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永敏目前的两个工作重点，也几乎是许关煜和孙新生工作的全部重心。一个广州创新型企业的首席科学官，一个上海医工院退休的研究员，一个刚回北京创业的药学博士，对于当下国内制药企业的研发创新之路，有着殊途同归的理解。

广州：侯永敏的两个重点

傍晚7点钟的广州市区车水马龙。侯永敏娴熟的车技在拥挤的马路上穿梭自如。“如果这是在加州，就要按照美国的交通规则来，在广州，自然要适应这里的路面状况。做药物研发也是一样。”话音刚落，又一驾靓丽的私家车紧挨着车窗退去。

1991出国，三年前回国的侯永敏目前供职于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任首席科学官。在美国从事植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一段时间后，侯永敏转向制药行业。劝说他回来并落户广州的人，当年曾与他在复旦大学实验室共事一年，此人便是这家被国家科委列为全国66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的广东天普的创始人傅和亮。

回来“一是协助傅总找项目，评估项目，开发项目；二是谋求与国际上的合作”，这是侯永敏在天普的两个工作重点。

说到天普的项目，如今在国内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挺有意思，就是从人尿中提取活性物质制成特效药物，如尿激酶、天普洛安（乌司他丁）等。早期靠出口尿激酶原料的天普，在1999年开发出二类新药天普洛安用于治疗胰腺疾病，使中国成为日本之后第二个上市该药的国家。“在研产品是否充裕对于一家药厂来说非常重要。”要源源不断地扩充产品线，新产品的筛选需要见水平、见功底。而借鉴思路、比较线索、注重知识产权保护，“这也许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思路。”回国不久的侯永敏坦陈，虽然从眼前说，开发仿制药有很多好处，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不断提高新药研发能力，走仿创结合之路才是国内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Datamonitor的统计为侯永敏的观点作了有力的注脚——在2002～2005年，50个顶级制药企业39%的新产品均被二次开发。

上海：侦察兵许关煜

2002年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退休后，许关煜说自己现在的工作就像一个侦察兵。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科研和信息工作，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他为一家颇具实力的民营制药企业做产品选题和项目评估。大量、细致地检索信息是他的工作常态，浏览的范围相当广，药学科技新闻涉及面包括新药研究、适应症开拓、临床进展、药品不良反应、工艺技术、市场、知识产权等等方面的数据库，一天所需浏览、阅读的资料达上百篇。

这几天，许老正在检索一个项目的知识产权状况。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项目，他利用数个数据库，通过多种途径和检索策略进行检索。“费尽心思了一大批资料，半途找到了相关专利，甚至是授权专利，无奈只得前功尽弃——开展这个项目极其可能引发知识产权纠葛。”

要选出一个有价值的而从知识产权角度考虑又立得住脚的项目，如今已变得非常困难。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直到1993年才承认国外的化合物专利，在2003年之前，仿制国外新药在国内没有专利限制，这造就了国内“抢仿药”开发的鼎盛时期。自加入WTO后，中国大大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国外制药公司也纷纷通过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来保障其在中国的市场利益，由此编织出强大的专利保护网使国内药厂的“抢仿”之路变得更加艰难。包括许老在内的捕捉这类新药信息的立项人员都有这层认知。企业也意识到了信息检索的重要性。据媒体报道，一些如海正药业的大企业，甚至聘请了国外专家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对于准备从事的项目”，许关煜强调，“相关领域一定要作全面、系统的调查，对正在开展的项目要进行跟踪，这对创新药物开发尤为重要。”一个项目是否有市场前景？技术是否有先进性？技术实用性如何？知识产权是否明朗？是否有专利诉讼的隐患？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横亘在国内研发人员面前，不得不令他们即便在确定立项之后，着手进行的整个阶段也必须始终对项目相关的各种信息进行全方位跟踪，及时调整计划和策略。

业内认为，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提高了仿制药门槛，鼓励创新。“按照目前的产业实际，做那种跨国药企的完全新分子实体的创新专利药，中国企业实力还不够雄厚，仿创结合是一条较理想而又切实可行的路径。”这是许关煜对于创新的理解。虽然有不少仿制药企业感到迷茫，但更有一些仿创结合型的企业正在加紧研发——在新《办法》的风向标下，国内企业创新寻标的生存实态印证了许老的观点。

北京：“曲线救国”孙新生

国外还没有立项，从文献中得知某类化合物有某种生理活性，由此使用到治疗领域，开发出某适应症，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天普在仿创结合的道路上，显现出科技人员那股创新的原始冲动。

除了天普洛安这个重大的课题，自1993年开始，天普还对一种从健康男性尿液中提取高纯度的糖蛋白——人尿肽原酶（尤瑞克林）进行研究，开发该药用于急性脑梗死的治疗。1999年，该药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一类新药”临床研究批件，历经12年的研发，2005年10月凯力康（注射用尤瑞克林）获批在国内上市。

IMS Health对凯力康单品种年销售达5亿元规模的预期，远远未能使傅和亮感到满足。他要让他的企业发展得再快一点，要有更多的资金循环出更多的新产品。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国际市场，他反复劝说侯永敏回来很大原因也基于后者的海外背景，要把凯力康推出去。“我们是靠天普洛安起家，凯力康能不能做成一个重磅炸弹？”侯永敏直言不讳地说，尿制品不容易被北美和欧洲国家接受，所以需从基因产品、细胞工程的角度和方向来做。“要打入国际市场，必须与国际公司合作，靠它们推动。”

孙新生回到北京4个月里忙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成立了北京科美康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同时兼职于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建立医药出口的信息平台，加强国际合作。

有着山德士(被收购)、Ivex（被收购)、Andrx等国际知名非专利药公司工作经历的孙新生念念不忘的是国内4000多家药企的出路。“全世界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唯独药品，你在美国看不到中国厂家的身影。”在美国工作生活了26年以后，孙认为回国做一点事情的时机已到。

经过数月对全国各地药厂的实地调查，孙新生发现，恐惧和欲望是影响国内企业迈向国际市场两个最致命的原因。“因不了解情况而害怕，因满足于现状而没有欲望。”他认为，中国药厂cGMP的软件问题、资金实力、语言障碍、知识产权保护都是制约向外发展的现实问题，而畏难情绪直接导致了大多数企业裹足不前。

创新不足、低价混战，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企业如何从无序中抽身出来，可能一是靠创新药物的研发，二要靠走出去的战略。在大多数企业规模尚小、创新药研发实力不足的现阶段，走出国门参与世界非专利药市场竞争愈发具有了可行性。而中国的制药企业如能像印度那样在国际非专利药市场快速增长的大蛋糕分得一块，则不但可以开拓广阔天地，而且可以化解国内过度竞争的压力。“企业从100亿元上升到200亿甚至更大的规模，这个飞跃一定要靠争夺海外市场实现。”

同样，对于创新，孙新生的理解还是跟“仿制”分不开，“中国只有在国际上先成为非专利药大国，才有资金和实力成为真正的创新药大国。”立足国际市场，利用非专利药完成原始积累，印度制药工业借鉴跨国公司的成果经验在世界上的崛起，是孙新生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也应该是中国医药企业走向国际的一种模式。”

恐惧与畏难从来不会出现在天普的字典里。傅和亮与他的团队已经与某国际公司进行了走向全球市场的实质性合作。正如当年利用尿激酶粗制品赚取的第一桶金开发出天普洛安、凯力康一样，拥有了资本、人才和继续做强做大欲望的天普，不断在寻觅下一个“重磅炸弹”。(2008.01)

尽管每年在中国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具体数量无法确知，随着跨国企业药物临床试验产业向新兴市场的全球战略性转移，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中国的研究者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赫赛汀，罗氏的乳腺癌治疗新药，近日获得了欧盟批准用于癌症靶向治疗的联合用药。在全球22个国家的77个研究中心进行的随机分组试验中，中国有4家临床研究机构的11名受试者参加了该项试验。也是在不久之前，拜耳高调宣布启动在中国大陆及香港进行的阿卡波糖心血管评价（ACE）试验。该试验将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150多个研究中心招募约7500名受试者，试验期至少持续4年的时间。“病种丰富，入组速度快，病人依从性好，专家及其团队亲自负责观察参加研究受试者的敬业精神等，都是我们吸引跨国药企进入中国的优势。”负责此项试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潘长玉教授说。

第一例与“圣经”的故事

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中国实践的征途中，从无到有，中国GCP正在加快与国际接轨的脚步。2003版GCP是中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布的第三个版本。这既体现了中国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也反映了中国药物临床试验整体水平日新月异的变化。一些国外知名药企在中国进行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的临床试验正在逐渐被国际同行所认可。而国内研究者也通过不断地参与获得了国际上先进的理念以及规范的培训。曾多次参加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有着丰富经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桑国卫曾自豪地说，和15年前相比，我国的GCP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在某些临床试验中，我们搜集的样本多、数据全，完成课题质量高、速度快。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中国开展药物临床试验优势明显。

1995年，瑞士山德士大药厂与北医第一附属医院皮科的朱学俊教授合作在中国开展了第一项临床试验——兰美抒溶液治疗足癣的临床研究。该项试验是在院外伦理委员会审批(本院尚未成立), 获得病人知情同意困难(新概念)、因害怕病人不归还试验用药物而收取押金等情况下完成的，“尽管在今天看来很多地方有待改进，但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根据欧盟药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来实施的国际多中心试验。”诺华研发中心对外事务部总监赵戬博士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从申报临床到实施临床试验无论对中国的药政管理部门还是研究者，都是一个崭新的事物，而中国本身对跨国药企来说也非常神秘。最终，该项试验无论从速度、质量、费用及其他参数比较，中国均超过其它参赛国。

试验完成后，赵戬翻译并出版了《临床医生GCP指南》, ICH GCP 及《新药临床试验百问》等一系列被同行及医生誉为临床试验“圣经”的小册子。在《新药临床试验百问》中，大到诸如“什么是GCP”，“ICH的目的是什么”等基本概念，小到 “是否允许先做常规检查再获得知情同意”等细节，临床医生都能找到答案。瑞士山德士大药厂与汽巴嘉基合并后，新诞生的诺华制药公司于1998年在中国又开展了一项著名的VALUE试验。该项试验全球共需入组14400 病人，中国参与的10家医院创造了6年受试者脱落率为零的奇迹。对于此次试验的评价，赵戬满怀深情地说：“国外多是社区医生在做临床试验, 而我国是在心血管领域里最知名的专家在带队，我们是真正的国家队。”

1999年11月, 诺华在中国设立国际临床研究组织(ICRO)。而这个时间段，也正是我国GCP起草酝酿到正式颁布的时期。

有机会参与才是关键

在南方医院的陈志良教授看来，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活儿，关键在于学习人家整个流程的严谨性。他甚至用“刻板”二字来形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严谨程度。“病人吃药了没有？咽下去了么？都有外企的监查员需要到医院核查的。病例的填写更是容不得半点主观判断。”依格斯(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学总监刘玉成认为，临床试验是没有投机取巧可言的，真的是要靠一个字、一个字记在病例报告表上，再经过专业人员的统计分析才能够完成一项临床试验。“监查员就相当于是研究者的警察，相当于是考试的时候监考，他去给你挑出错误来。挑错是为了试验的指标，没有人非要去挑研究者的错，为的是保证试验的质量。”而许多接受采访的药理基地的相关人员纷纷表示，一定要有机会去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完整地把流程走一遍，否则即便把GCP法规倒背如流也没有用。通过多做多参与，医疗工作者能够获得最新的信息，各地研究者相互交流提高，甚至与国际大师在同一平台对话、交流，对日常、科研工作都有所促进。但不少人员也反映，试验机构的认证，使一些有愿望有能力从事临床研究的医疗机构得不到相应的机会。

对专业人员来说，临床试验不仅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责任，提高临床试验的水平，与行业共同发展，实现自身的价值。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研究者同时是临床科室的专业技术骨干，业务繁忙，而临床试验工作要求严谨和细致，造成部分病例报告表不能及时填写，方案规定的检查项目遗漏等不足。“现在部分临床试验项目较多的科室拥有专门的研究护士以协助医生完成受试者的随访记录，减轻了研究者在琐碎事务上的负担。”广东某药理基地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12年前，原山德士大药厂研发部总裁现为诺华集团总裁的魏思乐博士委派专家协同刚刚学成归来的赵戬一同考察中国这块人口众多的神秘土地是否可以成为总部的临床试验基地并实施了第一例的临床试验，由此拉开了中国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序幕。这些国际大制药企业进入中国，在中国设立合资企业，愿意将新药及时引入中国，并按国际标准进行临床试验，成为推动实施GCP的力量。他们逐步成立了医学部，引入专门人才，培训监查员，屡行申办者的职责。而诸如桑国卫、孙燕、诸俊仁、朱学骏、潘长玉等国内知名专家的名字在国际上越来越响，成为申办者在中国开展某个领域临床研究钦点的牵头人。

“我们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仍然是配合与跟随。”潘长玉指出，要领跑，除了改善政策、行业环境，有一点十分必要——必须打入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委员会里。“让中国的医生准备好，把中国的试验环境准备好，我们就可以敞开大门去欢迎别人，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了。”刘玉成说。

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参与和积累后，中国一定可以与其他国家一样，迈开同步开展早期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步武。（2007.07）

日前举行的“中国国际生物医药外包服务大会”聚集了众多从事一线临床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基地负责人参与研讨。作为GCP的实践者，演讲嘉宾能在一场药物研发外包国际大会上以研究者的角度就中国临床研究机构参与新药开发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在纷繁复杂的医疗环境当下实属难能可贵。其中关于临床研究机构管理组织（Si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MO）在中国建立与发展的讨论，令SMO的概念浮出水面，“项目经理人”和第三方试验管理商业组织在中国的引入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

要探究SMO的建立，在中国应该有着怎样的定位，其责权利要如何划分，需要在临床研究实际操作的各个层面上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讨论，而不能脱离中国临床研究机构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照搬所谓欧美和日本的模版。

与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不对研究机构实行准入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资格认定制度，尽管目前已有296家医院经过资格认定成为临床试验机构，但水平参差不齐。在国际多中心临床项目逐年增长的情况下,国内临床研究机构呈现出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品牌医院出现“扎堆”现象,另一方面,中小型专科基地因自身宣传不足和地域原因无人问津,这使得我国临床资源分布极不合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卫生体制上并没有给予新药临床研究以足够的重视，学科发展裹足不前，甚至不把新药临床试验项目当作科研看待，而且国家也缺乏相应的支持和鼓励，与诊疗任务及其为医院赢得的经济效益相比，新药临床研究在短期看既无名又无利，临床医生参与的积极性可想而知。在人员配备上，据与会嘉宾北医三院的李海燕主任介绍，国家制定的编制一般是根据病床数设置医护人员，并没有考虑参与临床研究的协调人员，临床研究基地工作人员不得不同时肩负着门诊、教学、住院病人治疗、科研和新药临床试验等任务。由此一来，没有时间、缺乏培训、操作不规范、积极性差是目前困扰中国临床研究者的几大现状。可以说，我国临床试验在基地操作层面的种种不完善，催生了对临床试验现场管理组织的需求。

与CRO代表申办者利益，行使部分或全部申办者职责相对应，SMO是服务于临床试验机构的组织,主要通过派遣临床协调员（CRC）来协助研究者做非科学性判断的工作。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起源，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迅速发展的商业组织，SMO是临床资源市场化成熟度显著提高的产物。通常，SMO的业务范围包括：向申办者和CRO推荐合格试验机构、协商经费、管理研究财务、有效沟通和解决问题等。其广泛的临床研究机构网络及拥有临床研究机构等特点既为临床试验基地节省了大量资料统计、数据誊写等繁杂工作，也为研究质量提供了保证。

SMO的建立涉及到具体派驻项目管理人员到基地统筹整合临床资源，在当前中国的医疗卫生及临床试验体系下，却存在先天条件不足的缺陷。一方面，医院有第三方管理培训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体制上和人员意识上的原因，不少医院对于外来人员插手本院管理大多有排斥和抵触心理。这与我国各级医院管理体系复杂，各研究机构和科室的既得利益或将受到冲击不无关系。笔者以为，中国临床试验质量的提高关键在医院，核心是医生的水平，要吸引医生积极从事药物临床试验工作，既要靠政策、机制支持，也要靠市场调节，而这才是SMO存在的真正意义。要发展SMO，就必须确立CRC在临床试验的角色和地位。鉴于当前医院的排外心理，基地从自身培养建立或者接受CRC的派驻是一条可以尝试的突破口，关键是国家相关机构要对这一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清晰的定位和描述。无论是设置CRC还是建立SMO，如果丧失了坚实的制度支持，保障中国临床试验质量、提高中国临床研究国际化水平等高远的目标就会陷入悬置的窘境。

(2009.10)

应对金融危机、提升服务品质、发展生物医药”的大会主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提出，让生物医药外包服务产业充满了复苏、变革和机遇的想象力。

作为首次将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两大生物外包体系对接的CRO盛会，9月24日至27日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CRO联合体、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国际生物医药外包服务大会”吸引了众多从事生物医药研发和服务外包的专业人士前往。

创新中的当务之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在发给本次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生物医药产业将成为继信息产业后又一个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生物医药产业将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

来自行业协会和药监部门相关负责人的声音传递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外包产业，正在积极寻求和探索通过技术体系和质量标准体系提升我国生物医药外包服务整体水平的道路。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主任何维在报告中指出，我国新药创制面临五个主要问题：首先，可为新药产出提供的基础研究尚薄弱；第二，原创科学发现的技术转化与转移能力不足，基础与应用研究的互动不足，转化医学研究模式尚未建立，科技界与工业界联系不紧密，金融界没有有效参与，缺乏相关法律与政策的有效支持，企业没有成为创新主体；第三，专业化技术服务缺失，体现在缺乏多种CRO组织与outsource的市场服务，in-source也不足；第四，社会筹资的市场作用尚未完全体现，表现在知识产权与技术交易的市场化程度低下，大中小风险投资业规模偏小，结构失衡。股票市场，尤其是二板市场对新药研发的贡献度较低，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不足；第五，重大新药专项的技术链需要强化并促进其结合。“产学研结合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创新研发领导地位亟待建立。”何维强调。

“在金融危机的压力和机遇下，我认为，大力加强创新的基础工作是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直言创新中存在的不足。他表示，当前缺乏共享机制，高校中以教授为中心的科研体之间缺乏沟通、缺乏协调和组织化管理的力量，同时现行GLP和GCP与国际规范接轨尚有明显差距，影响了我国参与国际药物创新的合作。

面对创新机遇，于明德提出了希望，“希望国家对药品创新实施接力工程，这个接力工程的内容由新药研究到壮大，直到产业化生产，连续不断坚持下去。”

全球战略的悄然转变

“无论是本土还是跨国CRO，在中国都会迎来一些新的机会。”如同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昆泰大中华区总经理甄岭一样，捕捉国家新药创制政策和外包服务动向，是本次大会人数比例最多的CRO群体参会的目的。

来自Frost&Sullivan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CRO产业已达到300亿美元的规模，且平均每年以13.7%的速度增加，预计2010年产值将达到360亿美元，增幅为16.3%。我国作为新兴医药市场中外包服务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拥有近千家生物外包服务企业，外包服务规模达40亿美元，且该数目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

在数个关于临床前和临床外包的互动环节中，“成本、质量、效率、收益”是探究CRO未来发展的永恒话题。随着外包产业的东移，国际外包业务也悄然发生改变。作为全球CRO巨头，昆泰去年全球业务收入创历史地达到近30亿美元。过去，该公司原本更多着眼于国际业务，在中国的订单完全根据全球订单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解进行操作。“我们注意到许多跨国药企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这些中心开始开展地区性的试验，特别在亚太区，中国很多时候作为牵头国家。而昆泰已不仅仅把中国当作合作试验订单的参与者。”甄岭告诉记者，昆泰开始在中国培养本土化的团队来满足本土客户的业务需求，譬如在中国建立数据统计和I期临床试验服务。昆泰在意欲成为北美部分中小型制药公司在亚太和中国的虚拟研发部门的同时，也与另一家处于快速扩张的本土CRO——泰格医药科技公司进行资本合作,以期进一步渗入本土创新药开发外包市场。

在对自身定位的讨论中，上海查士睿华生物医药公司总经理金克文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他认为，CRO改变了新药的创新模式，过去往往是从头做到尾，现在新药开发最终落到两个数据包,一个是IND部分,一个是NDA部分。两个数据包没有必要都在制药公司内部完成，“CRO的存在让很多中小企业也能做创新，就像汽车公司，零部件都在外面生产，药厂只是做最后的组装。”

会议期间召开的全国CRO联合体一届二次理事会通过了《中国药物临床试验全国研究组织服务管理规范》，并对草拟的《临床试验合同研究组织服务管理规范》和《CRO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服务管理规范》进行意见征集。据CRO联合体秘书长宫岩华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CRO质量管理认证规范将于2010年9月前起草并有选择地试行，该规范旨在建立我国外包服务标准，通过信用评级和ISO认证等指标综合评价CRO公司，为发包方提供更科学和权威的CRO选用参考。

泰格医药副总经理曹晓春认为，对于旨在规范CRO行业行为，正在建立的CRO行业标准有其必要性。“这些标准GCP、ICH-GCP都应该具有，问题是执行得好与坏，如何判断以及由谁来判断。”记者在会上收集到的观点认为，规范CRO行业行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企业自律的问题，如果有一些针对CRO行业的资质论证，对改善目前中国CRO行业的混乱局面或许不无裨益。

(2009.09)

我们无意就国际CRO巨头与中国CRO在实力上进行角力，因为即便习惯性地对比邻国印度，该国的CRO行业依托强大的IT产业，业已走在中国的前面：据统计，印度的CRO市场目前约为1.2亿美元，而中国仅相当于印度CRO市场的五分之一。关注中国乃至世界临床研究整体大环境，推动我国药物临床试验产业的发展，我们的CRO“生意才会真的好”。

以两位以上的数字增长

问：目前全球CRO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怎么样的趋势?

吕明（ICON临床研究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监）：CRO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依托于制药业的。基于人类对健康的永远诉求和制药业高额利润追求的驱动，制药业对研发投入会逐年增长，对药物开发效率/速度势必会有较高的追求，而且开发成本降低的需求也会很强烈。而CRO行业由于较高的专业化而能迎合制药业的这些要求。我们可以预见，CRO产业在未来仍然会以两位以上的数字增长。

焦庆安（赛诺菲安万特中国临床研究中心总监）：在国外，60%的临床研究项目都会用到CRO，CRO对药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合作伙伴，但不同公司外包的比例可能会有不同。对于生物技术公司来说，其绝大部分甚至有近90%的业务会外包给CRO公司来做。比如安进公司会把其大部分的业务外包给CRO公司做。

问：CRO产业除了上述的总体发展趋势之外，由于行业内部竞争的激烈性而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吕明：服务触角在延伸，由临床研究领域延伸到化合物合成、临床前研究药物经济学、药物基因组学、药物安全性评价等领域；IT技术由于其高效性和管理的便利性在CRO产业的应用地位凸显，也成为CRO的制胜法宝之一；广地域覆盖（如亚太区和东欧）也成为CRO的竞争优势之一；全球临床研究网络的建立；面对上游客户近乎挑剔的要求和同行的竞争压力以及政府部门管理法规和技术指南的渐严，试验的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会成为CRO的生存法宝；同业的并购或联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继续。

问：CRO公司在新药临床研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焦庆安：从项目准备、试验方案的起草、临床中心的协调、到最后的数据处理、报告生成等业务都会涉及。

历史性的机遇

问：重点关注一下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的环境。

熊炜（依格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目前，中国整个临床研究领域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家政策逐渐开放，中国的GCP从无到有，逐渐完善，并开始与国际接轨，符合条件的临床研究机构数量显著增加、研究者素质不断提高。单纯从CRO公司运作临床试验的数量、质量以及所涉及的治疗领域等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药物临床试验在快速地向前发展。

吕明：中国药物临床研究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和内容环境。外部环境体现在：1.药品研发领域正在全球化；2.国外制药企业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意愿加强；3.同中国竞争临床试验的有亚太区、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

中国由于是医药消费快速增长的国家，以及拥有众多的人口／病例以及成本低（约是美国的1/3－2/3）等优势，加之国外制药企业有强烈加快病人入组和降低成本的愿望，这些制药企业都愿意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就此而言，应该说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外围环境是好的，对中国是有利的，至少临床试验的机会与其他亚太区国家是均等的。

问：请分析一下内部环境中有利与不利的因素有哪些？

吕明：有利因素包括：1.政府对待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持接受态度，从现行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关于国际多中心的表述可见一斑。2.经过这些年的临床试验实践，中国的研究者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研究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3.中国有着很多不同规模的临床研究组织，为不同规模和种类的临床试验在中国的开展提供支持。

不利的有：1.在药品研发领域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的临床试验审批还有很多地方与国际不接轨，如审批时间较长、新药临床申请程序繁琐等。2.国家批准的临床研究机构数量有限，而且这些临床研究机构竞争不充分。3.现有临床研究机构水平参差不齐。4.临床研究风险控制机制尚未建立。

问：那么在中国开展CRO业务的时候，遇到来自哪些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焦庆安：作为跨国CRO公司，除了面临外部的竞争外，内部的竞争也是很激烈。东欧、中欧、南美和印度，发展速度比较快。在全球竞争的情况下，项目的启动时间很关键，相对来说目前国际多中心在中国开展时，要受到法规的一些限制，这对于跨国的CRO公司来说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地方。

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出台，看出政府在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国药物创新。按照目前的这个状态发展下去，应该未来大的公司会有更多的项目放在中国。在临床研究各方面，循序渐进目前对中国来说是合适的。各方面都需要做一些准备。临床试验的普及和认知也有待于提高。

在人才储备方面，从医院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不足，研究护士缺乏，机构数量不充足，相关的培训太少。医院管理方面，医院目前对临床研究提供的支持还不足够。在国外常会配备专职的研究助理，每一个试验都会有相应的团队来完成，国内医院对此接受程度稍差些。有时候药企的CRA在临床研究中做了很多研究助理的工作。这些都需要政府和医院在今后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重视。医院在试验经费方面的控制有时会影响到临床研究者的积极性。如果能够像国外一样规定一定的百分率，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发展滞后影响的是国力

问：跨国CRO与中国CRO是否还存在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焦庆安：跨国CRO的本土化目前尚不如跨国药企，毕竟中国的CRO历史较短，有时候某些决定权要受到国外总部的限制，而国内的CRO企业在此相对来说可能会更为灵活一些。双方的目标客户群也不是很一样，跨国CRO的客户群更多的是跨国药企，项目多为国际多中心，国内CRO公司目前来说可能更关注于有更多的项目来开展。如果国内CRO企业能够注重借鉴跨国CRO公司很多已成熟的系统和体系，更好地完善人员的管理培训，有更长远的发展计划，加强人员的稳定性，个人认为，国内CRO行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毕竟整个行业目前正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吕明：在某一定意义上讲，CRO的质量体系水平与政府管理部门的规制要求有正相关性，在中国欠缺的门槛要求会造成相应的行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缺乏。差距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中国的CRO缺乏国际化且富有经验的通晓美国和欧洲质量要求的人才。

2.在质量体系的硬件设施上，中国CRO还有很多的路要走，相应的质量体系IT技术支持更是欠缺。

3.质量体系的软件系统即SOPs种类欠缺及完善程度不深。

4.质量体系的真正意义上的培训欠缺。很多的培训仅是集中在GCP方面，质量体系的其它方面内容的培训少有涉足。

由于我国制药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在药品研发方面的投入少，使得目前我国对CRO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那些跨国制药企业，而这些跨国企业又大都选择国外大的CRO在国内的分支机构代理其在我国的相关业务；基于中国CRO的现状和国外CRO的成长经历，中国CRO的努力应放在人才队伍培养和质量提高上。

熊炜：中国的CRO领域发展还是相对较慢，缺少关注，很多还只是停留在做项目、做咨询、等机会阶段，用半梦半醒来形容也不为过。并且国内绝大多数运作CRO的都是医学专业人员，缺少商业投入和运作的经验，这也是延缓发展速度的重要原因。

国内CRO产业普遍现状缺少包括资金、人才、技术等各方面的投入。比如，尽管国内的IT业非常发达，与金融业、银行业等很多行业都有很好的结合，但临床研究与IT业的结合却非常欠缺。临床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这是可以与IT公司共同开发的广阔市场，但国内真正拥有跟国际大型制药企业匹配的软件和硬件系统的CRO公司寥寥无几。标准化和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是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如果CRO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作支持，服务不能标准化，影响的将是国内整个临床研究环境和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我国的国力。实际上，包括印度在内，有了许多专门从事临床研究软件系统的IT公司。在竞争临床研究全球离岸外包方面，我们没有充分发挥优势。

问：您认为国内CRO的发展滞后将会影响的是我国的国力，请详细说一下这个问题？

熊炜：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永远的命题，CRO的发展也不例外。依格斯希望能够依靠自己和临床从业同仁一起努力，为中国在国际临床研究方面赢得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提高中国在临床研究的国际上的竞争力。目前的情况是，在一些大型的国际多中心试验中，中国很多时候并不是跨国药企的优先选择，我们担当的只是替补队员的角色。只有当其他国家的受试者招募不到，时间紧迫，才会想到中国。最近凭借我们的不懈努力，拿到一个国际多中心的试验项目，我们跟这个试验的主研究者一道向FDA进行游说，长时间申诉，目的就是希望把中国列为首选国，而且争取在中国招募病人的数量超过全球总数量的一半。

中国的临床研究环境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可竟之工，我们在努力，也希望通过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来改善这个环境。一项大型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开展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事情，如政策法规、研究机构、研究者、我们自己的CRA、数据管理、统计报告等等，如果我们都能按照国际标准一整套地做下来，收获将会非常大。成比例的国际多中心的数量增加是一个信号，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的机会，我们抓住机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将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其实CRO在药物研发市场里面分得的蛋糕并不大，只有靠我们把临床试验做好了，才能为中国打造更好的研发平台。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中国做出来的质量会被越来越认可，中国作为临床研究的目的地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中国也一定能成为临床研究前景看好的市场。通过CRO行业的运作，中国的新药研发能够融入到国际环境里，这就是一个国力整体增强的体现。

(2007.09)

在医药行业媒体的人也许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关于“昆泰”的新华社通稿残存印象。那个时候，每天到了下午四点定时接收新华社稿件时，一则则与昆泰业务、昆泰发展有关的小消息就会接踵而至报社的新闻中心。重点关注国内仿制药产业报道的编辑们无暇顾及昆泰在华的发展壮大，而“合同研究组织”这一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拗口并且光看字面无从得知其含义的词组是那么的陌生。

让我们直接跳到2007年的百度，用于形容CRO的字眼你可以搜索到的是“行业的春天”，“严冬的G点”等等极富煽动性的标题。也就是在这短短数十年中，国内兴起的本土CRO达到三百多家，多家跨国CRO巨头在华开展业务。

这是一个因制药行业发展应运而生的产业，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将注定以效率与成本来产生其生存价值，与制药产业共生共容。从这一点上来说，CRO就是制药巨头们的一个外延，而且在职位的设置上，CRO企业与药企研发部也出现了很大的重合性，如两者都可能有医学总监或是临床监查员（CRA）等等。

我们之所以要关注这个群体，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CRO将促进中国新药开发各方的内部融合与全球各地的跨国企业的广泛合作，为中国药物实现真正的创新。

也许从一开始，中国的CRO企业可能仅仅注重于生产工艺的开发，也许，目前中国CRO企业大部分仍集中于那些“门槛”较低的领域，但从长远来看，这正是中国制药界学习全球领先技术与方法的一条可探索之路。一步步地由易到难，一点点地掌握学习药物研发的整个系统过程，最终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技术人才并建立更多的新型研发管理方式。这或许是我们需要理解CRO服务行业的深刻意义。

药物研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它不仅需要“产学研”的充分合作，也需要药政部门的大力支持（10月1日生效的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正是向这个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而产业界、研发机构与药政部门的通力合作、国内外的全方位合作是CRO产业欣欣向荣的一个重要基础。简而言之，“合作”是CRO的关键。

在药物临床研究方面，国内CRO企业与各跨国机构的合作也将促使着整个中国临床界更好地运用ICH GCP的国际性临床规范，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机构充分利用中国的优势进行更多的临床研究，在客观上促进国内临床水平的提高。

(2007.09)

“这次的试验是否能在亚洲的参与国家中加入中国？” “的确，我们也曾经考虑过，但这次就不纳入了。”类似这样在一个大型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策划会上（kick-off meeting）与申办者之间的对话范大超已经记不得经历过多少次了。作为一家全球知名CRO的临床试验医学顾问（Medical Monitor），范大超带领他们位于新加坡亚太区的医学部团队，负责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临床试验的医学顾问及安全性监查。

在华人面孔寥寥的kick-off meeting上，范大超需要针对某一全球试验的规划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根据各国临床试验的现状，包括入组的难易度、适应症的发病率、治疗手段、审批等情况，从宏观角度与申办者共同协商。当申办者要求各区域与会者推荐适合的国家时，范大超最自然不过地发出“拿到中国来做”的呼声，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由于中国的审批时间较长等原因，在全球多中心试验中，我们很多时候还处于后备国家的位置。”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就在前不久的一个乙肝新药，最终还是决定不放到中国来。“推动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有着11年国内内科临床医师经验的范大超在CRO领域已工作了7年，设计了上百个临床试验，担任过多个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亚太地区的医学顾问。不断学习是他身处这一还不太为国内所推广的领域所感悟最深的。他谈到，学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医学知识的更新和学习，随时掌握和了解医学会发布的新指南、新技术、新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以及新观点。“因为这些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对正在进行的试验产生影响。”第二是药政法规方面的了解，包括FDA、EMEA以及亚洲各国的药政法规。“国家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临床试验的审批时间从过去的120天缩短到90天，我也及时把这一信息在特定场合反馈给了许多跨国药厂的总部。”

对于来自医院和研究者的咨询问题，范大超需要给予及时的答复。为了这个“及时”，即使在周末或节假日、深夜，只要有咨询电话或Email，也必须马上予以回复。由于全球性试验的特性，他早已习惯了乘搭夜班机做“空中飞人”的生活。他大致给记者算了一下，今年以来到过的国家和地区有十几个。即使在转机的几小时空档中，有时也要回答来自医院的询问。

“临床试验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行业，有人曾说临床试验中出现的问题，90%是出在沟通上。这就是为什么临床试验反复强调“No documentation，not done”。研究者来自不同国家，许多是医学院的大牌教授、学术权威。怎样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建议使研究者按照建议及方案实施试验，既不有损研究者的面子，又要注意不同的文化习惯，的确需要有礼有节的沟通技巧。”扎实的专业技能，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沟通技巧，在范大超看来，是一名医学顾问所必备的素质。多年的实践经验让他在处理工作中冒出的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游刃有余。对于各国的文化，宗教信仰，政治体制让他觉得仍有必要很好的了解。

在谈到他的成就感来自于何处时，记者有意问及一个看似狭隘的问题：“试验成功了，新药在全球上市了，病人只知道那是属于药厂的，跟你们何干？”范大超笑着跟记者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当神州五号在太空翱翔时，所有在地面参与过这项工程的人，哪怕只是研制过一颗小小零部件的工作人员，都会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而我们参与的，是新药开发中的重要一环——临床试验。”（2007.10）

惠氏一种叫“探索＋求证”的药品研发经迷住了苏岭。当这家公司悄然向他伸出橄榄枝时，苏岭做出了他的决定。传统的临床研究分类法如临床Ⅰ期、临床Ⅱ期、临床Ⅲ期可以有效区别药品的临床研究进程，但同时也限制了研发人员创造性思维的发展。“Learn and confirm是一种将启迪科研人员创造性思维的新的模式，所以我希望有一些新的经验。”

SFDA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新闻发布会召开的这一天，苏岭正好履新一个月，他的职位是美国惠氏亚太区临床研究开发部副总裁。随着惠氏去年将其位于澳大利亚的亚太临床研究中心迁至上海，苏岭的新工作并不轻松，他要负责包括中国在内的大东亚区的药物临床研究工作。“这家公司的在研产品非常广泛。”事实上，惠氏在去年向美国提交了6项关于4种全新化合物的NDA，中国更是其未来发力的重要市场。这将一改惠氏中国公司目前略显尴尬的局面：全球以药物为主而中国以营养品为主。

有着中国卫生部药政局新药注册和美国FDA药品评价中心工作经历的苏岭深谙中美药政法规。SFDA新《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出台是他的重要关注点：“需要好好学习新法规……这一次，国家在政策上向创新药研发倾斜，国内创新型企业的生命力将更加旺盛。”苏岭反复强调他主张创新型企业，而不是把外企跟国内企业“对立”起来。在他的眼里，创新并不是跨国药企的专有名词。

长年从事药品研究开发和临床试验工作的苏岭，经常穿梭于国际间各项大型会议，很多时候是各类研讨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之一，会议主席、兼职教授、项目协调人、牵头人是苏岭的社会身份。“一方面了解中国的发展形势，向世界介绍中国，另一方面在设想，如果回到中国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出色。”

苏岭曾服务于默沙东、罗氏等多家制药外企，在其中主导和组织了多个药物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工作。谈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中国的开展，他提及：“如果中国能够与国际同步开展临床试验，将会大大提前中国患者使用新药的时间。在一些重要疾病领域药物上市上，这个时间差往往会有4～5年那么长。”

职业经理人的生涯是跟着工作走的，在美国求学、工作十年后，苏岭曾两次从美国搬回中国。或许是多年在药物临床研究领域工作的原因，苏岭显得干练又才思广博，谈话极富逻辑。在采访谈及中国诸多大众媒体对于医药事件的报道中，苏岭的严谨让我们感受颇深：他不会定性为是负面报道，而是用“不全面”一词。谈到他的职业生涯，苏岭坦承自己喜欢挑战性的工作，认为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和同事们一起，“共同努力，推动一件事情、走上新的台阶，原来的同事们都在公司内外独当一面，这就是最大的满足。”

在谈到多年从事药物临床研究工作的感受，苏岭说：“第一，对这个事情要有热情，这是一件你愿意为之付出的事情。第二，药物研发要以科学为基础，决不能投机取巧。第三，做事一定要踏实，好比这个药物临床试验，不能因为是一个新兴市场，比较热门，就放低了标准，将来会得不偿失，因为疏忽反而会毁掉整个很好的局面。”（2007.07）

也许在许多年前，周平山跟年轻时曾经做过辉瑞医药代表的曾荫权一样，“不过是一名孤独的药品推销员”，为生活而苦苦奔波。然而跟后者选择从政之路的区别是，从销售到市场，再到总经理，周平山在医药行业一做就是31年。年轻求学时，一个个梦想让他把美国三个最好的地方都去了遍，加州，佛罗里达，新泽西。回到中国，香港，台湾，上海三座城市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采访结束时，周平山告诉我他还有一个梦，那就是退休后当一名DJ或者影评人。而他百看不厌的电影，则是肖恩·康纳利主演的007系列。请允许我在文章结束时，以一段文字来分析肖恩·康纳利作为周平山或许是所有男人的偶像的原因。

第一是任何时刻永远都是从容不迫，哪怕世界要毁于坏人的阴谋下，肖恩照样可以从容的想出解救之策。这种气质最能引起男性的关注。

第二是没有特工传统的杀气和狠劲，看肖恩永远阳光的脸，就知道他一贯是以智取胜，不是好勇斗狠之辈。智慧的男人，用脑袋解决问题的男人永远都比用拳头解决问题的男人更能赢得女人的好感。

第三是尊重女性，这是一种不矫情的尊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尊重，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肖恩把英国绅士风格从套子里解放出来，改变了刻板、严肃和英国阴冷天气的固有特征，变成了从容、简单、阳光，使得英国男士形象在60、70年代风靡全球。

第四是品位，肖恩饰演的007每一件衣饰和装备，都不是刻意追求新潮，而是从传统中撷取典雅和简单。西装、领带、皮鞋、******、复古版的跑车，一切都典雅不可复制。主流男性骨子里天生就有对传统的尊重这一天性，这也是肖恩在外形装扮上赢得男性佩服的原因之一。

出生于香港的周平山受的是典型的英国式教育，佩服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是最自然不过的了。(2007.05)

周平山，人如其名，平和，谦逊，冷不丁冒出的一句玩笑透出特有的港人幽默。

自2003年出任上海罗氏制药公司总经理以来，周平山掌管的这个坐落在张江的知名跨国药企似乎不动声色地完成了一个漂亮的转型。根据最新的年报，罗氏2006年在华交出了一份达25亿元人民币销售额（包括香港）的成绩单，同比增长30%，是2003年业绩的一倍，原本4年翻一番的目标提前一年完成。至此，罗氏在中国已完全定位医药创新研发市场，重点专注在肿瘤、肝炎和器官移植领域。

然而无论是谈及个人的功绩还是在罗氏这场全球战略转移中所扮演的角色，周平山自始自终都是那么的轻描淡写：“我只是一个小土豆。所有的成绩归功于公司出色的产品，出色的人才。”

从一名普通的销售代表到如今上海罗氏制药的第一把手，周平山31年的医药从业经历鲜活地代表了千万名港人的奋斗史。其两岸三地频繁的穿梭来往更是见证了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寻梦加州

1952年，周平山出生于香港。父亲周左泉在日本学成归来成为一名牙医，先后在广州重庆和香港经营牙医馆，生活殷实。五六岁时，周平山迷上了看国语电影，当时的国语片没有字幕，年幼周平山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做梦。

16岁那年，父亲不幸辞世。60年代的香港经济低迷，时局混乱。少年周平山深深意识到，悲欢离合，人生变幻无常，一个人需要在乱世中寻求自己的理想去生存。此时的他跟那个年代深受欧西文化影响的香港年轻人一样热衷于甲克虫，BEE GEES等美国流行音乐。想去西方国家看一看的梦想在周平山的心中一天一天壮大。

到美国去！在家人的帮助下，1969年，怀揣妈妈买的一张单程机票和为他存了许久的1000美元，周平山“嗖”地来到了充满阳光以及全球精英汇聚的加州。

周平山选择了大学，开始了他的梦想。整个大学时代，周平山是这样度过的，在餐厅打工赚钱交学费，广交白人朋友练英语。在加州Fresno大学读了三年的化学后，周平山转到美国东岸新泽西州的 Rutgers 州立大学学习药学。“因为读药似乎更好找工作。”但即便毕业后，周仍然没有从事研究工作，而是选择返港。1977年，在月薪3000元港币的药剂师和1000的医药代表之间，周选择了后者。

人的命运难说，事后回想，一个小动作，往往决定了一生的走向。周平山骨子里并不是一个逐利的商人或醉心于知识研究的学者。懂生活，爱冒险，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天性让周在推销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不到两年，周平山有机会到了台湾。那时在台湾几乎所有的外资药厂都大笔盈利，为了推销药品，有的外企还给推销人员配备摩托车，待遇相当不错。台湾当局当时把药厂分成三级，并对维生素、营养剂和镇静剂的进口实行管制，另一方面加快引进外资的步伐。此后田边、辉瑞、施贵宝等世界知名药厂陆续进入台湾，药品大战由此展开。周平山在陶氏化工的西药部一个人分管内地、香港、台湾的销售。家人也辗转三地长达9年。

周平山跟台湾似乎特别有缘。1991年在葛兰素史克的第一份工作被派去台湾；6年后加盟罗氏仍然负责台湾的销售。

“专注”罗氏的日子

“没错，现在我来到上海。”

周平山在内地真正的职业生涯在三年前开始。而近十年中，一场全球“运动”悄然在罗氏展开。

罗氏从化工业起家，曾被誉为“维生素之王”而垄断全球维生素市场多年。1990年代，罗氏陆续收购控股Genentech，差异化产品便源源不断地补充罗氏的研发线。2001年，收购控股50.1%中外制药股份。2003年，剥离化工与维生素业务，2004年，剥离药品分销业务、消费品与OTC业务。在这场运动中，罗氏表现得异常完美与干脆利落。当年不经意中控股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的罗氏，没想到一本万利。最终，罗氏抛弃了化工、维生素与OTC等老本行，完全定位于医药高端市场，专注于生物制药和抗肿瘤药。而Genentech公司就是它实现这个战略的重要后盾。

在这场全球战略大转移中，上海罗氏紧紧跟随着总部的步伐。2002年12月，在担任罗氏台湾总经理6年以后，罗氏总部问周平山去不去上海？周的回答只有两个字：“Why not?”

谈到罗氏在中国的业务，周平山用的最多的字眼就是“专注”。罗氏那些中国医生耳熟能详的产品以及未来的新产品，让他信心十足。如在肿瘤领域，罗氏拥有包括赫赛汀等五个被证明为不同的主要肿瘤适应症提供生存优势的产品。目前，肿瘤用药占罗氏中国销售收入的24%，而2003年这一数字仅为12%。与此同时，罗氏2006年报显示肿瘤产品占罗氏全球销售额的46%之多，加上很多肿瘤产品具有扩大抗癌谱的潜力，可以初步判断罗氏肿瘤产品在中国仍有着巨大的上升空间。

谈到上海罗氏的人才、团队，周平山赞叹不已。仿佛他在公司的角色可有可无。“没有公司哪里有我？”尽管如此，2006年10月，周平山被上海市政府授予了“白玉兰荣誉奖”。该奖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表彰对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外籍友人而设立的奖项。儿子用“中状元”三个字来形容他的老爸获此殊荣。此时，周平山已居家迁往上海。这座城市朝气蓬勃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像磁石一般吸引了他。“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1978年，周平山第一次来中国内地出差。30年间，周平山看到了两岸三地的变化。“我出生于香港，我深爱我的祖国。”

 对话：

问：您觉得您是一个怎样的企业家？您的管理风格如何？

周平山：管理还是回到人，最终要管理人的心。首先你要尊重对方，才有机会去沟通。我决不会因为自己职位高就会怎么样，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同事跟我都是一样。跟人相处是很好的，我每天几乎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人身上，沟通，鼓励，员工有什么困难需要我解决。

问：您的日常工作是怎么样的？

周平山：很多大的方向我要把握，要不停地跟不同部门的同事沟通。总部需要很多信息，比如总部大的方向有没有很好去执行，看起来很轻松，但很多压力你看不到。

问：那么您晚上有睡不着的时候么？

周平山：我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我会尽量放松自己，不想那么多。因为有些事情你可以解决，有些事情你不可能马上解决。Focus 在你能影响的事情上面，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行的就要ask for help,请教总部，请教同事，把事情办好。

问：家庭和事业如何平衡呢？

周平山：年轻时做销售，整个亚太地区地跑。但我坚持家人和孩子一定要在身边。我希望能够做到平衡。(2007.05)