科学园区浑然天成，几十年历史成就其浓厚的临床研究氛围，拥有雄厚的生命健康领域的临床科研资源。而且徐汇枫林地区更是我国自主创新色彩最厚重的地区之一。中国在世界生物医药史上有突出成就的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第一例断指再植等科研成果，均是在枫林地区孕育出来。如今这片自主创新气息浓厚的土壤里，更是被播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SCRC），肩负着“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提出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国家新药临床研究体系的重任。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新药创新体系一直存在着种种不完善，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步履维艰，特别在临床研究领域，高端的临床研究主导权一直被跨国企业把控，而临床试验关键环节的方案设计也掌握在他们手上，严重制约着我国临床研究领域水平的提高。长年的创新羸弱让相关管理部门下定了决心，要在枫林园区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自主创新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地区做出一番突破。由国家投资10亿元建设的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将成为一个试点，将从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逐步成长为这一领域的地区组织者和领导者；从积极争取承担并实施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中的相关内容，逐步成长为创新药物临床研究国家战略的实践者。可以说SCRC肩负着这一创新体系建设先行者的使命。

新生事物往往是在被怀疑和责难中长大。在与中心负责人甘荣兴的多次交流中，笔者能够感觉到他踌躇满志之余，也有不少的无奈与困惑。这种无奈来自于中国药物创新体系上各种的缺陷与不足，只有突破这些障碍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甘荣兴强调人才紧缺是他们目前最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一家困境，也是中国临床研究领域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之一。高水平的人才，那些具有足够国际行业操作经验的人才，那些既有管理能力又有实际运作能力，那些既通晓国际法规伦理规范，又懂得具体技术性难点的人才何处寻觅？是在有限的外企圈内高薪挖人，还是国家有所投入，长远地培养和造就一批人才？在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的人才战略考虑上，一方面正紧锣密鼓地招募境内外高级人才，整合团队，另一方面，已在上海多个医学院校开展公益培训，同时把各项国际职业认证考试引入国内，为中国药物临床研究高端人才的培育开辟新的途径。其次，作为带有临床试验现场管理功能的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其操作模式的推广和接受需要时间。从中心的服务对象讲，委托人、研究者和临床研究机构是最重要的。中心的主要服务内容涉及试验管理, 如委派CRC,、入组患者、QA和方案培训、财务管理、机构管理、提供统一SOPs和稽查服务等，甚至为临床研究机构拓展业务,开展培训和教育。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大多数医疗机构以诊疗业务为重，临床医生群体参与新药开发的能力和意识有待提高, 而每一家医院管理基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如何让大家以合作而非竞争的姿态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临床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乃至有效整合各种相关临床资源，是中心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有理由相信随着徐汇区中心医院I期临床试验基地的有效运转，将带来一定的样板效应。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从最初的想法到今天的成立，历时六年，历经三届徐汇区政府。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中心临时办公场地富有现代气息，更新更高的科研办公大楼也将在三年之后完工。中心独立伦理委员会对GSK项目的高质量评审并获得赞誉，可谓SCRC一次漂亮的登场，同时为我国开展第三方伦理审评带来了遐想的空间。

然而这个新生的临床研究中心想做什么，能做什么，需要被审视，需要被批正，更需要被关注，需要被理解，需要有人来支持。任何给予她的一点点信任和机会，也许都将是推动她成长发展的动力。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这一以“草根”自诩的事业，必将由一个个具体殷实的项目成果叠加未来参天的大厦，更相信凭借其成功经验，会开拓出中国自主创新药物临床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2009.06)

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书讲述了全球化让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的竞争与合作都不断加剧与深入。如果我们对全球化趋势仍坚信不疑，那么，从现在开始，有必要重新审视“自主创新”的真正内涵。

到2020年，实现1～2个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在发达国家完成主要临床试验并注册上市，是2008年国家科技部启动“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时提出的宏伟目标。如何在发达国家完成临床试验，实现数据认可和销售分成，对于那些具有独家创新品种的研发企业和科研院所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沪亚与微芯的合作案例证明了中国医药行业在接受了西方小分子的发现与开发方法的洗礼以及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如今在新化合物合成筛选方面的实力已不再是“扶不起的阿斗”，而在药物作用靶点的研究更是走在国际前列。但从中暴露的问题是，国内企业在药物开发环节上仍然十分稚嫩。因此，通过联合开发和专利许可，赢得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实现全球开发，继而敲开发达国家药品注册上市的大门，是中国制药业实现参与国际竞争商业目的的有效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沪亚与微芯的合作有如一场研发接力。其核心体现的，仅仅是药物研发领域的分工合作。沪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制药公司，它是一种虚拟的生物技术公司，并不以拥有产品为商业目标，而是帮欧美的客户在中国寻找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已完成临床前或部分临床试验。

在这种模式下，沪亚扮演的是项目管理的角色，他们没有自己的临床试验团队，只是以合同的方式聘请专家完成各种研究项目，通过后续开发为一个化合物增值，而一般到了Ⅱ期临床阶段，沪亚就会将化合物出售给跨国药企。据业内人士透露，根据化合物的重要性，创新药的价值会随着研究上市进程的进度而梯级上升，如抗肿瘤药，一个新化学体完成临床前的价值大约在500万美元，临床I期完成的价值大约在1 500～2 000万美元。

最后卖给国际大型制药公司的价格有可能高达2 500～5 000万美元。因此，这种合作模式对于中国科研单位而言，必须运用知识产权战略，辅助那些资金来源困难的研究项目做一些早期临床研究使项目增值，既能卖得好价钱又不会卖得太早。

联合开发模式是一个特殊案例还是具有普遍借鉴意义？该模式能否在中国这个潜在的创新产品源源不断地国度里放大和拷贝？要回答这些问题，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首先，中国科研实力，特别是自主研发的新化学体其作用机制、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数据，能否被国际认可。其次，国内企业或研发单位是否具有全球视野，设计出一套符合国际商务法律法规的系统知识产权策略，在谈判过程中使双方的责权利达到平衡。第三，合作双方的研发理念和工作方式是否接近，能否在实施过程中保持畅通的沟通与交流。微芯在这三方面无疑有着国内大多数制药企业所不具有的禀赋。

联合开发模式所体现的不仅为中国创新药物走出国门带来了新方法，对于中国的“自主创新”何尝不是一次新的思考。

试想如果有一天一家中国企业能够像沪亚那样，面对同一起跑线的国际竞争，到其他国家进行地毯式搜索，去发现一些具有市场前景而暂时被束之高阁的新化合物，运用知识产权策略将其收入囊中，继而将其嫁接到中国进行后期开发直至最终实现全球上市，我们能对以这种方式的“自主创新”表示怀疑吗？药物开发的世界是平的，研究和探索可以发生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有活力的国度里。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依然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的企业仍没有能力决定资本和技术流向，因此，更需要参与全球高水平的研发活动，由易到难，逐步掌握药物研发的整个系统过程，最终实现自主创新。

随着像散落在张江地区一大批自主创业型企业的蓬勃发展，已有类似药明康德和睿智化学这些具有化学研发实力，能够快速有效地发现并确证具有新药特征的化合物的国内企业，正在伺机谋动，“把国外的东西买回来”。

一切皆有可能，而这一天的到来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要快。

（2009.09）

也许从圣地亚哥这个全球最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圣地走出来的人，不分种族和国界，身体里都流淌着类似的血液。他们既有科学家的质朴和创新意念，又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同时也愿意尝试新的道路。

这或许是鲁先平与金发碧眼的Mireille Gingras在多年后一拍即合的原因之一。鲁先平早年毕业的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与Gingras从事博士后研究的Scripps医学研究院只相隔一条街道，而两人拉家常式的谈话已发生在数年后某次国际药物研发大会的茶歇时段。

2006年10月，深圳微芯生物科技公司与沪亚生物科技公司签订抗肿瘤创新药西达本胺（Chidamide，HBI-8000）的国际专利许可和联合开发协议，成为中国制药领域首次实现对外国企业授予发明专利使用权的个案，一扇由中美两国联合开发一个创新药的大门由此开启。

游走于中国

“中国”和“制药工业”一起出现在西方报纸头条时，通常极少为扮演正面角色。但提及制药业时，有两点不容否认。中国已成为全球生物技术领域的关键一员，特别是在过去的5年里，政策开始松动、政府允许部分地区进行资本型风险企业运作。与此同时，美国制药业不断抱怨缺乏药物开发所需的新的、高质量的化合物——这个过程的开发成本与日俱增，而资源库却日渐耗尽。

“如果中国和诸如美国这样的制药强国能够实现有机组合，产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这一想法时常出现在沪亚总裁、CEO Gingras的脑海中。近年来，大量在美国顶级机构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中国人纷纷回国，带回了西方小分子的发现与开发理念，并创办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生物技术企业。而Gingras此前曾花了3年时间在中国做学术旅游，期间她深深地被中国“海归”们的才能和科研工作所折服，同时也给了她解决新化合物稀缺问题的灵感。

2005年1月，Gingras在圣地亚哥创办了沪亚生物科技公司，专门挖掘中国化合物的无穷宝藏。“这对于不断萎缩的美国制药开发线，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Gingras这一创意为沪亚与中国生物医药创业型公司和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与此同时，自2000年8月回国创建深圳微芯生物科技公司后，鲁先平宛如一位精神领袖，支撑着微芯的团队，其自行构建的，基于化学基因组学的集成式药物创新与早期评价体系是当今国际新药研发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微芯被赋予了最浓重的中国药物自主创新色彩。在沪亚寻找合作伙伴的同时，从一开始就将自身定位于全球市场的微芯，也一直在寻找走出国门的机会。

鲁先平算了一笔账，在美国要推进一个药的上市，从Ⅰ期到Ⅲ期临床研究的费用至少需5 000万美元，加上临床前研究，大约6 000万美元。“对于像微芯这样的小企业，独力进行全球开发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与几家大型跨国制药企业接洽未果后，鲁先平发现，沪亚的模式很独特——他们利用新化合物在中国的研究数据进行中国区以外开发和销售，同时中国合作方可以保留该化合物在中国的所有权益，这一模式正是鲁先平所期待的。

在双方合作开始前，沪亚对微芯进行了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加上谈判期，在经历了长达9个月的准备后，双方终于在2006年10月签订合作协议。“联合开发，co-development，实质上是一个商业模式，在中国目前的政策法规环境下，这是一种适合于国内研发单位将其在研新药推向世界的模式。”双方根据各自的商业目标，对权、责、利进行初步的框定，其基本框架内包括诸如专利许可费用、研究各阶段收入、销售分成以及地域划分等。

高度一致的临床前研究结果

西达本胺是属于苯甲酰胺类药物的一种新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由微芯的科学家使用计算机辅助的合理药物设计和定量构效方法，用已经发表的细菌HDAC晶体结构对SNDX-275和 MGCD-0103化合物进行研究。对这些虚拟的酶-抑制剂相互作用研究使其作出一些预测性的结构改变，最终合成西达本胺。2007年11月，微芯在中国开展西达本胺Ⅰ期临床试验以前，沪亚就与微芯接触，取得了这个化合物的合作开发权，并协助中国的研究团队制定I期临床试验方案。与此同时，沪亚在美国也启动了西达本胺的临床前研究。“沪亚大量利用西达本胺在中国的临床前研究数据进行美国FDA临床研究申请（IND）。这对中国早期药物研发按GLP规范实施临床前安全性评价，PK/PD/TK，原料药和制剂CMC部分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鲁先平说。

尽管沪亚需要在美国重复一部分符合GLP规范的毒理学研究——原因在于这些数据不能完全达到美国标准，但这些中国的临床前数据仍然极为宝贵,足以帮助沪亚了解一种化合物的药代动力学数据和使用剂量，也为评估其安全性提供重要数据，这种化合物具有合理的药品属性。换言之，在本土美国进行这个新的药物候选物的研究时，沪亚可以立即进入角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沪亚独立在美国重复的安全性评价实验结果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报告结果一致，没有任何让人意外的地方。“完全交给美国来做，微芯只是提供一些数据和工艺给他们参考，按照中国的要求去做，而结果是一样的。这说明中国很多研究工作的质量是客观公正的。” 鲁先平说。

在CMC资料提交方面，据早期参与该项目，目前就职于泰格医药科技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文介绍，西达本胺的资料提交到美国FDA也是一次性成功，“这说明中国在化学合成上的实力相当强，杂质的稳定性都研究得非常透彻。但中国在CMC审评上与比国外相比还有差距，对成品的分析，中国的杂质要求比国外稍微低一点。”

I期临床试验

Michael Newman，沪亚肿瘤药品部执行副总裁及其在沪亚的同事对在中国完成的西达本胺I期临床试验结果表示兴奋。同样兴奋的，还有今年6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召开的第45届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年会的与会专家们。会上，西达本胺包括安全性、药代动力学、生物标记物和抗肿瘤初步疗效等方面的Ⅰ期临床试验结果，吸引了许多参会专家学者的关注。

在该药I临床的试验方案设计上，也融入了创新药国际开发的思路。据陈文介绍，原来的试验方案先按照国内通常的I临床试验方法设计，进行耐受性试验，结果并没做到最大耐受剂量。由于缺乏做创新药耐受性试验的经验，试验按一般剂量爬坡“2倍、4倍、6倍”依次向上做，做到6倍时还没有出现不良反应就会停止试验，这将直接导致未来在Ⅱ期临床入组肿瘤病人时，血药浓度、可能疗效与最大耐受剂量间的相互关系不明确而导致临床研究失败的可能。在西达本胺的临床I期试验的设计上，经过与主要研究者协商，研究团队决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增加给药频率对疗效和安全性影响的考察。此次试验共设6个剂量组两个不同的给药间隔，以充分了解西达苯胺在人体内的代谢特性，为决定Ⅱ期试验的治疗剂量提供充足数据。“这是一个出色的案例，对该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他人种进行试验有充分的科学借鉴意义，甚至可以减少低剂量组。”陈文说。

“我们知会FDA,不仅仅计划利用微芯的数据用于临床前开发，也将用这些数据来确定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推荐起始剂量。” 让Newman担心的是，这些研究都发生在2006年前后，而从那时起，爆出很多关于中国制药业的负面新闻。“至少可以讲，这并不是说服FDA相信在中国进行试验得出数据的好时机。”幸运的是，FDA迅速作出回应，对西达本胺的I期临床试验计划作出正面评价，FDA愿意接受中国的临床前和I期临床数据作为美国IND以及I期临床试验启动的支持数据。这使得Newman及其团队的担心烟消云散。

Newman对微芯在中国开展的西达本胺的I期临床试验数据的评价相当高，“与在此阶段临床试验的典型抗癌药物临床试验的数据一样好，甚至更胜一筹。”这种纳摩尔级剂量、具有良好的口服生物利用度的HDAC抑制剂半衰期达18小时，远高于异羟肟酸（Zolinza）的2小时。此外，观察到的剂量限制性毒性为胃肠道相关，增加西达本胺同其他抗肿瘤药联合应用的可能性，包括目前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标准顺铂+卡铂疗法，以及可能与治疗非霍奇森氏淋巴瘤的美罗华（Rituxan）合用。由于皮肤T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研究较多，西达本胺/HBI-8000在这两方面的应用将是沪亚在不久的将来要关注的所在。Newman补充道，这只是首次试验，该化合物仍将进行更多的患者试验。

物色更大的买家

目前，西达本胺在中国的临床研究已经进入Ⅱ／Ⅲ期阶段，临床试验正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及协和医院等13家医院展开。“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多做一步就代表一个里程碑，就会按合同获得阶段性收入。”鲁先平说。在中美适应症的开发上，鲁说双方会根据不同的临床需求考虑，“在中国，我们会考虑某一发病率高一点，也许这个病症在美国已经有了有效的治疗手段，而中国并不一定有，显然我们要从中国的临床需求角度去考虑。”鲁先平强调，数据共享是联合开发最大的优势，通过双方的委员会随时保持信息沟通，双方可以向对方提出修改和不同的建议，但没有否决权。

David LePay是FDA临床科学的资深顾问，他一直都拒绝对任何临床研究中的新药申请进行评价。但是他却认为沪亚的模式“可能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在研发早期就来到了FDA。“应用来自美国以外国家的临床前数据是有特殊规定的，但是事情也是可以灵活掌握的。”

目前沪亚的数据库中有大约30%的化合物已在中国获得临床试验批件，Gingras称之为“甜蜜的部分”，并有大约15%处于临床研发阶段。具有敏锐商业头脑的Gingras目标十分清晰：一旦早期（研发）化合物得到了认证和许可，沪亚就使用中国的数据来决定：哪些实验需要在不同的临床和实验室标准下进行重复，哪些进一步的效能和毒性研究还需要进行，以便使这些化合物满足西方国家研发过程的要求，其中包括研究中的新药。作为药物开发的最终目标，沪亚计划将其化合物全部出卖给大型药企，以获取相应的利润。Gingras 说：“我们的模式只做到Ⅱ期，就不再继续下去。”

沪亚和微芯正在考虑是否可以开展一个全球多中心同步开发研究，“如果我们的兴趣不一样，那么也没关系，我们做我们的，他们做他们的，但可以互相共享研究结果。如果美国的研究结果更好，微芯可以马上拿过来使用。只要是通过规范临床试验取得的数据，都是有价值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联合开发一个重要的精髓。”鲁先平说。

如今，在各种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研讨会上，与跨国药企的研发人员大谈如何到中国做临床研究不同，鲁先平总会反其道而行之，与专家学者们分享一个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到美国做临床试验乃至上市的故事，用“世界是平的”解释药物开发的真实意义。

（2009.08）

鼓励国内临床研究机构与境外研发人员合作，提高国内临床研究水平，带动国内自主创新药实施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试验，是国家启动“重大专项”的深层次考虑。

“国家计划用12年的时间实现自主研发1～2个创新药在发达国家注册上市的目标，对临床研究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获知即将通过“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中“新药临床评价研究技术平台”申报项目的欣喜，另一方面是能否将其搭建成国际一流临床试验平台的巨大压力。早在两个月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就收到了参加11月举办的“2008临床试验在中国：全球临床开发高峰论坛”（CHINA TRIALS 2008，Global Clinical Development Summit）邀请函。当时她正忙于撰写“重大新药创制”项目申报标书。面对重大专项，中国开展一类新药的早期临床研究存在哪些挑战，是李海燕在这次上海会议上报告的主题思想。

核心试验设计人才缺乏

同样感受到压力的还有另一位一同参会的演讲者，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临床研究机构办公室主任茅益民。他所在的仁济医院也申报了与北医三院同样的临床试验技术平台项目，目前正在紧张的评估之中。让茅益民和李海燕感受很深的是，出席本次全球新药研发国际会议的临床研究机构代表寥寥无几。“临床试验学科建设和发展在我国特别是医疗机构里明显滞后。”李海燕说。

参与了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多次担当中国牵头单位主要研究者的茅益民认为，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在中国经过从无到有的发展，医疗机构的临床研究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我们仍然停留在操作层面。临床研究的核心技术如试验方案设计、统计，国内临床专家中能掌握这些技能的人才少之又少。”茅益民说。

根据重大专项“新药临床评价研究技术平台”的建设目标，平台整体临床研究水平需达到国际规范要求，临床研究所获数据及数据管理实现与发达国家双边或多边互认。建立获得国际认可、符合国际新药研究规范的新药临床评价研究技术平台，使之成为国际或国家进行新药临床评价的基地。而北医三院将重点围绕符合国际规范的伦理委员会建设、临床试验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临床试验操作规程的建立、数据管理与统计及临床试验研究方法五大方面来开展工作。其中试验设计能力的具备，李海燕认为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我们缺乏一个创新药整体的研发思路，即便是拿来一个由跨国药企总部设计好的试验方案实施，国内研究者对试验设计关键技术的理解也是有限的。”而由研究者设计的试验方案属于“中国特色”。

由于国内制药企业以仿制为主，产业集中度不高，国内外制药企业临床开发能力间的差距，不禁让众多参与临床研究的医疗机构人员产生天壤之别的感觉。跨国企业总部拥有一大批临床试验专家创建一个新药开发体系，而国内企业即便做创新药也拿不出试验方案，完全依赖医疗机构的研究者设计。“那么我们又能请谁来设计呢？即便国家有财力，也需要一批临床研究专家和统计学家来辅助企业做这个事，这一批人才要靠医疗机构产生。” 李海燕说。

由此，鼓励国内临床研究机构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与境外研发人员合作，全面提高国内临床研究水平，进而带动国内自主创新药物顺利实施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试验，是国家启动“重大专项”的深层次考虑。

早期临床经验从何获取

李海燕认为，要想获得更多创新药开发的经验，早期参与临床试验方案设计十分重要。过去在早期研究阶段国内多是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对于创新药开发，需要向全方位探索式临床研究理念的转变。一直以来，早期临床试验特别是首次人体试验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来自CDE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参与全球同步I期临床试验为零。随着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全方位的研发中心，早期临床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舆论认为，中国有杰出的科学家，优秀的临床研究基地，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新药？对此，诺华的赵戬博士认为，中国从科研实验室到临床研究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断层，因此，转化医学在药品研发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赛诺菲-安万特全球研发总裁江宁军认为，从临床研究的阶段来看，跨国公司不会出于成本的考虑将首次人体试验阶段放在中国操作，因为其投入与Ⅱ、Ⅲ期大规模的试验相比是非常低的，而且可供选择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如果中国能够更早地参与一个新药的前期研发，将更早地介入到后面的Ⅱ、Ⅲ期试验，因为整个新药开发是连贯性的。“如果中国仅仅是参与Ⅲ期，只是入组病人，实施试验，那么中国就成了药物试验基地，成为一个巨大的CRO，整个试验的核心没有带到中国，在知识层面和理念上并没有得到提升。”

李海燕和茅益民脑子里考虑的也是这件事，国家在政策上怎样才能放开一些，在充分评估风险和效益的前提下让研究者更多、更早地获得一些创新药物开发的国际经验，从而在各个环节促进国内自主创新药物的开发。在早期临床试验阶段，中国需尽快地与国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要建立高水准的交流讨论平台，建立完善高效的管理体系，同时制订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及指导原则，而最重要的是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中国已感觉到国际大趋势的脉搏，我们看到，北京成立了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上海成立了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将作为平台开展转化医学的工作。国家投资南北两个平台的决定充分表明，我们已看到临床研究的重要性，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薄弱环节。”赵戬说。

（2008.11）

全球药物开发，特别是“全球同步开发”这个理念，无论对制药业还是药品审评机构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主任李国庆接受了专访，就药品开发全球一体化趋势下我国新药审评程序和机制谈一谈来自CDE的思考。

问：由于包括中国现行法规、审评资源和时限及外企本身的多种原因，中国对全球临床研究的参与程度都还低于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您对此怎么看待？

李国庆：毋庸置疑，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进入促进了国内整体临床研究水平的提高。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药物的创新研发意味着风险，而且是意味着未知的风险，我们必须建立起能够有效控制风险、有效保护临床研究受试安全的机制。如果一家公司临床试验的目的仅仅在试验本身，而不在于给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手段，这既不符合赫尔辛基宣言，也与我们所履行的职能相雄悖。我们欢迎新药到中国上市，但前提必须是安全有效质量可控。我们鼓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这种创新一定要具备新的临床治疗价值，是不是比已有药物的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以及能够解决当前临床上还不能解决的问题。

谈及参与程度，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尽相同的。除了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国际临床试验的开放政策以外，更多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水平，和一个国家的创新需求和能力有很大关系。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到中国开展临床试验，但我们国家的创新药到国外做临床的又有多少呢？我们首先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来迎接全球新药开发一体化。我相信，随着我国自主创新的水平提高，国内创新药到别国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参与国际药品开发的程度会越来越高。

问：CDE受SFDA委托负责起草的《药品特殊审批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强调在新药开发的过程中审批人员的早期介入，并对业内较为关注的IND机制建设做出尝试性的探索。

李国庆：新药审评是一个综合执法过程，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就不能依法审评。我国的药品审评制度也是随着新药研究开发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完善的。涉及到法律法规，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只能基于学术层面上。新药临床试验进入我国明确规定实行审批制。随着中国创新药研发的不断增加，包括国际多中心临床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开展，业内已逐步达成了一种共识，从科学规律来看，审批临床试验的做法和药物创新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一个创新药的开发需要在不断改变和变化当中逐步成熟。实行审批制，往往容易把整个过程固定化、模式化，限制了创新药探索的进程，不符合创新的科学规律，不利于一个新药在开发过程中的不断调整和改变。涉及到法律的修改需要国家更高层面上的决策，这确实是一个挑战，需要学术界如法律学界，医药卫生学界共同探讨。

问：目前您的工作重点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国庆：一是尽快完成过渡期品种的审评。第二，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对药审中心的机构进行改革，实现国家局提出的与时俱进，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药品审评体系这一目标。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归根结底，要提高我们的审评质量和审评效率，保证所审品种安全有效这一总的价值目标是我们既定的工作思路，是不会改变的。围绕实现这一价值目标，我们在一些工作细则上将做一些调整。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毫不动摇的落实科学监管理念。坚持用科学的办法解决科学问题，按科学规律办事。二是加强自身建设，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审评体系。三要加强审评能力建设，尽快建立健全药物技术评价支撑体系。四是继续坚持公开透明原则，保证审评工作阳光运行。(2008.11)

同美国FDA和欧盟EMEA相比，中国药品注册审批流程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符合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

然而，全球药物开发的趋势和ICH的发生和发展，极大冲击了人们对行政审批和技术审评权重的传统认知。

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的深入，药品审评中心（CDE）核心功能的技术性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和接受——那是对科学决策的坚定信念，对以临床为导向和适应证为中心的审评理念的大力宣传，对以风险大小合理安排审评资源和程序的不懈探讨，和对培养国际化高级专业审评人才的雄伟决心。

药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历来都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它不仅取决于审评工作，更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药物研发水平。

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如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监管政策引导上存在一定的缺失，导致了我国药品研发领域低水平重复严重，审评人员花费在创新药物上的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

审评仿制药，主要考虑化学结构和工艺质量等。由于原创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通过了广泛的临床试验被证明，一般情况下，仿制药只需通过一个生物等效性试验，完成对原创药的“桥接”，以借用原创药的所有临床数据。因此，国内大部分药厂和研发单位对临床试验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同时也没有投资培养临床研发的人才和能力。

普遍的认知是，中国的临床医生到处都是，为什么要自己培养人才？这种把临床专家等同于临床试验专家的企业，不在少数。

放眼国外，开发一个创新药往往要进行几十项临床试验，涉及成千上万的受试者。而在我国，开发创新药做上一个Ⅰ期，一个Ⅱ期和一个Ⅲ期临床试验，做上几百例病人，就有人开始嫌多了。

如果CDE对临床试验方案的科学性要求严格一些，阻力就会更大。

诚然，我们不能把原因仅仅归咎于国内药厂和研发单位，毕竟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创新药物重大专项已经启动，全球药物同步开发的浪潮正扑面而来，中国的制药行业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从仿制药到创仿结合的模式转变过程中，在过去几年里，CDE也初步完成了向临床为导向的审评模式的转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临床审评人员。

在此基础上，目前中心又把建立统计学队伍当成了下一个重点目标，并将有限的临床审评资源全部用于新药的审评，而把仿制药的审评更多的交给非临床审评人员。

2007年新版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极大的限制了低水平重复研发和生产。开发新药的压力越来越大。

国内企业如何提高临床开发的能力，除了企业本身重视，加大投入之外，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和倾斜是非常重要的。

加大对CDE的投入，例如增加CDE的人员编制，培养审评人员的国际视角，使其成为国际型复合人才，提高临床审评人员的比重，并提高其待遇，所有这些都应该提升到国家药物开发的战略高度。

毋庸置疑，CDE是中国纵览国际药物研发趋势的桥头堡，是提升国内临床研发水平的催化剂，她代表了中国药监和制药业的未来。

（李自力，2008.11）

什么是新药审评？

就是权衡，各个方面的权衡。

终归还是要从病人的角度，考虑临床试验风险的可接受性，做出一个科学决策。

促进药审中心的临床审评能力，也就是促进其风险评估和控制能力，由此方能向创新药的审评上倾斜，多批真正的创新药物。

高晨燕如果有一天下班后感觉不到疲惫，是不可能的。

从今年2月开始，她就被抽调参加“集中审评”工作，处理2007年10月1日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前已受理但尚未完成审评的过渡期品种。

积压注册申请品种数量惊人，达24 447个，而且计划在年内要基本完成。

“以前的工作是脑力活，这些日子可谓体力和脑力都透支了。”直发披肩，笑容可掬，眼圈周围略有些浮肿，身着黑色套裙，眼前的这位职业女性，是一名普通的中国药品审评人员。

在她身旁围着三四个来自媒体的来访者，他们刚刚在六楼的多功能会议厅结束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尽管没有充足的准备，高晨燕表示愿意就自己20年的药审工作经历谈谈她眼中的药品审评中心。

药品上市前的核心环节

2008年10月8日上午10时，SFDA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颜江瑛准时出现在SFDA每月的新闻发布会上。

与往常有点不同，这次的会场设在距离国家局大楼约10公里，位于复兴路甲1号的一幢6层大楼里。

一楼的接待大厅摆放着几张有机玻璃座椅，窗外的阳光在透明的桌面上反射出一道道白光。几个前来咨询企业品种进度和技术疑点的人坐在那儿一边翻看资料，一边等待审评人员下楼解答他们从不远千里带来的各种问题。

今天正好是星期三，是中心的咨询日。

二楼的一头是一间大约400平方米的资料室，上万份来自全国各地、境内外待审和已结束部分审批的品种资料根据年份排放，充满着49排架子，一直耸入天花板，让整间屋子看不到外面的风景。

这里就是负责全国药品注册管理的技术审评机构——药品审评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CDE）。这个中心，为药品注册提供技术支持，是监督管理和保证13亿国人用药安全有效的核心部门。

一个新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运作流程很早就开始了。从研发过程来看，需经过早期发现、结构优化、动物实验（临床前研究）和人体试验（临床研究）。

药品注册涉及到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多个机构，其中药品注册司组织制定注册规章，颁布审评技术指导原则，做出批准临床、批准上市的行政决定；

而CDE则对注册申请进行技术审评，决定药物临床试验申请的风险是否可接受，药物上市申请的风险/效益比是否恰当，并向注册司提出审评意见；

同时，它还承担着起草审评技术指导原则的任务。

随着中国药审体制上不断的公开透明，特别是CDE对媒体的首次开放，笼罩在这个只有117人的审评机构上的神秘色彩，正慢慢退去。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的高晨燕，是目前CDE为数不多有医学背景的审评员。她从事过化药新药药理毒理、临床的审评工作，担任过仿制药室化药组组长，也曾参加过化药新药临床研究的审评工作，目前担任审评四部审评七室主任，负责心肾、外科用药的审评。

高晨燕加入CDE是1988年，当时还叫药品审评办公室，隶属于卫生部。

以1984年通过的《药品管理法》为标志，我国第一次把药品审评制度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规定申请报批新药必须严格按规定报送有关资料和样品，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以后，方可生产、经营和使用。

高晨燕的工作变动紧随着CDE不同的发展阶段而转变，而CDE的发展变迁则离不开我国药品法规的不断完善。

依据《药品管理法》，卫生部相继颁布实施了《新药审批办法》、《仿制药品审批办法》、《进口药品管理办法》等与药品管理有关的规章。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初步形成了我国药品审评法律体系框架。

而CDE也先后增设了仿制药室和新药室。直到2002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将上述等5个规章合并，CDE又把仿制药和新药的审评设置融合在一起，并设立了审评一部到五部5个技术审批部门，分别承担不同类别药品的审评任务，以体现适应证为中心的审评理念。

审评科学尺码：风险可接受性

审评项目进入中心后被分解到不同的治疗领域，目前化学药的治疗领域有13个。

高晨燕所在的审评七室共有9名成员：3位医学人员，1位药理毒理专家，其余是药学人员，有的学制剂，有的学工艺合成。

审评分为专业审评和综合审评两个阶段。临床审评员每天都要坐在电脑前，阅读药厂提交的有关药物临床试验的方案及相关安全性的支持数据，写注释，做计算，有时候要求药厂补充更多的资料，他们称之为“发补”。

在阅读一份份文件之前，审评人员首先考虑的是，临床试验的方案和计划的立题是否合理？前期的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能不能支持所要开展的临床研究？过去的临床试验中是否发生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其原因是否与药品有关？在一个药物的全部临床试验完成前，还没有评价有效性的充足数据，如何判断某个阶段的临床试验是否继续往前走，其标准不是传统的风险/效益比，而是风险的可接受性？

在此基础上，审评员要做出建议批准、建议不批准或需申请人进一步提供资料的结论。如有重要问题项目负责人可组织外部专家召开咨询会。

高晨燕记得2003年自己工作中的一个案子，当时她还在肿瘤组。

某一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所申报的适应证为化疗失败的晚期非小细胞性肺癌，从药学、临床前药理毒理研究的结果分别分析，该药虽然具有很强的抗肿瘤活性，但动物实验显示，具有较强的肺毒性，并导致动物死亡。

“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很难批准该药进行临床研究。但如果因为它的毒性就不允许用临床试验证明其有效性，很有可能会把一个新药扼杀了。”

通过对安全性试验的数据进行分析，高晨燕发现，该药的肺毒性一般出现在反复给药之后，如果在临床上仅采用单次用药，则可能会减少肺毒性发生的风险。

再对试验数据以及申报的适应证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国外审评的经验，高晨燕认为，产品所申报的适应证为化疗失败的晚期非小细胞性肺癌，该类患者一般已经失去手术机会且对现有的化疗药不敏感，因此其预后一般较差，生存期较短。

经过综合分析权衡，高晨燕的评审意见是，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该药物的风险不可接受，但是在限制临床用药次数和将临床试验的适应证加以限定的前提下，可以同意先进行Ⅰ期临床试验，根据人体初步试验的结果，再决定是否进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高晨燕及其审评小组的意见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认可。

“什么是新药审评？就是权衡，各个方面的权衡。有时候审评人员和专家会站在本学科的立场上为一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但终归还是要从病人的角度，考虑临床试验风险的可接受性，做出一个科学决策，这样才会安心。”高晨燕说。

以临床为导向的审评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药品企业申报了大量以仿制药为主的品种，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药物极少，审评人员花费在创新药物上的时间、精力都有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药品注册审批思路整体都是建立在仿制药的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审评人员的成长。”CDE审评管理与协调部部长冯毅并不讳言。

具体而言，审评仿制药，主要考虑化学结构、作用机理和工艺质量等，此前我国药品的技术审评程序和机制也相应地注重对申报资料的审评，按规定要求来分析资料，做出判断。

然而在做创新药的时候，则完全是临床的理念，必须通过临床研究来判断一个药的风险与收益。

但就临床开发能力来说，国内企业缺少对这一层面的重视，导致即便其创新药做的研究,相比向FDA申报的资料来说,国内原创新药临床研究的投入太少，限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实力,国内企业往往采取能省则省的策略。

特别在试验质量、方案设计上，国内企业不具备跨国企业整体的研发思路。这个现状给对新药严格的科学判断制造了一定的难度，审评人员做评价时候的风险压力增大。

一方面是国内企业低水平重复生产、创新能力不足，新药开发临床研究方案设计能力严重缺失，审评人员需要给予国内企业更多的指引和交流；

另一方面，随着新药全球同步开发的浪潮席卷亚洲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研究的进程加快，审批人员的评价视野面临着从国内向国内外全面审视的转变。

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导制定的ICH指导原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或借鉴，成为全球药物开发的指导性文件，这在客观上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医药市场的药品监管和审评机构技术审评能力的不断提高，达到与国际接轨的水平。

“如传统将临床研究分为I期，Ⅱ期，Ⅲ期来开展，但目前国际上临床试验的分期越来越模糊，只分成探索性试验和验证性试验，这就需要我们审评人员及时了解国际上的动态，调整自己的思路去结合中国的国情做出评价。”

此外，高晨燕坦陈，跨国外企总部的临床专家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水平以及沟通能力，

“很多时候，与外企研发人员的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我们是否有能力和自信面对他们，指出其方案存在的问题。”

同时，“挑战是相互的。” 美国默克亚太区药审政策研究总监李自力说。他是美国FDA前新药临床审评官员，“CDE临床审评能力不断提高，对我们药业本地注册人员的专业要求和专业构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来自业内的研发人员认为，从政策层面来讲，CDE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包括人员编制，体制改革，应制定更多的技术指导指南，引入更多有医学背景的人才，为他们的审评工作打造“尚方宝剑”，鼓励CDE多批真正意义上的新药。

2008年可谓CDE任务最为繁重的一年。

2006年7月～2007年12月间，按照国务院要求，药品监管系统在全国开展了为期1年半的药品专项整治。

随后，又开展了集中审评工作。

CDE主任李国庆在面对媒体时形象地把前几年那种一拥而上、突击申报的现象称为申报的“通货膨胀”。

“如果不搬掉通胀期突击申报项目这座大山，审评工作就无法恢复常态。我们将及时总结过渡期品种审评的成功经验，不断调整审评策略和审评程序，投入更多精力在新药审评中，疑难品种会审得更细、更严格，提高审评效率。CDE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审评可以分为三类：平行审评、序贯审评和单专业审评。”

高晨燕从原来的部门彻底脱离出来参与到集中审评的工作。

除了中心的人，CDE还从各省外聘了大量的技术人员，从2月份开始，集中审评专项组频繁地与专家和业内人士进行沟通。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面对2万多个品种，其工作强度可以想象。

“在专家会议期间，每天晚上9、10点能结束当天的工作都是算早的了。”高晨燕笑称，“情况开始变好，会越来越多地审那些真正的新药。”

(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